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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留俄的三个月内，接见了苏联朝野的许多人士：工人、农人、文人、妇孺，以及军政界的领袖。从和这些人的会谈以及我自己对于革命理论与实践的潜心研究和考察的结果，深切地领悟到要想革命成功，非有鲜明的主义与参加行动为中心的党的组织不可。在我留俄的期间，我自己和国民军全体官兵，都正式登记加入领导中国革命的国民党了。当我们国民军与军阀集团在南口浴血鏖战的时候，国民革命军也在广东誓师，出发韶关，实行北伐了。当时全国各地弥漫着革命的云烟，而我们困斗数月，弹尽粮绝的国民军，此时又有放弃南口向西北退却之讯。石筱山代表国民军全体将领到库伦，连电促我归国，在此情形中，势已不容我再在莫斯科逗留。我同顾问乌斯马诺夫等几位朋友讨论，他们也都赞同我回国的计划。于是略做准备，立刻动身。
启行前的一切准备，都是顾问乌斯马诺夫代办的。为防备日本帝国主义或其他方面歹人的暗算，我们极力保持行踪的秘密。此次我们未乘专车，仅在西伯利亚东行列车的后面挂了一辆客车。上车之后，沿途各站都不下车，深恐被人知道。这样静悄悄地离了苏俄，和去时的热烈情形大不相同。车在广漠辽阔的原野中穿行而过，所见唯有一望无际的麦、浓荫夹道的树林，还有各种芳菲美丽的花草，迎风摇曳，也好像在欢迎我们的归国。
列车很长，我们的车挂在最后，每逢到站，我们挂的车正好停在站外。此时我也常常下车，在野地里转转走走，以恢复身心的疲劳。有一天车停在乌拉山西的一个大站上，我正在野地中闲步的时候，护卫我的四个戈别乌（即暗探）催我赶紧地上车。我也不知这是什么事，回头即看见他们拔出手枪，迫令一个人也上了车。原来他们发觉那人身带子弹，形迹可疑，所以要弄他上车盘问。他们问那人道：
“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政治局戈别乌！”那人回答道。
“你既然是戈别乌，为什么把手枪露在外面呢？”
那人回答不出理由来，于是将那戈别乌的队长找来，当即把他送回莫斯科，加以处分并重新训练。这桩疑案总算了结。经过这件事，我才知道苏俄于每个站上，每列车上，都派有很多的密探。他们和普通乘客完全一样，也是穿着便服，也是买票坐车，严密地侦缉各种事情；尤注意军人行动，若有越轨行为，立刻逮捕严办。西伯利亚铁路上十几天的长途旅行，所以轻易不发生意外者，都因侦察严密，报告确实的缘故。这种严密的办法，是苏联的政治精神与党的纪律的表现。我在莫斯科时曾听说他们清党之事。每一党员都经严密的考察，凡言语行动有不合者，即被洗刷，结果被洗刷者占全数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被洗刷的党员有由岸上跳河自杀者。
静悄悄地到达上乌金斯克，我们挂的车便停了下来。为回避站上的人多眼众，我特意到车站北面一个大树林里去休息。一切出发库伦事宜，如接洽汽车等，仍由乌斯马诺夫他们去筹备。我在树林里住着，看看书报和公文，或和朋友们谈谈话。那时中国驻上乌金斯克的领事为毛以亨，此时因事他往，临时负责人为科长戈定远。戈先生浙江人，高个儿，三十多岁，说话极有条理。我住的树林里距领事馆约有十里之遥，戈先生一日三次，亲自步行，送饭给我吃。饭盒、菜罐足有三四十斤重量，都是他自己携拿，不用差役，免得被人注意。以一文学生，有此耐劳吃苦的精神，觉得真不容易。那时正在八月天气，中午时候颇为燠热，但树林中倒十分凉快。
这次随我同行的有刘伯坚（留法学生，转入苏联东方大学，五原誓师任为政治部副部长）、李兴中（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后由参谋长升至军长）、任右民（随我为英文书记，曾为我代表见中山先生）、何其巩（为我秘书，后任至北平市长）、赵亦云（随我为工兵营学生，善摄影）、李连海（本军学兵，送苏联学炮兵，后毕业陆大）和乌斯马诺夫及他带来的一位党代表，另外还有一位顾问、一位翻译官和一些卫兵。汽车找妥，我们一行人便即离开上乌金斯克，向库伦进发。这一条汽车路，上次经过还没有架设完成的桥梁，现在都已修造得完完整整，匆匆三月的光景，情形已大不同。“劳力就是文明”，这句话真是不错！
到了库伦，仍住在我上次住过的二道巷寓所。我们国民军在此设有办事处，张允荣（曾为十六混成旅书记长，擢任副官长）同陈继淹（二十镇学兵任副官由高级教导团毕业陆大）两位原都住在那儿。我们到时，张允荣已走。他因接到我回国的消息，同时又知道南口退却，故赶往包头，一方面把我的行迹告诉他们，一方面探看那方面的实况，预备回头来给我报告。这个联络的任务，似乎并无什么困难，其实殊不容易。因为从库伦到包头这条路，可以说从开天辟地以来没有人走过，苟非敢于冒险，不畏艰苦之人，简直会胆丧气沮，无法胜任。张允荣却自动地欣然而去，真是个热血赤心的革命者。
我们在库伦住了两天，因为对于国民党开会的仪式还不熟悉，我便和刘伯坚、何其巩、李兴中、任右民、乌斯马诺夫及秘书、顾问、翻译等从事练习。有一次练习开会时，乌斯马诺夫站起来，很郑重地说：“开会这是革命工作之一，大家不可随便嬉笑。”说了几句。当时我尚不知有何所指，后来才有人告诉我，有一回正当开会的时候，何其巩轻率谈笑，颇有视为儿戏的样子。刘伯坚是个严肃的革命青年，对何之态度，视为应当纠正，于是把此事告诉了乌斯马诺夫，因此惹得他说了这番话。这完全是何其巩的错误，当大家郑重其事地练习开会时，他岂可轻狂发笑？此等处大可看出当时人们的心理，而刘伯坚与乌顾问的严肃不苟的精神，尤值得我们佩服。
我们在库伦准备好了汽车粮秣，便即动身赴包头。此时漠北气候夜间已很寒冷，衣服方面也略作筹备。往包头去的这条路，最快也需七整昼夜，若走得慢，就说不定要费多少时日。汽车行走本当很快，可是我们动身的这一天，就走错了方向。往包头应该往南走，但行经之处全是一望无际的平原草地，毫无标识可以凭记，因此最易迷失方向。引路人不知不觉指引汽车向正西到阿尔泰的路上开了去。午后一点钟出发，车行极速，尽快开驶，直到五点多钟才发觉方向走错，及至掉转车循原路走回，到那岔路之地的时候，已是夜间八点钟了。那晚即在这岔路地方住宿。其地有一条小河，不见人烟，无法找得住处，大家便在河畔露宿。略作安顿，便找了些干牛粪作燃料，烧了茶来吃。我忍着满身疲劳，蜷伏在车上写了日记，和大家或坐或谈。所谓“凉秋九月，塞外草衰”。此时这里气候已经寒冷，我穿着皮裤，还是冻得受不了。天空晴明高爽，布满了灿烂的星斗，冷飕飕的秋风吹着，严霜已开始下降。旷野中死一般地寂静，什么声息也没有，只有草中唧唧的秋虫和河中淙淙的流水应和着，奏着和谐而悲凉的音乐。我和随行的朋友看着天上的星斗，哪是北斗星，哪是北极星，如何依据星的部位辨认方向；大家喝着用牛粪烧的热茶，静静地围坐着。后来乌斯马诺夫忽然问我说：
“冯先生，你的部队这回在南口一败涂地，投降的投降了，溃散的溃散了，现在你带着我们回去。究竟怎样办理呢？”
我很自信地回答他道：
“只要我们能遇着一两股，有个二三百人，我就可以有办法。就算跑到山上去当个山大王，我也一定有把握将原有队伍慢慢招集起来。”
他听了我的话，十分兴奋，微笑地说道：
“不但可以遇到二三百，我们一定可以遇到成千成万的人马！”
当晚直到大家疲倦得不能支持，才各人胡乱找了一个地方躺下。有的躺在车上，有的躺在车下，有的索性就躺在露天之中。这一晚，恐怕谁也没有入梦。
我们九月十日从库伦动身，第二天才离开这留宿一宵的岔路口，找到了向南的正路往包头出发。于路上又遇着许多群黄羊，每群三四千头或成万头，不知道我的汽车是什么东西，一路争先恐后地追跑。有几位看着有趣，就开枪打，并开着汽车追赶，但是跑得飞快，无法赶得上。听说曾有外国旅客团追赶它们，因速度太快以致翻车出险者颇多。我曾想过它们的生活，这里一片平地，究在何处做窝？晚上宿在何处？何以繁殖力如此之大？我想它们全仗着跑得快的一副本领所以才能生存。在白天路上有两个难题：一是喝水找不着水源，二是吃饭找不着食粮和烧煮的地方。但到看见有牧放的家羊，就知道不远处定有人烟，于是下车找着那人家向他们买羊，用牛粪烧煮。蒙古朋友宰羊的方法很妙，在羊的胸口上刺一刀，便伸手在脊骨上一椎，那羊立刻死掉。手法便捷，可惜我们没有学会。可见蒙古同胞自有他们的文明。我们吃饭的时候，常有妇人骑着马来，后面跟一个孩子，也是骑着一匹马。他们走到跟前，就眼瞪瞪地呆望着，看我们吃饭。我们就找他们谈谈，问问地方的风俗民情。一会儿工夫，他们即掉转马头，教那马放开“大把”（四蹄放平），狂奔而去，宛如我们骑自行车一般。
十二日启行不久，途见王镇淮（第二十镇的人，后随我由参谋升至旅长）、宋式颜（军官学校学生，甚精干）、黄中汉（军官学校学生，由参谋任至宋哲元部参谋长）等乘着汽车，迎面而来。因为各走一边，两下错过，及后看见，方把他们拦回。乃问他们三位何往，回说打算到上乌金斯克去，因为队伍退却，秩序大乱，简直不能收拾，必须另想新的办法才好。我劝他们跟我回来，共同设法。于是他们掉回头，与我同行。由此可见大军受挫，人心动摇，简直成了土崩瓦解的局面。他们都是很有知识能力的人，看见局势如此，即各人打各人的主意，自己想自己的办法，恐亦实有不得已者！
虽然走了二百多里，平原一带广阔可数千里，远处看见南面前右方又有一辆车在走，恐怕也是熟人，于是忙着叫喇叭招呼，及至赶上，乃是于右任先生，相见极是欢喜。我问他到哪里去，他说打算取道库伦往海参崴，再绕海道赴广东。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究竟受了什么刺激；他不肯说。后来听别人转述，才知道他这次到了包头，看见我们部队涣散狼狈的情形，实在已至不能维持军纪的程度。他在包头与鹿瑞伯的卫队荣光兴部同住在一个教堂里，那些弟兄在饥寒交迫之中煎熬得无法可想，部队精神已经不能顾全。一天，他放在桌子上的一只金手表，竟被一个士兵进来一声不响地拿了就走。他说：“这是我的表！”但那个兵却不管，依然扬长而去。他问在场的一个下级官道：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部队怎么变成这样了？”
那下级官抱歉地说道：“于先生，请你原谅一点儿吧！我们队伍从南口撤退，整天挨饿受冻，人心已经涣散得无法收拾了。老实的弟兄尚能忍受，那刁滑一点的，为要活命，什么事做不出来？这是狗急跳墙，有什么法子呢？”
他一看部队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可能有什么作为？于是他就静悄悄地由后门上了汽车，离开包头了。我明白了这些原因，素知于先生富有革命精神，我们多年相契，我诚心地敬佩他，于是极力劝他和我再回去。乌斯马诺夫也从旁劝说，告诉他冯先生只要有五百支枪在手，就定有办法。他听我们一说，也觉得高兴了，于是又偕同赶路往包头前进。沿途我们随同众人寻捡牛粪以为燃料，买着羊，就放在汽油桶中煮而食之。若遇到蒙古包，无论里面多么脏，也要蹲到里面去，写写字，作作诗，一于右任先生的诗兴更是浓厚，成天地咏吟着。
走入内蒙的边界，再往南便是绥远地方，绿色草原渐多，到处都看见牧放的马群和羊群。马牛羊便是蒙古人的财产，他们过的还是牧畜生活。
这一带随处都可以行车，因为随处都是平沙漠漠，一望无涯，所以一不小心，就会把路走错。尤怕沙堆多的地方，一座座有如坟头，高四五尺，大七八尺，汽车在上面简直是无法走动。若遇沙深之地，必须用几条毡毯，垫在沙面，大家下来推着车往前走，毡毯一步步轮流往前替移，车也一步步往前推行，宛如北方接新娘子下轿的方法。艰难的情况，真比“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还要艰难。沿途喝水，沿着前清设有驿站的地方，都可以找着水井。若能循着驿站走，喝水不成问题；一脱开驿路，就没有办法。井不甚深，都只有四五尺左右。其所以不能多凿井者，是因为人烟稀少，没有人工的缘故。清康熙远征于此，大肆杀戮，人杀尽，屋烧光，如此大劫，迄今尚未恢复，否则这一带必不致如此荒凉。
再往前行，就遇见从包头参加会议回来迎我的张允荣。见面之后，他详谈包头会议的情形。因为张作霖、吴佩孚、李景林、张宗昌、褚玉璞等联军以帝国主义势力为背景，集中全力攻打我们国民军，第二、第三军都先后失败；掉头又打一军。南口失守后，势力穷促，又加一退就是一二千里路下来，西北这一带如此荒僻，士兵如此疲敝，大家当然不免懊丧。在会议时候，大家免不掉自诉枪弹缺乏、人马不济的意思。那时张之江为督办，他为人耿直老实，因见大家都说困难、诉穷苦、要钱、要弹，张弄得急了，就说：“今天是要命有命，要钱没钱！”这是一句北方的土话，不应该用来对部属说，因此大家听了都不高兴。在席者有赵守钰先生，他见此情形，就笑起来。问他笑什么，他说道：
“你们忘记是干什么的了！我们是革命，革命就是克服困难，不是坐享安逸舒服。若是百事顺遂，毫无困难，还要革命做什么？我们现在处境当然不顺，可是并未至绝望之地。往西有甘肃刘督办、薛省长，那么大的土地，难道我们真的饿死冻死？二军、三军也都在那边，力量上也很有可观，总司令又打俄国回来了，我们克服了困难，前途立刻就是光明，何必这样懊丧！”
生姜还是老的辣，赵先生久经风波，把得稳大舵，几句话又把在席的人说出劲儿来了。接着张允荣又把南口失败的原因，韩、石暂投晋阎的经过以及官兵的饥寒交迫和渴望我回来的情形，一一详谈。又知道佟麟阁、孙连仲、刘汝明等都率部开往甘肃，已过五原。张之江、鹿瑞伯都已见面，鹿瑞伯则带着队伍驻五原等我。这天晚上我们便在往绥远的一个岔路口上住下。我坐在荒野里，细听张允荣报告这次令人痛心的经过详情。
当时我决定先赴五原。第二天，汽车沿着阴山山脉前行，往往整日不见人烟。有一段路全是土疙瘩，宛如坟地一般，汽车上上下下，颠簸不堪，几十里路都是如此，车子很吃了亏。再过去就是戈壁沙漠，数十里路皆如干润了的河道，不是乱石，就是沙土，几辆车上的人都下来步行。车子开不动，大家合力推行，推过一辆，回头再推第二辆，每天最多走十几里。夜间总是露宿，冷是冷，但比第一夜舒服。因为越往南行，天气越暖和。一天，在一民家买得一点小米，熬成稀粥，大家都吃得眉开眼笑，觉得比吃燕菜还要高兴。
过了沙漠，渐渐看见有丈把高的小山。岩皆皎白色，上面嵌着黑色星点，映着日光，闪灿耀目。在泰山亦未见过这样的石头。途中还遇数个大庙，庙中极污秽。蒙古喇嘛都穿着紫色的皮袍衣裤，戴着皮帽。找他们谈谈地方的风俗民情，有人代为翻译。其中一喇嘛自言其弟兄四个，三人当了喇嘛，在家者一人，名为黑人。他娶一女子，以牧畜为业。他们三位当喇嘛的弟兄回了家，即与弟媳同睡一炕。所谈种种，都愚昧可怜，使人闻之痛心。都是教育文化落后的过错，必须力求进步，始可使民族立足于世界。
又走了一天，遇见宋哲元来迎，相见十分欢喜。他谈在前方作战及沿途退却情形，彼此都很难过。他汽车里带着许多西瓜，在这沙漠干涸之地、颠连困顿之时，竟得有西瓜吃，大家无不喜出望外。产西瓜之地，距此约有四日汽车路程，故本地人多一辈子没有吃过西瓜。我们剖开大吃，益发觉得香甜。在塞外西瓜要到九月才得成熟，和直鲁内地情形完全不同。在内地，到这时候，西瓜的成熟期差不多早已过去了。
由此再行，每日天未明即走，到天黑始住，很是忙迫，而所带汽油是否够用的问题尤其使人心焦。十四日午后一点，距大青山约一百多里之际，遇鹿瑞伯、邓哲熙、过之翰等，已得着宋明轩的通知，带着一连手枪队，前来迎接。大家见面，悲喜交集，手枪队官兵们见了我，多不自禁地流下泪来，一如良家忠厚子弟受了人家的欺侮，一朝见了父兄的面，即不免悲从中来一样。我只好一一安慰，并与之谈革命大势、中外英雄的故事，以及救国救民的道理。讲了一番，他们即十分振奋。我与宋、鹿、邓等同车，于途中详述一切，大家都极兴奋。
大青山为阴山山脉，山势高耸，在古代汉族势力最盛时，此地为汉蒙交界之处。山上出一种野羊，名为大青羊。其毛厚而且长（约有八寸），较狐皮犹佳。羊出山顶，每逢刮大风的日子，羊迎风立于山巅，毫不畏冷。这种极好的出产，可惜今日已经日见稀少行有绝种之势了。大青山有一山口，名为乌卡郎口，地形至特别，两边高山陡立，中有一口，可行汽车。若无此路，则交通完全阻断。黄河年年成灾，我想若将此口道凿深，引导河水由此经沙漠，直由黑龙江出口，则河水三分之一二有了出路，一方面可灌溉大漠，成为肥沃土地；一方面又可免除黄河水灾，其利益为如何！有人说，如此艰苦工程，怎么着手？那么我要问他：“巴拿马运河怎么开成的？苏伊士运河又怎么开的？”乌卡郎口南端出口，便是乌兰脑包。有二军、三军、五军、六军的官长士兵在附近一带村庄零零落落地驻着，听说我到了，都出来迎接。他们的头发都好久没有剃了，蓬乱地披散在头上，个个人满面风尘，可是排成队来，却仍然非常整齐。
那天下午到达五原。空落落的一个土围子，人烟稀疏，荒凉冷落得赶不上内地一个较大的村镇。当日和一军朋友见面，三军孙禹行二哥那时亦在此，五军方振武，六军弓富魁，二军亦有几位朋友，都一一会见。大家各谈别后情形，他们一致推举我就总司令之职。随即开会，正式公推我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我义不容辞，当即发出一个自我怀抱与献身革命的信心的宣言。这文件较为重要，故将原文照录于此：
玉祥本是一个武人，半生戎马，未尝学问，唯不自量，力图救国，怎奈才识短浅，对于革命的方法不得要领，所以飘然下野，去国远游。及至走到苏联，看见世界革命，起了万丈高潮，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受国外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双重压迫，革命运动早已勃兴；又受世界的影响，民族解放的要求，愈加迫切。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即由此而生。于是我明白了救国的要诀已经由他开辟了道路。中山先生说得好，行易知难。我既是知道了，自然是刻不容缓地马上干起来。又因最近中国的国民从国民军退后，受压迫比从前更厉害，我的热血沸腾起来，情不获己，遂赶紧回国，与诸同志上革命战线，共同奋斗。我这是没有办法而去，有了办法而来，走的时候不是洁然鸣高，来的时候也不是什么东山再起。现在当归国之始，有些必要的话，掬诚以告国人。我是生在工人的家庭中，父为瓦工，贫无立锥，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人。自幼失学，及长入伍当兵，逢着庚子年，八国联军攻打中国，结下辛丑条约。我受了极强烈的刺激，愤政府失败，改革的思想于是萌芽。后来受了革命的影响，也形成了推倒满清的志愿。辛亥武昌起义，我与张之江、李鸣钟、张树声、韩复渠诸同人，同了王金铭、施从云、白亚雨诸烈士举兵响应，而有滦州之役；不幸为王怀庆所欺，功败垂成，王、施、白诸烈士即时成仁就义。我同张、李、张、韩均被递解回籍，仅以身免。民国以后，我又出来治兵，苦力经营，以成陆军第十六混成旅。袁世凯叛国称帝，我在四川与蔡松坡联络，并助成四川独立。民六张勋复辟，我正去职，养病西山，疾到廊坊，先马厂誓师而起兵，进攻北京，击溃辫兵。民七南北军战于长岳，十六混成旅停兵武穴以牵制南下之军。民国十三年，曹锟贿选窃位，吴佩孚骄纵横暴，用武力统一政策以乱川扰粤，而直鲁鄂豫受其直辖，为祸更烈，并逞其凶残，惨杀工人学生，尤为国人所共弃，后来又动全国之兵，攻打奉天，穷兵黩武，涂炭生灵。我与胡景翼、孙岳，均痛心疾首，不能不取断然行动，遂率师回京，举行首都革命，倒曹败吴，并驱逐帝制余孽溥仪，以完辛亥革命未竟之功。这一次的意义，一是讨伐贿选，为中国人争人格；二是反对武力统一，以免兵祸；三是铲除帝制祸根，免得再闹复辟的乱子；四是开远东民族解放之局面。当时段祺瑞以革命政府相标榜，我们看着他遭过失败，养晦多年，当有觉悟，所以请他出来，此后，仍是引用私人，败行失政，解决金佛郎案，使国家受莫大的损失。国人至今，痛恨他的革命政府完全是假的。对于民众，不但不解放，而且严重地压迫；弄到后来，演成“三·一八”的毒杀案子，枪击学生，出了极暴烈的惨剧。政府成了杀人的政府，岂有再拥护他的余地？所以有倒段之举。以上这些事实，都是从革命路线上而作的。他人不知，乃斥为几次倒戈，责我为惯于逼宫。这是由于不明白革命，所以我特写述出来，好使国人对于我有明确的认识。有人骂孙中山先生，说孙中山算是有点革命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就是要革命，若是他的儿子孙科当了大总统，他也要革命的。在他人以为这是骂孙先生，其实孙先生的伟大，正在于此。一个革命者，只要看见统治者做得不对，就得要革命，无论他是亲也好，长官也好，站在民族的意义上，这些个人私情，一概都顾不得。吴佩孚张嘴闭嘴所抱守的纲常名教，尽可由学究们放在纸堆里保存，不能拿到二十世纪的民主国里害人。但是有一层，我虽然做过几点革命事业，我却没有鲜明的革命旗帜，因为我对于革命，只有笼统的观念，没有明确的主张。革命的主义，革命的方法，在从前我都没有考察，所以只有一、二点改革式的革命，而没有彻底的做法。我也赤裸裸地说出来，好使国人知道我做的忽而是革命，忽而又不像革命，其缘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革命的观点上说过去，若说是中国革命者，是一个中山主义者，我都不配，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世界革命的话，更是说不上了。不意当时有人说我赤化了，现在看起来，真是惭愧。当时的冯玉祥，哪里够得上赤化了？不但骂我的不知赤化是什么；就是我自己，亦不知道什么是赤化。骂我的人，也说不出根据来，只说不该与苏联亲善。我想世界各帝国主义者，用不平等条约压迫中国，置中国的死命，只有苏联自动地取消不平等条约，以平等待我们民族，自是引起我们的好感，使我们彼此亲善。若对于以平等待我的人而不能与之亲善，反去巴结以奴隶待我们的国家，这是何等亡国心理？这是要请国人明白的。至于吴佩孚乱造谣言，说我与苏联结了什么密约，尤其荒唐之语！我向来痛恶卖国贼与外国人结密约，岂有躬身自蹈之理？苏联把种种不平等的条约自动地取消了，哪里有再结不利于中国的条约之理？况且我个人的性格所在，绝不屑做这种鬼祟之事。如果有什么密约，也不能久于瞒人，什么密约，什么条件，何以绝无所闻？若说对苏联帮助中国革命，有所怀疑，但你要知道苏联是以解放世界上被压迫者并扶助弱小民族为己任；主义在此，什么不利于人的事都做不出来。吴佩孚肚子里比谁都明白，他明白冯玉祥不是一个结密约之人，无论如何做不出这种事来。他又知道离赤化离得很远，够不上戴这帽子，而他偏要说什么密约，又是什么讨赤，完全是骗人来共同反对国民军，以泄他的私愤。大家不知道随声附和，实在上了他的大当。吴佩孚先是号召的所谓讨贼战争，后来忽一变而为反国民军的战争，国民军退天津，退北京，一再让步，谁知你越让，他越攻；军阀何以如此呢？军阀本身，实在无此力量，乃是帝国主义者在背后主持，因此我们要想战胜军阀，必须先要打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压迫之甚，几使中国不能生存。工人农人及一切受苦难的人为什么这样穷，这样苦？就是帝国主义所给的。
帝国主义的各国，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于是中国有租界，有租借地，有海陆军驻扎权，有航行权，有领事裁判权，修铁路开矿山，把持中国的海关，强制中国行协定关税，压迫剥削，不一而足。例如抽关税，只能值百抽二五，使中国国库少收入，整理财政无从着手；而最大的害处，是在阻碍工商业之发展，致中国经济之死命，使他们的货物尽量输入，使中国的原料贱价输出。于是中国每年进口货超过出口货，其数在三万万两银子之谱，赔款及外债，本息偿还，单是在关盐两税项下拨付的每年就是九千八百万元。至于他们在中国经营的矿山轮船、各种工厂、各地银行纸币所吸收的大批现金更是无算。又因关税不自主，不能保护国货发展，致使洋货遍中国，吸去的现金不可胜计。如此中国只得穷困，而且穷到死的地步！帝国主义的侵略把中国弄穷了，又用政治侵略陷中国于危境。东交民巷的公使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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