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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此屋。
这时候，曹锟和段芝泉在直隶扮演那幕武剧——直皖战争，已告结束。初，曹令吴佩孚攻打保定，段派段芝贵率队自涿州向南抵拒，两方接触，左起天津，右至紫荆关，皆是战线。段芝贵所统的是新成立的西北军及边防军，完全新兵新器械，其军械即用西原借款办的，军中自顾问以至军需军医亦皆用的日本人。这明是皖系打仗，实际显然即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提线的傀儡戏。战事起后，自涿州至定兴一线最为激烈。直军器械窳败，处境甚苦，但士气极盛，很能鏖战。皖军处于优裕之境，恃着有日本为后台，反不大肯打。段芝贵在前线指挥，专车中老带着女妓，喝酒打牌，恣意行乐。到高碑店时，直军一个冲锋直打到车站，段芝贵还在车上搂着妓女打牌，竟被直军活捉而去，俘获妓女达四五十名之多。在廊坊，皖军尚有两整旅未及编队的炮队，亦被悉数缴获。至此，皖军终成瓦解，战事即告一段落。
段先生的惨败，绝不是偶然的。第一，他不当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受日本帝国主义之唆使；第二，他不当轻听安福系卖国官僚挑拨离间的话；第三，他不当重用段芝贵这种荒唐鬼。因此国人都痛恨他，反对他，而同情直军。全国民气亦是盼望着皖军败，直军胜。实在的，民意之所向，即胜败之所系。这道理一点都不玄奥。因为士兵是百姓出身，士兵父母兄弟皆是百姓，百姓人人对他切齿痛恨，军队哪能有士气作战？武器纵然精良，处境纵然优势，也是枉然的了。
段先生被打倒之后，当逃入外国使馆的时候，扔下了一个打破了的迷梦。吴佩孚赶快把这个梦拾到手里，自此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横冲直撞，直到民国十三年坍台方罢。这个迷梦是什么？就是“武力统一”四个字。
我们部队驻在谌家矶，没人理会，到后来弄得吃的都成问题。我几次致电陆军部交涉饷项，先是不理，到后来令我们移驻信阳驻防。
我于十一月初旬率队到信阳，住车站东首，也是临时搭盖帐篷，还是住不下，韩复榘一部分人即分驻确山。在信阳，又令李炘办一工厂，收容所有的退伍兵卒学习手艺。另外又办一教导团仍分官长头目两班，以鹿钟麟为团长，继续加紧官长士兵的教育。办得很有成绩，真是越穷越有精神。信阳有一个很大的沙滩，可容全旅官兵操练。向来在信阳的驻军，与百姓都有意见。我为纠正此项缺点，常常约请百姓看操、谈话，弄得彼此成为一家，与地方上发生很好的感情。
此时信阳道尹及县长都姓杨，他们出门时坐着绿呢大轿，打着官伞，完全满清的官派。民众被赵倜他们压迫得如同死灰，社会上到处都保留着封建意味，毫无一点民国的气象，有几处大宅，封建气味更为浓厚。其中最大是袁乃宽的宅子，叫着袁家大楼。堂皇富丽，巍立于小小的街道上，极惹人目。那院落非常敞大，层层楼房恍如宫殿。花园里的牡丹花之类，到冬天用火烘暖，在朔风大雪的时候，还能凌寒开放。可是主人长年躲在租界里，并不来住。往来的军队随时占据着，门窗户扇都被折毁，糟蹋得不成样子。袁乃宽为袁世凯的军需，管过数十师的军饷，又做过财政次长，想着他刮过多少人民的脂膏，到处浪费，究是什么心思！
我们军队领不着饷，是什么缘故呢？原来自皖系兵败失势，直派军阀取而代之，即忙着扩充自己的势力。仍是走的皖系的旧路，但手段更厉害，意气更骄横了。吴佩孚一下就扩充了六师人（第二十一至二十六师），招新兵，办军械，国家财政罗掘净尽。那时的所谓中央，事实上完全抓在直派之手。总统徐世昌，一光杆儿的傀儡，什么家也不能当。总理兼陆军部长靳云鹏，本是皖系大弟子，段先生的亲信，但此时已投降直系，倒过来与段作对了。他满处搜刮，尽力供给直派军阀扩张势力，以维持自己的地位。因此除了奉军而外，各省军队管各省给养，凡所谓中央直辖的军队，中央已经一概不管，听他自生自灭。时驻保定及河间一带的第十一师发生兵变，中央只说要严办官长，而不知实以官兵无饭吃，逼到如此地步。自民国九年六月到十三年冬间，真是黑暗时代中的最黑暗时代，可以说完完全全是吴佩孚一人造成的。
我们几个月领不到饷，向中央交涉中央不管，和河南督军赵倜商量，赵督军自然也不过问。处此艰难窘困之境，我实在再无办法可想。一天，有人告诉我一个消息，说那天晚间经过信阳的火车中，有铁路收入的三十万元解送北京。我想，好了，中央既然不管我们，我们难道眼睁睁地饿死？反正是国家的钱，与其给他们吃得脑满肠肥，何不截些下来为我们官兵填填饿瘪的肚子。因于当日打一电报给中央，我说国家军队自当严守纪律，但中央已不把我们当国家军队看待，我们将尽为饿殍，无法枵腹等死矣云云。什么难听的话我都说了。大总统没有回电，但路款毕竟截下十万。然后，我决定到保定去见曹仲三。
此时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为副使，凡事曹都是听吴的。中央被所谓保派、洛派团团保卫。——曹是保定人，吴驻洛阳——吴佩孚恃着直皖战争之功，意气骄盈，咄咄逼人。这，处处都表现出来。
我到保定的那天，曹锟请我们在巡阅使署吃饭。在席的有何春甫（何丰林）、王承斌、吴佩孚、孙岳、曹四、曹七等。何丰林原为前江苏督军李纯的参谋长，李纯新近死去，齐燮元继为苏督，何即为齐之代表。关于李纯的死，因其过于突然，当时有种种传说。一说李是自杀，原因不明。一说李有一四姨太太与马弁有奸，李平时不大去，一日忽然去了，打门不开，叱令开门，那马弁无可躲藏，情急之下，即开门将李打死。一说齐燮元急于要得苏督之位，特设计以毒药杀之。这类说法很多，究亦不能判断孰是孰非。这次我们在席上正吃着饭，吴佩孚就声色俱厉地问何丰林道：
“李督军到底是怎么死的？你一定知道。”
何丰林答道：“也不大清楚，只知道确是自杀的。”
吴追问道：“为什么缘故自杀？”
何说：“不知道。”
吴佩孚即沉下脸，瞪出两颗眼珠，说：“我要在书上写一笔：某年月日，直皖赣巡阅副使齐燮元杀其长官李纯于南京。还要添一句，其参谋长何某预谋其事！”
何丰林红着脸说：“那不行，那当不起，副使的话说得太重了。”
吴说：“怎么不可以？我这春秋之笔，我一定这样写！”
何丰林弄得无法下台，神色异常狼狈。曹仲三看见这情形，连忙解围道：“吃菜！吃菜！”一席饭终于不欢而散。
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那时吴佩孚骄横自恃、目中无人的情形。李纯固然死得可疑，但有什么凭据一口咬定是齐燮元所杀？又有何凭据一口咬定何丰林预谋此事？更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这样地挟逼人家，不顾人家难堪？其骄横放恣若此！
此时曹仲三正忙着在保定西南城角修筑花园（后改为公园），楼台亭榭，栽花植树，他每天带着工，悠闲自得。但一方面李星阁的第十一师，仍在天天闹着兵变，在民间抢掠，抢后逃散。一方面有许多中央直辖的部队都在饿着饭，岌岌不可终日。我想，他难道在睡着觉吗，怎么还有这些闲情逸致呢？
在保定数日，交涉饷项的事毫无结果，我乃又到北京。先谒见徐总统，挂了号，传早晨四点钟见面，我打着灯到总统府，他已在那儿。徐虽在政府中做着泥胎，什么事也不能做主，但早起见客“早朝宴罢”的意思是真有的，我两次见他，都是如此。我们谈了几句，就提到军队无饷事上来。我说：
“现在国家行的恐怕是兵变政策。这个政策是真的快成功了。
但百姓可也不能活了！”徐总统听了愕然，问我什么意思。我说：“许多军队，中央都不发饷，饿得无法维持，只有兵变。兵一变，中央即可将这部队一笔勾掉，这些军队就都可以消灭了。将领们想，总统的政策成功之日，即是他们被杀处罪之日。百姓门也想，总统的政策达到之时，即是他们妻离子散破家荡产之时。总统今日是坐在一大堆干柴上面，洋油也倒好了，只要一点燃，就是满天大火，那时大家都同归于尽！”
他听了很动容，沉吟了半晌，才说：“竟是这样的情形吗？……”我说：“实际比这还厉害。总统不知道，简直是在油锅里呢！”他深长地叹息道：“我在北京住惯了。倒不大感觉这样的危险似的。”我说：“恐怕是总统没有看见军队的缘故吧！”谈话就是这样情形，徐总统装呆装傻，滑头滑脑，任我怎么说，他也不生气。对于饷项的事，始终不说一句确切解决的话。
我又去找总理兼代理陆军部长靳云鹏，他在他家里会见我。我先被差人引到一个客厅里，满屋摆的都是古董。停一会儿，又引我到第二客厅，也是古瓷古玩，琳琅满目。后来又到第三个客厅，仍是数不清看不完的古董。也不知道他家里有多少客厅，更不知他搜罗了多少古董。我想一定是他放了口风，说你们若求我弄官，快给我多多送古董来。不然，哪来的这许多破铜烂铁？我想，这个屋子的主人，就是中国负军政重任的总理兼代理陆军部长，看他成天玩着这些，心里究竟想些什么？越想越叫我痛心。好容易他才出来了，眼斜嘴歪的样儿很是猥琐。我谈了几句，即说要饷的话，他却装着没有听见，笑着说道：
“我打算明天请你吃饭。”我说：“总理，我们弟兄都没有饭吃了呢！”他说：“是呀！我们找个清静的小馆儿，大家叙一叙。”
这样地支吾着，使我什么话也是白说。他为什么这样？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什么事也不能做主，你不必和我说，你去找保定洛阳交涉吧。
从靳云鹏公馆出来，特去拜访了萨镇冰先生。萨时为海军部长。我在常德时，萨即致电中山先生，说我对时局态度如何，我的军队又如何好，若赵恒惕等攻湘，万不可犯冯旅长云云。我和萨先生素不相识，蒙他如此知遇，甚觉可感。所以这次到北京特去看他，表示谢意。萨那时刚从海军部回家，穿着军服，神采奕奕，态度可亲。谈到那次的事，他非常谦虚，说那是他分内的事，他应当做的。
第二天靳云鹏果然在一家饭馆请客。但他自己回避不到，找了个代表，那代表就是后来做财政总长的潘复。到席的二十多人，就叫来二十多个妓女。那些妓女一进门粥粥地拥上潘复跟前，有的扭住他的耳朵，有的“吧嗒！吧嗒！”连着打他耳光。潘复哈哈地笑着，一手抱住一个，妓女即躺在他的怀里，揪他胡须，叫他喊妈，他即喊妈，叫他喊娘，他即喊娘。我看着：“真是什么王八蛋的玩意儿！”招呼也不打，我就起身走了。
北京的情形就是如此，无怪乎徐总统说住惯了，即不觉得危险。真是天翻地覆，黑暗得使人透不过气来了。
在北京数日，毫无头绪，可是我虽没领着饷，那时为旅长的张宗昌却把饷领到了手。我听说后，心里很纳闷，便向我的副官长宋良仲说：
“张宗昌就领了饷，我们六、七、八，三个月的饷，怎么一文也领不着呢？这其中必有什么缘故。”
宋说：“人家领着饷，是这样的，具十万元的领票，实际只领四万，咱们要全数领，所以一文也领不出来了。”
“十万元领票，只领四万，那六万做什么呢？”
“那就算做敬仪了。”
我沉吟了一会儿，说：“我们总不能等着饿死。你去一趟吧，咱们也那么办。”
宋去了一整天，回来非常高兴，说：“有门路。”说可具十万领字，实领七万，扣三万。但到晚间去具领时，忽然又变了卦。因为听说是第十六混成旅，即不肯发，回说：
“你们领下了饷，回头你旅长打一个通电，宣布我们如何如何，那我们怎么办。你们都是一批革命狗，说咬就都咬起来了！”于是这几成的饷，又成为泡影。一天，一位朋友在东兴楼请客，我坐洋车去，张宗昌是坐汽车去的。散席之后，张宗昌坚要拉我坐他的汽车。我坐在汽车里心想，他是旅长，我也是旅长，为什么他能领着饷，又能坐汽车呢？走了一会儿，张又拉我同到西华门韩千古那儿去坐，我推辞不了，只得去了。韩千古那时是京津一带赫赫闻名的人物，曾为冯国璋做谋士，现又为张宗昌的谋士。他教张宗昌贩卖烟土，替张宗昌出种种歪主意，张便每月送他三四千元，叫做“敬贤费”。我想这种无耻政客，比军阀还该杀。军阀想作恶，智尚有所不逮，经过无耻政客一教唆，什么祸国殃民的事也干出来了。
过了几天，无意中又遇着张宗昌。那天张低着脑袋无精打采，我问他什么事，他说：“再不要谈起，昨天晚上我把一旅人的饷款都输光了！”“怎么输那么多呢？”“只许人家赢，我只能打背牌，怎么不输光呢？”“你为什么只能打背牌呢？”“不打背牌，还能领着陆军部的饷吗？”真是闻所未闻的事，我想这一定也是韩千古替他出的主意。一天，宋良仲和我说，咱们领东西的公事，陆军部老没批下来。
我问他什么缘故，他说，若要他们批，必得请他们吃饭，吃完饭，同到窑子里打牌，等到玩得尽量了，趁机会把公事拿出来请批，那时才能够得到批。
从这种种事上，我恍然明白那些败坏的军队如何反倒能够日事扩张的道理。想到我们全体官兵，平日殷勤训练，努力不懈，没一事不着意，没一事不认真，而北京却天天玩这样的一套。要逼得我们消灭，要治得个个都和他们一样，那时全国弄成整个的粪坑，他们就得其所哉了。看着这些魍魉们的跳舞，想着国家的前途，不由我恨得牙痒痒的。
我从北京一无所获地回到保定。此时曹仲三、王承斌等正多方面策动驱逐豫督赵倜。他们说，驻河南的队伍没有饷，是赵倜把持之故，如把赵倜驱逐走，你们的饷项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那时驻河南的有程慎一师。程慎原是很好的将领，当时听信了他们的话，便发动了部队，通电驱赵。但电刚发出，吴佩孚忽来一电，申责他以下犯上之非是，说了许多冠冕堂皇的官话。张之江此时被形势所迫，亦与赵部发生冲突。等到赵倜溃败，吴佩孚却又将程慎驱逐，回头又来对付我们的部队，指责我们胡乱动作，我气愤地说道：
“你们若定要这样说，那我就把保定会议的情形完全宣告国人！”
我算更深一层地体味了军阀翻云覆雨的鬼蜮伎俩。我把队伍撤回信阳，在饥困线上徘徊着。此时不但全旅官兵饷项无着，连吃食的也十分艰难了。官兵每日两餐，只用盐水佐食着杂粮与粗粝。他们虽然都没有怨言，但我心里的痛苦为如何？此时期我曾经愤然辞职，然终以全旅官兵的挽留，与中山先生来书的勉励，仍不能不勉强担起重任，在困苦中继续挣扎奋斗。
军中功课和操练，仍照常进行着。此时我编了十六混成旅《练兵纪实》一书，共分训练、装械、校阅、比赛、讲演、考绩、奖惩、抚恤、教导队、军佐队、官佐体操团、读书、运动会、售品所、目兵存款办法、青年会、新剧团、工厂、学校、规则等二十卷，把我们多年来训练教育的一些实况与成绩忠实地记载出来，以问国人。军工筑路的事也推行着，信阳的街道多泥土，崎岖难行，我令士兵把它翻修一下，从河滩里运来沙子铺垫，垫的二寸多厚。道旁栽植许多柳树，冬季下土，到春季便都已抽芽发叶，后来有人告诉我说那些树多已长大成林，百姓们名为“冯公柳”。信阳有几处教会，有名的牧师为朱浩然，热心公益，长于讲演，并开着商店，生意颇好，也有外国牧师，我们常常往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