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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入新闻界以后，每日与笔墨为缘，自不必说了。但译写小说，则不是这个时候为始。第一次写小说为“迦因小传”，那时间的译作，都是文言体。在未到时报馆以前，在山东青州府中学堂的时候，上海商务印书馆便与我通信，因他们出版了教育杂志，要我写一种教育小说，或是儿童小说，要长篇的，可以在教育杂志上连期登载。但是我当时意识中实在空无所有，那就不能不乞灵于西方文化界了。
这时我每从青州回苏州，或从苏州去青州，每次必道经上海。到上海后，必常到虹口的日本书店，搜寻可译的日文书，往往拥取四五册以归，那都是日本的作家，翻译欧西各国文字者，我便在此中选取资料了。于是第一部给教育杂志的便是“苦儿流泪记”；第二部给教育杂志的便是“馨儿就学记”；第三部给教育杂志的便是“弃石埋石记”。
先说“苦儿流浪记”，原著者是一位法国人，名字唤作什么穆勒尔的，记一个苦儿流离转徙，吃尽了许多苦头，直至最后，方得苦尽甘回，叙事颇为曲折。颇引人入胜，而尤为儿童所欢迎。实在说起来，这是儿童小说，不能算是教育小说。我是从日文书中转译得来的，日本译者用了何种书名，是何人所译，我已记不起了。不过我所定名为“苦儿流浪记”，颇合原书意味。后来闻章衣萍曾译此书，定名曰：“苦儿努力记”；徐蔚南又译之曰“孤零少年”，均在我所译的十年以后，我均未读过，想他们均在法文原本中译出的了。这“苦儿流浪记”还曾编过电影，在还不曾有过有声电影的时代，已经在欧西有出品了。这电影到过上海，我错过了没有看到，后来有友人告诉我的。
再说：馨兄就学记写此书时，却有一重悲痛的故事，原来我最先生育的一个男孩子，他的名字是唤作可馨，这孩子生得俊美而聪明，又因我们前此有几个孩子不育，我夫妇颇锺爱之，因此我写这小说时，便用了“馨儿就学记”的书名，不想写未及半，馨儿还未满三岁，又殇亡了。（关于馨儿殇亡的事，后再拟提及。）后来夏丐尊先生所译的“爱的教育”一书，实与我同出一源。不过我是从日文本转译得来的，日本人当时翻译欧美小说，他们把书中的人名，习俗、文物，起居一切改成日本化。
我又一切都改变为中国化。此书本为日记体，而我又改为我中国的夏历，（出版在辛亥革命以前）有数节，全是我的创作，写到我的家事了。如有一节写清明时节的“扫墓”，全以我家为蓝本，今试摘录一小段于下。
三月廿三日，我侍我父母，往扫先人之墓。我祖莹在支硎山下白马涧，相传为支公饮马地也。时则父母携我及妹往，并随一老苍头。自金阊门，买棹行，虽轻舸一叶，而明窗净几，荡漾于波光山影之中，如入画图也。船娘二十许人，为态至甜净，衣服复楚洁，舟行如飞，和风煦拂，春意中人欲醉。两岸桃花，缤纷如红雨，落英飘堕水面，争为游鱼所接也。
船进环龙桥，即系缆于树桩，岸距吾莹可三里弱，吾母及妹乘山舆以行，老苍头担箧而从，余与吾父喜徒步，循紫陌而行，菜花已黄，蜂蝶作团，而泉流之声淙淙然，与枝上流莺相酬答。展墓时，我父告我以：“主位为若曾祖父母，昭穆乃若祖父母也。若祖母吴太孺人，以孝闻于戚友间，若祖父早卒，祖母事衰姑，十余年如一日，食不安味，瞑无恬睡，所谓先鸡鸣而起，后斗转而息，仍未一解带安睡者。卒以劳瘁过甚，先汝曾祖母而逝，悲夫我母也。”我父言此，泪为之潸。
我母闻父言，亦襟袖为湿，而阿妹见母哭，则嗷然大号，我乃痴然如木人。我祖母之傍，有一小茔，我母语我曰：“此汝长姊可青也，殇时仅三岁，最得祖母欢心，每晨，必向婆婆索饼铒，后以病疡，殇时犹紧握尔父之手呼爷也。嗟夫青儿，今得长侍慈爱之大母矣。”我母语时，亦泣不能仰，我妹揽母颈，谓母不要哭。守墓看为一媪，与我父缕缕然道太夫人事，而肩山舆之老乡人，亦能话我家前三代故事。展墓既竟，守墓人请顾其庐，将烹茗饷客。我妹入乡村，觉在在皆可爱玩，沿路行来，掇拾野花，芳菲盈握，置诸吾青姊之茔，云将以此代花圈耶。既入媪室，亦颇精洁，村中儿童，围而观之，复窃窃私语，我母出铜圆数十枚分赠之，曰“添土钱”，此乡俗例也，咸欢跃道谢而去。
这都与“爱的教育”原书原文无关的，类此者尚有好多节，无需赘述了。当时尚不用语体文，那也是时代背景使然。以现在一般人的目光，那种文言，已成过去了。
至于“弃石埋石记”，这是日本人所写的教育小说，作者何人，已不记得，总之是一位不甚著名的文学家。其中关于理论很多，是日本人对于教育的看法。好像关于师生的联系，有所论列，那也对于我们中国尊师传道的统绪，若合符节。那书倒是直译的，译笔有些格格不吐，我自己也觉得很不惬意。所以究竟是怎么一个故事，到现在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了。
这三部书的发行，销数以“馨儿就学记”为第一，“苦儿流泪记”次之，“弃石埋石记”又次之。“馨儿就学记”何以销数独多呢？有几个原因。一、那书的初版是在庚戌年，即辛亥革命的前一年，我全国的小学正大为发展。二、那时的商务印书馆，又正在那时候向各省、各大都市设立分馆，销行他们出版的教课书，最注重的又是国文。三、此书情文并茂，而又是讲的中国事，提倡旧道德，最合十一、二岁知识初开一般学生的口味。后来有好多高小学校，均以此书为学生毕业时奖品，那一送每次就是成百本，那时定价每册只售三角五分。所以此书到绝版止，当可有数十万册。“苦儿流泪记”虽然编剧演戏，也盛极一时，销数不过万余；至“弃石埋石记”，不知曾否再版（商务初版，例印三千部）。
我写此稿时，案头有三部“馨儿就学记”，那都是友人从旧书摊上拾得了寄给我的。有一册是民国二十七年在长沙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版面还画了一幅儿童观看的画，标明国难后第四版；有一册是上海第十八版的。还有除商务出版以外，各地方翻印的也不少呢。
民国成立以后的某一年，教育部忽然寄给我三张奖状，那就是奖给我这三部教育小说的。何处来这不虞之誉，好似天外飞来。询之商务，乃知前在时报馆息楼中的常客袁观澜（希涛）先生，已荣任了教育部次长，蒙他加以宠赐呢。其时总长是谁，我已忘却了。
再说到这三部小说的稿酬吧，那是每千字三元。千字三元，在当时也很算优待了，平常不过是千字两元。但每月所登载的不过一万字，只不过三十元左右而已。但我要写一笔，这三部书的稿费，没有全部入我荷包。为什么呢？原来那时候，商务印书馆正在加股，这加股是不公开的，尽先对于自己公司里的职员，有优先权。有几位同事，劝我将稿费积存作为股款，可以作一个小股东。（那时是每股百元吧）。这个时候，商务的营业，已年年有盈余了，也真能引人入彀，于是我在商务的股份便逐渐增长起来。到后来，有一位友人郑君，他有一部份商务股份，也让给了我，我共有了商务股份三千多元，够得上一个董事资格，（商务任董事，起码要有股份三千元），不过到我写此稿时，早已归公了。
我进了时报馆以后，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早已成立了，张菊生（元济）是总编辑。夏瑞芳那时已为总经理，以他的长袖善舞，成为书业界钜子了。记得那时中华书局尚未开业，商务印书馆几位老友，后来访问我：“能到我们编译所来吗？我们大家欺迎你来。”可是我那时巳答应了曾孟朴的“小说林”，每天又要报馆里编辑新闻，随后又被拉到女学校去教书，东扯西牵，实在忙不过来。我想有一个时期，曾称之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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