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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使团是何等的强横，稍微明白中国政局的，没有不知道的，他们对于中国的内政动辄加以干涉。如去年大沽事件，干涉国民军，即是一例。其最厉害的是利用中国军阀压迫民众，又嗾使军阀互相战争不已，以巩固其在华之权利。遂使民国成立十五年，年年都有战祸。已经被他们弄穷了的中国，又加上十几年的战争，于是农人、工人、商人、学生、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兵士及一切的民众穷的穷死，其原因都出于此。苦痛的来源已经求出了，我们要解除这深切的痛苦，唯有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我就投袂而起，与革命同志们共同担负这个使命。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所有国民党一、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议决案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今后将国民军建在民众的意义上，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要相结合。军队所在的地方，工人组织、农人组织，均当帮助，并联合其他民众团体，共负革命的责任。同时对于学生、教员、商人、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及各阶级之利益均极力顾全，意义是在解放中国被压迫之民族，以与世界各民族平等，解除军阀之压迫，使工人不受剥削，农民不受穷苦，商人不破产，学生有书读，教员及机关职员都有薪水发，新闻记者不发生性命的危险，以及其他人民的痛苦均能解除。至于政治主张，我是一个国民党党员，又是国民政府委员之一，一切由国民党决定，国民政府主持。我唯有与诸同志用集合全体的力量履行就是了。
谨此宣言。
民国十五年九月十六日
筹备妥善，即于九月十七日十二点钟举行就职誓师授旗的典礼。会场设在城内县政府西首广场上，临时设一土台，台底二丈见方，顶一丈见方，高六尺，坐北朝南，于右任先生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资格为授旗的党代表，各军连、营长以上的到会很多。
这天天气极好，但漠北气候极冷，于先生头发蓬乱，胡须黑多白少，长及腹部，戴着一顶半新半旧的黑色学生帽，上穿夹袄，下穿棉裤，外罩一件黑色皮大衣，脚上玄色鱼头布鞋，白布袜子，都已变成灰色。到会的官兵们的服装五颜六色，有的破鞋破袜，有的穿着破袜而没有鞋子，衣服破烂不堪，领章肩章全都没有了，帽子有的为奉军的皮帽，有的为直军的布帽。器械皆不全，枪上有的没有背带，有的没有刺刀，亦有无子弹带者，真是七零八落，找不着一个整齐的人。会后聚餐，大家一菜一饭，以白开水为汤，菜是大锅菜，连大锅子置于桌上，要吃的就自己动手去盛，名为“革命饭”。当日褴褛的情形，大略如此。
宣誓就职，并发出通电，即着手组织总司令部（共为两部、两厅、八司、两处）。当即任鹿钟麟为参谋长，何其巩为秘书长，李兴中为参谋处长，陈连富为副官处长，徐廷瑶为军务处长，宋式颜为军械处长，过之翰为军需处长，张吉墉为军法处长，张允荣为内防处长，薛笃弼为财政委员会委员长。此外，又聘乌斯马诺夫等为政治法律顾问，任石敬亭为政治部长，刘伯坚副之。同时遴派党政工作人员分赴各军，成立政治处，担任全军党务政治训练宣传工作，并从事民众工作，以收军民合作之效。一面粗作布置，一面即计划总方略：究应由南口攻北京抑应猛攻陕西而后出潼关？李大钊先生派人送给我密件，建议我们出长安会师郑州，我们加以研究，乃决定采用李先生的计划。当定方针为“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八个字。
军队于溃败之余，局促穷荒，粮秣匮乏，饱一餐，饿两顿，人人面有菜色。南口退却，交通损坏，后面又有敌兵紧迫，官兵行李衣服不及携带，完全丢去。退的时候天气尚暖，转眼秋深天冷了，大家还穿着单衣。逼在眉睫，不容迟延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官兵得着饱暖？病者伤者又如何处置？饷项一节简直不名一文。两部分队伍，为几块钱之事往往争执动武，又当如何解决？总司令部成立后，首先把全部力量集中于此。本地有土著王英，他的父亲王老先生，前一二年我曾见过，外号叫做王瞎子，个儿高大，那时已八九十岁。老先生原为河北顺德人，一说他在原籍因赌输钱而致亏累，一说因杀人逃命，十八岁时流亡到五原，种田度日。他见地方贫瘠，可是黄河相距如此之近，心心念念想利用黄河之水，以禅益耕植。费了很大的心力，挖掘沟洫，每洫宽数丈，深数尺，都有一定。乐成之后，水利大兴，农事日盛。后来外国留学回来的水利专家来此察看，亦说其筑洫工程深合科学原理。政府见他是个奇才，曾予奖状。传到他的儿子王英，已有地数千顷，羊群无数。王英见我们艰难困苦，乃赠羊数万头。我们对此“雪中送炭”，极是感激，乃以羊肉为军粮，以其皮子为军衣，无论官兵，一律穿此带血的皮统。官兵所以不致冻饿而死者，实有赖于此。现在王英已为敌作伥，然而我看他不是甘为汉奸之人，必有人逼之，方走上这条黑路。又有陈殿民者，原在南苑时曾在我们兵营的马号中做过事，后来派到包头，以开垦种树为业，和地方百姓感情融洽，处得极好。我即派他办兵站。因得人民帮助，成绩至佳。“百姓帮忙功自成”，真不是一句假话。其侄陈万元，至今仍在我处做事。
刘郁芬那时为甘肃督办，薛子良为省长，知道我们此间困苦，薛特送来十万元，为我们的给养之资；棉衣等约五千、五千地由黄河以船送来。钱固不够，被服亦缓不济急，然而已经不容易得来。刘为人厚道忠诚，循规蹈矩，虽有过于稳健、不敢冒险之病，实在亦颇有能力。薛为人才长心细，我畀以政治部长之职，很有办法。又王铁老在包宁铁路任上，陆续领款，积有数万元，此时亦全数送来。说时势如此，铁路尚不知何日始可修成，你且挪此钱为革命之用吧！他人多趁火打劫，将公费挟逃，我收下此款，念及他老人家一生清廉，持家俭苦，故提出两千元，给他太太送去，以作为家用。他太太却将钱送回，拒而不纳，并且附了一封信，说贵军方举义旗，处境困苦，务请留为军费，革命成功，人人都蒙幸福云云，说出许多道理。总司令部中人人敬佩，连外国顾问亦十分欣羡，以为是中国真实人物。其信后由鹿钟麟带往苏联。王铁老一生廉正，其家属亦有如此者！王死后政府特为立传给恤，备极褒扬。
粮食问题的解决，最不容易。因为地方贫瘠，一下驻着许多人，哪里筹办去？而部队亟待开拔，拟分十路，先援长安，而后出潼关，会师郑州，如此艰巨任务，总不能饿着肚子行军。时有萧某为临河设治局局长，自告奋勇，说他和临河士绅极有交情，但须我写二十副对子，交他拿去，必可筹粮万担。我听了他的话，研墨办纸，整整写了一夜。写得手冻要裂，方才写成。他叫落什么款，我就写什么款。那时我一笔丘八字，还不如今日整齐。可是对子交他拿去，他却一去数月没有音讯。后来刘镇华部败退，长安之围已解，他才打电报给我，说粮食已办齐，叫我先汇十万元给他，以备运粮。我觉得好笑，复电说，我若有此钱，即不劳你去办粮了，你还是快把我写的对联拿回来吧。此人系石友三介绍来的，曾为省议员，口才颇佳，及后我到郑州，宋哲元由西安来电保他为县长。我说这人言过其实，不可重用，后来他不知怎么弄到西安市长。至今仍有重用之者，但观其行为，实在可虑得很。
薛子良送来的十万元，我拨作士兵被服之用。包头方面的部队，需棉衣尤为急迫，此时张作霖封锁我们，把通内地的交通加以断绝，布匹之类都到不了包头五原。弄得没有办法，把市上的布匹购买一空。其中大都是本地的粗布，拿来制棉衣里子，士兵们穿着，花花绿绿，彼此相视，都不禁一笑。
军队既是如此困苦，我个人的生活，自然也无不同。包头县长唐务此时送我一桌酒席，意思大约是犒劳我。我把席送还，不敢享用。后来见面，我忍不住问他，你这种行为，岂不是巴结长官？你是哪里来的钱？凭你这样做，就不是爱惜人民国家！又五原县长刘必达，也是见我饮食太苦，一天特意送给我二只鸭子。他只看见我天天吃咸菜，而不知道士兵们天天吃不饱饭。这次我实在对他不起，每只鸭子回敬十军棍，打了他二十军棍。我觉得他是毁我。其实刘为人谨慎朴实，不是坏官；他送鸭的用心，就我个人言，他很可感激。然而我之处理，亦有不得不然的苦处，实非得已。后来我在察哈尔抗日，他在察哈尔又任县长之职，甚有政声。
时司令部有副官侣朝栋，赴包头办事，被土匪绑去。来信索枪四十支，款二十万勒赎，否则毁票。我接到此信，心想愈派人去谈判，愈将被其所挟，故即把信撕去，扬言道：我们是在这里革命的，我们不是在做官发财。我们的钱款枪支从事革命还不够，我们哪里有枪有钱拿去救他？又说从前楚霸王绑汉高祖之父以挟高祖，高祖回他说，必欲烹，请分我一杯羹。古人于其父犹如此，我对你们的勒索更可不理了。经此处置，土匪觉得白费一番心计，对这副官的看守也就松懈。两个半月后，侣朝栋竟得安然逃回，谈及土匪约四十余人，警戒甚为严密，号令严肃，纪律颇佳，奸淫妇女之事，尤所不许。“盗亦有道”，据侣说的那些情形，许多正式军队，都远不如。
其次是关于部队整顿改编的方面。自南口败退，疲敝之余，各部东零西散，有的一团只剩二三百人，有的一旅只余四五百人。彼此之间又争人争枪，动辄用武，甚至为一个人、一支枪，亦争得相打起来。有一种的偶尔受了一点委屈，即被他方拉走；有一种的则因亲戚同乡，或朋友交谊之故，而被拉走。闹得军不成军，纪律废弛。我就任总司令后，第一步即着手整理这团乱麻，重加组织。问董某，你有多少人？多少枪？答曰多少人，多少枪。我就令其将人枪拨归刘某。又问李某，你有多少人多少枪？答曰尚有多少，我即令其全数拨归童某。官长则完全归我，交与宋哲元暂编为第一师。如此归并的归并，补充的补充，三日之中即整顿就绪。人以为从前一人一枪亦争打得皮破血流，如今我只须一句话，就井然有序，都引为惊奇，人人觉得欢喜高兴。顾问乌斯马诺夫看见，尤引为神奇之事，翘着大拇指，称赞我是“天才的组织家”。其实官兵们质素优良，训练亦有基础，此回溃乱至此，实为形势所迫。比如一面明镜，不过沾了一些灰尘，一经拂拭，自然重返光明，有什么可奇？
各部久战且败，疲敝不堪，因此显得散漫凌乱，自亦意中之事。但亦须看其官长平素办法如何？待遇士兵如何？有一种认真的官长，虽处极难之境，亦仍然能够保持旧有精神。比如童玉振部，一路经过各地，照常步伐整齐，唱着军歌，毫无紊乱的现象。我到包头检阅时，他率部来迎，连裹腿都打得一模一样。当肚子饥饿、身上寒冷之时，军容仍能如此，实在不是容易的事。童之长处即在于小处留心、大处明白，做事脚踏实地、一丝不苟，故此次特升童玉振为旅长，后来送入陆军大学深造，今仍在孙桐萱①部任职。
①孙桐萱（1895-1978）河北省交河县人，字荫亭。1917年考入第十六混成旅模范连，后升任冯玉祥部第四十三团八连连长。1926年任国民军联军第三路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翌年任第三路军第十五师师长，后换任第二十师师长。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党部队第三集团军第十二军军长、第三集团军总司令。1945年退役，1978年在北京病逝。
刘汝明勇敢坚毅，为一杰出将才。此次在南口苦守，敌人大炮如雨，他住的指挥室亦被打塌数处。他仍然在墙隅拿着电话从容指挥。刘为人沉默寡言，不善交际，对部属极为爱护，故人人亲近他，服从他。此次有董燕甫等数部都拨归他。
宋哲元沉着勇猛，尤能切切实实地练兵，故将整顿下来的各部官长（有官而无兵）悉数归他，整编为第一师，预备补充新兵，从事训练。
方振武也是一个能干有为的将领，对军纪尤不肯丝毫苟且。他率部队退到绥远的时候，因有一士兵吃了百姓的西瓜未给钱，那百姓前去呼冤，他查明属实，当即把那兵枪毙。有人曾说这是小事，何至有枪杀之罪？其实不然。此种处如轻轻放过，人人玩忽，全部纪律必将无法维持，此为军队性命根本之事，不容宽情姑息。我们军队退到绥远，有些部分纪律多有废弛，士兵随便取用百姓东西，往往有之。时邓鉴三为绥远民政厅长，一次他就和鹿瑞伯、宋明轩说：
“我们处境无论如何艰难，旧有军纪总须维持，扰民的事万万不可有！”
鹿、宋极以为是，打起精神，亲自带领队伍查街，查出士兵有扰民之事，立刻分别情节轻重，予以应得处分。如此数日，秩序很快就恢复起来。到了一种困苦的时境，军纪最须注重，否则变乱丛生，必至不可收拾。此等处为将领者须有坚毅不苟之心，随时提防，严加整饬方可。古人所谓：“兵犹火也，不戢等自焚。”“兵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云云，是我们治军者的金科玉律，应该时时刻刻引以警惕的。
方振武字叔平，为国民党党员，原为张宗昌旧部。因张宗昌种种办法和行为，他看不入眼，故通电于我，愿与我们共同奋斗。我即委以国民军第五军总司令之职。第六军司令为弓富魁，绰号弓老大，原为山西将领，其为人慷慨义气、好朋友、喜交际，同时亦嗜酒烟。他们部队素有“坐下来大站起来小”之称：即是在不打仗的时候，村东村西，镇南镇北，都是他的队伍，领伙食给养，人数极多；赶到打仗时候，却少了。故谈不到秩序纪律。欲其按部就班、真正达成作战命令，则不能胜任，若令其抄后路、截粮攻虚，则亦可以做到。在革命的战线上，此种部队亦不可少，未可等闲视之。后弓死，曾被数次抄家，景况很是萧条了。
时包头一带尚有石友三、韩占元、韩德元、许长林等部。南口失败，韩、石等部归山西方面收编，均驻包头。他们之出此，乃形势所迫，实亦出于不得已。我在誓师之前，即决定要去看看他们。时张之江离五原前赴宁夏，闻我回国，复由宁夏乘民船循河赶回。经过四个月的鏖战，他过于辛苦，神经有点衰弱，又加旅途劳顿，在船上又受了些寒，因此患眼斜口歪之症。见我后，他报告一切，大哭不已，我安慰他道：“多少人有多少人的干法，不必失望。中山先生只是一个人，他一样地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张为人至诚恳，乃郑重劝我道：“我听说你打算到包头去，若真有这话，我以为你万万不可去。”我问什么缘故。他说道：
“今天的事，是人心大变，大变人心了！”
我说：“之江兄，你的话太好，我十分感激。可是各人所见不同，我已决定去看，你不必为我多虑。”
这天大约是九月十八九，邓鉴三先生在场，我们即在誓师的那土台谈话。我左说右说，说了二三个钟头。过后又以本地土纸写给我一封信，剀切陈词，要我打消去包头的计划。我回说：
“包头我必须一去，那里没有什么不可去的。我们投身革命，即要牺牲自己，以报国家，若是畏首畏尾，什么事都别想干得成了。还是请你安心医病，不要再为这个事劳心费神了。”
过了一天，石友三却自己坐着汽车到五原来看我。我正在司令部所在的大殿前院帐篷中坐着。石见我表示十分忏悔，扑身跪到地上，大哭起来。我把他扶起来，和他说道：
“过去的事，一概不谈。我们从今天从头干好吧，你先回去点验部队，过两天，我就到包头去看！”
石友三很是感激。面谈一切经过后，即回包头整训队伍。许多人冷眼看着，都表示惊异。以为石友三远在包头是一不作二不休的干法，谁也不敢从他那里经过；现在居然自动跑来，表示忏悔，如此地诚心向善，真是意外之事。张之江以此觉得我去包头不会有何危险，故亦不再劝阻了。
数日之后，我即动身到包头去。路上很不好走，这路出奇地坏。人民过于穷苦，散兵游卒又多，弄得沿途都是土匪。有些胆大的竟然对着我的汽车开枪，我也没有理会，只令汽车疾驰而过，并未出任何意外。路经一名叫“皮斯堡陇”的地方，外国传教士在此有特殊的权势。其中有美、意、法各国人。他们为宣传基督教，冒险至此。百姓不识字，他们教之读书，又教以牧畜耕种等方法，使之样样都会。于是地方上举凡一切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以及宗教之权，都掌握到他们手中。有些甚至有强大的自卫力量，自据一寨，配备枪支弹药，以防御土匪的进攻，俨然自成一个小国家。地方官一则没闲心管这种事，二则对外人也有点害怕，故一直听之不问，形成各自为政的局面。对于此类情形，我以为一味地蛮干固然不对，可是像这样地听其越出传教的范围，亦未免太可笑。我们当本着“以礼相待，据理力争”的一个原则与之周旋方好。
到达包头，石友三、韩占元、韩德元以及宋哲元在热河训练的游击队与井岳秀等部队远远地排队迎接，行列长达三十余里。检阅竣事，又讲了一番话。进城时夜幕已下，仍召集各部官长讲话一次。那时许多人提心吊胆，怕会出什么乱子，其实都是神经过敏。王铁老也在包头，他出城相迎，看见我，极是高兴，和我说：
“您来了，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我问：“为什么呢！”
铁老说：“他们自官长以至士兵，没一个不是天天想念着你。知道你要来，人人都欢喜得流泪，你一来到，天大的麻烦事也可迎刃而解了！”
我在包头住许长林旅司令部中。许自幼失怙恃，投一外籍牧师家长大。民国元年时这牧师介绍给我，那时他还是个小孩子，样子很聪明伶俐。我带在营中，常和他谈谈说说，教他些为人做事的道理，并使之读书。他进步很快，入过数次教导团，后又为带兵官，为人颇方正，能耐劳苦，很知爱护百姓，对士兵尤能同甘共苦，作战亦很勇猛。此时他已为旅长，亦驻包头，他的司令部在西门外西老包地方。
在包头住着，每日在一起办事的有薛子良、张允荣、刘伯坚、顾问乌斯马诺夫等。
这时候韩复榘在归绥，正在医院养病。我打电话问他的意向，他随即派代表前来，自认过去做错，从今完全听我命令。我乃令其先将炮队全数开过来，以备与韩占元、韩德元两部会同起来尽先开拔。这边韩占元、韩德元两部出发后，随着石友三部亦开。韩复榘的炮兵在归绥，上车的时候，被某方派令卫兵阻止。韩复榘愤而出院，到车站上指挥手枪队拘捕阻拦的卫兵，为言曰：“若不听我们开走，我们只有开枪打！”当局恐怕真动武，炮队乃得安然登车。临走时韩复榘说道：
“我们是暂时相投，借个盘缠的。你当是真的投降了不成！”
同时商启予亦在归绥，我打电话给他说：“您是一位老革命党，必能保持您的光荣历史，今日之事您作何主张？”他回说：“我一定革命。”我就要他发通电表明态度，他却不肯，说怕张作霖会和他为难。我说既然如此，我前去看看你，如何？他十分担忧地说：“目前形势尚不许可，你暂时万不要来。你缺乏什么，和我说，我即刻备好，给你送去。”于是也只得作罢了。
队伍一面整理，一面讲话，一面开拔，进行极其快速。
在包头，胡瑛自南方来。胡是湖南桃源人，很早即为革命党，我原先就认识他。袁世凯称帝时，他为六君子之一，随后又复走上革命道路。他来见我，因为屋子太小，无地方可以接谈，乃约他同在汽车中坐谈。他从袜子筒里拿出蒋总司令给他的委任状给我看，使我不致怀疑他，很感慨地和我详谈其过去。在清代时候，他以参加革命党被捕，和牢狱头目弄得很投契，那头目就把他女儿许给他。他家中原有未婚妻，后来革命成功，即与两个女子同时结婚。洪宪时袁世凯送给他两万元，故又加入筹安会为六君子之一，鼓吹帝制。袁死，走投无路，乃到南方，仍是被人鄙视。此刻打算到苏联去留学，借以充实自己。我就用“君子之过也，如月日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一番话安慰他，他很是感激。此时他还有鸦片嗜好，在汽车中我闻到他满身鸦片烟的气味。
又有张砺生先生，也是一位党员。原在察哈尔办教育，颇有名望，也倾心革命，此时到包头来见我。我请他到察哈尔发动，和他说：“张作霖不久定要袭击包头，同时压迫商启予出兵攻我。到那时，希望你可以出来破坏铁路交通，并且在中途截击他。”张先生甚为愿意，因察哈尔后弄得很是得手，纠集了千把支枪，颇有一番作为。可惜因是文人出身，对部队不善训练，后至河南被缴械解散，他亦离队他去。
最感觉迫切的是政治训导方法。一则新败之余，精神涣散；二则革命主义急须灌输。不仅旧有的纪律与精神要恢复，更要进一步使之成为有主义有信仰的革命部队。总司令部组成，各部成立了政治部，加紧此方面工作。我自己每天集合各部讲话，一班班亲自考察。同时请薛子良及政治部同志编了许多歌词，如民族、民权、民生等等，以加强士兵对于三民主义的认识。当时我针对现实，提出三个口号：一是军队政治化，二是打破官僚习气，三是拔除阳奉阴违的恶根。因为我觉得从前一般军人受传统教育的毒害，都持着不干政不入党的观念。以此不问政治上的是非，只为私人的武力，这是自袁世凯以来，一般军队的恶根。我们现在开始参加神圣伟大的国民革命战争，此等旧日的恶根必须彻底铲除。我在五原包头竭力宣讲这些道理。驻甘各部队则派请邓鉴三、沙明远等分赴陇东陇西各地，前去讲话，以收政训之效。
至于政治部，则有刘伯坚主其事，集合干部学校学生分任之。干部学生在张家口时本来为数不少，都是五卅惨案时为反帝而来投我，都是大学或高中学生，以广东、湖南籍为多，此时多已走散，所余不多。编好之后，即交于刘伯坚加紧训练。刘每日为之讲三民主义等，我亦按日解说国民革命史，期于短期间成为政训工作之干部。刘伯坚系苏联东方大学毕业，为共产党党员。办事极有精神，对于部属，虽一分一刻钟的时间，亦要查问其如何度过，并填表报告之。他自己每日工作十八小时，整日孜孜不倦，真是眠食俱废，故工作有特殊成绩。部属同事间对之深为信仰敬佩，我不能因为他是共产党，就抹杀事实，说他不好。是为是，非为非，刘确实有热心，有毅力，有才干，有卓著的工作表现，我即无法不钦佩他。
这时各方面常有秘密文件带给我，都是写在绸子上或是缝在衣服中。到手后，须用药水浸泡，始能现出字迹。其中有许多已成珍品，如李石曾、李大钊等各位先生来的信件和给我的作战计划等。他们多主张我们出宁夏，取潼关，而后会师北伐。那时我们军队分作十路出发。所有各部布告，除张贴外，又用一种新办法，即装在点心盒子里，每盒数十张，外包油布，扔入黄河中，随水向下流去。民众捡起，即可传看发生效力。这是一种很妥便的秘密宣传方法。
军队出发以前，于右任先生同另外几位朋友要先到陕西去看看。此时我已接奉党的命令，就任西北各省党代表。我即问他此去是否需要一个名义。他说：“目前暂且不要给我名义；等我到那里之后，看看情形再说吧。”他说完之后，很坚决地动身了。
此时鹿钟麟同志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故组织一赴俄观光团，挑选了一批人，由他率领，到苏俄参观。他们到俄后，有的很学得一些东西，有的则依然故我。可见能否成为国家有用之材，主要的还在乎自己是否努力。别人的帮助，毕竟还是不足恃的。
又孙二哥此时亦在五原，正生着病（他的部队则改归徐永昌统带，驻在包头。徐为人沉默寡言，细致而稳靠。包头五原开拔竣事后，他即率部由陕北入山西，驻峪道河，亦受命令为西进十路大军中之一路）。他住着三间简陋的民房，病势很重。一块痰老在喉头响着，躺不下，睡不着。皆因此次南口之战，吃苦太大，以致损坏了健康。我设法为之诊治，病势稍痊，随后迁至上海疗养，竟以不起。
我在包头将部队一一整训开拔，再回到五原时，已经是旧历九月的天气。塞外秋风，吹在身上，已觉得砭骨的寒冷。此时从广州出发的北伐军，已经势如破竹地取下武汉，正分兵两路，与军阀联军搏战于武胜关和江西一带。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等方加紧合作，以图最后挣扎。大时代的到来，使我们这方面的任务日见迫切。我们已不能够再多用些时间来慢慢训练部队，所以各部随时整训，随时开拔，共分作十路，由宁夏以入陕甘，先解长安之围，而后出兵潼关，以与北伐军合师于中原。我待各部开拔完竣，一切料理就绪，亦即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早晨离开了五原，向革命的大道上行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