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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粟斋译书处的不能维持下去，就是它的经济基础不曾打好。当时一班有志之士，提倡新文化事业，都是为了开风气，并不是为了谋利润，因此便不在经济上打好基础，这大都是不能持久的。蒯礼卿先生办这个金粟斋译书处，最初的动机，便是严又陵向他惜了钱以译稿为抵偿，后来又有了叶浩吾的几种日文译本，如果不印出来，不是把它们冻结起来，成为死物吗？所以他筹出一笔款子来举办，最低限度也要使严又陵、叶浩吾的几部译稿，可以早日出版。
这个译书处，只有他个人的资本，并非股份性质。而且没有规定应用多少钱，没有固定资本。用完了钱向他说话，又像是一种无限性质的，这个基础就不稳定了。真是当时说的只能耕耘，不问收获。蒯先生是世家子，虽然做了官，以名士派而带点公子脾气，他不知现代的出版事业，已成了商业化了。还像从前的名公钜子，出一部诗文集，赠送给人的这种玩意儿吗？
但是我们当时对于这个译书处，也寄以无限的希望的，鉴于严又陵的“天演论”足以哄动中国的文学界，以后关于严译的书，一定可以风行海内，不胫而走。便是叶译的几部书，也是当务之急，虽然由日本文中译出，而日文的译本，不是现在正风起云涌吗？并且我的在日本留学的朋友，听得我在译书处，他们也来承揽生意，愿意给金粟斋译几部书，只要开出那一种类。如果出版的书，源源不绝，收回成本，继续出书，不是便可以成为一个永久的机构吗？
原来他们那些当外官的人，经济是流动的，尤其像那班候补道。有了差使，可以挥霍；没有了差使，只好坐吃老本。那时蒯礼乡的十二圩盐务差使，听说要交卸了，继续有什么差使，却还没有下文。因此之故，他便有了紧缩译书处的意思。可是金粟斋的开销也不小，除了关于印书费用以外，我们几个人的薪水以及房租、食用，还常常要当码头差使。有许多当时的维新党人物，都跑到金粟斋来，是一个文星聚会之所。热闹是热闹了，花钱也更多了。
我和汪允中两人，是不管金粟斋的经济的，管经济的却是方漱六。有一天，方漱六哭丧着脸向我们道：“老头子（指蒯公）写信来駡了，说我们费用太大，要我紧缩，但他又常常介绍他所认识的人，到上海来，要我们招待请吃饭，太太又要在上海托买东西，我都是有账可查的。但漱六的账，我们从来不看的，他是蒯公的侄女婿，是他亲信的人。又有一天，方漱六告诉我们：“老头子有补缺的希望。”我和汪允中都说：“那就好了，金粟斋当可发展了。方漱六摇头道：“更糟！谁不知道金粟斋是蒯光典办的，没有得缺的时候，尚无所谓，得缺以后，京里那班都老爷，参你一本，说你『勾结新党，私营商业』，那就是革职查办了。”后来蒯公果然被补授了淮扬道，金粟斋却早关门了。
可是金粟斋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也不能辞其责，这便是当时我们对于出版事业实在是外行。不比那些旧书坊，它开好了一家书肆在那里，基础已立，看机会刻几部书，与同行交换销行，就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可不能这样做，我和汪尤中两人，一到上海，便商量印书事，如何发行，并未计议及此。汪允中还主张印好几部书，一齐出版，便是在报纸上登广告也合算些，体面些，或可以轰动一时，那真是书生迂腐之见。当时还以为一出书，便可以收回多少成本，实是一种幻想。因为自己既没有发行所，须向各书店推销，这时上海书店还不多，对于出版的新书，信心未坚，不肯大量来批发，至多来批十部五部，试为推销。出版家没有办法，只好用寄售的方法了。
寄售的方法，是卖出还钱，那实在不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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