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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不是生意经。一般书贾，售出了十部，只报告五部，有的还是三节算帐。他们当然不能给你登广告，即使书价可以全部收回，也是鸡零狗碎，增添许多麻烦。书已寄去了好多时，钱老不回来，若是寄售在外埠的，那更糟了，冥鸿一去，永不回头，谁花了路费，去讨回这些微的书价呢？所以不单是金粟斋，当时有好多的出版家，起初是一团高兴，到后来半途而废，便是这个缘故。
金粟斋译书处不到两年就结束了。只有支出，没有收入，成了个无底之洞，如何支持下去。这个两年来，蒯先生已经花了不少的钱，怎能教他再维持，就说开风气，也要有个限度呀。不过金粟斋所存留的译稿，未印者尚有十分之一二，到此也只好暂时停止了。既已准备结束，也须有个善后方法，房子退租，工人遗散，自有方漱六去料理。但是已经印好的几部书，如何发行出去，难道束之高阁吗？
后来我们决定办法了，和中外日报馆商量，金粟斋已印就出版的几部书，托中外日报馆代售，一齐交给他们经理。汪颂阁为人诚恳，而且在他的报上，常年登出义务广告（几年以后，严译的几部书，如“原富”等等书的版权都归入了商务印书馆了。这个交涉，不知何人经手，我未知道）。至于人事问题，容易解决。总共只有三人，方漱六、汪允中和我。除了方漱六暂时留在上海办理善后未了事宜，日后自回南京去。不过汪允中和我，与金粟斋脱离关系，便无所事事了。
承蒯先生的厚意说你们不妨仍到南京来，但我们觉得不好意思。因为现在情形，不同往日，从前是为了刚卸高等学堂的任，他有培植后进之意，招留几个青年，此刻恐没有这个意味了。况且我们也不能长此倚赖他，一无所事，白白的受他供养呢。汪允中也不愿回南京去，他在上海已很活动，卖文亦足以度日，并且他已有了女友，我却只好回到苏州去，再想办法了。
当时还有一件事，我有几位留学日本的朋友，听得金粟斋办理译书事，也要求译一些书，以补助学费，这事通过了蒯先生，他也应允了。有的付了一小部分译费，有的订了约，未付款，但是对方已开译了，此刻金粟斋结束，如何办理呢？我便请命于蒯先生。他说道：“我知道！此辈都是苦学的青年，不能使他们受亏，我可以照约收受，这不过三四百元的事罢了。”因为我是介绍人，蒯先生不使我为难，我也深为感谢他。
不过我想这些留学日本朋友的译稿，蒯先生即使收受了，也不能再行印出，岂非埋没了人家一番心血。而且那些译稿，多少是有些时代性的，譬如厨手做菜，要博个新鲜，徜成为隔宿之粮，有何意味。这时我在上海，已认识了好几家新书店，他们都向我徵求书稿，那时的所谓书稿，自以译本为多，但那时出版的书，以文言为正宗，也没有人用语体文的。译笔则以严又陵所标榜的信、达、雅三字为宗旨。我那些留学日本朋友的译稿，他们是在课余的工作，只求其速，不免有些粗糙了。本来到了金粟斋后，也要加以一番琢磨工作的。
因此我便另行作一计算了，既是那几家新书店向我索稿，我便把留学日本朋友的译本，介绍给他们。便可迅速出版，岂不是好？那时我便开出书名，略述大意，向这些新书出版家一一兜售，他们正值出版荒，都愿意收受。于是我便写信到日本去，向他们说明，已约定的译本，照常收受，照常付款，金粟斋虽结束，由我负责。他们当然很满意，不过这些译稿甚为草率，实在有些拿不出手，非加以润色不可。幸而他们把原本，也随同译稿寄来，我也懂得一点日文，有什么错误之处，也可加以校正。不过我虽加修润，不附己名，仍用译者原名，不敢有掠美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