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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之为“游历编译处”，现在又要走老路了吗？还有一个问题：商务的编译所，是在闸北宝山路，那是属于华界的，我到上海，先住在英租界的爱文义路，继又迁居到老西门，到宝山路有多么远呀！坐人力车，到那里要换车子，因为租界里的车子不能去呢。所以我总婉辞了。
直到一九一二年，就是辛亥革命的明年，庄百俞奉了张菊老之命又来劝驾了。那个时候，我已迁移到接近北火车码头（即沪宁铁路的上海站），一条里弄唤作庆祥里，南出爱而近路，北接界路，到他们编译所的宝山路较近，踏到宝山路口，便可雇车，似觉便利得多。并且那时“小说林”也不去了，女学校教书也停止了。只是我要问庄百俞兄：“我倘到你们编译所去，有何种工作呢？”
百俞道：“这个我还未能知其详。”我想要我译日文书吗？又是写小说吗？我的技俩，只有此耳。因为我在广智书局时要译一本“下水道”的工程书，把我吓怕了，不敢再尝试。百俞说：“不！大概是关于教育一方面的。”我说：“那不免问道于盲了，我也不懂得什么教育，近来许多在东西洋学习师范回国的人也不少，不是可以延请吗？”
百俞说：“你如能俯就的，最好请到编译所看看，或者和他们几位主任谈一谈。”我说：“好的，我当来拜访一下。”
约定了日子，我便到宝山路商务的编译所去了。商务印书馆可说是以编辑教科书起家的。最先以三千元的资本开设在北京路的印书馆时候，便有华英初阶、华英进阶等，销行于上海各中、小学堂，一时颇为流行。他们号称商务印书馆，当然以赚钱为主，现在学校繁兴，这是有利可图的事业，更有推进文化的功劳。自从扩张了印刷部，推广了发行部，又开办了这个编译所，延请了许多知名之士，大大地致力于此，已非昔日寒伧可比。虽然此刻新刊古籍，丛书杂志，联续不断，而仍属于教育为大宗。
我那天去了，就算是拜访庄百俞，他那里有个小小的会客室，坐定以后，百俞出见，他说：“今天竹庄没有来（按，蒋竹庄，名维乔），要见见菊生先生吗？你们也是熟人。”张菊老我前在金粟斋译书处时，曾经会见过多次（现在金粟斋出版的严复所译各书，也归商务印书馆发行了），他也和狄楚青相熟，但不甚亲密，不过商务出版的新书广告，只登时报一家（有一时期，商务每日出版新书两种，规定登时报封面报头旁边，以包月计，每月似为二千元），到上海后，数年来没有见过张菊老，从前的所谓维新党人物，今亦寥落了。
张菊老出见，长袍马褂，风采不减当年，就是同我一样，脑后少了一条辫子了。先谈谈金粟斋的旧事，旋问问时报馆的近状，然后谈到了正文。他说：“我们出版的小学国文教课书，年年改版，现在革命以后，又要重编了，要请阁下来担任其事。”我说：“我没做过这个工作，恐怕才力不及。”他说：“看过你写的教育小说，深知你能体察儿童心理，必能胜任愉快。”又加上我几顶高帽子，我算是答应了。后来我和庄百俞商量，我只能去编译所半天，因时报馆里回去得迟，早晨起不了身，于是定了每日下午一点至五点，星期日休假，他们送我每月四十元。
这个编译所规模可大了，一大间屋子，可能有四五十人吧？远不同我从前所游历过的那些编译所，每人一张写字台，总编辑的那张写字台特别大，有一个供参考用的书库。既不像叶浩吾那个“启秀编译所”的杂乱无章，又不同蒋观云那个“珠树园译书处”的闭户著书的型式。虽然这个大厦聚集许多人，却是鸦雀无声，大有肃穆的气象。
这个编译所，以江苏人为最多，江苏人中，尤以常州人为最多。即以我们编辑教科书方面，如蒋竹庄、庄百俞、严练如诸位，全是常州人。那时候，商务印书馆编辑“辞源”已在发起了，而主其事的陆伟士先生（尔奎）也是常州人；还有孟纯孙先生（森，又号心史）也在商务编译所任事，我不知道他是担任那一科。其他还有我所不相熟的常州人也不少。次之乃是无锡人，我所熟识的如蔡松如（文森，后来成为亲戚）、王西神（蕴章）诸君，而我本乡苏州，则寂无一人。其时王云五尚未进商务印书馆，而沈雁冰、郑振铎则是后起之秀。
编写这个小学国文教课书，我完全是个外行，虽然我一向以教书为生涯。虽说是重编，其实也可以算改版，先把前任原来的课本，作为参考。还有庄百俞、严练如，他们两人是熟手，可以和他们商量，有时还请教于蒋竹庄老作家。那时又认识了高梦旦先生（凤谦），他们都是年龄比我长的长者，高先生人极和气而恳挚，每有所谘询，必详细答覆，所以我们也常和他接洽。
这个高等小学国文教课书，共编四册。我却小心翼翼，颇为谨慎。每编三、四课，就要与庄、严两君斟酌（教育杂志就是他们编的），编成一册，即送高梦旦批阅，然后请总编辑检定。我当时即知道日本所有的教科书，均须经他们的文部省检定的，可是那时的中国，还没有这个制度呢。新国文的内容如何呢？我现在已完全不能记得了，大约我所持的宗旨，是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老实说，在那个时代，也不许我不作此思想，现代的青年，也许目之为封建产物了。
当这书出版时，我主张封面印一新国旗，即红黄蓝白黑的五色国旗，标明五族共和之意，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是销行于全国的。同事诸公，初时还有些犹豫，后来决定不印在封面而印在内页，即在开卷第一页上。大概发行以后，不到三年，这高小国文教课书又改版了，那时我早已出了商务编译所了。这时期正是筹安会兴，袁世凯想做皇帝，幸而洪宪八十三天，就此夭亡了。不然，这高小国文教课书，将要歌功颂德，另费笔墨呢。但后来改版的高小国文中，却摘取了我“馨儿就学记”中关于扫墓的一节文字，如我本章上文所述的，故在现今年已五六十岁的朋友，凡读过商务高小国文教课书的，犹留有印象咧。
高小国文编成后，我又编了书名“新社会”的四册。那是高梦旦先生提议而经众赞成的。这不是教课书，而是一种课外读物。所谓新社会者，亦可以称之为新知识，意在对于社会革新而言。国家既已革命了，社会也须革新。但这个题目，实在太广泛了，因为太广泛，反致无从着手。若说是课外读物，自宜注重给学生们阅读的，那不外于培养他的德、智、体三育。可是要改造旧社会而建立新社会，则又有种种如破除迷信，改善家庭，戒绝嗜欲，厉行节俭等等，亦为新社会所应有的条作，那就并不限于学生，亦为一般成人，无论男女所当知道的了。
编这个东西，我实在也想不出什么好法子。那时白话文尚未流行，我只能以最浅近的文言出之。这也分章的，写了几章看看，自己不觉摇头。我想倘出之以小说体裁，把所有应当改造的新社会包孕其中，或者稍有一点趣味，而当初约定的并非小说。现在我所写的什么新社会，只是老生常谈而已。而又好像板起面孔，向人说教，谁要听你的滥调呢？我觉得还是时报上每天写一个短评，有意思而且有趣味得多呀。果然出书以后，销数并不多，远不及我的三部教育小说。
我这个人自己知道很少恒心，对于商务编译所又有些厌倦了。我觉得这一个编译所，像一个学校里的课堂。张菊老似一位老师，端坐在那里，披阅文稿，也难得开口；编译员似许多学生，埋头写作，寂静无哗，真比了课堂，还要严肃。我却一向习于松散，自从出了书房门，又当教书匠，以及现在的记者生涯，都是不大受束缚的。而最大的原因，自顾才力疏陋，学殖荒落，商务编译所正多通才博学，珠玉在前，自惭形秽。大约还不到一年，我患了一个头痛之病，却就借病辞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