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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余如癸卯（康熙二年）十月、十一月，清军并荷兰夷船与郑经舟师在金门、厦门之战役；甲辰（康熙三年）二月，清福宁总兵吴万福及靖南王耿继茂先后报称击破阮春雷、张煌言于长腰、东蚶等岛，七月张煌言被逮，九月就义；以及戊午，已未（康熙十七、八年）之际，沿海迁界之事；或为《志》有而《录》无，或为《志》详而《录》略。
考阮旻锡亦生于天启后期，享寿八十余，卒年应在康熙四、五十年之间。是两书作者皆为同时人，而成书之先后不可知。今两书文字既多相同，则究系《靖海志》以《见闻录》为篮本而加以增订欤？抑系《见闻录》以《靖海志》为蓝本而加以删削欤？
按阮氏为成功故吏，故其书称成功曰《赐姓》，称其子经曰《世藩》。《靖海志》之作者系以清人之语气作史，故称清朝曰《大清》、曰《我朝》，称清军曰《大兵》、曰《我兵》。两书立场，显然有别。然《志》于壬寅（康熙元年）三月条下记陈豹之事曰：“豹短小精悍，号《三尺陈》，守南澳近二十年，许龙、苏利皆畏之，但骄傲专恣，数违藩令”；与《录》全同。以阮氏称郑成功之令曰《藩令》，理所当然；《靖海志》作者既以清人之立场作史，焉能称成功之令为《藩令》乎？因知《见闻录》原出阮氏手笔，《靖海志》录之而改语气。如《录》作《赐姓》，《志》则改为《成功》；《录》作《世藩》，《志》则改为《郑经》；《录》作《时赐姓谋举义》，《志》则改为《时成功往南澳募兵》；《录》作《提塘黄文自行在来，报称有旨诏成功入援》，《志》则改为《提塘黄文自广至，报请成功入援》；《录》作《赐姓以舟师进取南都》，《志》则改为《成功入寇长江》。然独于书陈豹一段文字中忘将《数违藩令》改为《数违成功之令》，遂贻吾人以可辨之机也（《靖海志》于顺治八年即永历五年辛卯正月记施琅对成功之言曰：“勤王、臣子职分，但琅昨夜一梦，似大不祥，乞藩主思之。”
此为直接记载施琅之语，故《勤王》、《藩主》不必改易，与《数违藩令》之出于作者口吻不同）。
又按《从征实录》记辛卯春成功第一次南下勤王之经过，“正月初四日至南澳；二十七日自南澳开驾；二月至白沙湖；二十五日卯时开驾，遇飓风，几覆正副坐船；三月初十日至大星所，先令协将万礼截杀惠州援兵，继于十五日攻打所城，一鼓下之。”
下文接叙中左所为清师袭破云：“是月（当是三月），福省伪抚张学圣令泉虏马得光（功）、漳虏王邦俊合师寇中左。……十四日，虏过中左，前冲镇阮引、后冲镇何德等水师不敌，而芝莞亦遁。太夫人同世藩弃其辎重，只携祖宗神主登舟。……二十二日，定国公遣郑德同周全斌到大星，报称三月十四日伪部院张学圣令泉虏马得光（功）、漳虏将王邦俊袭破中左。”
《见闻录》记成功南下勤王云：“辛卯正月，成功至南海（澳），以苏茂为左先锋代施琅。至白沙河，飓风大作。至天（大）星所，杀退思训（惠州）援兵，攻其城下之。”
文中既未记明二月至白沙河、三月至大星所，则此诸事当在正月。下文接叙清师攻陷厦门及前大学士曾樱殉节，似此二事亦在正月。且下文又云：“三月初一日，清抚院张学圣同兴泉道黄澍渡海，见岛屿孤悬，波涛环绕，惊为绝地，即先引回；令知县张效龄安抚居民。初四日，马得功行牌于各乡居民，意欲据守。”
尤足证厦门之陷在三月初一日以前。此皆与《从征实录》不相符合。《靖海志》记成功出师勤王，谓正月至南澳；二月至白沙河，遇飓风；三月至大星所，杀退惠州援兵，攻城下之。下文接叙清兵陷厦门与会樱殉节，足见二事皆在三月。此与《从征实录》相合，不似《见闻录》所记时日之模糊。然《志》于叙此二事后，亦接述三月初一日之事，其文与上引《见闻录》之文全同。是《靖海志》究以厦门之陷与曾公之死在三月，抑在三月初一日以前？何以前后文自相矛盾？推原其故，则又由于《靖海志》以《见闻录》为蓝本而正其谬误，但又未能尽正其谬，遂致自相矛盾也。
又按两书所载月日、人名、地名，颇多参差；若以《从征实录》校之，则《志》所载者十九与《实录》合（参阅两书合校记），尤足证《见闻录》之作在前而《靖海志》则就《见闻录》加以增订而成者也。
综上所述，似可判定两书之先后矣，然仍有可疑之点在。盖《见闻录》叙壬戌、癸亥（康熙二十一、二年）施琅征台之事，皆称琅曰《施将军》，作者口吻颇与前文不相类。尤可异者，是书于癸亥六月条下记施琅率“诸将进攻澎湖，刘国轩御之；（清）提标蓝理等深入鏖战，海船齐出，已合围，施将军恐有失，急以坐驾冲入，内外合攻，敌小却，将军遂同七船随流而出。”
此所谓《敌》者，乃指海兵而言。此段文字亦与《靖海志》大致相同。《志》称海兵曰《敌》不足异；原为成功故吏之阮氏而称海兵曰《敌》，则大可异矣！岂《靖海志》之作在先而阮氏删削其文以为《见闻录》欤？
按黄典权君所作郑成功史料专刊序：阮氏自甲辰（康熙三年）金、厦沦陷后即离开郑氏抗清阵营，故其《见闻录》于嗣后台湾事之记载颇多缺略。又据周凯《厦门志》引阮氏《击筑集》自序，知其丙午（康熙五年）入都、丁未（六年）返闽，旋又入都，戊申（七年）复自燕走豫；盖阮氏于脱离郑氏之后，大都放浪江湖，倘佯山水间也。且据陈俞侯所作阮氏《夕阳寮集》序文，知其与施琅有旧谊。故黄君以为《见闻录》记清师攻台之资料，即得之于施琅，故其口吻前后未能一致。果尔，则阮氏作史，殆又不免自乱其例矣！
《见闻录》在清代并未刊行。民初，商务印书馆始自金山钱选之假得抄本，录副付印，列为《痛史》第十四种。《台湾文献丛刊》中之《海上见闻录》即据《痛史》本标点排印。惟其书讹误颇多，当时以无别本可校，只得姑仍其旧。兹幸获见中央图书馆所藏《靖海志》抄本，并承慨假录副，标点印行。因此书与《见闻录》之文字多同，故作《合校记》附于本书之后，以正前刊《见闻录》之失。又《靖海志》抄本末页残缺数行，即以《见闻录》之文补之。
《靖海志》首数页之文字多与《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六《郑芝龙受抚》一篇相同又俞正变《癸已类藁》中有记荷兰人据台湾事一则，黄宗羲《行朝录》中有记周鹤芝、冯京第、阮美等先后通倭事一则，并列为本书附录，以便参阅。（百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