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创作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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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思想健全之人。他借有些冗长的对话来表达自己的信念：“不论眼下情况如何，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比如说1934年），俄国人终将获得自由，暴政不复存在，穷人不再挨饿，幸福、和平、博爱将降临在这个庞大的帝国。”之所以有这些格格不入的部分，是因为舆论压力（这普遍存在于所有国家）要求小说家同时是预言家、社会改革家兼哲学家。在篇幅较短的小说中，契诃夫就做到了他所希望的简洁，手法可谓炉火纯青。

    论营造某个地方、风景、对话或是（他有限范围内的）人物的亲切感，他的天赋无人可比。大家口中那个模糊的“气氛”一词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契诃夫好像轻轻松松就达到了，不用详细地解释、冗长地描写，只是准确地叙述事实。我想这是因为他能用极为天真的眼光看待事物。俄罗斯人是半原始的民族，他们似乎还能够看到事物的本真，就像事物都在真空的状态；我们西方人背负着复杂的文化，看事物总离不开文明千百年来积累的内涵。俄罗斯人简直能看到物自体。近几年里，大部分作家，特别是旅居国外的作家，都接触过俄国难民写的短篇小说，他们幻想着靠写小说赚几个基尼。小说写的是当代的事，读着却像契诃夫的二流作品，小说里都有那种直接、真诚的眼光。这是一项民族天赋，要论至臻至善，谁也比不上契诃夫。

    不过，我还是没说到契诃夫最大的特点。我不是批评家，不知道确切的术语，所以只好尽量把我的感觉描述出来。契诃夫有一种令人称奇的能力，他能把人物置于一种氛围中，即便这些人物不够立体，又缺少莫泊桑的人物那种粗野的生命力，但他们过着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奇怪生活。他们照不到日常生活的强光，而是笼罩着神秘的灰色。他们在这样的氛围中活动，就像灵魂出了窍。你好像看见了他们的灵魂，潜意识浮出水面，彼此直接交流，没有语言的障碍。这些没用的奇怪生物，相貌描写贴在身上，好像博物馆展品的标签。他们的行动神秘莫测，像但丁在地狱中见到的那群饱受折磨的灵魂。你感觉那是一个幽冥世界，数不清的灰色的、迷失的幽灵在漫无目的地游荡。你敬畏又不安。我之前说过，契诃夫不具备创造众多人物的才华。同样的人物换了名字，反复出现在不同的环境中。就好比你看过灵魂之后，表面的差别就消失了，每个人都大同小异。他的人物似乎会奇怪地互换身份，就好像他们并不是鲜明的人物，只是暂时虚构出来的，又好像他们其实互为彼此。一个作家最重要的终究还是独特性。契诃夫将精神与精神的交流表现得如此深刻，我想这一点无出其右。也是因为这一点，莫泊桑相形之下就显得浅显庸俗。但有一点很奇怪也很可怕，莫泊桑和契诃夫这两位大作家用不同的方式思考人，但观点一致。他们一个满足于观察肉体，另一个高尚而细致地审视灵魂，但两个人都认为，生活乏味无聊、没有价值，人卑劣、愚蠢又可怜。

    我给自己的短篇小说写序言，却滔滔不绝地讨论起这两位了不起的作家，希望读者不要不耐烦。论短篇小说作家，莫泊桑和契诃夫影响至今，我们投身于这种题材的作家，最终都要以他们作为评价的准绳。

    要是我记得没错，本书是按照小说写作的时间先后排序的。初期还在摸索，并囿于奇闻逸事，后期相对有了把握，逐渐学会了安排素材，以达到想要的结果，我想读者或许对这个过程感兴趣。除了其中两篇，其余的都发表在杂志上，不过这并非初衷。很幸运，我开始创作短篇小说时，生活还算宽裕，因为感觉太久忙于一样的工作，所以借此来放松。常听人说短篇小说之所以质量不佳，是因为杂志编辑非要坚持某个模子，我倒没有经历过。除了《雨》和《书袋》，其余的小说都发表在《大都会》杂志上，编辑雷·朗从来没有要求我怎么写，我一向是随心所欲。有时候小说做了删节，这也合情合理，因为编辑给一个投稿人的版面毕竟有限，不过他从来没有要求我为了迎合所谓的读者喜好而做出一丁点儿改动。雷·朗给我的不仅有丰厚的报酬，还有慷慨的赞美，对此我同样珍视。我们作家都是简单幼稚的家伙，买主的一句称赞就让我们如获至宝。大部分小说都是根据我随手做的笔记一段一段写成的，最难写的自然是留到最后。难写是说动笔时还没有完全想好，其中某些部分只能依靠想象和经验，所以有时候弧线不会即刻呈现出来，我也只能想方设法接上去。

    虽然大半小说都是第一人称叙述，但请读者不要误以为这些就是我的个人经历。这只是贴近真实的手法罢了。这种手法有缺陷，读者可能会想叙述者不可能知道所有的细节。而如果隔了一层，也就是说讲述听来的故事，那么故事的亲历者，譬如说警察或者船长吧，不可能那么滔滔不绝、面面俱到。每种叙事手法都有不足之处，必须尽可能地加以弥补，实在无法弥补，那就只能接受。第一人称叙述的好处是直接。作者可以略去他不知道的东西，不必声称无所不知，要是他不清楚动机或是情况，那就可以坦白地说不知道，这样小说反而更可信。还有，第一人称容易拉近读者和作者的距离。莫泊桑和契诃夫都力求客观，但个人情感还是扑面而来，所以我有时候在想，既然在作品中无法摆脱自我，那倒不如尽量融入其中。这么做也有风险，个人情感太多会惹人厌烦，就像一个人长篇大论，不许别人插嘴。采用任何手法都一定要谨慎，这一种也不例外。读者也许发现了，《雨》最初的笔记里是有叙述者的，但在成稿中省略了。

    本书中有三个故事是我听来的，我所做的只是让情节可信、连贯，具有戏剧色彩。这三篇小说是《情信》《丛林中的足迹》和《书袋》。其余几篇都是杜撰的，比如《雨》，灵感都来自我偶然认识的一些人，我从他们本人身上或者别人口中发现了某个主题，感觉适合写成短篇小说。这就涉及一个话题，作家始终为此担忧，公众，也就是作家的原始素材也偶尔为此感到不安。有些作家声称创作人物时脑海中从来没有原型，我认为他们是自欺欺人。他们这样想，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细致地审视人物构思基于哪些经历和印象，只是一厢情愿地认为是凭空创造的。只要仔细回想就会发现，要么人物取材于某本书，这种做法也绝不稀奇，要么就是基于自己认识的或者遇见的人，或许只是一个，或许不止一个。从前的大作家并不讳言笔下的人物都基于真人真事。我们知道，伟大的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恪守崇高的原则，对于父亲，他最初笔触犀利，被岁月磨平了脾气后，又报之以宽容。亨利·贝尔[司汤达的本名]在至少一部小说的草稿边缘写上了人物原型的名字。屠格涅夫这样说过：“就我而言，我该坦白承认，我构思某一类人物时，不是基于一个想法，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各种各样的元素融合在他身上。我始终需要一个坚实的基础。”福楼拜也是一样，狄更斯毫无顾忌地把亲戚朋友写进小说，这是出了名的。要是你读过儒勒·列纳尔[儒勒·列纳尔（1864—1910），法国作家，代表作为小说《胡萝卜须》]的《日记》（要是想了解作家如何创作，这本书会令你受益匪浅），就会看到他是如何细致入微地记录周围人的习惯、语言和相貌。创作小说时，他就会打开这座细心收集的信息库。阅读契诃夫的日记就会看到有些段落显然是预备日后创作用的，他的朋友在回忆录中也经常提到某某就是某些人物的原型。看来这是普遍做法。我要说，这种做法少不得、免不了。显而易见的好处是方便。有了原型，就更容易塑造一个性格鲜明的可信人物。想象不能无中生有，而是需要感官的刺激。一个人身上某种与众不同的东西（也许只有作家觉得与众不同）激发了作家的创造力，但如果不去据实描述，就偏离了初衷。性格要能自圆其说，如果糊弄读者，比如说把矮子写成高个子（就好像身材不影响性格似的），或者综合种种特点，人物明明性情平和，却说他脾气暴躁，这就破坏了似真之和谐（这是巴尔塔沙·葛拉西安[巴尔塔沙·葛拉西安（1601—1658），西班牙作家、哲学家，著有《智慧书》]的绝妙之语）。要是不用顾忌人物原型的感受，那么小说创作就简单了。但作家不得不考虑人类的虚荣，还有最普遍也是最可恶的幸灾乐祸心理。有人在某部作品中认出了自己的朋友会很高兴，并指出这活脱脱的就是他本人，特别是关于此人的缺点，虽然作者可能根本没见过这个人。也经常有人认出小说里描写的就是自己的特征，或者是自己居住的地方，马上信以为真，断定书里写的就是自己。《驻地行署》中的行政长官就是一例。这个形象来自我在西班牙认识的一位英国领事，我写这篇小说时，他已经去世十年了，但我听说沙捞越某区的行政长官异常恼怒，因为他以为我写的是他。我在小说里描述了沙捞越，但这两个人毫无共同之处。我想没有一个作家会原封不动地照搬，把现实生活中的人一笔一画地勾勒出来放到虚构作品中，这是最不明智的。这样的人物价值观完全不对，并且很奇怪，其他人物不会显得假，假的只有这一个人。这个人不能叫人信服。已故的诺思克利夫勋爵[诺思克利夫勋爵（1865—1922），英国现代报业奠基人]个与众不同的厉害角色，许多作家为之着迷，却始终呈现不出一个可信的人物形象，就是这个原因。作家是以自己的性情来观察和选择的，只要有一点创见，那么他所观察到的就不必符合事实。他可能把高个子看成矮个子，把慷慨的人看成吝啬鬼。我要再说一遍，要是他看到的是高个子，那就要写高个子。作家只把原型中他所需要的保留下来。就好比是一个衣钩，挂上去的是自己的想象。要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很难凭自然产生的似真之和谐），作家会把原型所没有的特征赋予人物。要让人物逻辑连贯、饱满充实。创造出来的人物，是想象之于事实的结果，是艺术，而现实生活只不过是素材。奇怪的是，每当有人指出一个作家照搬了生活中的某个人，他们强调的总是不那么光鲜的品格。要是你说一个人孝顺母亲，但是打老婆，大家就异口同声：哎呀，这不是布朗吗，打老婆太可恶了，没有一个人会想到琼斯和罗宾逊这两个出了名的孝子。由此我得出了一个有些惊人的结论，我们了解的是朋友的恶习，而不是美德。我曾说过，我和《雨》中的汤普森小姐甚至都没说过话。不过普遍认为这个人物鲜活生动。在众多作家中，我的做法无疑十分普遍，所以我不妨再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应约去和一对夫妇吃饭，他们的情况我了解得不多，读者一会儿一读便知。我好像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总之，要是在路上遇见，我肯定认不出来。下面是我当时的笔记：“五十岁上下的男人，身材结实，颇爱摆架子，戴着夹鼻眼镜，头发灰白，面色红润，蓝眼睛，留着精心修剪的小胡子。言谈间充满自信。他是偏远地区的行政长官，不知怎的自认为身居要职。他瞧不起有些人在那种气候和条件下放任自流。他利用在东方的短暂假期走了很多地方，去过爪哇、菲律宾、中国沿海和马来半岛。他十分英国化，十分爱国，经常锻炼。他原先喝酒喝得厉害，总是带一瓶威士忌上床。他太太把他彻底治好了，如今他除了水什么都不喝。他太太是个不起眼的小个子，轮廓鲜明，瘦，皮肤像泥土一样发黄，平胸。穿着很糟糕。大家对英国女人的偏见她一应俱全。她家里几代人都出身二流军团。要是不知道她帮丈夫戒了酒瘾，准会认为她平庸乏味，不值一提。”《赴宴之前》就是根据这些素材创作出来的。我想，任何一个坦诚的人都不会因为这对夫妻被平白利用而为他们鸣不平。不错，要是没见过他们，我就写不出这篇小说，但是只要耐心读过就知道，激发小说创作的细节（带一瓶威士忌上床）根本微不足道，相比对原型的简短描述，两个主要人物的最终形象也截然不同。

    契诃夫说：“批评家就像马蝇，害得马没法犁地。我读了二十多年的批评，不记得有一句评论、一个建议有价值。只有斯卡比切夫斯基[斯卡比切夫斯基（1838—1910），俄国文学批评家，曾为普希金等名家作传]的一句话让我记住了。他说我会死在水沟里，醉死的。”在契诃夫二十五年的写作生涯中，他不断受到抨击。不知道是不是当今的批评家天性没那么凶狠，我得承认，本书中的故事时不时地成书出版，获得的评价总体来说是肯定的。不过，有一句评语让我大惑不解，“合格”这个词频繁出现，令我着实不安。表面看来像是赞美，因为合格当然比不合格值得称赞，可这个形容词带着贬义，我一心向学，也有意进步，所以苦苦思索这么说的批评家心里是怎么想的。当然了，谁都不是人见人爱，既然作品揭示的是作者的内心，那么讨厌他的人自然也会仇视他的作品。对此作者可以泰然处之。但是，如果普遍认为一个作家的作品有种令人反感的东西，那么就应该注意了。显然，我的短篇小说中有什么让一部分人不喜欢，所以用似是而非的称赞来表达这种情绪。我的想法是小说结构固定。我冒昧地提出这个看法（也许是我高看自己了），是因为法国的批评家从来没有这个说法，相比英国，法国的评论家和公众更加认可我的短篇小说。古典美学和严谨思维让法国人要求明确的结构，他们受不了结尾不了了之，主题出现却不清不楚，高潮做了铺垫却戛然而止。但英国人总有点反感这种精确。我们伟大的小说总是无形无状，读者对此非但不觉失落，反而觉得安全。他们想，这才像真实的生活，充满偶然和矛盾。二加二等于四这种恼人的东西，还是别去想了。要是我猜得不错，那么我就无能为力，只能接受一辈子被人评价为合格了。我的艺术品位偏向于律法严明，我喜欢故事滴水不漏。我开始认真地创作短篇小说时，已经积累了很多写话剧的经验，这些经验告诉我，凡是和戏剧性价值无关的都要舍弃，并且一桩桩事件串联起来是要把故事推向高潮。这种手法也有不足，我不是不知道。环环相扣的效果有时令人不安。你会觉得生活不会这样规规矩矩、严丝合缝。现实生活中，故事千头万绪，不知所起，也不知所终。这大概就是契诃夫所说的小说应该无头无尾吧。诚然，人物的行为完全符合性格，每件事都发生得恰到好处，有时候你会觉得憋闷。这一类作家不仅要表达他对生活的感悟，也要呈现一种形式之美。他要按照自己的目的安排生活。他遵循心中的设计，做出舍弃和变动；他衡量优劣、按照计划扭曲事实；他达到了目的，也创造出一件艺术品。也许他没有把握住生活，他失败了；也许他有时候显得太做作，让你无法相信，而要是你不相信一个小说家，那么他就完了。要是他成功了，那么他就让你暂时认可了他的宇宙观，让你沿着他在混沌上描绘的图样走到最后，并收获了乐趣。但他并不想证明什么，就好像他画了一幅画，然后摆在你面前，要不要都随你。

    ---（王林园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