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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二军自在天津战败，大部退到洛阳一带。收编他方部队太多太滥，其中有吴佩孚的残部，因被吴收买回去，此时突然叛变，以致不可收拾。又因本无训练，纪律废弛，地方受其骚动，百姓都对之衔恨，惹得当地红枪会四起，加以攻击（此亦吴所买弄）。如此一来，遍地都是敌人，处境极为狼狈。当西退之时，某方截袭其后，岳维峻被俘至太原，二军至此只余李虎一部，其余或溃散，或被消灭，已无存者。李乃进兵西安，收拾残部，和三军杨虎等部结合，谋共同抵御敌军的围攻。李、杨等进据西安后，刘某奉吴佩孚之命进潼关夹攻，其械弹给养皆某方供给，故实力颇为雄厚。此时井岳秀等驻榆林，坐观成败；田玉洁、党玉昆，则各占据二城或三城，只管鱼肉百姓，吃喝玩乐；吴新田亦听吴佩孚之命，以汉中为其根据地，整天抽大烟。他的部队原是张敬尧的旧部，纪律败坏，此时无人约束，益发无所不为。这就是陕西地方上一般状况。李、杨等部在西安被刘等四万余敌兵围攻，内少粮秣，外无救兵，只在危城中艰苦撑持，到我们五原誓师的时候，他们已被围了八个月之久。西安城中军民吃食无着，饿毙者狼藉遍市巷，实在已到了“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的绝境。我在五原听到那种令人不忍卒闻的惨状，每日所收求援的电文，宛如雪片一般。所以我决定取道甘肃，分为十路，进援陕西，以解西安之围。
我在五原等部队派遣完毕，准备了一个大概，亦即出发。途中和王铁老同坐一辆汽车，循着汽车道向宁夏进发。我们第一天住在临河，第二天到磴口，因为汽车损坏，在磴口逗留一天，第四天到达平罗，第五天即安抵宁夏。这一条包宁汽车路，完全是石友三督率部队修筑而成，工程颇为浩大。石友三为旅长时，很能吃苦耐劳，也颇有血性志气。孰知不到十年，他为环境所移，闹了一大堆的姨太太，染上了许多恶习，并且有一个时期竟与日本人也有勾结。这种变迁，谁也预料不到。三四年前，他不断地写信给我。我每次回信都和他说，你若能翻然悔悟，努力抗日，就是个有志的男儿，否则，别的话你都不必说，你我从此断绝往来。我对于他的这些劝勉鼓励，不知究生多少效力。
从五原到临河，沿途的土地很是肥美，适于种植。古时在西北屯田，多在这一带地方。可惜现在人烟稀少，已成一片荒原。人们一直不重垦殖，以致大好田原，白白地荒废了。王英的父亲，是这里一带唯一的一个努力垦荒的人，他的事迹前章已经叙及。他原籍河北大名府，十八岁出来，身边没有一文钱，只穿着一件遮身的小褂来到这远远的河套。几年的工夫，他开辟了几千顷地，掘筑了几十道河渠，使荒原变成膏腴之地。到他中年的时候，已成为冠绝河套的唯一富翁了。他的身材高大，活到八十多岁。这样的人若生在外国，当早已成为誉满世界的大人物，报章为之颂扬，文士给他作传，一定轰动得妇孺皆知了。可惜他生在中国，一生了不得的事业，竟被淹没无闻。
沿途和王铁老同坐一车，铁老为我讲历史，谈古事，往往微言大义，使我生无穷趣味，得许多教益。当时他所讲的故事，我至今没有忘记。有一个是说燕国使者到楚国送文书，楚相当夜起稿作复。侍者在旁边捧着蜡烛相照，因为蜡烛太低，楚相觉得不便，但也不愿开口，就随手书“高举烛”三字于纸条，以示侍者。文稿既经草成，这个纸条无意中夹了进去，封入文书中。燕国使者携文书回国，燕王打开来看见这个纸条，不懂什么意思。那时燕是弱国，楚则强大，以为楚国来此三字，必有用意，不可漠视，故立刻集合群臣，细加研究。大家研商的结果，都认为是燕国吏治太黑暗，内政不修明，楚国不便直说，故写此三字以示讽喻。“烛高火明”，显然是规劝我们扫除黑暗的意思。我们应当接受其善意，力图整刷才是。于是大家详议所以改革之道。有的说，我们只会空说，而不实做，有好办法好规章而不能实行，这是大弊病，应当改革；有的说，我们只知自私自利，而不能天下为公，不能切切实实地为人民谋利益，这是大病，应当设法改革；有的说，我们不能发扬学术，发扬文化，这也应当改善；有的说，我们苛捐杂税太多；有的说，我们没有注重武备；有的说，我们在上者过于奢逸；有的说，我们不能选贤用能；有的说，我们不知发展农业。把弊病一一揭举出来，分门别类，分配专责，定出办法与计划，下令切实施行。三年后，燕国乃大治。至此燕国向楚国道谢其厚意，送大批金帛财宝前往。楚相不明白其故，暗使人去问燕使。燕使说出“高举烛”的字条，楚相方忆及旧事。楚王至为兴感，谓人曰，这是一件无意的小事，然以燕国谦卑，有从善之心，有革新之志，故以此而大治。若夫骄傲之国，怙恶不悛，讳疾忌医，岂克臻此！这真是一个富有教训的故事。在庐山时我曾和蒋先生谈过，蒋先生亦非常高兴。铁老又谈他为四川灌县知事的一段旧事。他有一次往谒藩台，一等三四个钟头，总不传见。那时拜见上官，例须在号房纳银八两，名为“规矩”，否则不予传达。铁老此次纳了“规矩”，仍不传见，就去质问门房。门房道：“你纳的规矩只有一份，还有叔太爷、婶太太二份没有纳，故不接见。”铁老怀怒起来，说道：“我是个翰林，跑来做知县。我是个冤枉官，我不纳这些外钱。”门房道：“你不纳，就见不着我们藩台”。铁老说：“见不着，我不见就是了。”这时叔老爷出来，气势汹汹问为何不纳，说这是规矩，不可打破。铁老一定不纳。于是即下争吵起来。正吵着，里面即高声传见，叔老爷避去。铁老自以为得计，哪知见了藩台，说了三句话，藩台即举茶杯，下人高呼送客。八两银子，只换了藩台三句话。原来所纳银两少，则藩台见面说话也少，此亦成“规矩”。满清吏治黑暗一至于此！真是令人惊诧。一路上铁老所谈大多此类。这里不一一记述。
到临河，看到萧振瀛筑的新城，工程不坏，城内一切设施，亦颇有可观，想见他很吃了一番辛苦。我想知道一点百姓对于他的批评，问了几个本地人，因为他们早已知道我是谁了，所以无论如何，也没得到他们的真实意见。这时因为缺乏粮秣，兵站长正在这里请求人民帮助，设法张罗。
第二天从临河出发，后面追来一辆汽车，报告我一个连长强迫百姓换马，因而被他的旅长枪决之事。要换一匹马，看起来似非什么大罪，可是军纪必须严明，骚扰百姓的事情尤不可有。我们是新败未久，正在努力整顿，肩上担着艰巨神圣的使命，更要严格地维持纪律，方不致陨越。
沿路所过的地方都是黄色的砂土，无论是山坡或是平地，看不见一块树木，看不见一块青色的草地，实在贫苦得很。途过三圣宫地方，看见那儿的情形也和皮斯堡陇相似，纯为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寨子的范围很大，寨门以内两行大树矗立，建筑都很坚固，墙外湖水，四周都是树木，青葱蓊郁，在此穷荒之境，益发显得如同另一个世界。寨中街道整齐清洁，房屋很为适用，约有百十户人家，并设有学校。沿途像这样的寨子，颇有几个。附近人民的一切事情，都操在外国人之手，此间外国人皆比、意国籍。见到一位五十多岁的外籍女子，据她自己告我，是十八岁来此地，至今三十多年了。我说：“你真是勇毅，有志气。”她答道：“我们外国女子不像你们中国女子，也不像你们中国男子……”我问她的话什么意思。她说：“我们都读书，都信奉天主，有爱心；又都有强壮的身体和两只天足。因此我们不怕路远，不怕危险，不怕困苦，哪里都好去。你们中国女子，不读书，缠小脚，更不知爱国家爱世人，照传统礼教永远不能离家一步；就是男子，也都老死于家乡，即有远志的，禁不起家属一番劝阻，妻子牵衣一顿哭泣，也就大志全消了。冯先生，您说是不是啊？这是不是中国的实在情形啊？”她同我谈了许多话，我都一一记下，使我感到刀子剜心一般的激动与难过。临行的时候，郑重致谢她同我说的这些好话。这些边疆地方，无论如何是我国本土，我们以其僻远穷荒而弃之，然而外国的女子却来了，开辟得如此整洁美丽。我是一个中国人，如何能不感觉惭愧呢？
离磴口不远，有一道流砂。所谓流砂，须加说明：比如在北面有一砂堆，经风吹送，一会儿工夫，这堆砂就慢慢移到了南面。这些砂堆，移动不定，故名流砂。汽车在这种砂地上行走，或以木板凿孔，一段段钩连，铺于地上；或以毡毯垫地，否则即深陷于砂中，无法开行。我们汽车行过这道砂地，极是困难，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慢慢移了过去。到达磴口，已是下午六点。
磴口位于黄河之边，原属阿拉善旗管辖。居民不过数十户，一半是蒙古人，一半信奉回教，汉人也占相当数目，汉回蒙三族杂居，地方十分穷苦。我因要对人民讲话，车子也须修理，在此停留了一天。在街上对民众讲演三民主义，又和蒙人及回民作长时间的闲话，访问本地的风俗人情及其疾苦，彼此之间，都很欢喜。我于此地划设县治，令吴某任县长。吴为人聪明干练，曾为工兵营长，因此地太苦，非有能力者不能办事，故调此职（但后来任巩县兵工厂总办即渐渐学坏）。此间原来所派之兵站人员为一初级官，既无成绩，又得罪了本地人民。此时特换派一中级官任其事，阅历知识较高，办理得好多了。这时黄河已将结冰，天气越发寒冷，我怕后到的部队会遇困难，对于兵站的情事，又特别计划了一番。这一路负兵站总责的是闻承烈（曾为左路备补军头目，排长，随我为兵站总监最久。后来曾任济南市长）。他们为办兵站的老手，可是那时一文不名，这种巧妇也无能为力的无米之炊，的确也难为了他。
磴口以西，出产一种肉苁蓉，销运广东南洋一带，年达十几万元；其根生砂土中，茎粗一寸，高八寸，随处皆是。别处没有见过。后查本草，方知此物性热力大，为至佳之补品。这儿还产一种甘草，粗的约可一寸，味甘性热，产量亦丰。中国地大物博，真是随地都是宝物。我越想到国家政治的腐败，越是难过；越看见地方物产的丰富，越是鼓起了革命的勇气。
从磴口出发，道路崎岖，行走越发困难。我想到前前后后，这么多的士兵，身上寒冻，腹内不饱，在这么冷的天气里，跋涉如此艰苦的道路，夜间没有屋子住，都在野地露营，心里不禁时刻悬念。是日下午三点钟，才到了石嘴子。其地为宁夏门户，很是险要。出产丰富，尤以煤为大宗。有绅士郑梅峰，拥有煤井数座，为当地一大富户，约我们到他家休息、进餐。他家房子宽大畅朗，样式也很讲究。他除了煤矿而外，还有很多的盐池和碱池。那天晚上，他款待我们吃饭，办了双鱼、双肉、双鸡、双鸭的酒席，这一桌丰盛的菜肴，一定破费了不少的钱，使我吃着很不过意。据说，这位郑先生颇受地方人士的爱戴，办了许多公益事宜，乐善不倦，绝非那种为富不仁之流可比，所以很可佩服。我以为内地财富是无限的，像石嘴子这种地方，看去极其贫苦，但只要肯干，也可致富若此。我们必须注意开发土地之财，否则真是对不起祖宗。
我曾在石嘴子周围察看了一番。我设想后面留驻绥远的部队开完，敌军很有跟踪向我们追击的可能，若果然如此，则这一带地方便有构筑阵地，以资拒守的价值。因此便在附近详加踏看，哪儿当为防御阵地，哪里应作攻击阵地，都大致规定了一下，以为日后不虞之备。
过了石嘴子，就入平罗县境。这儿与石嘴子以东的情况便显出大不相同。人烟稠密多了，气候和暖多了，地方有一种生气勃勃的兴盛气象，不再是那种荒凉贫瘠的样子。两地相离虽并不远，可是竟形成两个世界。
平罗地势也很险要，可称宁夏北部的门户。时县长名王者宾，他兄弟王者林与我是朋友。从前我在二十镇，驻新民府的时候，他为驻吉林二十二镇炮兵营军需长，后来因为赌博亏累，开小差跑了。民元时候又投我处做事，后来有人保荐，就任此间知县之职。事先他知道我要来，特意坐着骡车跑出很远的地方迎接。相见之后，我问问地方上的情形和民间的疾苦，他都一一详述。一路行来地方太贫，食粮最是困难。到了平罗，看见地方富足，一切都有办法了。谈了一会儿，我便先走，一路找本地百姓们谈谈话，不多一会儿工夫，就进了城，一直到他县衙里歇脚。看见上房里住有女眷，我当是他的太太，便请见见王大嫂。不料有人拦阻我，告诉我，那是他新娶的姨太太，他太太不在此地。我又知道县衙中管事者是他新太太的父亲，种种办法，都叫人不能放心。于是各处打听，结果查出他的许多劣迹，单就征集马草一项而言，即有许多弊病。他亦不能自圆其说。这样艰苦紧张的时期，他又到任不久，竟不知洁身自爱，勤奋办事，反而肆无忌惮地干起这一套来，实在不能逭恕。他从前曾为了一个案件连累他的弟弟几乎抄家，现在不知悛悔。我和他虽是老朋友，亦觉得无法袒护，故将他撤差，以示惩戒。
次日上午十一点钟离开平罗，下午三点便抵达宁夏。到宁夏的这天晚上，就接着刘郁芬转来孙良诚的告捷电，说我军于二十七日早四点解了长安之围，刘镇华已经率部逃出潼关了。接到了这个消息，大家都觉得非常痛快。我为军事的胜利喜，亦为被困八月之久的长安百姓及二、三军庆。这回胜利，关系于国民军北伐者至为重大，比如下棋，得此一着，全局都有了办法。当即分别电告中央，及其他各路军。在这里，我要将此次军事情形，略述一下。
长安解围的先着，是平定甘肃，甘肃不能平定，即不能解西安之围，亦不能出潼关。故当先说甘肃的胜利。
刘郁芬以师长兼任甘肃督军，孙良诚和张维玺同在他这一师中为旅长，薛子良为省长。刘是个厚厚道道的人，政治恃薛子良，军事则恃孙、张为之辅助。那时盘踞甘肃的队伍极杂，大家各拥一部分实力，或受张作霖的唆使，或受吴佩孚的委任，都虎视眈眈，集中视线，注意着刘郁芬。他们有的主张静观时变，随风转舵；有的主张积极动作，攫取地盘。态度虽有缓急的不同，但哪一个也没忘掉抓住时机，扩充个人的势力。其中受吴佩孚愚弄最甚者，当数张兆甲和孔繁锦，其次还有吴新田。他们都受吴佩孚的委任。张兆甲据陇东，吴佩孚委他为甘肃督军；孔繁锦据陇南，吴佩孚委他为省长。所以他俩态度最为积极，急要下手。到后来孔把陇南的防地让给了吴新田，与张兆甲集合力量一致动作，一个从陇东来，一个从陇南来，以兰州为目标，向刘郁芬猛烈进攻。
时我方早有准备，兰州附近的阵地构筑得相当坚固，埋设地雷，安置铁丝网，一切设备，都按照新式战术构成。孙良诚勇敢善战，张维玺足智多谋，两人都具有一种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的精神，没有一处不亲自察看，妥为防备；又加上一团团长赵席聘富有实际经验，长于筑垒与埋设地雷，此回亦大得其力。由于工事的坚固，官兵又能上下一心，奋勇抵抗，张兆甲和孔繁锦猛攻多次，又加几次夜袭，均未得逞。张、孔急切不能得手，而损失太大，只有分途退却。张退平凉，孔退天水，暂时都防守不进。于是孙良诚向陇南追击，张维玺向陇东追击，没费多大气力，即将张、孔解决。孙良诚的性情是务彻底，不妥协，他把张兆甲的部队歼灭的歼灭，遣散的遣散，脚踏实地，毫不将就。张维玺的性情比较柔和一点，一战把孔繁锦击溃，将其部队稍微整理，全部改编。
当兰州危急的时候，受刘郁芬直辖的尚有驻宁夏的丁镇国一旅。丁为回教朋友，其时见南口失败，兰州受敌，因而徘徊观望，心怀叵测。孙良诚调令其来援，他迟迟不肯受命，而忘记他是国民军起来的。他的部属受本军教育至深，不受其愚。于是孙良诚致电丁旅各团，令不管其旅长如何，只顾自由行动。电到，有陈新民等团即弃其旅长，进兵往援兰州。张兆甲、孔繁锦之败溃，颇得其力。这一下使丁镇国白费心计，至今无颜见国民军朋友。
却说孙良诚攻下平凉，我即令其进兵入陕，以解长安之围。他接奉命令，便率领部队，向咸阳方面推进。这时刘镇华的司令部设在临潼，长安被他部队四五万围得水泄不通，一个侦探也进不去，城内的人也出不来。这时田玉洁驻三原、泾阳一带，先受吴佩孚的委任，后又受了刘镇华的委任。党拐子驻在凤翔，也暗受吴、刘两人的收买。但在行动方面，他们是只为实际利害打算的，利之所在，什么事情也愿干；否则，谁的命令也不听。所以他们只在一旁，袖手作壁上观而已，真心实意谋救西安友军的，其时仅有邓宝珊一部。邓为人虽慷慨好义，但人单势孤，力量不够，故奋斗多时，亦空有解围之心，并未收解围的实效。
孙良诚率部到达咸阳，便布置一切，向长安围城军猛烈进击。左攻右攻，苦战约有一月，牺牲甚大，并没有获得显著的进展。其所以不能得手，最重要的原因是：第一，孙良诚部不过万人，刘镇华围城军则比他多出四五倍，彼众我寡，悬殊太大。第二，孙部连年转战，已甚疲敝，此次守御兰州，攻占平凉，未及休息整顿，又接着长途跋涉，来解长安之围，困顿之情，可以想见。而敌方则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攻击自属不易。第三，兰州西安间相距太远，道路不便，又值大雨连绵，交通更是困难，以此粮秣不能接济，弹药极感匮乏。第四，他进攻之初，原希望西安城内被围的杨虎、李虎部队可以声应反攻，里外同时动作，以收夹击之功。可是城内部队被围过久，都成疲兵饿卒，已失却反攻的力量，而他们在围困之中，内部又不协调，有的虽仍坚持苦撑，不甘屈服，有的则被敌方威迫利诱，颇有主张投降求和者。第五，他又估计田玉洁、党拐子以及其他方面友军见他发动攻击，必可声援相助。可是实际他们稳坐不动，徒作壁上观。有此几个原因，所以攻围数十日，未获成功。
我在五原的时候，便洞悉孙良诚在前方的情形，乃令刘汝明、孙连仲、方振武、马鸿逵等部前去增援。同时又知于右任先生到陕，极力奔走，但没有名义，活动颇难，故又加委于先生为国民军驻陕总司令，并委刘郁芬为驻甘总司令，以加重他们调遣的权力。后来到磴口，又委孙良诚为前敌总司令，方振武为前敌总指挥。经过这样的布置，显得颇有头绪。可是援军来得太慢，此时孙良诚的部队在前方，苦战不下，因为雨下得太大，道路梗阻，运输困难，实已到了粮尽弹绝的地步。而敌方却又新运到一批某方供给的子弹，积极企图反攻。孙良诚处此困境，无法支持，势已非退不可。这一天孙与俄顾问薛福林商议，以为后退固然不妥，但形势如此，不退已经不行，乃决计退却。命令已经写妥，送达命令的人已经走出门外，正在这个紧要关头，孙良诚忽然灵机一动，跺着脚大哭起来。他想：
总司令现在已经离开五原，正在路上走着，各路大军也正在分头进发，不知何时才可入陕，二、三军不知何时才可解围。此时我若一退，必致影响全军士气，武汉方面北伐军亦必受大影响，那时整个国民军完了，革命大业也受挫了。这样要紧时机，我怎么能退？我宁可死在这里，也不能轻退……
于是将原定计划完全打消，立刻把送递命令的人半途截回，将所书命令撕毁。部属看见他如此慷慨坚毅，极为感动，于是重新鼓起勇气，振作精神，苦撑下去。孙良诚这一举，关系于国民革命业绩者实在太大，谁也不应忽视的。
马鸿逵接到援陕的命令，老不开拔，及至我到磴口，致电问他何故不开拔，词甚严厉，他方调动队伍向咸阳慢慢进行。走了很久，才到咸阳，又复停兵，总不过河，和孙良诚言明，他只可供给枪弹，不能出兵相助。孙良诚便和他说：
“这样也好，你就供给我们二十万发子弹吧。”马答应了他的要求，拨给他二十万发子弹。他的部队得到这批子弹的补充，士气大为振作。这次解长安之围，马鸿逵虽未作战，但其物质上的帮助，亦是很得力的。
增调援军中，又有某部，走到长武、邠州一带，也是迟延观望，不肯前进。究其所以如此，也有相当苦衷。因为他的部队，在南口作战，牺牲太大，枪械弹药，一直没有补充齐全，此时加入前线作战，犹疑顾虑，自所难免。可是国民军誓师北伐，哪一部分都是疲敝之余，艰苦奋斗，困难是彼此相同的。何况救人之急，如同自救，当前线如此紧急的时候，他却不顾大局，只管自己打算，未免有些说不过去。在这一点上，后来别人对他还都能原谅，唯有身当其冲的孙良诚，却因此十分恼恨，无论朋友怎样为他解释，孙良诚总是瞧不起他。
方振武后头紧跟着开来的，是刘汝明的部队；刘汝明后头，还有孙连仲的部队。刘、孙两部援军，总共不到八千人，分作两次开拔。孙由包头开宁夏，刘即由宁夏奔向平凉，前后相差不到两三天的工夫。孙良诚在前方苦撑了数日，刘、孙援军都先后开到，即在咸阳会师一处。彼此见面，不禁悲喜交集。悲的是别后彼此都受了不少的挫折，喜的是经过千辛万苦，又能在一处，共相患难。于是详商作战的计划，决定刘汝明向左路，孙连仲向右路，两面包抄绕袭；孙良诚则由正面出击。三方面同时发动，势如疾风骤雨，使刘镇华部无法招架，刘即下令退却。恰好那退却令错送到孙良诚之手，因得洞悉敌情。于是加紧猛攻，一战即冲入刘镇华司令部，使之溃不成军，狼狈退出潼关。我方获得了巨大胜利。俗语说：“打架要亲兄弟，作战要父子兵。”这话真是不错。此时胜局已决，原先观望不动的各部，也要上来立功了。孙良诚对某部之滑头取巧，极为不满，当即拦截其不许渡过渭河，闹了不小的别扭。
这回长安解围，孙良诚功劳最大。他以久战疲敝之部，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为国民军北伐，立下稳固的胜利基础，实在值得欣慰。故北伐中，孙良诚功勋实居第一，谁也不能否认。
长安之围既解，对于陕西的焦念之心，大觉宽慰了。我便在宁夏住下，从事部队的移调，并且训练新成立的部队。原先在五原拨交宋哲元的军官，此时将旅、团、营、连长一一委好，正式编为一师，即委宋为师长。每至早操之先，由我亲自点名训话。
有些人不明白我的意思，对我说：
“您这是干什么呢？这些官长，既没有兵，也没有枪，算的什么队伍？”
我说：“你们不用着急。回头前方缴来枪支，后方补上员兵，马上便可成立新的劲旅。”
我虽然这样说，大家还是怀疑，宋哲元自己也不敢相信，将来真的能够成立正式队伍。可是不久孙良诚等将缴的枪械从前方送来，苏俄帮助的枪炮亦已运到，当即补充兵员，很迅速地便把一师整整齐齐地成立起来了。
宁夏为西北重镇，马鸿宾为此间镇守使，马是回教中有学问，明大义之人。其部队我亦检阅点名，官兵多姓马，别姓不过占百分之一二，全是回教子弟。又有新兵队，都无枪支，亦每日按时操练，精神颇佳。我每天尽可能利用时间，亲自整训部队。尤注意官兵的革命教育，除每晨朝会演讲三民主义而外，又编有革命精神问答书，发给各部诵读、答问，借以提高部队的政治水准。有刀须磨，有枪必擦，有部队必须勤加训练，这是我毫不放松的。
此地有道尹姓邵，原为本军司书，由书记军需升任此职，对事尚能小心谨慎，只是政治知识差些。我每到一个地方，照例喜欢探听些当地掌故，以为谈助。我到宁夏，就问邵道尹曾听说这里从前有些什么好官和坏官。他回答说：“还没有打听过。”我说：“不知道志书上有没有记载？”他道：“志书上没有。”我向地方父老问悉，民国前有山东滕县人高善哲老先生为翰林出身，任此间知府，上任时候，两匹骡子，拉着一辆轿车，里面坐着他老太太，他自己在车子外边上坐着。在任数年，所有自己穿的鞋袜，全是他老太太给做。这里从前所筑秦渠、唐渠、清渠，工程草率，致黄河年年成灾。高老先生到任后即着手改造，每日带些干粮及待批阅的公文，打成一个小包，背到野外草棚中坐着，监导民工筑渠。一连五六个月，不问风雨，从不间断。渠成，地方年年丰收，原野一片江南风光，真是万家生佛。民元鼎革，他罢职归田，百姓跪送数十里，依依不舍。此为宁夏百年来最好之官。后来我到泰山住，曾与高老先生见面。那时他已八九十岁，身体很康健，犹能作蝇头小楷，每日服乌鸡丸，夜眠推腹，常令其孙到泰山摘柏叶泡茶为饮料，以此为其养生之要道。他自挂冠家居，教子课孙而外，努力地方公益之事，深得桑梓之敬爱。现已逝世一年多了。
宁夏宋为西夏国，汉、回、蒙、旗杂居，以回教势力为大。我以为回回只是一种宗教的派别，不当视为一个特殊的民族。回教、佛教、耶稣教、天主教同是世界的宗教，各民族自由信奉；但信奉哪一教，可不能就成为那一族。中国人信奉回教，不当称为回族，正如信奉佛教、耶稣教，不当称为佛族、耶稣族一样。人们不明白这个道理，硬要把信奉回教的人，加一个回族的名词，时间一久，积非成是，信奉回教的人自己也就承认了。如此生出种族界限，互相歧视，真是无谓得很。其实在回教没有传入我国以前，所谓“回族”的人民还不一样是中国人吗？这回我把这个道理和马鸿宾详谈了一番，他也表示了承认之意。
回教礼拜寺在这里极多。回教徒最洁净，晨起沐浴而后才做礼拜，礼拜五次，要沐浴三次。沐是沐，浴是浴，两不相混。沐，洗头；浴，洗身。查辞典中，沐浴二字的注释，亦是如此。另外还有两次，是洗鼻子和下身。我们北方普通人民，有一年难得沐浴一次的，比起回教徒的办法来，实在显得太不卫生了。我也在回教的礼拜寺中沐浴了几次，设备很是便利合用。法用一木桶，高悬，桶底钻有许多小孔，用时拧动关头，贮在桶中的水，便如雨一般地淋将下来，喷满人身。现在欧美各国有淋浴之法，和这个同一原理。我觉得这比普通澡堂里，许多人同时挤在一个热水池中洗澡，清洁卫生得多了。我对回教朋友，极力赞美其沐浴的习惯和方法，他们都很高兴。除爱清洁一点外，回教同胞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第一，人人虔诚奉教，忠孝仁爱的教训深入人心；第二，风俗勤劳淡朴，人人皆有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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