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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浪中文网 www.zwzl.net,最快更新我的生活最新章节!

    我们离开常德的这一天,先是下着小雨,接着便成大雨。正在滂沱倾盆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开始出发。一则因为我们平素注重行军训练,二则由常德到津市,我们已修有康庄的大道,所以虽然在大雨之中,我们全旅官兵分作五路行进,人马车炮,肃静整齐,完全照着预定计划,平平安安到达目的地。虽不敢说鸡犬不惊,但一草一木都未惊动百姓,那是真的。后来连年遇见常德各界绅商,谈到那次我们开拔,地方百姓都不知道,还以为是平常的行军演习。口口声声地夸奖,以为在那时的军队中是难有的。我觉得国家养军队,责任就在保护人民。不惊扰百姓,只是守了本分而已,有什么可夸的?若竟以此自傲自满,就可笑得很了。试问国家法令,几曾叫军队骚扰百姓来着?可见那是中国百姓的可怜。军队能守个本分,他们就看成稀奇不得了的事了。还有一层,我要赘说:就是军队驻在一地,平时当有战时的办法,每时每刻都须有开拔的准备和作战的准备,平时养成了习惯,一旦有事,要走就走,说打就打,一点不用周章费事。若不然,遇有变动,种种麻烦都蝟集蜂拥而来,那时一手提灯,一手提篮,跑来跑去,拿东动西,一点头绪没有。则不但使人家看着笑掉牙齿,而且天大的要事亦被耽误了。

    由常德上船,沿途河流纵横,有些地段水向南流,乃是长江的水流向洞庭湖去。洞庭湖中水不大,多沼泽之地,张敬尧乃和当地土劣勾结,将沼泽中冲积的土地圈起来,使水不能入,从事放垦种植,致湖中容水量大减。黄河怕决口,长江则无决口之虞,即因为长江赖有许多大湖小湖为其水囊。张敬尧放垦的结果,即不啻把长江的一些水囊堵死,使水发时,无法流泻。十八年、二十年长江连发大水,张敬尧辈实应负相当责任。这是我实地观察后的感想,并非空谈。

    这次到津市,临澧镇守使王振亚已被他的副使卿衡所杀。听说王和卿两人意见不合,感情恶劣,平素你防着我我防着你。一次王振亚到什么地方去,卿衡伏兵于路杀之。中国人最爱对自己人闹意见,结仇恨,实在说来,都不过为一些极小的事。比如拜看他,他没有回拜;请他吃饭,他没有列席,或者有人从中挑拨几句,就马上怀恨在心,而不肯向大处远处看看。因此睚眦之怨必报,民族国家的大仇大恨反倒不放在心上。所以我后来常用一句话劝勉国人,我说:“自己怎么不好,也比我们的民族敌人好些。若人人有此觉悟,真正地做到精诚团结、一致对外,还怕中国民族不能富强吗?”

    我们到津市的时候,吴佩孚正在保定一带和段芝贵打得激烈。张敬尧自湖南退入鄂境,吴光新亦向武昌方面撤退。张、吴结合颇有攻取武昌的意思。那时鄂督王占元,看着武昌危急,打一电报于我说:“张、吴将不利于武汉,望弟台速率所部星夜来援,沿途万勿停留。”我们在津市住了两天,即赶紧准备船只,向武汉出发。当时办得几艘小轮,拖着民船,至藕池口,因煤炭用完,特开到沙市装煤。此时又接王占元一电,说张、吴已经解决,叫我毋庸前来。但电中并不提我们部队当驻何处。这时正在六月,江水汜滥,各处都涨着水,我们没地方屯驻,乃决心仍开武汉。在路上遇着军舰来接,我即乘军舰先到。队伍随后亦到,暂停鲇鱼套。

    武汉一带也是大水,水位平岸。第二天早上我即往督军署会见王占元。王像个乡下土佬儿,见面也没说个长短,他就问我道:“焕章先生,你的队伍现在打算开到哪里去呢?”

    那一种不负责任的神气,很出我的意外。我只好掏出他给我的求援电报,请他看,他接到手里一看,好像恍然大悟似的,说道:

    “噢,噢!那么就住在谌家矶造纸厂吧。”

    王督军不但样子像个土佬儿,就是一切办法,也是乡下守财奴大财迷的办法,既不像军人,也不像懂得政治的人。我顺便写他几件事在这里,以见一斑。他每逢犒赏军队,总是一吊大钱或两吊大钱,那时已用大洋,一吊钱比一元钱还差远了(别人犒赏总是二三千元)。他常常从常德办煤,用民船装,用小轮拖,运到汉口,每吨成本不过七八元。他卖给汉阳兵工厂,都照六河沟煤价,每吨二十二元,又在武汉大铸铜元,以军用车运往顺德、保定等地出卖,大发其财。人家骂他,这样做法,到底算是商人,还算是国家封疆大吏?他也满不在乎。他为何如此蔑视自己,就因为不读书,没知识的缘故。这等人卑鄙如乡愚,贪婪如豺狼,一旦拿官到手,不知如何做法,就唯利是图、无事不干了。

    谌家矶造纸厂狭隘卑湿,房屋不够住的,我们全旅一万多人开了去,大半都搭帐篷。另有相距二十里名滠口的地方,分去一部分人屯驻,也是搭帐篷。那时大水之后,天气溽热,住的地方如猪圈,如蒸笼,官兵们因此致病的极多,到后竟死亡三四百人。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为官兵们祛病的办法,仍是努力野外演习和学科的训练,不使他们精神体力稍有弛懈。

    我们部队在常德时,即全体戴用草帽,帽由新郑办来,价钱很便宜,夏天时候尤感合宜。因为普通军帽只一层薄布,紧紧地箍在头上,前面一块黑色漆布的遮沿,更易传热,在炎阳中一晒,简直闷热难当。第八师的官兵于夏天由陕西开往甘肃,一营人中害火眼病的达二百余人,皆是戴那种军帽晒出来的。我们此次由常德到汉口,也正值六月天,故官兵,皆戴草帽,天雨时再加上一个油布罩,天晴时将油布罩除去。到了汉口,人们没见过觉得奇特,就呼为“草帽儿兵”。驻谌家矶期间,每日往来武汉、滠口一带,买东西,办公事,每与人民接触,兵们都很谦和有礼。坐车坐船,遇见老弱妇孺,即起立让座。街上人来人去熙熙攘攘,若碰着,踹着,兵们无不让着百姓。铺子中有人泼水,不小心泼在兵们身上,那人骇得脸上改容,以为一定闯了大祸了,而兵们反倒安慰他,说:“不要紧,这不怪你。”那时王占元的队伍一向强横凶恶,人民没见过这样客气有礼的兵,都稀罕得不得了,因此对草帽儿兵发生了极好的感情。

    造纸厂的规模很大,造纸的全部手续,都是以机器替代人力。原料放入机器,搅浆、成纸、烘干、打捆等等程序,倏忽间即告完成,所以一头放入原料,一头即出一捆捆整齐良美的纸张。用人三五十个,即抵得万人之手。较旧式手工业办法完美迅捷多了。我参观的时候,向导者告诉我三件事:一、造纸原料,也都用的舶来品;二、财政部已将此厂秘密抵押给日本人,第一次押款五十万,第二次交二百万;三、厂中人员都由财政部荐来,对于纸厂的经营完全是门外汉,只知做官弄钱而已。向导者的话不是道听途说。那时中国的事就是这样的情形办理!真使人听着气愤得发昏。我还常常想,中国的社会若要进步,必定得一切生产机械化、电力化,除非万无办法,不必再提倡什么手工业。我要写许多通俗的书,说明古不如今,旧不如新的道理,宣传科学万能的种种事实,以破除社会上一般泥古守旧的思想和观念。其实,这些固然重要,但还有更重要更根本的问题在,那就是打倒黑暗的军阀统治,铲除腐败的官僚政治。中国的国民革命不完成,什么问题都说不上。拿这个造纸厂来说,他们难道不知道机器生产比手工业好吗?难道不知道科学比所谓国粹高明吗?然而,他们不但不能将机器大事提倡,普遍应用,连这一所新式造纸厂也不能好好地加以合理经营,使之日益发展。不但这一所纸厂不能有好的经营与发展,甚至为了罗掘搜刮,连这仅有的新式工业也要拿去向外国人抵押出卖。军阀官僚的统治不打倒,从哪里去谈改革生产,发达经济呢?

    我也参观了汉阳铁厂,那里的情形是同样地叫人难过。铁厂的规模也是很大的,但办理得极糟,里面到处是破烂,颠颠倒倒,无人过问的样子。并且听人告诉我,这个铁厂因资本缺乏,欧战时已以极低廉的价格,卖给日本二十五年。后来我到莫斯科去,看见西比利亚道的铁轨多是汉阳铁厂所造。我想一定有人会诧异,为什么自己厂造的铁轨国内看不见,在外国反倒有的?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张之洞先生看明白一国若要抵御外侮,非有新式武器不可;要办枪炮,非有铁有钢不可;要有铁有钢,又非有矿不可。因此努力办矿,办铁厂与炼钢厂,才踏踏实实地做了一些成绩出来。今日谈及张之洞,人都要谈他为老腐败。其实真正知本知末,知所用知所学,真正能实做实干的,至今还要数到他。民国以来的当权握政者,对此等根本大事反倒无人注意了,自己不开煤矿铁矿,不办铁厂钢厂,军用一切,都要仰赖外国。试问谁有资格笑得张之洞先生?一个人要能站立起来,非有骨骼不可,同样的,一个国家要能挺立于世界,亦非有钢有铁不可。道理再浅显也没有了,用不着那些想得高说得远的文章。总而言之,我们必得自己炼钢制铁!

    那时粤汉铁路局长是我一位熟人。一天,他约我到他局中去坐。那房子堂皇极了,屋中装饰陈设都是洋派,地毯、沙发等等无不极尽奢华。我坐谈着,心里总觉着不舒服。那时粤汉路尚未通车,局长先生却摆起这个架子来。他若想想造铁路的款子是从外国借来的,不知他心里难过否。若用这些摆阔的钱去修铁路,至少可多修数十里。我如寒天喝了冷水,在心里冰着,至今还不能忘记。二十五年我从庐山循浙赣路到杭州,看见浙赣路的情形就进步多了。每个车站不过三五间简单的小房,用一二个工役。站长睡行军床,从早到晚勤勤恳恳,无事不干。路务办得极好,路轨修得极好,路员多勤劳朴实,很有一番新精神。又有芜湖对江裕溪口的一条运煤的淮南铁路,也是简便适用,惠益人民者至大。回想起来,中国有些地方的确进步很快。但许多方面仍不免官僚化,不脱老爷少爷的办法,处处学阔、学洋派。不知外国人在中国的,不是大使,就是富商,我们如何能比?人家的国势多么强盛,社会多么富裕,我们如何能比?人家国家出什么?钢铁、大炮、飞机。在我们国里出什么?不过大米、黄豆而已,又怎么能比?“吃饭穿衣量家当”,应该各方面较量较量才是。

    九月尾上,中山先生派了徐季龙和钮惕生二位先生带着信到汉口来看我。两位都是基督徒,又是我平时所稔知的朋友。他们对我说了很多勉励和鼓舞的话,希望能够一致从事革命工作,使我很是兴奋感激。我和他们说,连年以来,国事窳败,今日南打北,明日北打南,甚至北与北火拼,南也与南相打,使国家破碎,外侮日亟,人民日在苦痛之中。北方大佬们深中清廷遗毒,积重难返,他们之中好的也只是保妻子谋富贵,没有一点为国家为民族的远大眼光。四万万五千万人民都把眼睛望着中山先生和他所领导的团体,稍能振作上进的将领也是存着这样的心。因把我多年的积悃和处境尽情倾吐一番。徐、钮两位先生都很以为然。在一起盘旋多日,又请二位看我们部队的操练。后来我派我的秘书任佑民到广东去回看中山先生,表示,只要他用得着我时,我当然无不尽力以赴。十三年打倒曹、吴之后,我首先即电请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计。与此次的往还是颇有关系的。

    此时吴荫卿先生也来看我。他为九江镇守使,江西军务帮办。和地方上处得极好,百姓都爱戴他。他真正能做到平民化。那时北洋官吏到了南方,总是军警遍布,戒备森严,把民众当成与自己对垒的仇敌一般。吴则不然,他常常独自一人,拿着一根手杖,满街满巷地转圈,遇见商民就和商民谈话,遇见农民,就对农民问长道短,往往两下谈得忘形。以此很知民间疾苦,与百姓处得非常融洽。其次便是爱贫保赤,真有爱人如己的精神。每在街上遇见无依无靠的孩子,他就带回家来,悉心教养他,又送上学校,使受相当教育,直到能够自立方肯罢休。他的养女养子极多,大都是这样来的。对于自己的儿女和自己亲戚子弟,也是一般地使受教育,决不格外溺爱姑息。等到他们能够自立,即分出去令其独立成家。此时若再求助于他,就是挪用若干银钱,亦必使觅中人,按月计息,定期归还,决不含混过去。持家勤劳节俭,没一点官僚的腐败习气,对朋友真诚热心,最爱说老实话,对于公家事则均能认真办理,任劳任怨以赴。他原是天津武备学生,热心的基督徒。他在第六镇为标统时,最擅长术科,侦探步哨动作尤佳。记得光绪末年,那时候国人尚不知国歌何物,他最先按着风琴,教我们唱歌。他素爱这些陶情益智的东西,还能耍许多有趣的戏法。平日生活有秩序、讲卫生,终年都是行冷水浴,直到七八十岁高龄仍结实健康。我和他很早的即相投契,往还甚密。这次他从九江来,我也请他看我们队伍操练。看完,一一加以指教改正,十分详细。随后他又讲话,题目是“排孬种会”,谈的是他自己带兵时,维持军风纪的一个办法,极有意思。他说他民国元年当旅长时,从汉口撤回,驻兵郾城,因为战争之后,纪律不免废弛,官长头目中有些不安分,常有至民家掠掳之事。那时他因公未能和部队住在一起,对于部队中新生的恶劣现象,根本不知道。一天他到郾城,在车站遇见两个头目,向他辞职回家。问他们什么缘故,那两个头目说:

    “旅长,您不知道,咱们队伍里出了孬种了。头目也有抢人家的,官长也有抢人家的,这样的无法无天,将来还会有好结果吗?”

    他把事实查问明白,气得发昏,立时集合全体官兵讲话,成立了一个“排孬种会”,以连为单位,设分会,由着大家报告事实,尽量检举孬种,结果检举出三百多人,一律排除出去,押送上火车运走。自此纪律大大整饬,再无为非作歹的事发生了。最后,他说:

    “官兵中有孬种,比如劣马一样,劣马不除,好马不能安在。我们要养有益的好马,即非排除劣马不可;同样的要队伍军纪良好,也非排除孬种不可。”

    这番讲话,既有好教训又说得妙趣横生,给我们官兵以极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今日尚能记得。

    张敬尧的部队退到湖北,知道王占元要解决他,当时将一部人分载几艘轮船开向武穴。此时不知同谁勾结,又将这部分队伍由武穴开回,要到谌家矶屯驻,显然要同我们队伍闹事。这种扰民害国的部队,使我痛恶,因决定将他们解决。当派韩多峰、张树声布置妥善,是夜把他们全部解决。共缴获七生的五野炮二十七尊、机关枪一营、辎重营一营、炮弹及步枪弹无算,被缴械的兵员全部遣散,办得十分妥当。王占元知道了这事,心痒眼热,以为我们在湖北所做的事,所缴获的枪炮当归给他。我始而不肯给,继而他派人来,再三再四地要求,最后又派了孙传芳来交涉,我不愿为这等事闹成意见,就都送给了他。后来他却把这些器械都被别人缴了去,真是可笑之至的事。

    谌家矶附近还有一所扬子机器铁厂。主办者为王宠惠先生之兄——王光先生。王先生曾约我到他厂中参观。细细看了一会儿,办理很是科学化,觉得很好。那时我们十六混成旅在北京办有一所子弟学校,官兵子弟在学校读书至十五六岁者,都令其学一专门之技能。此时我即与王光先生商量,请其每次收我们十名,学习机器及管理各项。后来十六混成旅官兵子弟在此毕业者很多,有的出来充当机器匠,有的主办修械所,颇有成绩。王先生又劝我们旅中的官长们入些股子,俾其业务得以充实发展。我将此意告诉大家,当时很有几位入股的。哪知后来这位王先生去世,这个厂旋即倒闭。原来当王先生劝我们入股时,其厂即亏折难支,我们是外行一点都不知道。钱虽不多,但都是官长多年节用积蓄下来的,所以很觉得对不起他们。由此亦可见出中国工业之一斑,国家事业,握在官僚军阀之手,他们胡乱用人,办得一团糟,而且随意抵卖给外国人。真有才能的人,国家不能用他,自己千苦万苦,好容易创出一个小规模的事业,却又为力量所限,无法站立发展,宛如路边野草,只在一种自生自长的情形下听其消灭了。

    我在常德时,汇赠罗感恩大夫之子为学费的八千元,罗公子拒而不受,把钱又从美国汇回,前面已经说过。我拿这钱,无法可想,此时特建一座礼拜堂,名为“思罗堂”。全部建筑均用木材,可以随时拆开,随时搬移,如儿童积木一般。木屋有十余间,可容四五百人。落成开幕之日,教会中朋友来参加典礼者很多,如汉口黄吉亭牧师、沈文清牧师、胡兰亭牧师、胡厚斋牧师等都有很好的讲演。自此我们军队驻在哪儿,房子就搬到哪儿。军中讲话、讲课、开会、做礼拜,均用此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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