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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君子之一，为清廷所杀戮的故事。他说：“没有关系，我们在租界里，不怕清廷，只要后面的版权页，不印出那家印刷的名号就是了。”
我这时便把那本“仁学”交给了他，请他印刷估价，我说：“只要印一千本，但要用洁白纸张，里面还有一页谭复生先生的铜版照相图。因为我印这本书，不想赚钱，也不想多印，预备半送半卖，得以略撩回一些成本就算了。”夏瑞芳所估的成本并不，大约连纸张排印，不过一百元左右。他说：“你老兄的事，这是核实估价，不能再便宜了。”
虽然如此说，但是我想印这部“仁学”，而印书之费，还没有筹到。如果交给东来书庄印，也有问题，因为这是禁书，内地不能出版与发行，而且要取得各股东的公意。我私人独资印也可，可是我那囊中这时还没有一百元的余资。我于是写信给子青哥了，告诉他：我想印这部“仁学”而独力不支。他立刻回了我一封信，极力赞成，他说：“由我们两人私人印行好了，如果印费要一百元的话，我出六十元，弟出四十元如何？”不过他要求出书以后，定价要低廉，我们是为尊重谭先生遗著，并非翻印谋利，望弟速与商务印书馆订定。
我与夏瑞芳又磋商了一次，“仁学”便立即开排了。好在我每天要到商务印书馆去校对严又陵先生的译稿，附带的校对“仁学”的校样。我总是每天吃过午饭后便去，总是在那里工作一个下午。我自觉我的校对很精细，可能不会有错字，我以为校对的错误与不细心，对于作者与读者，殊为抱歉。直到后来，我自己写稿子，对于那些出版家，校对疏漏的，深为难过。往往一篇文章中，只要被它差了两三个宇，竟使这篇文章大走其样，真使你啼笑皆非。奈何它不得呢。
直到“仁学”印好装制的时候，夏瑞芳忽然对我说：“这部『仁学』，我添印了五百部。”我觉得夏君是违约了，我们订定了印一千部的，怎么他忽然添印五百部呢？印刷所受人之托，担任了印书的职务，怎可以添印呢？大概夏君也不知道“仁学”里面，讲的是些什么话，只知道是一部新出的禁书，而又知道是没有版权关系的（实在我曾写信到横滨，与原出书人接洽过，还允许送给他们若干书的）。或者有人给他说：谭嗣同遗著很吃香，可能多销几百部呢。
但是既没有版权关系，我能印，他亦能印。而且夏君也还算老实坦白，换了别一个书贾，他也不必告诉我，别说多印五百部，多印一千部，我也无从知道。我只能说：我印这书是有后台老板的，我不能允许你。他见我有难色，便道：“这样吧！我多印了五百部，我在印费上，给你打一个九折吧。而且这书也由你精心校对的，作为小小酬劳。”
这事本想与子青哥商量，但子青哥于印书事，完全外行，并且他一切托了我，即使问他，他也说由我作主。况且我们印这部书，并无权利就想，只有推广主义，多印五百部，岂不更好？因此我也就默许了夏君，不过向他声明，“我们是做蚀本生意，半送半卖，定价甚低，你不要和我们来抢生意。”夏君答应道：“我知道！我知道！”出书以没，送给了横滨数十部，赠给了朋友的也不少，其余则分散在各寄售所。距今三十年，我在旧书摊上，还看见我们所印的那部“仁学”，而子青哥墓木已拱矣。夏君的五百部，不知销在何处？我偶然问及他，他笑着说道：“不够销！不够销！”
夏瑞芳，上海本地人。有人告我：夏在年青时，曾在英租界当一名巡捕（巡捕为租界中的警察），常在华英印书馆门前站岗。遇到了华英印书馆中的鲍咸昌等兄弟，劝他何必当巡捕（那时租界华巡捕每月薪水不过数元，尚不及印度巡捕），不如从事于印刷事业。夏亦觉当巡捕无甚意思，他们都是基督教徒，于是便组织这家商务印书馆。因夏甚能干，便举为经理。这是后来商务印书馆发达后，有人谈起的，语云：“英雄不怕出身低”，做巡捕又何妨。但我知夏瑞芳确是习过排字业的，业务繁忙时，他也能卷起袖子，脱去长衫，向字架上工作的。
虽然那时资本不过三千元的商务印书馆，颇恩有所发展。夏瑞芳不是中国旧日的那种老书贾，而以少年失学，于文字知识上是有限的。他极思自己出版几种书，但不知何种书可印，何种书不可印。不过他很虚心，人家委托他们所印的书，他常来问我是何种性质？可销行于何种人方面？当然他是为他的营业着想，要扩展着他的生意眼，忠实于他的事业。他又常常询问我：“近来有许多人在办理编译所，这个编译所应如何办法？”我说：“要扩展业务，预备自己出书，非办编译部不可。应当请有学问的名人主持，你自己则专心于营业。”夏君摇头叹息道：“可惜我们的资本太少了，慢慢地来。”
夏瑞芳虽然不算是一位文化人，而创办文化事业。可是他的头脑灵敏、性情恳挚，能识人，能用人，实为一不可多得的人材。后来商务印书馆为全中国书业的巨擘，却非无因而致此。但是夏瑞芳后来在商务印书馆发行所门前被人暗杀了，这是很可惜的。至于为什么被人暗杀，想历史上当有纪载，我这里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