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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到了上海，担任了金粟斋译书处的工作，离苏州故乡更近了，因此每一个月总要回去一次，留在家里两三天，或是三四天。那个时候虽然苏沪火车未通，小轮船也甚为利便。其时东来书庄还开在那里，由马仰禹在经理，我还在上海尽一些接洽和运输的义务。还有励学社的诸位同志，有的还在日本，有的已经回国，也常常访晤通信，在当时也可以说到“同学少年都不贱”这一句诗了。
在这个时侯，最可悲痛的是我的谱弟戴梦鹤逝世了，他年龄还不到二十四岁，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却为了肺病而夭逝，真是极可惜而可哀的事。我从上海回苏州时。常去看他，前两个月，我去看他，见他面色红润，精神甚好，不像是有病的人。私心想念，或者从此会好起来吧。我的母亲不是也有肺病的吗？她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从前五十岁后便称中寿了，梦鹤也能活到五十多岁，其所成就当然不小。
最近十日前，得马仰禹来信，说是梦鹤病重，已卧牀不起了。苏州人有句俗语，叫做“痨病上牀”，便是说已无生回之望，因为凡是患肺病的人，平日间往往好似无病的人，起坐随时，一直到了病势沉重，不能起身，从此就再不能离牀了。不过上牀以后，也还有能淹迟若干时日的。不意十日后，我自沪回苏，一到家里，即见到他们的报丧条子，即于是日就是他的大殓日子。急往吊唁，已陈尸在室，道义之交，知己之感，不觉泪涔涔下。他父母在堂，夫人尚比他小一岁，向以美丽称，伉俪其笃，并无儿女。开吊发讣文期，友朋辈欲我写一文，以志其志行，随讣分发。在从前是越礼的，我写了一文，传记不像传记，祭文不像祭文，充塞悲哀，无从下笔。
写至此，我又回忆到以肺病而杀害许多才智青年的，还有我的表叔吴伊耕先生。他的逝世，比戴梦鹤还早一二年吧。他是富家子，然而这个肺病，专门向那班富家子侵袭，乡下人种田汉，便不会有这个疾病。他聪明好学，为我吴叶鞠裳先生（昌炽）得意学生。他的病与梦鹤有异，差不多一年中有半年卧病，不是这里，便是那里，以西医言，则同出一源，所的结核病也。（忆我曾译过一小说，名“结核菌物语”，结核菌可以走遍全身，肺病即肺结核，此外如瘰疬、肛痈等等，皆属此。）
伊耕表叔之内兄，为苏州大名鼎鼎的医师曹沧洲，曾为西太后看病，有御医之称。但纵使此名医，也医不好这个缠绵恶毒的肺病。曹沧洲还归咎于我的这位舅祖清卿公，过于迷信，专吃乩坛上的仙方。直在那些仙方，吃不好也吃不坏。总之这个肺结核病，在号称文明的欧美各国，医学日渐发明者，至今尚束手无策呢。我在八九岁的时候，随祖母归宁，常住吴家，由伊耕叔教我读书，及逝世后，清卿公涕泣语我道：“他生平没有一个学生，就只有是你。”我知其意，故挽联上竟以师礼尊之，自称受业。伊耕叔有一子，甚慧。三岁而殇。于是乃以砚农叔之衣子子深嗣之。我今再叙一悲哀的事，在此时期中，我的尤巽甫姑丈亦去世了。我得信后，立即从上海回去，在他棺前痛哭了一场。因为我当初从尤宅辞馆出来，到南京去的时候，使姑丈有些不大愉快，他是有点守旧的，不愿我走新的一条路。就是我在馆的时候，因为我脚头太散，不大认真，也有些不满意，常写一个便条，交子青哥劝告我，我写给了他的回信，充满了穷人的傲气，有些话竟有些顶撞了他。事后也非常痛悔，曾写信去道歉谢罪。及至听得他故世了（他已久病），想起我的得有今日，也亏了姑丈提携栽培之力，因此在他大殓之日，我不禁在他灵前大哭起来。
我姑丈故世以后，子青哥真是哀毁骨立，但是他的思想上，可以逐渐解放了。因为我姑丈还相信科举不至废弃，还希望他作科举中人，所以不大赞成他读新书。自从戊戌政变，康梁逃亡，科举复活，他的信心愈坚了。然而时势所趋，无法阻遏，自从姑丈逝世后，我在上海时时与子青哥通信，凡是苏州所购不到的书，都是我从上海邮寄给他，也常常把我所交际的，学习的告诉他，与他讨论，与他批评。他也有他的新见解，新议论，有时一封长信，千余字不足为奇。
有一次，日本的横滨印出了谭嗣同的“仁学”一书（谭字复生，湖南浏阳人，为戊戌六君子死难之一），我的一位留学日本的朋友，寄给了我五本。我寄给了蒯礼卿先生一本，送了汪允中一本，子青哥一本，仅剩了两本，但有许多朋友，知道我有此书，纷纷向我索取。我只能说：再托日本朋友寄来。但日本朋友的回信说：此书出版后一抢而光，只好等候再版。但此是禁书，不知是否能再版，重行寄来，未可一定。
我当时是每天跑商务印书馆的，为了校对严又陵先生的译稿。那天我忽然灵机一动，这部“仁学”，是谭先生的遗著，而又是清廷所禁止者，在日本印行，并没有什么版权，只要能流通。既是许多人要读它，我们何妨来重印一下呢。我就带了这部“仁学”，到商务印书馆和夏瑞芳商量。我说：“我要印这部书，你们可以担任吗？”他说：“你先生要印什么书，怎么不可以担任呢？”我说；“这是一部禁书呀！”告诉他谭嗣同是戊戌政变六君子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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