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直皖战争造成了直系军阀炙手可热的权势，属于皖系的官儿们都不得不随着他们首领段芝泉先生的失败而一一下台。陕西督军陈树藩虽为陕南人，但系段的学生，也算是段系人物，此时亦被撤职，改任二十师师长阎焕璋先生继任。但陈树藩拥兵自卫，拒不交代。中央即授命于阎，令带他自己的第二十师、吴新田的第七师及我们第十六混成旅入陕（另有第四混成旅原驻潼关），预备武力接收。
命令下来，我们十六混成旅为先头部队，由渑池、陕州迁入潼关。（第七师走荆紫关经鄂入陕，二十师在最后）这条路，在民国三年剿白狼时我们曾经走过。路熟，人情也熟，百姓都知道我们军纪好，住帐篷或庙宇，决不住用民房。所以沿途鸡犬不惊，很得人民的欢喜。我曾作“青山”一诗，纪念这次的行军。
在路上，接到驻邠州陕军郭金榜送给我的秘密文件。
郭金榜原是陕北的一个富农，有一天大股土匪打他庄子上经过，他迫于威势，特预备酒饭招待他们。官府抓住这事，说他通匪，以为讹诈他的借口。一次讹诈刚了，又来第二次官司，这样接连不断地闹了几年，他的几顷地倾荡无余，遂愤而真的入伙当了土匪。日长年久，他慢慢混作首领，由数百人扩充到数千人。到陈树藩为陕督时，他已声名赫赫，成为大股。陈没法收拾他，只得把他收编，令驻邠州。郭金榜有一朋友与我相识，因这朋友的关系，他对我很表好感。此次知道我入陕，派专人给我送了这个秘密文件，把陈树藩部队的驻在地和人数虚实，一一向我说明，并表示愿听我的命令，决不受陈树藩的指使。
那秘密文件是一卷毛头纸，里面夹藏一张白纸。那白纸看去并无字迹。代表告诉我说，这是用黑矾写的，须以五棓子泡水浸洗，始显字迹。我如法泡制，果然清清楚楚地显出字迹来。我也用黑矾写成一信，打发这个代表回了邠州。
此时潼关以内的军队很是庞杂。陈树藩本人拥有五旅之众，但大都貌合神离，像和我暗通消息的郭金榜，就是不能心服他的一个。真正肯为他效命的，也不过四五千人罢了。再一部分队伍，就是刘镇华的镇嵩军。刘是河南巩县人，此时任陕西省长，他所统带的这队伍，本是盘踞嵩山的匪首王天纵的部下，民元时由袁世凯收编，号称一万人，实际不过五六千人而已。刘省长此时态度首鼠两端，对陈树藩说必相助到底，对中央则说绝对服从，欲借此以从中取巧。渭河北岸，尚有于右任和胡笠僧的部队。胡部驻三原一带，部属有邓宝珊、李纪才、岳维峻等，都是慷慨义气，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朋友，时与吴佩孚接洽，其部队改编为暂编第一师。于先生为国民党，直系拟给于总统府每月千元的高等顾问之聘及一等文虎章以为笼络。于说钱我见过的，什么文虎章？你妻侄小舅子都给、狗也给、猫也给，我看得不值半文钱，都拒绝不受。但同时引起章太炎先生的误会，致信笔伐，使于先生对陕局态度消极，什么事也不肯干了。
潼关内的情形是这样，我的部队遂无阻拦地进了潼关。
我们既入潼关，即倚山搭盖帐篷暂住。我由豫出发时，以刘郁芬留守为后队，令补充连长杨治清在观音堂负看守笨重器械之责。杨平日很守规矩，但离了大队，忽有跳墙诱奸民女之事，被那女子家长告发。刘郁芬即予逮捕，并录口供，报告前来，请示惩处办法。我因国有国法，军有军纪，不能宽容庇护，审问时召集全体官兵讲话，即予枪决。当时有人劝我不要如此办，说怕外面人知道，坏了我们军队的名誉。我说不然，公过和私过不同，私过只及己身，可纠正了事；公过则妨及团体、社会和国家，若姑息，则养奸，以后再也不能讲究什么纪律和军法了。我正要人家知道知道我们部队中出的丑事，且让人民知道我对这丑事是怎么办的。杨临刑时，我问他有什么心愿，尽可交代给我。杨说：“我有两个兄弟。”他的二弟名治贵，本在我军中，即升为营长，后来升为团长；他的三弟名治全，时年尚幼，我把他找来，供给入校读书，直至南京中央大学毕业。
不久，阎相文先生亦到了潼关。一天，陈树藩和刘镇华派了代表来陈说利害，阻止他前进。阎回答说：“我是奉命而来，不能擅自后退。”于是详定进攻的计划。当时分兵三路：第二十师走潼关至长安的大路，为中路；第四混成旅走大路以北渭河南岸为右路；我们十六混成旅则走大路以南南山山脉，为左路——三路向西挺进。我们全旅编为三纵队：李鸣钟为右翼纵队，与第四混成旅联络；张之江为左翼纵队，所走的路多是森林山路，最为困难；张维玺为中央纵队，我自己亲统此队，重兵器亦随同行进。走了三天，第一队到达临潼，先败陈树藩部姜宏谟于杨猇镇，第二队败陈军于灞桥，第三队败陈部姚振乾于蒲杨镇。
右翼纵队在韩信冢以东即与陈军开火，激战之后，陈军被迫退入西安城内，我们即架炮向城内督军署轰击。数炮之后，城内便送来信，说陈树藩已退咸阳。同时，刘镇华亦出来，欢迎阎督军入长安城。
陈树藩部西退后，复被追击，溃不成军，除一部分归胡笠僧收编外，其余都退逃南山山中。几天后，吴新田来到，以其第七师驻蓝田，我们部队驻屯咸阳。此时阎督军电致曹，说十六混成旅训练如何好，纪律如何好，战斗力如何强，在此次战役中功勋又如何，请将我们部队改编为师。连打两次电报，均未复，三次四次无回话。阎督不肯罢休，直打了八九次电报，才接奉命令，改十六混成旅为第十一师（抵作李星阁师），但附有不加饷不加枪的两个条件，仅给一个空名。——这便是我们在此次战役中所得的奖励。
当时我将部队编两个旅、四个步兵团。以张之江、李鸣钟充任旅长，宋哲元、刘郁芬、张维玺、孙良诚为团长，鹿钟麟为炮兵团长，张树声为骑兵团长，王学智为工兵营长，陈万青为辎重营长。原任参谋长刘骥被阎督军要去任为督军署军务科长，乃改任门致中为参谋长。
此次入陕战役中，有几点经验很值得提出来说说：
一、只有真正作战始是将领精神与修养的试金石，那种修养不到、精神不及的将领，每至疲乏困苦之时，往往勉强服从，不能以勇猛向前的锐气执行命令、完成任务。此次第一队将领即有不能任劳苦、忍缺乏之嫌。部属仍持锐气，将领却先垂头丧气起来，使部属生轻视之心，而与之大闹意见（三营营长谷良友不服从李鸣钟调度）。饿死不作一声的要数张之江。
二、将领不可徒恃勇猛，必须明白战略战术。李鸣钟以其第三营谷良友殿后为预备队，谷因对李无信心，不肯服从，即擅自冲至前方，击退敌人（这是很危险的，若等到调预备队上来时，预备队已打了，那如何办？）。事后团长责营长不服从命令，而营长则恃功与之争吵。我派参谋调查真相后，即将营长暂时撤差。
三、埋伏抄袭当机动神速，一分钟也不可错过。负此任务的队伍，又必须有独立作战的性能（既要勇猛沉着，又要随机应变），否则难以奏功。当陈军退入西安城后，我料定他必由城西溃退。乃派陈毓耀带手枪队一百名赴城西山沟中埋伏截击。不想陈毓耀迟到了十分钟，陈部大队已过，仅与其卫兵遭遇，打了一阵，只缴下五六十支枪。其实陈部犹未过完，而陈毓耀离不开娘，就不知再埋伏着等一等，即连忙率队转回，使战果大减。陈毓耀回头到小雁塔去驻（民三时我们曾住此），不料那时敌军骑兵团团长姜宏谟方由韩信冢败退，率残部已驻此。门上设着岗兵，见陈毓耀至，问是何人，陈问他是何人，陈时只带两人，幸能急中生智，大呼：“后面全队都上来？”姜兵闻而大恐，越墙而逃。苟不然者，陈毓耀必吃大亏，此亦鲁莽失着之处。
四、作战必须处处周到，尤须有科学知识，常以一个小漏洞，而受极大影响。我们既已入城，派人偷听电话，陈军未将城中电话线割断，他们在电话中说的话，都被我们听见。（一边说：“你是哪里呀？”“我是咸阳！”“你知道督军来了吗？”“知道了。”“你知道敌人追上来了吗？”“知道了。”“你们快派刘旅长抵一抵！”“刘旅长没了人，不能干了。”“那就派马旅长。”“马旅长刚刚过河，人也没吃饭，疲倦死了，实在没办法了！”）我以此详悉敌情，派人尾随猛击，陈军多被缴械（有刘旅长自愿投诚），获三八式步枪数百支，日本造新式陆炮四门（以往皆沪造山炮）。
五、将领当勇猛与谨慎兼备，拿住分寸，若过于谨慎，必难成大功。此次第一团第一营追击敌兵，即以过于谨慎，而所获不多。盖那时陈军溃乱，士无斗志，若果大胆地追击前去，决不止缴获那数百支枪的。
六、孙子十三《行军篇》云：“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这是经验之谈，行军时必当提防。此次我率第三队行至中途，见河水中有泡沫，心知上流必发大水，乃急忙渡河。队伍刚过完，洪水已汜滥而至。若是稍有耽搁，不是不得渡过河去，就会全团人葬身鱼腹矣。
七、从外国买来的弹药不可深恃。我们炮兵此次攻城，炮弹多有未爆炸者，我入城后，一外国教友请我吃饭，我亲眼看见他陈列着两个未爆炸的炮弹在客厅里，就是我们在入城前射进来的炮弹。
八、料敌须果决，不可犹豫轻听。当陈树藩退却时，有一服装阔绰、自称青海代表的人谓有秘密要事面告阎督军。阎召见，他报告陈树藩已亲率三旅人由左翼包抄过来。阎督军甚惊慌，谓我日：“焕章！你看怎么办？”我看明白陈军的颓势，料他已无力再举，我即说：“这是陈要退兵，怕我们追击的诡计，请将报信者扣押起来。”后来一探听，陈军果已退却了。
九、用人不可徒观外貌，徒听言语，唯真正做事始可验其为人。我们入潼关时，派参谋处副官刘明山经由西安到凤翔给第十五混成旅管宝斋送信。他先自告奋勇，满口答允，到动身时，他又磕头央求，不敢前去。刘平时最会说好听的话，因此颇得人信任，不想遇事如此懦怯！我即将他开缺。
这一次的战事，推原祸始，刘氏实不能辞其咎，当阎相文先生督陕的命令发表后，刘一面佯为服从中央，一面却挑拨陈树藩拥兵抗命。陈树藩不知道他两面取巧的诡计，见刘为他撑腰，即有恃无恐，真的干了起来。其实若是刘向他说明自己服从中央的态度，陈树藩是绝对不敢抗命的。及至陈树藩兵败南退，刘知将陈之手枪队和重炮全部缴收，开城欢迎阎督，他依然做了省长。
刘为人如此。此时阎督到任，他一面对洛吴尽力巴结，一面即以种种手段与阎督刁难。
阎虽担着陕督的虚名，然渭河北岸皆胡笠僧势力范围，秦岭以内为陈树藩残部所盘踞，尚有其他杂牌军队盘踞秦岭以西。陕督所辖者实际只有北起渭河，南至秦岭之间，宽阔不过六十里的一块狭长地区。在这样一块小小的辖境内，却要给养几师的驻军：即第二十师、第六师、第四混成旅、镇嵩军及我们的第十一师，外加胡笠僧还不时向阎督要械弹要给养。此外，当阎督未入陕时，曹仲三、吴佩孚将所谓顾问、参议、谘议八百多人一股脑儿塞给了他，要他带在任上，予以相当安插。阎到任后，这八百“顾”、“参”、“谘”，就每天跑到督署向阎要官要钱。那时督署中每天要开五十桌酒席，以应酬他们，若以每桌十元计，仅此一项，每天就需五百元。若是取消此项应酬，势必得罪这八百大人先生，亦即得罪了曹吴；若不取消，则数万人的军食尚且不能维持，哪有力量供应他们？
此时陕西下了两个多月的淫雨，甚至西安到潼关的大道也阻隔不通，运输即断绝，什么也办不来。而刘袖手旁观，不肯出一点力、拿一文钱。当阎督刚到任时，刘不知阎是怎样的人，很有些畏惧之心，曾百般地向阎督买好。那时告诉阎督，说他留有数百万两的烟土，以此供应军食，可保无虞。哪知相处日久，摸清了阎督的性情，看着阎督不大说话，是个厚道省事的人，刘即渐渐改变态度。第二次问他烟土的事时，他就说只有五十万两；到后，又说只有十万两了。阎连忙派人查数，刘又说：“烟土有是有一点，现在尚未收来。将来收齐，也不过二三万两罢了！”那时阎督处在那样的境地，而刘竟这样地刁难他、作弄他。
阎督军陷入无边的愁苦之中，心里一刻不能舒展，又无法可以自拔。而那八百“顾”、“参”、“谘”，还对他种种不能满意，每天闲着没事，就捏造许多流言，向曹、吴报告，百般地捣鬼。
那时吴佩孚到了汉口，正要进攻宜昌，与川军起衅。时陕西有郭坚部队驻凤翔，打着靖国军的招牌，在地方上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甚至十二三岁的少女，亦被其部属所奸淫。凤翔本不是贫瘠的地方，因为他的部队盘踞，弄得凋敝不堪。人民纷纷到省里告发，原先刘镇华和奉军等亦曾打过他，而无可如何。阎到任后，吴佩孚想利用他去打四川，曾与他有过接洽。郭坚拿着这个借口亲自到省城来，向阎督军要东西，要子弹六十万发，要枪械五六百支。
他在省城住一张某家，成天恣情胡闹。他带有许多马弁和卫士，即叫来一百多妓女，在张家楼上恣意宣淫：大家都脱得精光，他自己在旁边看着做指挥，喊口令：“放排枪，齐放！”如此取闹，简直禽兽不如。阎督军因他过于荒唐，无可理喻，便召集吴新田、阎智堂和我商议，思乘此办掉他，为国家人民除一大害。阎督军当下给我一个手谕，决定第二天在西关军官学校设席，请他吃饭，就宴席上把他解决。
那天郭坚到后，客人尚未到齐——只到张某和刘骥等——预先埋伏的一连人，因无经验，急着自墙上探头挤看，竟把一座砖墙挤倒。郭坚带卫士有二三十人，都带着枪，枪上插有刺刀，此时看见情形不对，便实行卫护。郭坚本人也掏出了手枪。在此紧急关头，我急忙上前一把将郭坚抓住，手枪队亦蜂拥上来，将郭之卫士缴械。刘骥和张某事先均不知情，张逃至门口，岗兵以为是郭坚，上前抓住，叫他光着背跪在地上，报告我说，外间又拿住一郭坚。我跑去看明，他说：“我未做亏心事，你如何捕我？”我因他不过交友不慎，并无何罪恶，即一笑释放之。刘骥跳墙而窜，把腿摔伤，疼了多日方好。
郭坚被捕之后，先把阎督军命令拿出来向他诵读一遍，而后执行枪决。临刑时，百姓们人山人海地围着，无不称快。枪决之后，曝尸于新城，百姓带着香纸对天叩头，痛哭着指尸大骂，说：你把我们害得入了地狱，这次可天睁开眼睛了！又盛夸阎督为民除害。此事实为阎督建立了不少的威信。
郭坚办后不久，吴佩孚又不知听了谁的什么报告，忽从汉口致电阎督，责备他不负责任云云，措辞极为难听。在这以前，阎曾听说有人在曹、吴跟前告发他滥用安福系人员等十五条罪状，本已非常难过，此时又无缘无故受吴这样一顿横蛮的责骂，越发懊恼难言。他接这电报时，我们都在旁边，我看见他流着眼泪，无言地只是叹气。我们劝解了一会儿，他也没什么话说。时已天晚，我即转返咸阳。哪知第二天黎明时候，忽接到电话，说阁督昨夜喝了大烟，命己垂危。不多时，又接到电话，说阎督已经去世了。
我和吴新田、阎智堂三人同去看丧，见床前摆着一大缸子鸦片，已浅去三寸多。又在他腰里发现一张遗嘱，说他决未妄杀人命，宁死也不能任意安插那八百位官儿，他也不能坐视四五师人枵腹等死，数说种种苦衷。忠国爱民之意，溢于字里行间，令人看着，生无限感慨。
阎督军死后没几天，我即接到署理陕西督军的命令。在此艰难困苦、错综复杂的局面下，叫我来挑谁也不愿挑的这个重担，实在叫我哭笑不得。当时我曾作了一首丘八诗，以抒此时心情。大致说：这样的升迁，当看做撤差；但我必尽力以赴，以报国家与人民。当时督署以陈励丞为秘书长，刘骥为参谋长，石敬亭为军务科长，贾玉璋为军需科长，邓哲熙为军法科长。
最先要解决的就是督军署房子的问题。第一，旧督军署深宅大院，重门叠户，屋上盖着琉璃瓦，派头太大。满清庚子之变，皇帝和西太后逃到西安，曾以此地为行宫，那种腐朽的封建气味，一直保持至今，我看着极不自在。二则阎督军为人忠厚笃实，和我交谊甚深，他在任上惨死，我一到他住过的地方，即思其为人，往往使我泪下，因此不忍再在那儿居住。第三，旧督署与军队驻屯地相距太远，与民众亦很隔绝，我若堂哉皇哉地住了进去，不但不能与官兵常在一起，与民众亦不容易接近。那算做什么督军？算得什么地方亲民之官？为这三个原因，我看中了城东北角皇城（又称新城）的旧址。那儿自鼓楼起，一边到东门，一边到北门为止，有广大的空地。那原有明朝所建的皇城，满清时称为满城，以四分之三居满人，四分之一居蒙人。满人入关时到处惨杀汉人，及统治中国，对汉人又百般压迫凌辱。陕人性格素称刚直，所谓关中豪杰者即是。他们把这种仇恨记在心里，到民元清廷推翻，即把皇城中的满人杀得鸡犬不留，房子也烧成一片焦土，至今仍是遍地瓦砾。我决定选择这块空地，为驻兵之所。即在此动工建筑新督署。
我的办法是将旧督署中几座小房拆卸，新署建筑的砖木材料悉取用于此。工人则动员官兵们自任之，仅雇了两个泥瓦匠从事指导，除去买钉子、绳索等项而外，并没有买什么材料。我自己为大工头，卫队营长张自忠为二工头，我们亲自推着小车搬运砖。两个月内即盖成二百间房子，左右各十六排，共三十二排，中间为客厅及督署，两边为各科办公室。看去一如营房，极不美观，但是光线、空气都好，地上又干燥，极是合用。总共只花五千元，是用的一个盗买督署委任的犯者的罚款，并不是由省库中支取的。但此事仍不免引起了外人的误会，上海一家报纸竟大登特登，说我在陕大兴土木，动用省库二百多万云云。我初见到时，很是惊愕，后来我知道是人家恶意造谣，也就一笑罢了。
那时住陕的中央军队，仍是第七师、二十师、镇嵩军、第四混成旅及我们的第十一师，共四师一旅。这数万弟兄们，因给养短缺，实在太苦了。我接事后，总想办些东西，看看他们，以示慰问之意。此事向刘说过多次，甚至每天和他说二三回，他以为这是额外开销，先不肯答允，后来答允了，又不肯照办，费了多少周折，我才得遂心愿。不过每兵各赠一双鞋、一双袜、一条毛巾、一块肥皂而已。我拿着这点礼物去看他们，同他们谈谈，两方都感到欢喜。兵们太困苦了，这些日用必需的东西，都是买不起的。而刘不把兵们的事当事，反怪我好施小恩小惠。我说这简直是打官话，你连小恩小惠都不给，更何日始有大恩大惠呢？
曹、吴所介绍的八百“顾”、“参”、“谘”，向阎督军要官要钱，稍有不遂愿处，即大发脾气，并致电给曹、吴造谣中伤。曹、吴即信他们之言，来电相责。阎是老实人，把他们无可奈何，终于迫到自杀。我因陕西地方太穷，实在容不下他们这许多人，纵使容得下，我也要选用能者贤者，决不敢借重这些大人先生。我也不能像阎督军那么厚道，大烟是不肯吸的。我有我的办法！即快刀斩乱麻，遣送那批人物回保定。我规定顾问每人送盘费四十元，参议每人三十元，谘议每人二十元，无论如何，要省长筹出此款。令参谋处参谋王镇淮负责办理，把他们一一打发。那八百位先生领了钱，一路走着，一路大骂，又沿途贩卖烟土，无恶不作。见了曹、吴，又造作谣言，说我在任，用的都是革命党和基督徒，此外一律排斥。后来吴佩孚对我恶感日深，此亦原因之一。我想我为国家，为陕西地方措此善举，无论你们挑拨亦好，咒骂亦好，我都甘心乐意，一点都不在乎。
陕局糜烂已久，短期内是无法整理妥善的。我接任后，所辖地面，仍不过渭水以南秦岭以北的十余个县治，其余地方，盘踞的都是不听省令各行其是的杂牌队伍。这些杂牌队伍一日不清除，省政即一日不能推行。所以我整理陕局，在可能范围内，先从统一军政着手。
这些部队中，势...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