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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第六路巡防营驻正定府。共有四营：两营步兵，两营骑兵，分驻十八个县份。巡防统领公署设在正定府旧镇台衙门内。我去接了事，对官兵讲了几次话，买了些需用的东西分赠他们。每十天去看一次病兵，重病的，每五天看一次。士兵们觉得奇怪，他们从来没经过这样的事。正定府在车站东面。北面地方多沙，刮风的日子，北面的沙子吹入城中，乌烟瘴气，城里一片颓败的景象，到处肮脏污秽。道路多是两边高，中间低洼，下雨的时候，泥泞狼藉，步步难行。有个大佛寺是远近闻名的所在。大佛爷出奇地高大，殿宇也是出奇地高大。可是里面触目都是垃圾、破烂。像这等地方，若存心不要，索性毁掉它，免得碍眼，倒干脆；若要，就应当修理得好好的，开个学校，办个工厂，都极好。可是竟无人过问。一些文武官吃好的，穿好的，不知道成天干些什么。我接事不久，督率士兵开了几亩地，找不到适当的东西种，见院中多榆树，榆钱下落，即令兵们盛于袋中，拿到开垦的地里去种。一沟一沟，行列齐整，不到两月，长成树苗，很是热闹。百姓们都来看我种的树苗，我就乘机对他们讲演，说，我们生在世上，无时无刻不要用树，死了，也要用树来做棺材。水荒旱荒，都得树来预防，一棵树有多少枝丫，每枝有多少叶，一片叶能驮着多少雨水；如何改变天气，如何调节雨量，……说了一次，又说一次，总说种树的利益，种树的重要，但也总不见有人肯种树。
巡防营直辖于直隶省。那时省长为朱家宝，吃得胖胖的，是个文人出身，一点不懂军事。又老朽腐败，什么事也不管。巡防营交给了他，官兵器械，全算糟蹋掉了。我见过他几次，总想商量着把军队好好改进一番，并在地方上办些有益的事。他总是唉声叹气，说局面太困难了，人民太痛苦了，此时什么事也不能动，只可让他们养息，让他们自己慢慢地滋长。我说，东瓜南瓜种在地里，若想它发育滋长，也得替它浇粪刨土，掐蔓理枝。怎么就动不得呢？他还是摇头叹气，什么事也不打算做。地方上负军政上重任的大官，就是这样的人物！
我每天闲着，无事可做，只是自己读读书，日久，读得不耐烦起来。心里想，我每月拿国家许多钱，却把我当猪似的养着。这是干什么呢？就上呈文辞职。不准，又再上，还是不准。终于我只好称病，跑到天台山去养病。其实我并没有病，不过不愿意做猪罢了。
俗话说“天躁有雨，人躁有祸”。自从黎元洪、段祺瑞上台，两方用的人，各存派系之见。不知有国，只知有己，不要民族，只要自己一派一系之人。像剥竹笋，剥去一层又一层，直至剥到只剩自己才了。黎总统自己是个老好人，性情恬淡，对事不大过问，只每天骑着一匹马，后面跟一马夫，到总统府去坐坐，也并不戒备。但他用的人员（如金某等）却不甘示弱。段那边则有一位徐树铮，飞扬跋扈，气势凌人。于是两方明争暗斗，各不相让，一天厉害一天，闹成所谓“府院之争”。一九一七年五月七日，段总理在众议院提对德宣战案，遭受否决。段的左右就雇了许多房夫役流氓乞丐拿着旗子在街上游行，要求参战。说这是民意。有人问他们干什么，他们就瞪着两眼，说：“不知道，我们是雇来的。”同时老段又借题发挥，要求黎元洪总统解散国会。黎严词拒绝之。段愤而出京，发出一个通电，说国家到今日地步，还不肯听我的话，我走了，以后任什么事我都不过问，任什么事也不负责任。
段到天津后，授意皖督倪嗣冲等反对政府，攻击国会。倪即至徐州，与张勋召集直鲁豫数省督军会议，策动倒黎——即所谓“督军团”。发出通电，拥段倒黎。随着东路倪嗣冲把队伍开到杨柳青，西路曹锟的军队开到长辛店，实行武力驱逐黎总统，交通亦为之阻断。黎总统坚不走开，并且派了伍廷芳代理国务总理。段在天津，打又打不得，罢又罢不得，毫无办法，段芝贵、雷朝彦等又开会议。许多谋士这时才说：
“黎元洪一个空身光杆儿，又无三头六臂，又不是孙悟空，几个人就可以把他驱掉杀掉，何必出这许多兵，闹成这个局面呢？”
大家都十分懊悔起来。
官僚军阀，有己无人，有私无公，恣纵横行，有如此者！
段先生骑虎不下，没法收这盘棋。日夜筹划，想出一条妙计，授意段芝贵等把张大辫子张勋捧了出来，叫他出任调停，默许他复辟的把戏。张勋一面带着康有为秘密到天津，阴谋复辟；一面做和事佬，打电话给黎总统说，只要你解散国会，答允了这一条，我就进京，其余的事都好商量。黎总统先还坚持不屈，以三不主义答复之。所谓三不主义，即不解散国会，不签字，不怕死。僵持数日，不知怎么一来，黎总统三不主义变成了三“也”主义，即也怕死，也签字，也解散国会，终于向张屈服，表示让步。但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对解散国会的命令拒不盖印，认为非法解散国会，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张大辫子好容易下了台，至此恼羞成怒，跑去见伍代总理，从腰里掏出刀子，向桌上一拍，愤愤地说：
“你怎么不识时务！”
伍先生说：“非法解散国会，我死也不盖印的。你知道我是个基督徒，正怕着上不了天堂，你杀了我，我正好上天堂去，我感谢你。”
张大辫子奈何他不得，于是又成僵局。乃又拉江朝宗出来，江向黎等表示，若让他当总理，他可以什么事也不过问，黎只得同意。即将伍廷芳免职，以江为总理，江一登台，第一个命令就是解散国会。
没有几天，张勋的把戏就从口袋中和盘托了出来：迫黎总统下野，拥溥仪登基，自封为忠勇亲王。所有文物典章，全部恢复满清旧制。车站各处也重新把龙旗挂出来了。
外面闹得乌烟瘴气，我正和王锡瑞、施宏册等数位在天台山上住着。这天台山，在京西三家店附近。我从前驻军三家店时，常去游玩，留给我很好的印象，所以此次选择这地方去住。那老和尚吃苦耐劳，为人很好。庙中师弟三人，每天把庙宇扫得干干净净。庙后果木树极多，槎枒苍老，都是数百年前物。从前来游玩时，只有一座大庙，此次来，看见新建了几所小庙，一座是送子奶奶庙。问和尚为什么新修这庙，他说因为百姓来朝山敬香，许多是为的求子，若不盖这个庙，他们就不来敬香了。又有一座李二奶奶庙，也是因为百姓虔信此神，所以塑这个像，多引些香客，多赚些香钱。我对和尚说：“你真能干，你做和尚像开店一样，主顾要什么货，你就办什么货。”和尚就嘻嘻地笑。除和尚而外，我还雇用一个厨子，叫做老翟，身体弱，不能常常下山买菜。他有个儿子，叫做小翟，我也雇了来，替他父亲买办。父亲工资六元，儿子两元。都能勤勤恳恳地做事。后来我到南苑，老翟被煤熏死，小翟就当了兵，慢慢升为排长、连长，到后升为营长，派他守火药库。一天练习摔手榴弹，一个不小心，竟被炸死。他的太太谢天恩女士，有三个小女儿，在汉口我还见着。——这都是后来的话。
我在山上只有读书散步两件事。我读完一部《七子兵略》，细细研究，很有些心得。又常常把庙里藏的佛经借来看，其中也有好的意思。记得有一段说和尚打坐，时候久了，腰酸背胀，心烦意乱，无法支持，就诵偈语道：“父母未生我时，我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我觉得这意思极好，可以养成大无畏的精神，无论遇何困苦艰难不会退避。基督教圣经中也有一段话，说：“只能杀死我的肉体者，我不怕他，因为他不能杀死我的灵魂。”所谓灵魂，应当做精神解。这意思也极好，若在火线上，记着这两句经语，定能生出勇气，增大无畏力量。
有一天，大约上午九点的时候，我正散过步，在山门上站着。通到山下的路在丛林中曲曲折折，看见有两个人慢慢走上来，老远就嚷着说：
“龙旗又挂起来了，龙旗又挂起来了！”
两位走近，看见是史心田等。问他们怎么回事，他们详细地告诉我张勋复辟的事。他们来时走过西直门车站，真的看见龙旗已经挂起来了。我听着，知道国家大难又至，心里万分地痛愤。洪宪的打倒不过一年，现在又演出复辟的丑剧。多少先烈拼却头颅、热血，难道都是白费的吗？我深切地感到革命不能彻底的毒害。比如讨袁之役，大家以为只要推倒老袁一人，革命就算成功了，而不知还须根本铲除其所代表的封建残余。老袁死后，政治依旧一团糟糕，到此刻张勋又闹出这个丑把戏，都是封建恶势力作祟之故。这样的时候，我还能闲散地在山上住着吗？我必得下山去，尽一己力量和这些丑类拼命一场！
此心既决，立刻派汪信卿拿着文契到北京去将我的房产典押五千元，备作起事的费用。一面我自己也准备下山。当时和史心田等商量，决定在三家店乘火车，到西直门不下车，直接转车南行。到了丰台，恰巧遇着十六混成旅军法官薛子良来迎。他是十六混成旅全体官兵推举的代表，特来邀请我回廊坊主持讨张运动的。说着话火车已开动。在车上，我问薛子良，他来的事杨桂堂知道否。薛说杨不知道，他正在外面替张大辫子帮忙，奔走很是出力。车到廊坊，我告诉子良，我要到天津去，看看陆将军和张敬舆先生，共商讨张大计，当尽快于今晚赶回。请他把三件事先通知大家：一、赶快把官兵的眷属送往保定以南的地方安顿；二、检查枪支，发下子弹，准备一切；三、已有五千元暂作官兵伙食，王信卿即可送来。叮嘱完了，子良下车，我则直赴天津。
到天津，即和陆将军、张敬舆先生见面。陆将军的表示很是冷静沉着，说这次的事是段先生一手作弄出来的。因为他出了北京，就不容易回去，于是把张勋这傻子弄出来，再把他打下去。一面取三造共和之名，一面就好回北京。解铃还须系铃人，让他们自己去闹，我们只可帮帮忙，不必过于认真。听陆将军的说话，当时已知内幕。敬舆先生则极力主张我干，以为这是义不容辞的事，不必管段先生态度如何。并告诉我许多机宜，其热忱奋发的精神，使我愈增勇气与决心。当即匆匆辞别，到车站赶晚车回廊坊。不想在站上遇着贾焜亭之弟贾德运，他说段芝贵有要紧的事要找我谈，请我无论如何去一趟。原来段芝贵听说我到了天津，即派他到陆将军和敬舆先生那里找我，知我已来车站，就连忙到车站来追寻。不一会儿，段芝贵又派来一位副官，接着贾焜亭自己亦来，坚持要我去一趟。我觉得不去不合适，于是同焜亭等又转回去。
到了外国租界一条什么街上，在一座高大的宅第门前停下车。不用说，这就是段芝贵的私邸。我和焜亭同走进去，到处都是富丽堂皇的气派，尤其客厅里的那个阔劲，简直像一家外国银行。这使我想起从前听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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