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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既死，黎元洪继为第二任大总统，段芝泉出任国务总理，局面稍显稳定。当袁在日的时候，人人被其压迫，无不感觉苦痛。可是老袁一死，大家又把刚才的苦痛忘了，对大局不加爱惜，只着眼私利，又起而捣乱，于是四川最先起了风波。这时有川军领袖罗某、戴某、王某等乘机起哄，反对陈督，说他此次独立太晚，显欲投机取巧。于是“川人治川”的口号，高唱入云，压迫陈将军下台，态度极是强顽，弄得几乎又要动武（双方电稿，尚有当时的报纸可查）。我在成都东郊一带驻防，看看情形严重，便竭力主张和平商榷，以为目前洪宪既倒，民国保全，无论如何不能为了地盘问题，又来一次内战。自来平缓之时，往往起哄，局面拮据，反得相安。那时情形也是这样的。
陈将军在成都，因为用人不当，就我所亲见者而言，许多办法也的确不能使人满意。他的左右除刘杏村先生一人而外，其余全是一些毫无头脑、毫无能力的官僚。比如他的卫队队长孔某，不知带兵是怎么回事，平素摔大靴，摆惯了架子，什么事也不管。自来卫队，都是饷项丰足，待遇优厚，终日安逸，不经危险。一级级管理的官长又少，再加统辖者放任不管，自然弄得嫖赌公行，纪律废弛。一天，陈将军听说官兵有带家眷者，没有照应，很是可怜。陈将军即令官兵家眷搬往古皇城（那时陈将军家眷亦住皇城），每家给洋十元，白米一包。这个意思本是很好的。但孔某事先既不调查，临事又不加解说，结果办得极糟。他从陈将军处得了命令，即笼统地通知官兵，官兵听了大喜。那些原本没有家眷的，也去找了妓女，一窝蜂搬入皇城去住。弄得谁是真有家眷，谁是假有，也不能分辨。陈将军听说，大怒之下，不分皂白，又把他们全都哄走。至此好意反成恶意，当事者怨言百出，旁边人看着好笑。凡人办事当细心用脑，妥加筹划，虽极细小之事亦当如此。而孔某却摔大靴，马马虎虎，一派糊涂。这样官僚办法，能办好什么事？我只举此一人一事，即可见那时陈将军左右在成都的做法之一斑了。
罗、戴、王三位的“川人治川”运动，酝酿不久，陈将军抱一大仁大义、不与争较的态度，决定退让。川督的位置终于让给了贵州戴某，可是川局并未因此而趋平定。不久他们内部又起内讧，卒致酿成兵变，戴某躲入草堆中，被刺而死。云南某先生亦被驱逐。自此“川人治川”问题闹得不可开交，直闹了二十多年方算了结。陈将军交卸后即由成都退向重庆，而后循长江出川。我则率部仍取道绵州、剑阁而回汉中。
我离开成都的时候，凤凰山营中储有子弹数百万发。这是一个困难的题目，因为找不着夫子，路途又是那样比登天还难。若是扔去不要，于心何忍？于是只好动员全体官兵，共同分担。我自己和各级官长亦均参加，有的杠抬，有的推车。我抬的两箱，约六七十斤，每天走六七十里路，把肩膊也压坏了。士兵们每人肩负五百粒，分量是够重的。但他们看见旅长自己也抬，各级官长也无人空手，他们虽吃苦，也就十分高兴，没有半句怨言了。我对他们说，我们不能学人家不爱枪械不惜子弹，这是人民的血汗，爱惜这个，即是爱惜国力，我们应当看一粒子弹如一条性命那样重要。这样地走了几天，走得太慢，大家心里都不免有些焦急。读者想必还记得十九章中说到我们在川北清乡，曾在绵阳收容了一个自首的土匪何鼎臣的事。此时他见我们旅途困难，就来和我们说，他可到松潘去找骡驮，搬运子弹，免得大家如比吃苦。许多人都以为他要以此为假口，乘机逃脱。我笑了一下，答应他去。
不想过了几天之后，他果然办来了又高大又整齐的骡驮。第一批二百匹，第二批三百匹。有了这许多骡驮，子弹搬运的困难完全解决，大家无不欢喜。那时川北一带，道路极不平静，匪人侦伺军队过境，于险途抢掠械弹军火的事层出不穷。何鼎臣又自告奋勇，沿途保护之责，他要一力承当。于是在大队的前面二三十里由他派二三十人前导，后面相隔五六里亦派二三十人，我们的部队即不加警戒，放心大胆地平安出了川境。出川的这天，何鼎臣来向我告别，说了许多知感的话，言下泪如雨下。其肝胆义气，一往真情地流露，实在叫人不能不受感动。这一年以来，何鼎臣对于我们的帮忙之大，是难以尽书的。当初我收留他的时候，许多人都以为我好事。说收留这样一个土匪，即使不受其害，又有何用？现在说这样话的人，却又转而对他夸羡不已了。可见能待人以德，人自会以德相报；你真心待人，人自亦以真心待你。若先存一猜疑防备之心，则天下就没有一个好人了。我对何鼎臣推诚相与，视如老朋友，丝毫没有因他曾为土匪，而存歧视猜疑之心，因之全旅官兵也都对他很好。他和我们相处一年，一点受委屈受痛苦的地方没有，所以他格外乐于效力，临别更依依难舍了。后来听说他在四川带兵，升到师长的位置，详细的情形就不大知道了。
除了上面说的子弹问题而外，官佐眷属的行的问题，也是很困难的。官佐是职业军人，士兵可以退伍更换，官佐却是长期的、永久的。若想军队治理得好，此等处必须用心。此次移防，若是将他们的眷属置之不问，那是不能的；若是带着同走，路太远，交通太难。我的办法是将全体眷属编组成队，能走的走，不能步行的雇轿子抬，都派专员沿途照管。最困难的情形是在途中生产、生病。我也派人斟酌情形，分别照料，总使大家都不感困难。我以为军事领袖，对于军队的训、练、带、用四项事，都要同样的注意、考究，万不可疏忽一项。训军练军固然不容易，用兵也不容易，而带军尤其难。许多人以为带兵是易事，不加重视，须知这所说的“带”，并不是用绳子“带”，而是要能带住他们的心。我举一具体的例子说，比如当团长或营长的对于他的部属，不说带较高级的官长难，即是带司书亦不易。比如营中一位司书，有妻子儿女跟着，家里没有一间屋，没一亩田，他那每月十余元的饷，够房钱，不够饭钱。这样情形，若是营长不替他设法，怎么能教他安心做事？比如每月送一包米，使其一家人不致挨饿。送些布，使其妻子儿女有衣穿。有病人，代请医生诊治。若一点不管，他实在没有办法。若管，则另外又有一种部属，却是单身一人，无妻儿家室之累，此时在旁看着，就不免不痛快，觉得长官偏心。这就是需要斟酌的困难地方。若是为长官者存心视部属如路人，听其去留，那自然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可是若要部属愿与同死生、尽职守，则非在此等处用心不可。一切文武官佐以至士兵，境遇不同，身世互异，都须仔细调查观察，分别注意，尽力帮助他们，为他们解除困难。许多人肯在嫖赌上花金钱、耗精力，此等处则半眼也不看。在平时见不出好歹来，一旦有事，人家的一心一德，如铁如钢，使三军如一人；自己的却一包豆渣，一挤即碎。好的，长官变成光杆；坏的，连性命也送在自己部属的手里。带兵之难，有如此者。我国军队近年于训练和应用上都可以说有进步，唯独“带”的道理，还是被人漠视。须知不管训练得多好，战略战术多有讲究，若是“带”不起来，一动即土崩瓦解，那一切都是白费的。
还有两件事，我也一并在此一说。此次长途行军，第一深感到军用文官的难以安置。什么是军用文官呢？就是军法官、军法长、军需官、军医官、军医长、书记官、书记长。他们满身都是文士派，第一不能走路，第二不会骑马，第三遇变不能自卫。这一困难的长途行军，怎么照顾他们呢？连旅长自己也抬子弹，哪儿找轿子给他们坐？路上万一遇着土匪，又怎么办？后来回到廊坊，我即大练军佐队。全体军用文官，每天都要下操，受军训。张允荣、丁树本，就是这样训练出来的。同时招兵的时候，择识字者任以司书等职。即为文官，亦令其带兵，任军职。营长阵亡，连长受伤，都令其代理指挥。这样办了八九年，军中即多出数千懂军学能苦干的知识官吏，真能下马执笔，上马杀敌，情形就大大地不同了。其次就是使马夫、枪匠、掌匠、皮匠、医兵、号兵、喂养夫的问题。他们都是军中重要分子，人数比率相当的大。那时一营之中，伙夫三十八人，号目号兵九人，医兵四人，枪匠四人，驾车兵四人，马夫两人，喂养夫四人。凑到一起，一营六十多，一团二百多，一旅、一师又有多少？但他们都不会放枪。一旦有事，他们不能自卫，反要分出力量去保护他们，岂不大大地吃亏。所以我此次一到廊坊，亦一体与他们以严格的训练，教其放枪打靶。伙夫烧着饭，背枪；马夫赶着马，亦背枪，人人都有冲锋杀敌的技能。若作战，即增加如此多之枪，如此多之射击手，则力量如何？
此次行军，有了骡驮之后，仍是不容易。因为除骡驮载运而外，士兵们背负的分量依旧不轻，石路崎岖，每天走一百或一百二十里，长途跋涉，难有充分休息，但我们全体士兵中却少见有一二个走不动，或是磨破脚皮的。这事很使我感到欣慰。实在的，在我们交通这样落后的国家，若是训练军队，不注重行军力，即是不准备实际作战，尤其重量行军，更非平时努力练习不可。
我到绵州的时候，接到电报，令我率队由重庆赴宜昌，归吴子堂指挥，我以吴时为上游总司令，仍是对付西南的办法，心中实不愿与他们共事，乃复电称我部已到汉中，不能奉命。同时接到贾焜亭在汉中拍来的电报，说汉中被围，要我星夜赴援，那时焜亭为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陕南镇守使之职，围攻他的是陕西镇嵩军。大约汉中情势危急，他每天十余个电报给我，向我告急，说“此间日在水深火热之中，盼弟台星夜来援，解我倒悬”云云。最后又来一电，说汉中二十余县，无论如何穷困，亦可养得起你一旅人，情形如此，我想着朋友有急难，何可坐视？当即一切不顾，复电说即刻开拔驰援，请他释念。
自川北到汉中，路途之难，前写入川时已经说过，路越难走，心里越是焦急，恨不得插翅飞到目的地才好，好不容易走到剑阁，忽然又接到贾焜亭一个电报，说他已经辞职照准，叫我毋庸前来。接着又派来他的一位本家弟兄来见我，申述他已经辞职的歉意，但我丝毫不假思索，决定继续向汉中行进。到了汉中，已由一位管某继任了贾焜亭的位置。管是山东济宁人，和段祺瑞有很深的历史关系，我先和贾焜亭见了面，而后再去会管某，见面没有说几句，他说：“您既来了，就在这儿驻下去吧！我们可以走的！”我不懂他的话什么意思，很是惊诧，他说：“汉中这地方，地瘠民贫，只可养一旅人，养不住两旅人的。”我这才恍然大悟，知道他的意思是怕我来抢他的地盘。我当即坦白地说明我此来决没有这样的企图，我就要回北京去的，我的话刚刚脱口，他立刻笑逐颜开，眼睛眉毛都现出高兴的神色来。我离开汉中以后，听说他在宝鸡被人打伤，部队亦全缴械。后来寓开封终日念佛，沉郁不振而死，落了一个很惨的结局。
贾焜亭是我一位老朋友，管某也是我的熟人。都是办事多年、阅历很深的人。惟其如此，所以为人处事，聪明见机。管某尤其唯利是图，官气太重，恶习太深，一味只是所谓“当差事”的派头。什么是军人的使命，什么是官吏的职责，如何能解脱人民的疾苦，如何把部队练成国家的军队，他全不懂得。我以为世界上所以还能成功许多事业，都是傻子干出来的，决不是聪明人干出来的。傻子何以能成事业？就因为他只问此事自己该做不该做。若认为该做，即努力以赴，苦干到底，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其间绝不把个人的利害计算在内，故结果纵不能成功，亦必成仁。如关羽、岳飞、文天祥，他们虽然为大势所限，没有成功，但毕竟成了仁，为后世立下榜样，千古不朽。他们都是傻子，但结果却做出了聪明事。那种聪明人，藏奸取巧，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利害，自以为聪明得很了，其实是糊涂透顶。尤其在今日艰危紧急的时刻，我们的民族国家需要大批的傻子，来大大地傻干一下，方有希望。若仍是聪明取巧，那结果只是害了民族国家，害了自己罢了。
这时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兼陆军部长。他来了电报给我，叫我率部驻廊坊通州一带。我接到命令，即准备开拔。道路有两条：一条就是我来时所取之道，经褒城、留坝、凤县、宝鸡、凤翔、扶风、武功、兴平，而后到观音堂上火车；一条则由兴安、白河、老河口、襄阳、樊城，到汉口上火车。那时陆将军被逐后，长安是陈树藩在驻着，段先生不愿我们从那里经过，恐怕出事，而陈树藩也用了种种法子，不要我们从那里通过。我乃决定取道襄樊，直下汉口。
由汉中到兴安虽有水路可循，但是不通大船，所以只雇了些小船，载运笨重的东西。队伍都步行，以极快的速率赶到兴安，而后上船。在赴兴安途中，适遇大雨，水又大又猛，船行如箭。这是有名的汉水，两岸都是大山（武当山即在此），形势很是险要。河道弯弯曲曲，浅滩极多，船行必须临时雇请领港人指路。这种领港人，名唤“太公”，都是站在山头上待雇。船至险滩，请上一位来，由他掌舵，东一摆，西一摆，就把船摆出险境。到了平稳地方，船即停靠，送太公六百文或八百文，太公即上岸而去。一路上这样的险滩不下二三十处，就要雇请太公二三十次。当太公的都是五十多到七八十岁的老年人，没有青年的。他们就凭经验阅历，而有一套娴熟精到的掌舵工夫，因此能够化险为夷。我看见这个，想到国家大事，亦是如此。周室之兴，就是有一位八十多岁的姜太公为国掌舵。秦穆公所以能霸诸侯，亦是因为有一位百里奚替他掌舵。百里奚被请至秦，穆公叹息道：“百里奚真好呀！可惜太老了。”百里奚说：“你为什么叹我年老？你若要我替你担抬重物，我自然不行；至若坐而论道，那我比姜太公还年轻得多呢！”秦穆公恍然大悟。可见识大体、明大义、定大计，实在非到火候不可。德国的兴登堡，法国的福煦，英国的路易乔治，都是为国掌舵的好手，在第一次欧战中都大显身手。若非阅历丰富、见识广远，怎么能以胜任？不过我只是指的那一种静定的旧时代而言。若在今日的新时代，情形则又不同，许多事反倒是需要有朝气有勇气无迂见无成见的热血青年来担当的。
兴安为陕南一府，东西接豫境，东南接鄂，西南接四川，与汉中同为重镇，亦有镇守使之设。兴安到汉口，中间经过老河口。老河口以上，又是许多高大的山岭。沿着汉水，两岸都是出产丰富、人烟稠密的地方。襄樊在军事上的价值尤大。北去出洛阳，出郑州，襄樊为必经之路；南至荆门、沙市，襄樊亦是必经之路。所以历史上屡次战争，襄樊成为战略要地。那时一位张某任襄阳镇守使，完全是旧官僚的气派，用种种方法和各方权贵巴结拉拢，以巩固自己的地盘。所率部队，毫不训练，本不打算作战，故亦不能作战，只是用作搜刮地方、鱼肉百姓的工具而已。我们从那里经过时，他极惊慌，戒备很严，原来他也怕我抢夺他的地盘。真是可笑极了。
到了汉口，杨桂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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