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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长安，仍是住在旧皇城一民十一年时我所建造的督军署中，省政府另设他处，此地已由于右任先生改名为红城（后来石敬亭同志为陕西主席，又改名为新城）。首先来见谈的就是于右任先生。他和我详谈陕西军政党各方情形，讨论今后治标治本的对策和办法，于先生颇有所顾虑。我就请他以驻陕军总司令名义负责办理一切，只管放手做去，我决不干预。至此，他方拟出一个方策，和我斟酌决定。方案是极周妥而切合实际的，可惜还是老毛病，没有兵权在手，尽有好办法，各方面都阳奉阴违，不肯照办。最显著的就是二军、三军，如田玉洁、麻老九等许多人，对之完全不听，使全部好的办法、好的条款，都成废纸。也曾召开一次会议，各部分首脑都经到场，我郑重地说明当前的状况及调整一切的决议与方案。他们当场一口不开，好像完全不成问题似的，可是散会后他们回去，谁也没有笑脸，算能照着办的，是极少数中之少数。那时候革命方在发动之初，我们的景况又太艰苦，军阀张、吴等正在作最后挣扎，百般地设法煽惑挑拨，因此之故，大家都存一种观望不前的心理，只是虚与委迤，看不出谁有什么诚意。
我到长安不久，各方面相继派遣代表前来见面。中央派郭春涛和邓飞黄二位同志来，随后简又文先生亦来。他们都是派来我处担任政治工作的。蒋先生的代表为彭程万先生，民元时曾为江西督军，李协和先生和他相知，故亦有函介绍。记得那天在西安城东北角地方接见他，我们曾作长谈。他谈蒋先生人格如何伟大，为人如何有作为、有魄力，将来必如何有为云，至今我还不忘。我派一传令员照应他，替他打了一次灯笼，他即赏以十元大洋。而那传令员不识抬举，不肯受他的这钱，并且质问他道：“我也是革命党，你怎么可以这样污辱我？”第二天彭先生见我，和我谈及此事，夸奖我们说：“我很佩服你们国民军，怎么训练出这种精神和纪律来？”我说：“他们穷得袜子也没得穿，不想能够如此，或许也有人不能这样做的。”其实这是潮流所趋，青年人都和旧时代完全不同了呢！彭先生为日本士官学生，为人深沉，不苟言笑，以后在江西也曾见过面。唐孟潇先派来一位代表，我已忘其姓名，为俄国留学生，与刘伯坚为同学，是位共产党。我请他讲演，他当场请听众出题目，希望听什么，他即讲什么。一讲就是两三个钟头，学问好像极其渊博。阎百川先生代表为南桂馨，我优加款待，希望他回去可以尽力说阎先生早日发动，共同为革命而奋斗。哪知他回山西后，只说西安情形如何赤化，连城也叫做“红城”，把阎先生说得踌躇起来。刘骥、熊斌等各位此时也都成中央代表，来西安接洽一切。代表一多，头绪复杂，他们中间便不免有些闹意见的。我向来是个不讲情面、实事求是的人，但至曲直不明、是非莫辨的时候，也只好听之而已。
关于当时此间党务的情形，略举数事以说明之：
此时各方代表及军政党各方人员常常聚会，提出一切迫切问题或是最新发生的事故，大家讨论讨论。有一天一位国民二军的何旅长从他部队驻防的盩厔和鄠县一带来，很愤慨地报告一件事，说他们部队分驻西安附近数县，农民对于纳租、纳税都严加拒绝，每逢征发给养，必受当地农民协会的反对。农协在党部的主持之下，非常凶横不法，往往不得地方行政长官的同意与准许，就私自擅行捕人杀人，有几个乡镇长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他们用铡刀腰斩。说着他就拿出省农民协会发给各县农协的一封信来，上面说，本党有生杀予夺之权，你们看着地方败类，该杀的只管捕杀云云。上面盖有省农协的图章，一点不假。我看他们这个闹法，将来还不知要出什么事，当即把原信送给于右任先生查看。于先生即把省农协的负责人找来，问此信是不是他们发的。那位先生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把信端详了半天，才慢慢嗫嚅着说：
“图章确是真的，命令可不是我们发的。”
据他说，农协的关防放在房内桌上，不知道什么人假造指令，偷盖了关防。农协会的关防怎么无人经管，任便人家去窃用？闹出事来，哪个负责？这话就说得十分叫人惊讶。于右任先生也很是焦虑，请他负责赶紧更正，并使以后不要再有同样的事件发生。第二天省党部开会，各方面的人都出席，讨论到这件离奇的公案，有几位党部青年，非常激昂慷慨地发言道：
“不管农民协会也好，什么协会也好，哪人当杀，就可以杀掉他；只要没杀错了人，管什么法律手续！我们革命，不能怕杀人；怕杀人，还谈什么革命？”
又有一位青年朋友说：
“有他们军阀杀人的，难道没有我们杀人的？张作霖他们杀死邵飘萍、林白水，我们就不能杀人吗？”
他们说得理直气壮，像真有那么回事一般。我当时忍不住狠狠地驳了他们一顿。我说这里有驻陕司令，有省政府，若有你们管这类事，还要他们做什么？正因为军阀草菅人命，我们才起来革命。革命必须有纪律、有组织，革命不是以暴易暴。这种事，今日看来好像成了笑话，但在当时竟是只有他们的做法才算正确。有些人甚至骂我无革命勇气，不敢大刀阔斧地彻底去做，其可笑如此。
以后开会时候，常常免不掉为这类事彼此冲突。青年朋友总嚷着工农革命，说这个不是，说那个不对，骂张三反动，骂李四封建。另一方面则说：工农革命，不是革革命军的命。革命军队没有饭吃，难道让他们饿死？就是你们不管他们死活，你们也不能任意杀人。总之，这些青年是热情有余，勇气很大，只是如列宁所著的一本书所指说的：幼稚病太深，实在不能担当大事。
有一次一位妇女代表秦德君女士来见我。她是西北大学某教授的太太，要求我给她们女子参加宣传的工作，我说：
“诸位女界先进出来献身革命，愿意努力宣传工作，我是十二分地佩服，十二分地欢迎。目前的情形，不只普通民众对革命不了解，对主义没有认识，就是一般官长也不免如此。官长不懂得革命的道理比民众不懂更其妨碍革命。你们既然热心宣传工作，我想建议你们分出缓急，先向官长们做一番宣传。他们都是男子，你们站在妇女的立场，尽可以把所有关于妇女问题的革命理论，向他们做一番宣传，使一般男子的腐旧脑筋、传统观念，可以改变改变。”
她们同意了我的提议，于是每天集合部队官长讲话的时候，总要留一个钟头请妇女协会的先生来宣讲革命理论。头一天，一位女士说女子也应该读书，痛辟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论，慢慢就谈到自己的婚姻问题。第二天秦女士来讲，也是先说了一番男女平等的道理，而后说自己婚事的经过。说的道理同是人云亦云，丝毫没有真知灼见，而所谈婚事，又只是自夸如何诋骂父母，如何反对丈夫，如何脱离家庭和离婚的一套。他们共有二三十位，多是些年轻女学生，说来说去，总是那一套。当讲话之前，又扭扭捏捏，你推我拉，不肯走上讲堂，甚至低着头，掩着口，嘻嘻哈哈，种种态度，都使听众不能发生敬重之心。听众往往弄得不耐烦，对之摇头瞪眼。我听了多次，只有一位王女士讲得较有内容（这位王女士后来和刘伯坚结婚），其余简直没一个讲得通的。我觉得她们过于幼稚，怕以后弄不出好结果，所以讲了几次之后，即令停止。我以为她们主要地还应该充实自己，使自己能有生活技能，自己能够独立生活，同时虚心地、切实地学习，不徒讲表面，不随波逐流，比空谈革命重要多了。这除主观的努力而外，社会的扶植也是必要的。
西安街市上到处贴满了妇女协会的标语。标语之中，嚷得最热闹的就是“打倒贤妻良母”的一条。一日王铁老到街上走，看见此条标语，觉得奇怪，回来说：“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说：“我也不懂。”在那时，王铁老固然是个老腐败，就是我和于右任先生也是常被人家目为封建头脑的。但我不见她们踏踏实实地做事，不见她们庄庄重重地读书、讨论问题，更没有见过她们拿枪打靶，到医院去照应伤兵。她们所会的，就是骂父母，骂丈夫，讨厌儿女，讨厌家庭，动不动就离婚。以这些为自己不落后与真革命的条件，我实在不敢苟同。我想她们所企求的，也许是说妇女不仅要做一个贤妻良母而已；除做贤妻良母而外，更要取得与男子共同担当社会与国家的义务与权利。她们的标语应该写“妇女们到军队里去！”“妇女到工厂去！”“妇女到政府机关去！”等等之类，而不应当提出“打倒贤妻良母”的口号，使一般人以为他们主张妻不应贤、母不应良，她们所拥护的倒是“恶妻坏母”的主义。我不懂为什么必须做恶妻坏母才是革命，因此对于她们所提的口号也不能同意。有时妇女协会中有代表来找我谈论妇女问题，我就老实说，我只知道无论男女，此时都应该共同努力争取民族国家的自由和独立，必须民族国家有了自由，而后方谈得上个人的自由。必须相当地牺牲自己的自由，而后方能争取到民族与国家的自由；否则必入死路。而且革命是实干实做的事，不是空口说白话、唱高调，所可奏功的。大家都要两脚踏地，吃苦耐劳，坚毅不拔地奋斗。若只是飘在云彩里，一任自己好恶，胡思乱想，那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那时的前进妇女也和一般的青年革命朋友相似，多半是些空想家，多半是些浪漫主义的革命家。我说的这些话，当时自然不能使她们听着入耳。
但把话说回来，上述种种错误与幼稚的行为，固然无可否认，但在当时革命的初期，也是必然不可避免的。
我到西安不久，和于右任先生遵照国民政府发下的命令，设立了政治分会。同时筹划了几个星期，慢慢把驻陕司令部也成立了起来。一切组织与规章定妥之后，于先生向我要人帮忙。我即派李兴中为其参谋长。从此关于陕西政治方面的事，均交请于先生全权负责，遇着有什么困难，我再从旁相助。他没有兵权在手，办起事来未免常常感到棘手，而大军云集，地方过于穷困，难关是打破一道，又来一道，彼此若不通力合作，是无法办事的。
我们所感到的困难，主要地是在财政方面。这时成立了一个财政委员会，由薛子良为委员长，主持一切。但现状过于穷困，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委员会成立后，也还是一筹莫展。此间被刘镇华围攻八月之久，省城以外的地方，早被他搜刮得干干净净。省城以内，在围城期间，单说饿死的就有三万多人。富有者以油坊里豆渣饼充饥，一般人民则以树皮草根裹腹，到豆饼和树皮草根吃尽了的时候，就只有倒毙之一途。地方糜烂到这个地步，一时万难恢复，可是大军由五原、甘肃不断地集中到这里来，士兵中一百人中有九十九个是穿的破衣破鞋，面带菜色，同时政和党两方面也在急迫需钱。费用如此浩繁，怎么擘划经营，才有办法出来呢？
但是队伍必得出潼关作战，要出潼关，必得发给一点路费，这是不能动摇的事实。部队出潼关，自灵宝、陕州一直到洛阳，形成一条深沟；南有秦岭山脉，北有黄河天险，中间这一段路多是荒山野土，连人烟也有限得很。就算不顾革命的纪律，硬着头皮，向经过的地方搜刮，也绝不能搜刮到什么。然而什么事都可将就，大家都饿着肚皮，怎么能够行军作战呢？
财政的困难阻挡在我们面前，如同铜墙铁壁，丝毫也不能撼动。薛子良一筹莫展，常常被逼得要喝大烟自杀。幸得于右任先生常常劝慰，大家才勉强撑持着。最后实在无法可想了，只得借了四百元大洋，到山西运城办了些纸张，拿来以石印印了一百万元的军用券，票面写明国民联军的字样，以备民间日后可以兑换现款。此事由薛子良主办，三万、四万分发给出关的各部，以为开拔费用。这实在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虽然再三地向地方宣告我们的苦衷，一再地声明待革命成功之后，一定如数收回。这样的办法，在西安附近地方，行使起来已很困难，一出陕州，人民就多拒而不用。
沿陇海线西进的部队，与武汉方面军队在郑州会师后，不久即打到开封。此时孙良诚和石友三在前方纷纷来电说，从武汉出来的友军都用的现大洋，各地人民无不欢迎，唯有我们却一块现大洋也没有，只是拿军用券和人民淘气。就算勉强用了，也处处受人民的白眼，使人民对我们部队起恶劣印象。同是为革命奋斗的军队，牺牲流血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待遇如此不同？试想我接到这样的电报，心里是什么味道？我只好复电安慰他们说，富家子弟出门，自然盘缠充足；贫家子弟哪有办法？牺牲流血自然是相同的，但我们从穷困的西北打出来，他们却来自富庶的南方。来处两样，贫富也就不同了。你们想待遇一致，那还须相当的时候。你们向我发这种牢骚，我有什么办法，只可转陈中央罢了。虽是说得唇焦舌敝，究竟只是空话而已。我知道他们实在处境太难，不得已才向我诉苦，否则他们也不会平白开口的。于是我又三令五申地嘱咐，说所至之地，若友军住村东，我们即住村西；友军住城中，我们即住乡间，免得士兵看见人家情形眼红。
对部队是这样地办了，对人民却无法可想。一方面用的是白花花的大洋，一方面却只用废纸，如此比着，无论怎样解释，也不能引起人民的好感和信任。于是票子慢慢由一元落到七角，由七角落到三角，最后弄到一文大钱也不值的地步。那时北伐军已经打到南京，宁汉分家已经开始，我请武汉政府设法相助，武汉方面不理；向南京请求帮助，南京也无暇顾及。他们各为自己的问题苦恼着，管不了别人的事。后来此项军用券商由铁路局收用，始渐有起色。
我们在夹板缝中挣扎，弄得焦头烂额，军食军饷毫无着落，自总司令以至目兵都是以“革命饭”吃个半饱不饱；衣服裤子一概没法添制，如叫花子一般。各部自南口退后，转战数省，直到此刻，自然死伤甚多，兵额多不足数。我们一军在河南招募补充兵员，因费用匮乏，非常艰难。日日三令五申，还是办不出成绩。枪弹的补给，亦是没有办法的问题。新兵无枪，只好每人发给一把大刀，刀是当地定打的，比北平所制品质差得太远。又打大镐、铁锹和大斧，作为兵器。每日朝会议论，总是说着“三粒子弹打到山海关”的口号，其实只是口号罢了。事实上怎么办得到？此外伤者病者没有医药，残废者没有人抬扶，死者连棺材也没有，只以布袋裹着埋葬，名之曰“革命棺”。言之真堪痛心。
物质方面的困苦无法解除，整顿与训练我却片刻也不放松。此时陕西境内许多部队都有“站起来小，坐下来大”的弊病。这就是说，他们一部实际不过三五百人，但在领饷项枪弹的时候，却总浮报成三四千人，这原是一般缺乏训练的部队的通病。但我不能容许这种不整齐的现象存在，乃着实地加以一番整顿。我看出一般将领都有一种精神上的缺点，就是经不起大的胜败。他们得一小胜，即踌躇满意、骄傲自恃起来，遇一次折挫，又立刻垂头丧气，再也不能振作。这种胜骄败馁的现象，原也是军队的通病。但我们在南口败退之后，方在力争新生命以担当重任。故我于整编训练之中，特别加意于此项的纠正，除将古今中外伟大英雄的奋斗事迹，向官兵作普遍与深入地宣传外，又印发《革命精神书》及《九一七新生命》二种，使官长士兵加工诵读。
我所住的红城前面，有一广大的空场。所有驻西安的部队如魏凤楼、马鸿逵等部都在此加紧训练，每日天尚未明，就举行朝会。谈话之后，继以问答。先和各级官长问答，问毕，复令各级官长向其士兵问答。朝会完后，操演开始。比如某日课目为刺枪（其他有劈刀，打拳等等）即先教官长整个动作，官长会了，即由他领着队伍，细细教与士兵，而后一一检看。这时已经八点，吹号停操，即在操场上与官长士兵共同吃早饭。自总司令以至目兵都是吃的一样的菜，一样的饭，完全实行同甘共苦的教条。饭后，操练重新开始，目测距离，利用地物以及各种战斗动作，均一一教练，也是先教会了官长，而后由官长去教士兵，切切实实行“兵会者官长先会”之教条（因马部官长多不会操），并废弃徒重形式与统制式的教练。到十点半吹号，召司务长送开水来，喝完水，又操。直到下午四点钟，方得散队伍停止操练。唯留营长以上官长，细问其所部一切的情状，有何困难，发生何事，病者伤者多少，病况伤状如何，而后分别派人去问视伤病。从操场回来，我即率中级官以上到大讲堂，听讲战术及政治讲演，都请由专家名流分别担任之。讲至晚八点，批阅信电，十时始睡，每日都是如此；看见官兵精神及技术显著地天天不同。其中马鸿逵一部原不大整齐，初加训练时，官兵甚以为苦，但两三月后，他们都习惯了，同时进步飞快，气象日见振作。一日，有曾为靖国军旅长小名高景娃的前来见我。时值我们朝会已经开始，他即站在墙根下看着我们教练，从朝会起，一直看到下午四点，先还站着看，到后来蹲着，又后来背靠墙壁坐着。可是看得入神，总是不走，及至见了我的面，和我说：
“你这么大的年纪，做这么大的官，还是这个干法，你们真是革命军队呀！我们平常只当做了官就是享福，哪儿梦见过这个，我们真是土匪队伍呀！”
三翻四覆诚恳地说着，满面眼泪和汗水交流，到后来索性掩面大哭起来。我看他如此激动，真是想不到的。即令人拧手巾给他擦脸，婉言安慰之。他在我家同住数日，每天都随同我到操场看一整天，他才知道我们日常功课即如此规定。这位旅长虽为土匪出身，但为人肝胆义气，到处兴办学校，修桥补路，实在是位善根未泯、真诚可爱的人物，要不然他也不会那样地易受感动。
后来我们出了潼关，任石敬亭同志为陕西主席，石氏卸任即任训练总监之职，负后方教育训练的总责。那时训练总监之下，共有十六个学校，如高级教导团、军官教导团、军士教导团、骑兵教导团、炮兵教导团、机关枪教导团、辎重兵教导团、交通教导团、航空学校、军械学校、军需学校、军医学校、警察学校、觉非学校（专教犯罪军官）、军官学校、政训班及学兵团等。十六校共有员生八千余人。石敬亭字筱山，山东利津人，出身第一混成协学兵，前清时曾考秀才，故写作俱佳，记忆力极强，考试常得第一。民元滦州起义时他在七十九标任排长，第三营张建功出而压迫，他首当其冲，九死一生，方逃性命。民国成立，他至绥远任参谋及骑兵营长，以吃苦耐劳，为徐廷荣所赏识。我停兵浦口时，徐介绍他来我处，历任差遣及教导团教官，学生无不敬爱。其为人肝胆义气，勤勉惕励，对主官真心实意，处同僚上和下睦，言动有定则，事事都有计划，国民军训练教育之事，他负责最多，出力最大，功勋是不会泯灭的。后来又任山东主席，毕业于陆大特三期，于战史一门有特殊心得，真是国家有用的大材。
我们在西安，一面百般设法打破财政的难关，一面加紧训练部队，同时积极筹划出兵潼关。刘菊村和熊哲民二位代表蒋先生来西安，与我共商郑州会师大计。刘、熊二位在我处多年，同甘苦共患难，皆陆大毕业，学识很深。刘足智多谋，长于打算计划；熊则沉默寡言，深思远虑。那时正值桃花盛开，念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语，觉得机会可贵，乃同摄一影，以留纪念。当时军事形势，大略如下：平汉路全线都是奉军盘踞，张学良率部驻信阳南北一带，陇海路直到洛阳亦为其势力范围，万福林即驻洛阳。孙传芳、张宗昌部队在南京、九江、安庆一带，长江下游及津浦线全为他们所有。北伐军从广东出来，直到长沙，一路势如破竹，极是顺利。唯武昌费了很大气力，左右围攻，方始攻下。从此一路进攻南昌，孙传芳等部集结南昌以西以南相对敌。因为攻下南昌，九江即唾手可得；九江下，安庆即易得手。南昌为一重要战略据点，故直鲁联军与孙传芳部拒守甚力。这边左攻右攻，牺牲甚大。然而北伐军锐不可当，又以政治宣传做得好，深得民心，人人怨恶军阀之横暴，对北伐军极力帮助。攻南昌终亦攻下，不久就打到了南京，凡此都有史书详载，这里不必细说。
至于潼关内外的情形，吴佩孚在河南巩县兵工厂中住着。刘镇华军出潼关后，退至陕州灵宝一带，据闻得有某方源源接济，枪械弹药，都有扩充。当直鲁联军在苏皖边境与北伐军激烈争夺时，奉军亦已决定南下，同时吴佩孚残部又谋与四川某部及驻鄂北的张联升联合，企图直袭武汉，倾覆国民政府。潼关以外形势如此险恶，陕境以内则有麻老九盘踞同州朝邑，田玉洁占据三原、泾阳，党拐子占据凤翔、兴平一带。这些部队，既不能把他们归入军阀集团，另一方面亦始终不肯打起鲜明的革命旗帜。他们没一方面不派代表前去接洽，要钱、要官、要枪械，但事实又不听任何一方面的命令。他们一直态度暧昧，其目的只为霸占一个地方，只如臭虫一样，死死咬住不放，拼命地吸食民血。若在平时，他们的部队缺乏训练、力量有限，即算发动起来，亦不足为我们的大患。但是我们正要出潼关作战，为贯彻此计划，必须肃清后方，使无后顾之忧。故派部分头予以解决。我军以饷项无着，又受当地农民协会的扰乱，军事进行，甚为艰苦。其中方叔平围同州攻麻老九部，因为物质过于困苦，常常发牢骚。方为真正与士兵同甘共苦的革命将领，每逢宴会，见到一盘菜，亦不免想到士兵的苦状而难过落泪。
当国民军败退时，岳西峰被山西方面所囚，及至我到长安，数经交涉，才恢复了他的自由。他回陕北老家住了些时候，即来信请在我处同住。我约其前来共事。因他为豫督二年，气质大变，我希望他忏悔自新振作努力。然而他受他方挑拨，并未能做到我所期望的地方。我委他南路军总司令之职，请他收集二、三军旧部，出荆紫关，下南阳，以截击吴佩孚。最初，在红城前面广场每日朝会，他都参加，表示得极为真诚坦白。可是数星期后，他即溜走，给他的任务，全不理睬，一再催促他率部开往南阳，他总不肯动身。哪知他受人唆使，对我已另怀叵测之心。我明白了这个，也就不再指望他了。
刘镇华驻在陕州，堵着我们的出路。我即派人与之磋商，老实告诉他说：
“你若愿意参加革命，望快作鲜明表示；若不然，就远远让开路，免得妨碍我们。两条路你都不走，那我们没有办法，只有派队伍再与你周旋。”
他接到此话，甚是作急，马上派了代表王鸿恩来，随后又连着数次来人，都是痛哭流涕地说明他的心迹，自认过去路子走错，从此誓必改弦更张，听我指挥，共为革命而奋斗。并请我制送青天白日旗前去，又请我派人为他组织政治部，以加紧部队的政治教育。我当他是真心好意，即派令任右民到他那里。任右民是湖北谷城人，曾在武昌外国语学校毕业，为人发奋好学，富有革命性。我驻兵常德时他来我处，后来在信阳，曾为我之代表送信到孙中山先生那里。这次他到刘镇华那边为政治代表，实在费了很大的精力，冒了很大的危险，即为刘在当时一双脚踏着数只船，始终未拿稳主意。他的左右，五颜六色的人物全有，有王老五、蔡老八之类的绿林朋友，也有各方军阀的说客。任右民在那里住着，从刘相待的态度上即可测知我军胜败的消息。我们若打了胜仗，刘即对之十分恭敬，请他一块儿吃饭，饭菜特别讲究，招待特别殷勤；如我们哪一路战事不利，或是张、吴的说客为他另外设谋定计，刘即倨傲怠慢，茶水没人照管了，饭菜也大大减少了。制好送去的青天白日旗，也是随风而转，一会儿张挂，一会儿收藏起来。任右民住在那里，时时可为座上客，也时时准备着做阶下囚，不知受了多少罪。刘如此朝三暮四，我们出潼关的计划势已不能延搁，乃决定派孙良诚、方叔平由潼关出陕州，和他周旋。我到潼关检看沿途所驻部队，见孙良诚、孙连仲、刘汝明等部虽都在困苦不堪之中，但都生气勃勃，极是整齐。我一一召集讲话，并以所携《革命精神书》及《九一七新生命》等书送发官兵，以鼓其气。途过临潼，带便观览各处，并题字以留纪念。那时我尚未用功研习白话文，所题文词恐怕都有些粗拙不大清顺。其中题一温泉名香凝池，题桥名任桥；又刻石，于军阀罪恶痛加揭露，于本军中之不努力上进者亦多有讥刺。不久之后，有些人借口修筑温泉，将所题文字一一毁去。——这都是闲话不提。
那时樊钟秀在河南荆紫关一带与于学忠部激战，以于部力量雄厚，而樊钟秀部缺乏良好的训练与纪律，不能胜，屡次来电乞援。我原派岳西峰由此路出击，岳既不肯奉命，我乃调冯治安、孙连仲、韩德元三部由蓝田武关出荆紫关以援樊军。这次举动，在道义与战略上都是必要的。就道义言，樊是同在一条革命战线上的友军，他在困难之中，我自当尽力相助；就战略言，若樊部不幸溃败，则于学忠无后顾之忧，即可剩出力量封锁潼关，以阻我会师郑州的计划。基于这两个观点，此次派兵援樊，完全出于我十二分的诚意。然而我们处境亦殊不容易，我必得通盘筹划后，方可派兵，总不能冒失从事，于人于己都无益有损。哪知樊部被敌军围困甚急，望援之心过于迫切，只希望援军到得愈快愈好，打得愈猛愈好，可是忘记了我们部队自南口败退，绕道五原宁夏，转战数省，直到陕西，喘息未定，困苦万状。冯治安、孙连仲各部并非例外。他们以疲敝之师，接到援樊的命令之后，枪弹的补充是必不可少的。他们行军的速度不能如当事者所希望之速，也是在情理之中的。然而樊钟秀不能谅解，等他被于学忠战败的时候，他即把所有愤恨都归到我们身上。为将领者往往以功归己，以过诿人，而不能厚于责己，薄于责人，我对樊也无法解释。
因为进援樊钟秀，孙连仲部险遭不测。原来在老河口方面驻有张联升部，张为大个儿，河北省籍，自民二以来即为老河口镇守使，向来是个老老实实做官的人。当我们正面军孙良诚、方叔平各部推进至陕州，将刘镇华军击退，续向陇海线进展，而与奉军万福林部交战，正打得激烈的时候，张联升即派孙良诚的表兄为他的代表，前来我处请委，愿受指挥。其日为三月十八日，我即予以三十八军的番号，仍在襄郧驻防。其时，武汉方面接济我们的军需品，由襄河上运，都得经过老河口。孙连仲部此时援樊，即须与张联升接头，而后将子弹分发各部补充。不料他处和刘镇华的作风一样，看见我们此次前线无进展，回头又受了吴佩孚的命令，将我们军用品全部扣留，把我们的人员尽行捆囚，突然翻过脸来，对孙连仲加以猛攻。我接到这个消息，愤恨之余，食不甘昧，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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