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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桂堂即来相见。我原派他率同李云龙、宋哲元、刘郁芬等到河南招募四营新兵，不想他另有什么作用，把这事因循不办，直到此刻也无一点眉目。因此把四川的事也耽误不浅。和他同来的几位营长，都等得急死了，拿他毫无办法。杨是一个卑鄙无能、昏聩腐朽的家伙，无热血、无骨气、无学识、无胆量，唯一的本领就是钻营巴结。他用什么方法钻营巴结？就是长官的老太爷、老太太、姨太太做寿，他大送其礼；少爷、小姐生日或结婚，他又大送其礼。绸缎、首饰，只拣好的办，手眼极阔。这些钱从哪里来？都是从兵们和骡马身上克扣下来的。不叫兵们洗澡、喝茶，柴费他上腰包；不给骡马吃的，草料费他上腰包。还有其他一切公费，全都被他中饱。不然他终天烟酒嫖赌，浩繁的应酬，都从哪里开支？这样的情形，我要撤换他，也撤换不动，因为他有有力者为其撑腰。他持着这个，更是肆无忌惮了。总之，满清官僚的恶习，他是一个集大成者，他反美其名曰：“如此方近人情。”此次和我见面，他一开口就说：
“咱们的军队在四川响应护国军，怎么弄得谁都知道了呢？幸亏是老袁死了，要不然，那还得了！”
说着满脸带着惊惶不安的神色。我说：
“我们既干了事，还怕人家知道吗？老袁不死，又怎么样？
他做皇帝，我就要反对他。反对他，就不怕他。反正不是他死，就是我死！”
接着他说道：“我们这次回去，可要听段总理的了。我们必须靠他当靠山，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样才可保不错。”
我说道：“只要他真正地为国家、为人民，我们自然听他的。若不然，我们还是要干自己的！你说靠山的话，段总理也靠的中华民国，我们也是以中华民国为靠山，决不依靠任何个人。”
因为他看见士兵的肩上还是戴的护国军的肩章，于是他又说道：“怎么我们的队伍还是打着护国军的番号呢？这不大好吧？”
我说道：“打护国军的番号一点不是丢脸的事。自然要等有了命令，我们才取消它。”
他又呻吟道：“我们这次从四川出来，到底弄了多少呢？”
我真有点气愤了。我说：“我们只知道为国家，为人民，这是我们的本分。你怎么问出这种话？”
他沉默了半天，望望我的脸，非常亲切恳挚地笑着说道：
“旅长，你开口就是国家人民，实在太迂执了点。这是什么世界？若老是这样地傻干，连我们吃饭的地方也没有了。依我说，旅长不如就在这里住些时候，多请几次客，各方面应酬应酬，联络联络，这才是有用的办法。您瞧瞧襄阳那地方有多好？为什么我们不要，叫人家坐着占着，把地方吃光了？”于是又说：“我们一点应酬也没有，各方面都没有联络，实在太危险了。最近曹锟就买了两辆汽车，每辆九千元，送给傅良佐和徐树铮。张敬尧也花了几千块钱，买了两个窑姐儿送他们。您看看他们的干法吧，要不然，怎么他们什么事都行得开，我们老是被人家排挤呢？”
他唠唠叨叨说了一大篇，我简直忍耐不住了。我说：“你这说的都是亡国的办法！”再也不愿意和他说下去了。后来他把我说的话一一去报告了段先生。
杨桂堂的为人，大都类此。那时的军人政客，都是这样一副面目，这样一副头脑，这样一种作风。我写的这位杨桂堂，正是他们的代表人物。
我在汉口没有停几天，即率部队上京汉车，直达长辛店，再由长辛店转丰台，分在通州、廊坊、天津三处驻防（那时有命令，指定这三处，不许我们到南苑驻防）。当即分配：第一团驻通州，第二团二营驻天津疙瘩湾，其余的驻廊坊。
那时段总理兼任陆军部长，徐树铮与傅良佐分任次长之职。傅等把我们队伍看着和陆将军有亲密关系，而他们不满于陆将军，因而亦歧视我，要以对陆将军的办法对我。再则我们此次在四川倒袁，接受护国军第五师的番号，亦使他们大不高兴。由四川回来的各部队，又从而加油加醋，在他们面前对我大肆攻击，因此愈视我如眼中钉，加我以种种压迫。不但房子不给够住的，被服饷项，亦皆置之不问。尤其饷项一事，发给我们的全是六折票价，后来又减低为四折三折。关于训练、装备各方面，更是一概无人过问，形成一种听任我们自生自灭的局面。在那时，若要军队存在，必须是皖系、直系。我两皆不是，又加上我不去巴结，不去讨好，又有辛亥滦州革命之事和此次倒袁之事，故益发一心要用工夫来把我们消灭。我看透了这种鬼蜮伎俩，一气不哼，愈加埋头苦干。我一到廊坊，即先把余积的公费提出，鸠工建筑营房，而后专心致志，努力于部队的整饬。第一，把此次由陕入川，再由川北返，这一路上所得的经验，集合各将领重新详加检讨，把病症一一指出，商量着努力改正。第二，举办文官军训，伙马夫等的军训，下操打靶，一如士兵。第三，加紧干部训练，不但教练连和排，团营长以及副职亦一并训练之。不但注重内场教育，外场操练亦同时重视。第四，注重精神教育，除原有办法外，又编了许多新戏，教官兵们排演，都以教忠、教勇、教仁、教义为题材，同时灌输一些卫生及科学方面的常识。出演之先，加以讲解，讲完一出，演一出，觉得收效不少。第五，利用大风、大雨、大雪的天气出外行军，作种种战斗操演。第六，历年来兵中老幼以及久病不愈者，均大加淘汰，重新补充。第七，在廊坊盖一劝忠祠，供奉历年死亡，按时致祭，以为纪念。此时第一团团长仍是杨桂堂，第二团团长是陈正义（何乃中已他往），第一团第一营营长周性静，二营张维玺，三营李鸣钟，第二团一营宋哲元，二营董士禄，三营杨绍绪，炮兵团团长宋子扬，机关枪连李致富，骑兵营张之江，参谋长邱岘章，军械官鹿瑞伯，军法官薛子良。
一天我因事到陆军部去了，正因干部实习，我不能出席，乃请邱参谋长代为指导。在演习利用地物的时候，邱叫到排长曹福林讲做，曹福林演做完了，只是不会讲。邱一时性急，打了曹福林几个巴掌，曹气得哭起来。邱也非常生气。许多官长在旁边望着，都觉得看不下去。这因为我治军向来注重养廉养耻，“扬善于公厅，归过于私室”的明教奉如圭臬，官长当众打部属巴掌，我们第十六混成旅中从未有过。此次的事使官长们不满，惹起公愤，是难怪的。我回来后，即当面婉言邱参谋长处置不当的意思，同时安慰了曹福林几句。邱参谋长为人坦率，自认处置急躁了些。一件小事遂化为无有。
又有一夜，有两个兵私携枪支逃跑。这也是第十六混成旅向来所无的事。营长和连长都觉得这事不得了，非常难过。我派令骑兵李某去追寻，各村各庄查询，赶到通州，有老百姓见其不安分，指说出来，方始抓回。他们把枪藏在草里，也一并搜寻了出来。其中一个士兵向来刁恶成性，不守本分，一出营门，就做土匪；另一个则是新兵，年轻心浮，被愚而致出此。我想着此事严重，即集合全体官兵（远者只请官长来）把此事意义细讲一番。当众把两个逃兵枪决。以后更每一星期把这事讲一次，连着讲了数星期，给全体官兵以极深刻的印象。从此即再无此等事发生。军队中旧有的恶习是，有一点好处即沾沾自喜，尽力宣扬，而养成骄满之气；有坏处，则以为家丑不可外扬，极力藏蔽，讳莫如深，结果是姑息养奸，渐成大祸，而不可收拾。苏联的军队，如有士兵拔了人民的白菜、大葱，或在民间稍有为非作歹之事，其长官必当着民众宣扬其罪，而后处罚。这样办，则部属知所警惕，纪律得以不弛。而其军队亦才可以成为真正人民国家的军队，我之处置此事，亦正是这个意思。
这期间我曾被约到陆军部去过几次。第一次是次长傅良佐找我去谈话。陆军部衙门是高大洋楼，堂皇庄严，看去好像其中不知有多少好的办法。我脑中老是存此观念，把它看得很高，想着必是处处都可为全国军事衙门的模范。哪知进去一看，却叫我大失所望。我先到门口号房中递了名片，即被引到客厅里坐着。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先生端上一碗茶，恭恭敬敬对我请一个安，而后两腿并到一起，直挺挺站到一边，说：“旅长大人来了，真是难得的事。请旅长大人开恩典，赏给几文钱，让家里几口子有碗饭吃。”看他说话的神气，请安的姿势，完完全全都是满清的派头，使我哭笑不得。我只好给了他四块钱（满清旧例，奉一碗茶，要四两银子），他即道谢而去。随后又见着两位秘书，一派官架子，腐恶不堪。我一到这里就给我这样的恶劣印象，始知老段当政，只是陈陈相因，固步自封，丝毫没有求改革求进步的意思。过了一会儿，又把我让到里面的客厅去坐。那客厅不是客厅，倒像是洋货铺。椅子、桌子，都是外国货。那椅子每把至少得六十元，椅垫子、桌布、窗帘，都绣着花，地板油得精光，铺着精美的地毯，都是西洋货，连茶碗也是西洋货。我看着这一切富丽豪华的陈设，心里涌上无限思潮。我想，他们把国民的血汗钱这样地送给了他们的洋爸爸，洋爸爸就拿那钱制成枪炮军火来打我们，压迫我们。他们知道不呢？他们为什么不想到目今国家和人民的处境？为什么不想到自己的职责所在？他们如此摆阔，一定是从外国公使馆中看得来的，看见人家有什么，他们也就学着去办。他们不想想人家是什么国家，我们是什么国家。他们不想想先贤们留给我们的“茅茨土阶，筚路蓝缕”的教训，不想想“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的教训。你们到底对国家对人民有何功劳？……正这样想着，那位傅次长已经进来。坐下没谈几句，他就说：
“焕章先生，我看贵旅现有三团人，数目太多，实在要不了这许多，应该裁去一部分才好。”
我答道：“国家财政困难，裁兵是应当的。那种纪律败坏的、扰害人民的，那种毫无训练、不能作战的，更应当多裁。可是我知道这样的军队，反倒添成三团四团。”接着我有些自制不住了，说道：“我们军队成为护国军，反对洪宪，总算叛逆过一次，凭这一点就应当全部裁去。何况我既不会买汽车送人，又不会买窑姐儿送人，应酬巴结，一件不会，还不应该完全裁去吗？”
他红了脸，连说：“哪里话，哪里话？”等我说完，他又说道，“裁总是要裁的，我们慢慢商量吧。”
这是第一次和傅良佐谈话的情形。过了两个星期，傅又找我到陆军部谈话。他说：
“有件事要和你谈，现在甘肃那边要开一旅人去。打算第三镇张孚渊开调一团去，你这边出一团，合成一旅，归张孚渊带了去。你看怎么样？”
“若是命令已经定了，就不必说了。”我想了想以后答道，“若是命令还没有定夺，那我倒有一点意思，要陈述陈述。据我所知道，把两处队伍编在一起，满清时候有过先例的。像从前的第一混成协，就是由第五镇和第六镇各出一混成团合编而成，由王化东协统带着，到了新民府，刘富有团长总事事和王协统合不来。又比如第二混成旅，是由第二镇和第四镇各出一混成团合编而成，到后来也是团长和旅长意见不合，明争暗斗，结果好队伍也闹成了坏队伍。那还是短途行军，一路又都有火车的便利，若是上甘肃，取道陕西，将通过三省，路途那么远，交通那么难，合编的办法，恐怕不大妥当。能不能开一个整旅去？若是即把我们第十六混成旅全部开去，那也很好的。不过我对这事并没有成见，不过贡献一点意见。给你参考罢了。”
说到这里，傅良佐没置可否，约了我去见段总理兼部长。段那时住在陆军部后面府学胡同，到了那里，傅即去，我又把刚才的意思再和段总理说了一次。段听了，点了点头，想了一会儿说：
“你先去吧，我们研究研究再说。”
我即告退出来，当日即回廊坊。第二天一早，即接命令免我第十六混成旅旅长之职。我当把官兵集合起来，告诉他们，现在政府已经来了命令免我职。政府的命令我不能不服从，我就准备交代。同时通知参谋长书记等立即办理一切，准备交代，这是上午八点钟时候的事。到午后五点多钟，又接到一个命令，调我为正定府第六路巡防营统领。我又把接了这个命令的事，和官兵们说知。他们上午听到我免职的命令，只是大家难过而已，并没有说什么话，等到听说又接到这个新命令，大家可话多了，以为旅长既然不好，该当免职，何以又调授六路统领之职。这显然是蓄意消灭十六混成旅。一时群情鼎沸，非常愤激。坚请我不受命令，拒绝交卸。到夜间傅良佐又派来他的亲信某君坐了专车来，和我说，此次把我调任，是因为我任旅长多年辛苦，所以换个六路统领，给我调剂调剂（那时十六混成旅旅长薪水四百五十元，公费四百五十元，共九百元；六路统领，则每月有一千三百两银子的薪俸）。这完全为我个人设想，并无别的意思，叫我不要误会，说了一大篇鬼话。我谢谢他们的好意，周到地招待他住了一夜，什么话也没有和他说。第二天早上，全旅官长即出通电，说旅长如果没过错，能胜任，即不应免其职；若旅长犯了过错，不能称职，那就不应当调任他职。务请政府收回成命。这个电报发了出去，接着又连发数电，同时留着我不许离职。两方面闹成僵局，傅良佐和徐树铮没有办法，去找陆将军出来调处。陆将军到了廊坊，先和我说了一会儿，又召集全体官长说了一会儿。大意是，他们歧视我们，蓄意消灭我们，只是妄想。但我们此时不能反抗，一反抗，反倒变成我们不是了。我们此时正好养精蓄锐，谁也别想消灭得掉。看他们这样胡闹，必定有大乱子出来。那时我们自然有办法出来。官长们经此开说，都表示接受其意思。我即将交代办好。临走的时候，全体官兵们都流着眼泪送别，许多人甚至像小孩子似的哭哭啼啼。我好言安慰他们一回，上了火车，刘汝明、韩多峰等许多将领，又复依依不舍，把我的马裤拿去撕成碎条，大家各得一条，以为纪念。至今尤有留之者。
后来听说，我之被免职调任，经过是这样的：傅良佐拿着一束公事去见段，问他看不看，段说：“照发了吧，不用看了。”原来这里面就有免我职的命令。第二天报纸上揭载出来，段总理很是惊诧，即把傅良佐找来，问他说：“你怎么不和我商量，就把他免了职？”言下颇为震怒。傅想想没有办法，就说：“这已是既成事实，收不回来了。这样吧，把他调去做第六路巡防营统领吧。”段没说什么，于是又颁下我的第六路巡防营统领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