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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皆有职业，无游手好闲的人。宁夏遍地种烟，回教吸烟者万人中难有一人，这都是事实，我们不能不佩服。
护军使衙门建筑很堂皇，里面的布置设备也富丽阔绰。城内有一条街，也全是马云亭的房产。回教人民，彼全皆以“老表”相呼，但似此众贫我富的现象，不免使人觉得碍眼。后来马仲英率部到宁夏，愤而将其使署及房产全部放火烧毁了。
这时有清室端王住此，这人就是主张练义和团事者。义和团失败后他被充军至新疆，民国成立，仍不能回北平，即寄寓于此。这回我曾和他见面，已经很是衰弱了。
宁夏地方富庶，原野多稻田，东南方面出碱，稍远处尚产盐，都是大青盐。宝藏无穷，只因交通不便，人民资本又太小，所以业务不发达。若政府能帮助人民，大规模地从事开采，运销全国，必可抵制外国碱而有余。此地又产“枸杞”，曾见北平、保定一带所产者，不过尺把高，粗只一指，这里的树却高达一二丈，小的亦有五六尺。此物行销西南各省，视为贵重的补品。西南一山之隔，为阿拉善旗。我特划为县治，希望能够在地方上筑民渠，以兴水利。若能像高善哲先生一样地认真办理，则蒙古平原，将有数万顷肥田出现，即不能成为农区，亦可成为牧区。那时西北荒原必大大改观。
我在宁夏约住二十多天，十二月二十日早晨，即向平凉出发。在路上，汽油用完了，无处购买，后来设法买了一桶煤油，勉强对付，竟也支持了半天，唯烟太大。煤油能代汽油，这是第一次尝试。过宁安堡不远，汽车忽又坏了，我留下几个人看着修理汽车，自己换了一辆车赶路。后来知道那车损坏的原因，是因为夜间没把水箱里的水放出，那时雪夜寒天，水箱即被冻炸裂。用人真不是容易的事，这回一是坐车者不懂道理，二是开者没有责任心，不然哪会有这等乱子？
越过固原，这是陕、甘、蒙、回交壤的重镇，清代设提督于此。民国九年地震，猛烈震动达五分钟之久，全城成为一片瓦砾，死伤至多。这回我所看见的固原城，还是到处断壁残垣，满目荒凉。我住在城西小客店中，同本地回回父老，谈了些从前左宗棠来此平回乱一些的事，大家还是很带情感。
从宁夏到平凉，一路深沟绝壑，险势天成。马路为张兆甲等所筑，工程过于草率，高高低低很是难行，只算比没有强些。我沿途且走且修路，汽车行驶还得十分留心，否则必出危险。这一次曹浩森（日本陆大毕业，为国民军参谋及参谋长多年）他们坐的一辆车，便因车夫不慎，以致翻车，跌到二三丈深一个山沟中。曹先生受伤最重，在平凉医院住了很久，才慢慢痊愈。
那时大雪之后，途中积雪已被扫除，但远山近野，仍是一片耀目的银白世界。汽车在积雪满枝、槎枒夹道的柳树中迎风疾驰，饶有一种意趣。那些柳树，都是昔年左宗棠在此地主持着栽种的，可惜现在无人保护，被居民砍作烧柴，沿途所见的，已经零落稀疏，行列不复整齐了。过了好长一条深山狭谷的险道，平凉便豁然在目。时冯治安部驻此，安树德（孙良诚部旅长）为此间镇守使，邓鉴三为道尹，他们都出城相迎。进城之后，住张兆甲宅，高楼大厦俨如皇宫。一镇守使，竟如此阔绰。坐定，冯治安和安树德等来报告当地军事政治各方面情形，知道有一军械库在此，便对他们说：
“你们回去，把库里的枪械细细点查。凡能够用的，另外开一个清单拿来我看。”
他们走了不大会儿工夫，忽然听得城里西北角上“轰通”一声，仿佛暴雷似的，室中门窗玻璃都震碎，屋上的瓦也跳得多高，全城为之震动。我们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乱子。最初还以为是地震。我一面派人去查问原因，一面即和王铁老到门口探看究竟。一会儿一位外国牧师抱着头满脸流血，惊慌失色地跑了来，口里叫道：
“了不得！一定发生了战事啦！”
因为这天是圣诞节，他们正在做礼拜，忽然大响一声，一根木梁由屋顶打入礼拜堂里，把堂中打个乱七八糟，东西打坏不算，还有多人受伤。他们以为是我到了，战事又发动了。接着有许多父老，亦哭泣而来。其中有一商会会长，也是吓得口紫面乌，对我唉声叹气，问是不是发生了战事。我着实向他们安慰了一番。不久派去的人回来，据说是西北城角地洞里，原藏着大量火药，冯治安部有六个号兵，常在那一带练习吹号，看见那儿露出火药引线，有一小号兵玩火，不谨慎，竟把火药燃着，顿时爆发起来，造成这场不小的虚惊。话虽如此说，但我自己猜想，恐怕还是一个阴谋。因为张兆甲是平凉本地人，他这次被孙良诚打走，当有多少余党，残留在地方上，这事定是他们干的。不然何以恰在我来的时候爆发？何以如此之巧？假如我迟半个钟头进城，就正好碰着，这事完全是冯治安、安树德等疏于警戒所致。久战部队，往往容易如此大意。后来我和王铁老在街上往来散步数次，人民知道并无战事，方才放心。
平凉这一带，地处西北边陲，风气闭塞。人民对于革命的道理，还十分有隔膜，又加张兆甲等多年盘踞，在地方有根深蒂固的势力，其党羽多受吴佩孚委任，潜伏各地，人民难免不受其影响，因而兴风作浪，为革命阻力。我一到这里，即看重此点，用种种方法，从事于民众工作。除文字及口头宣传而外，又开了多次军民联欢会，由政治部编出许多新戏，都以帝国主义必须打倒，军阀势力必须铲除，民众力量最为伟大，革命主义终必胜利等等的道理为主题。内容通俗，形式简单，每次演出，都很受观众的欢迎。经此一番宣传，收得不少的功效，不但使人民对革命日渐了解，且使军民打成一片，互相帮助，亲热得如同一家人一般。自民元以来，此地即少受政治的波动，这一回总算把革命的浪潮灌注了些进来，留给人民一些难以消灭的印象。
在平凉接韩复榘从包头来的电报，报告张作霖调动军队，进扰我们后方，他留守包头，已经颇感威胁。我一面作必要布置，一面当即令其开拔。此时前前后后的部队，都在一种艰难的境遇之中，有的伤兵、病兵太多，无法处置；有的枪弹都缺，亟待补充；有的无衣无食，将濒绝境。要粮饷、要弹药的电报，如雪片一般飞来。每一封展开来，都使我神经感到紧张，心里感到苦痛。在我们前面，是一个每年百三十万元收入的穷陕西；在后面，是一个更为穷荒的甘肃。这种种难关，如何打破？搁在我肩上的重责，又如何担当？身处此境，不由我不心焦如火，眠食难安。一天我把文件批阅完毕，走到屋外练了一套柔术，手里拿着棍子，在廊檐下来回地转着，满口里唱着河南坠子，西皮、二簧和秦腔之类，藉以遣散积闷。小声儿唱了一两个钟头，觉得心头轻松了些。这时王铁老正在旁边坐着，对我说道：
“事情有办法了！”
我问何以知道。他说道：
“平日只见你整天的愁眉皱眼，批阅着文件电稿，个个人都向你要东西，要饷项，把你弄在夹板缝里过日子，没法儿处理。长此下去，心身都受不了，假若病了，怎么得了！今天看见你能这样开脱排遣，事情就有办法了。你应当每日行之，这是一件重要的工作。”
经铁老如此鼓励，我就天天在公余之暇，唱歌散步以资休息。如此精神方觉轻快，身体也少受损伤。一路来我们的生活极是简单，住宿是随遇而安，食则大锅菜：白菜、豆腐、粉条杂煮一起，名为“革命菜”。哪个吃，哪个自去盛一碗，无人照应。衣则随身一套，难得更换一次，以致弄得满身虱子，甚以为苦。
过往的部队到了平凉，我都一一点名，骡马、枪支以及弹药，亦都按单点验，应当改编补充的一一予以改编补充，使之整整齐齐。凡部队开上前方，都要经过此间。经过此间，都要如此办理。又每天举行朝会，各军军长以及各路总指挥，也都一样地排班点名，点到谁，谁就立正答“有”。每次开会，王铁老总是站在我旁边参观，看见此种精神，于是夸奖说：
“凭你的精神，张作霖、吴佩孚都打倒了。他们对于高级将领，是以赌博、妓女来联络；你却对他们点名，点到谁，谁就立正呼到，像对普通士兵一样。而他们也那样地严肃敬事，一丝不苟。拿这一点两两比较就可知道谁胜谁负了！”我答道：“我们现在八字还没见一撇儿，不要太说好了罢！我们实在还不够得很，我们还要多多地努力才行。”
此时每天朝会，都由我亲自讲一段三民主义；出操之前，又讲一段革命史，或是总理遗教。每天都是如此，从不间断。有一夜我梦见孙总理，他和我拉手，十分亲热和蔼。他告诉我说：
“唯有真正地爱护民众，方可实行三民主义；因为三民主义完全是为民众的。”
那时我和铁老同住一屋，同睡一个热炕，一路行军，都是如此。醒来之后，我就喊着铁老，把梦谈给他听。铁老说：“你的心一天到晚放在革命上头，到处都挂着总理遗像，到处都讲总理的遗教和主义。朝于斯，夕于斯，口而诵，心而唯，你一定会做这梦的。孔子常常梦见周公，也是这一样的道理。”
有一件事是最叫人伤心难过的，就是伤病的弟兄，长途行军来到平凉，有些人走不动，半途上搭便车。那时天气太冷，久坐不动，脚部都被冻得失了知觉，每到一个地方，找店投宿，就急得着火取暖。哪知脚部久冻，一触火气，立刻皮肉泛成乌紫，冻烂不可收拾。如此而冻断了脚，成为残废者，不下二三十人，这都是士兵缺乏卫生知识，官长又大意疏忽的缘故。我查悉这些情由，急着分派人员，拦前截后地去向各部队关照，令沿途注意此事，落店后，当先以冷布擦脚使暖，不可急于烤火。那些断脚的弟兄，遭此无妄之灾，真是可怜极了。
这时刘定五先生从西安到平凉来看我。刘为陕西省长，新旧学问都有根底，为人正直耿介。民国十二年国务院开会，以索饷事，他与财政部长大吵一场，前面已有记述，可见其为人之一斑。这回见面，和我详谈西安被围八月的经过情形。那时城中军事首脑为杨虎、李虎二人，杨、李都和他同住一处。八月光景，未尝稍离，每至形势危迫，处境艰困时候，刘即为他们讲讲《史记》和《纲鉴》，把些历史上的英雄义烈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以振杨、李之气，坚杨、李之心。又因被围太久，境状太难，弄到后来，军纪颇有懈怠的地方，亦赖刘先生极力向杨、李等申说民众必须爱护，父老必须敬重，军纪必须整饬的道理，使地方秩序得以维持。西安之围方解，杨、李极为颓丧，大有再也不当军人的意思。刘又再三劝勉，使之振作精神，继续为革命效力。西安被围八月，始终屹然不动，刘定五先生的功劳实在不可泯没。
平凉附近有一位县长名王子元，陕西三原县人，原籍山东，为人很有学问，做事踏踏实实，又能勤劳耐苦。那时大军源源过境，由宁夏至平凉一路，粮草最为艰难，唯独王县长办得整整齐齐，使过往的大军，得到莫大的便利。王县长并没有三头六臂，何以能够办得特别好？其故即在于他能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他的难处，人民都视如自己的难处。那时恰好大雪纷飞，粮草征集之后，运输方面更是困难，而王县长自己既能苦干实践，又得人民的切实帮助，难题终都迎刃而解。所以地方官若真能爱民亲民，什么事都好办，否则什么事也办不好。又平凉东北有名董子冈的地方，产粮最丰，相传其地一收，可供三年之用，普通地主之家，每家有屯粮达数千担者。粮都屯地窖中，因黄土极厚，非常干燥，故不湿不潮，不冷不热，可以久屯多年，不致败坏。那地方甚是宽大，地形也特殊之至，山沟往往阔达五、六、七、八里，人站两边，相呼可闻，然而下来一走，却是很远。这里粮食，每元可买三十斤，比别处便宜数倍，完全因为交通不便，故有这个现象。所以不收成灾，丰收亦成灾，有人提倡交通救国，恐怕不独此地为然。
一天，圣诞节，大雪不止。我有点感冒，正在房里坐着，忽然我的顾问乌斯马诺夫派他的翻译送来一只大鸟，说是刚才打猎回来，把这个送我，作为圣诞节的礼物。那鸟周身白羽毛，展开翅膀，长达数尺，平常不大见过，据说名为“地鹏”，问及本地人，谓即所谓天鹅地鹏之鹏。我觉得他不该如此做，就和翻译说：“我请他来当顾问的，不曾请他来打猎。这是一种珍贵的鸟，把它打死，如何对得起我们国家？他以一个外国人，未得地方当局允许，就擅自行猎，我们的法律也不能容许。”
于是我把邓道尹和县长请来，问其何以不管外国人在地方擅自行猎？请他们查出法令，去和乌斯马诺夫交涉，让他知道国有国法，军有军纪，不可随便玩忽的。乌斯马诺夫闻而十分惭愧，问怎样才是，我说：
“第一，得认错；第二，不得命令不能自由行动。我们是革命军队，此等处万万不可大意。”
许多朋友觉得我处置得太过分，使外国朋友失了面子。我说：
“这个不然。我们是革命军人，不能因为给人留面子，就连国法军纪也不要。我们不能独外，他犯了错，我自必有纠正他的责任，若不然，我何以对国家与人民？这是大关键，不可丝毫放松。”我如此一说，有些朋友就觉得很对。我们一路行军，缺乏一架无线电，和两湖方面的国民革命军难得通消息，极感不便。我把此事和乌斯马诺夫谈及，请他设法办一架，无论买或租或借都可。可是一直没有下文，不知道是没有办成抑是他根本没有去办，至今尚觉纳罕。我平时看见他发一次电报，总要经过四五次的翻译。我问其是何道理，他说国际无线电人人都可以收，必须经过多次手脚，才可以保守秘密。我看见他用豆字代莫斯科一词，又以狗字代豆字，又用树字代狗字，又以土字代树字，如此一译再译，别人接此电文，莫名其妙。这种机密办法，已成一专门学问，比之我们随便雇一录事或书记任之者，不可同日而语了。
我来到平凉，本想多住些日子，把后方部队彻底整理一番，而后再到西安去。因为此时于右任先生已在长安，一切事情都有他负责，我可以放心。谁知事有不然者，其时陕西在大乱之后，境况艰难，恢复秩序，真不容易。最成问题的，就是驻军很多，为了粮饷的问题，几个首脑闹着意见，亟待解决。第一，就是孙良诚对方振武不满，不许方军开向渭河以南，追击敌军，这前面已经述过；第二，就是刘汝明率部到了潼关，在地方上弄了点钱，给兵士办了些鞋袜之类，而孙良诚部出力最多，吃苦最大，却没得一点实惠，因而彼此之间，颇感不快；第三，各方军队急需粮秣，而陕西太穷，于右任先生无法应付。于先生和他们说：
“当没有解围的时候，你们的部队，饿得没法，跑到孤儿院里去借粮，最后只剩一袋了，全院的孤儿，向他们跪求，他们才没有把那一袋借走。现在陕西的人民，也已经穷得和只剩一袋粮食的孤儿相同了，你们给他留下这最后的一袋粮吧！”
军队方面听了这话，非常气愤，李虎就说：
“谁是孤儿？我们的官兵才是孤儿！我们现在正是为绝粮的孤儿设法，使他们不致饿死！我们一直以来，热血拼命，从不后人，现在不能不顾我们死活！”
他们争持不下，意见越闹越深，使得我再也不能在平凉停留下去。因此只好提早些赴西安，免得问题闹大。从平凉出发，取道泾川，沿途道路极坏，一边走着，一边修筑。到了泾川，看见人民捐献粮食，非常地踊跃。原因是这里得了一个大好丰年，也是因为交通不便，不能向外运销，故粮价出奇地便宜，麦价每元六十斤，白面每元五十斤，其他杂粮更是价贱。因此之故，兵站上收买征集粮食，便很容易。四乡人民运送的粮食，堆满了几座土房子，柴草也堆积如山。我和百姓谈话，他们都说：
“今天最重要的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事，我们出些粮食，不算什么。”
他们把粮食纷纷运到县政府里去，肩摩接踵、络绎不绝。中国的人民，真是可敬可佩，只要官吏军队真正为大众谋福利，他们实在是不惜牺牲一切以助之的。（也许因为这些粮食来得太容易，那天我去看屯粮的屋子，见麦子撒满地上，左右前后，随处都是，人们践踏，狼藉不堪。我看了十分难过，乃召集负责人员，大加申斥一顿。）
从泾川到长武，是我民国二年时候走过的路，一路走着，如逢旧友一般，处处都觉得熟悉，处处都值得察看。到了长武，已入陕境，闻附近有古碑，有人约我去看。我因当时无比闲情，不曾去看，失掉机会，引为可惜。听说其中有褚遂良等所书者。这时此间有一班随随便便的部队，一会儿说是二军，一会儿说是三军，今日向地方要钱，明日向地方要粮，为非作歹，人民苦之。我令童玉振负责解决之。童旅长费了很大的麻烦，才把他们遣散改编，办得很是完善妥当。大乱之时，敌人为害人民者往往有限，反倒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军队，更为可忧。
由长武至邠县途中，宿在一家小小的村店中。因为我们随从简单，人民都不相识，这一晚旅途劳顿，我和王铁老睡得很早。刚刚躺下就听到有人敲门，操着甘肃口音，连吵带骂。进入店中，立刻向店主大发威风，极是横蛮，使人家不知怎么办才好。我叫副官不要干涉他们，看他们究竟闹些什么出来。他们带着三匹马，自己闯入店中，那马拴在门口树上，就把树皮吃个干净。店中只有三间房，人已住得很挤，他们就和我同屋而住。他们渐已知道我是什么人，慢慢老实了起来。我找他们谈话，自称是二、三军的人，是为送信，经过此地。于是我对他们好言劝说起来，我说人民以血汗供养着我们，我们的责任就是保护人民，为人民谋幸福，谁要欺侮人民，我们就和谁拼命。我们为什么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就是因为他们苦害我们的人民的缘故。你们的父母兄弟姊妹是百姓，你们的亲戚、朋友、邻里也是百姓，你没有出来当兵的时候，也是百姓，我们怎么可以欺侮百姓呢？这样地和他们谈着，他们竟痛哭起来，由衷地表示了懊悔的意思。可见兵队都是好的，只因官长不负责任，使失教育，又加耳濡目染，养成恶劣习气，而不自知。只要把他们的良心加以揩拭，他们就立刻知所悔悟了。当日他们没有等到天明，就动身走了。
第二天到达邠州，这就是历史上所谓太王居邠之邠。历史写周太王在此，羌人前来侵凌，太王事之以币、帛、犬、马，百般委屈退让，都不得免。后来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他的土地，于是太王迁往歧山以避之。我觉得这是后人的附会。拿我的意思揣度，定是当时周太王势孤力弱，对羌人的侵略不能抵御，不得已被迫而走。后人为要替其所鼓吹的谦让的美德说教，乃故意将事实加以歪曲。所以尽信书不如无书，我们读书于此等处必不可失察。
在邠洲我住县政府中，就近查看班房和监狱，看见内情的黑暗，令人寒心。监狱在县府旁边，牢子不许犯人躺坐，在地上泼些水，使之结成厚冰，又故意把窗户堵死，使气不能流通，黑暗如活的地狱，入其中者无不即病。班房即在县衙内，其中的囚犯，青年、老人都有。问他们犯的何罪，有的是因为官府征车，而自己无车；有的因为官府要草，而自己没有草，因此被扣。牢房是一种装着木栅的狭笼子，每房一丈见方，最多只容得二十个人，却囚着六十多个人互相挤着。人群中放一个大尿缸，大小便都在其中行之，桶中尿锈厚及数寸，臭气熏天，令人窒息。据一位曾坐过班房的告诉我，每至犯人无法受得了，若偷着就木隙门呼吸一口新鲜空气，牢子即以鞭对木栅狠打，骂着说：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老子们在这里吃啥？你发什么糊涂，还要呼吸新鲜空气！”
犯人明白其意，有钱的给以十元钱，说：“你辛苦，这个请你吃茶。”牢子放开笑脸说：“你的好意思，我不能不受。”于是放他到外面来，那里桌上摆着茶碗和花生盘。犯人刚刚坐下，就听见嚷着说：“巡房！查班！”于是又急急地被拉入笼中。查班的走近看见，又是对着笼子一阵鞭子抽打，大骂一顿。牢子就和这犯人说：“只有我的不行，还得有他的一份。”于是再拿出十元。这些都是配好的一套。想呼一口新鲜空气，竟如此之难。我看见这种情形，心里痛如椎刺。我以为牢子们所以敢于如此，完全因为县官不去查看，并明明知道，而心照不宣。我把这位代理县长找来，问他何以掩耳盗铃，不加改革。他说积重难返，一时没有办法改革。我就把为我预备的县府中的几间上房让出，请那些犯人去住。同时请那个县长和我同去打扫牢房。我和他亲自把那几个缸抬出，叫他嗅嗅那臭味，问他如此凌虐人民，良心觉得惭愧否，并令趁早切实铲除积弊，不得再有怙恶不悛的事情。
这种暗无天日的情形，不只邠州一地如此。我连着经过长武、永寿等数县，都是大同小异。有更可恶的一种，便是一个平白无辜的百姓，可以被衙役瞒着县长，任意拘押起来，从而加以讹诈，这是整个的吏治问题，原非临时整顿所可了事的。但身为县长苟能正直不欺，胜任尽责，则亦必能弊绝风清，收到局部改革之功。
邠州以东有一个县份，县中设立县党部，负责人员从长安派去，都是些十七八岁的青年，空有热情，不明事理，对于革命主义，只是一知半解，而无切实具体的认识。他们以为革命一起，人民对于国家就可以解脱所有应尽的义务，不必再负什么责任。于是他们一到地方，就向人民宣传，叫人民不完粮、不纳税。有军队过境，要粮草，要车马，他们又向百姓宣传，反对摊派差役，反对征发军用物品。自以为如此才是为劳苦大众谋幸福。弄得过境军队吃喝无着，苦痛万状，于是酿成军队和党部两方面的冲突。结果那些党部青年，被驻在当地的二、三军大打一顿，被逐出境。我到邠州后，因为我是西北党部代表，他们两方都来我处告状，互相以反革命的罪名相骂。我以为军队擅自殴辱党员，固然不好，但因为那种幼稚错误的宣传，致陷军队于不利的现象，党员们亦不能辞其咎。当时党员中有年长老成者，约我前去讲话。我到那里召开一个规模很大的军民大会，向民众发问道：“军阀祸国殃民，应该不应该打倒？”答道：“应该打倒！”“帝国主义者侵略我们，压迫我们，使我们民族国家不能翻身，不能抬头，应该打倒吗？”“应该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必须打倒，究竟谁去打呢？”答：“主要还靠军队。”“军队没饭吃没衣穿，没有粮草马匹，可以打仗吗？”答道：“不能。”于是我说：“只靠军队，是无法完成革命工作的。必须人民与之合作协助，才可以完成，才可以成功。”这样的问答数次，又经详细地讲解，大家才恍然大悟似的明白了过来。那天到会的人很是踊跃，我站在一个戏台上大声讲话，把嗓子都说哑了。末后我问一个老人，我说的这番道理，究竟对是不对，比你们以往听的那番道理如何？他笑着回答道：“他们说的那个痛快。粮也不出、草也不出，也就不用革命了！”说得大家都笑起来。当时会场空气，极是融洽，事后军民之间的隔阂打破了，党与军之间的意见也化除了，一场风波，才算平息。我知道像这样的纠纷别地也同样存在，所以特意编出数十个问答，说明军民合作的必要，送请政治部采用，广为印发，俾使党政军民之间，不致再有冲突。因为这问答小册，体裁通俗，说理明白浅显，故颇收功效。
和上述一事类似的，还有一件党政冲突的事。一天我接到刘郁芬呈请辞职的电报。我不明白什么原因，觉得奇怪，问他有何困难，何不说个明白。原来甘肃省党部负责人为宣侠父和延国符二位。他俩办有一个报纸，对政军各方首脑，滥加诋毁。五原誓师之后，大家多已正式入党，而他们还是皂白不分地谩骂。已经入党者，他们骂为投机分子；那些没有入党者，则骂为官僚军阀或反动分子。无论写文讲演，一律持这样的论调。刘郁芬每出席会议讲话，他俩总要起立辩驳谩骂，简直使刘无法自处。刘自己把他们的言论寄给我看，别人也纷电陈述他们的言行，指责为什么不把力量对付敌方，偏要在自己阵内捣乱？省党部负责人，岂可如此幼稚，如此荒唐！于是我即以西北党代表的资格，把延君（宣君已认过）自兰州押解了来，数日后才释放。其实两个人都是聪明有为的脚角，只是对于政治无具体认识，缺乏实际的磨炼，故不能顾大体、明大义，循走正确的道路。我想两位今日回想到当年的作为，自己亦必哑然失笑。
由邠洲过来，到永寿县，经过一个大深沟，看见水源充足，而周围全是荒土。若能把那水流稍加变动，即可使附近荒土都成肥田。然而官吏不重民生，人民自己无水利知识，无兴办水利的能力，以致水源白白流出，大好土地亦都废弃无用了。我一路和王铁老谈论兴办水利的事，以为水利一事关系西北民命。第一得有钱，第二得有人，第三得有安定时间，少一件亦不易为力。谈着心里又是难过，又是兴奋。前行到了乾州，也和在邠州一样，参观班房和监狱。县中有一所模范监狱，表面上办得很是不坏，颇有一种崭新的气象。我在此停住数日，二军、三军都派有代表来，邓宝珊先生亦来，我一一接见谈话。问问他们的困苦，说说三民主义，又把如何整顿军纪，又如何爱护人民以及过去失败原因，今后使命的完成等等问题，切实加以讨论。连天聚晤，都是以这类迫切问题为谈话中心。
时杨虎和于右任先生等连电催促，我们即动身赴西安。车过咸阳，田玉洁和麻老九等二、三军朋友来接。其时他们仍受吴佩孚、刘镇华的愚弄，没有完全断绝关系，我和他们谈话，处处予以暗示，希望他们知所改变，不要入于歧途。过渭河不远，于右任先生和许多朋友前来欢迎。其中有各界民众团体的代表，排着行列，极是整齐严肃，我一一握手，在街外坐着谈了一会儿，当即开车进了阔别多年的长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