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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包括三十篇短篇小说。每篇长度和体量都类似。第一篇写于1919年，最后一篇写于1931年。我早年写过一些短篇小说，但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至少十二年或者十五年吧，一直忙于写戏剧，就没有写下去了。直到一次南太平洋之行意外地为我提供了一些主题，看起来适合短篇小说这种形式，于是，作为一个四十岁开外的新手，我写下了如今题为《雨》的小说，这篇小说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如果我把当时我的笔记抄录下来，本篇序言的读者也许会耐心一读，因为小说就是基于这些素材创作的。笔记里都是些老套潦草的句子，毫无文采。那时候上天没有赋予我那种信手拈来的可喜天赋，用恰如其分的字眼形容某样东西，再用独特而恰当的形容词加以描述。当时，我正在从檀香山去帕果帕果的途中，因为想着以后或许用得上，照旧把给我留下印象的同行旅客随手记了下来。对汤普森小姐我是这样写的：“体态丰满，还算有几分姿色，打扮很不讲究，大概不超过二十七岁。她穿一身白色衣裙，头戴一顶白色大帽子，脚上穿着白色长靴，粗胖的小腿裹在长筒棉袜里鼓出了肉。”我们开船不久前，警方搜查了檀香山的红灯区，闲言碎语在船上流传开来，说她搭船是为了躲避逮捕。我的笔记接着写道：“W. 传教士。一个又高又瘦的男人，长长的四肢与身体衔接得很不紧凑；两颊深陷，颧骨很高，一对乌黑的大眼珠深陷在眼窝里；双唇丰满而性感，留着很长的头发。他浑身上下一副阴沉沉、半死不活的样子，像压抑着一团火。他有一双大手，手指很长，很好看。天生白皙的皮肤被热带的阳光晒得黝黑。W. 太太，他妻子。身材瘦小，头发精心梳理过，新英格兰人；她戴着一副金边夹鼻眼镜，眼镜后面的蓝眼睛不太醒目，长着一张绵羊似的长脸，不过她的表情丝毫不会让人觉得她愚蠢，反倒显得她极度警觉；她走路时脚步很快，像一只小鸟似的一蹦一跳。最引人注意的是她的说话声，音调很高，听上去叽叽喳喳的，一个弯儿都不拐，单调僵硬，像一台风钻没完没了地嗡嗡，令人神经不安。她一身黑衣服，脖子上戴了一条金项链，项链上挂着一个小小的十字架。她告诉我说，W. 是吉尔伯特群岛的传教士，因为小岛彼此离得很远，所以他经常得坐小划子才能去这些岛上。他出门传教的时候，她就留在大本营处理教会的事务。海上经常波涛汹涌，旅途中不是没有危险的。他是行医的传教士。她扯着嗓子大声数落土著人的粗鄙堕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降低她的声调，她的语气中分明会流露出一种惊世骇俗的恐怖，她说那里的婚俗淫乱至极，都没法说给人听。她说，他们刚到岛上的时候，在哪个村子里都不可能找到一个好姑娘。她对跳舞深恶痛绝。我和传教士夫妇只说过一次话，和汤普森小姐一次话也没说。”还有一段小说的笔记：“一个妓女，警方搜查之后从檀香山逃走，来到帕果帕果。同来的还有传教士夫妇。还有叙述者。因为麻疹流行，所有人只能留在那儿。传教士知道了她的身份，加以迫害。他让她陷入痛苦、羞耻和悔恨之中，对她毫无怜悯之心。他逼总督命令她返回檀香山。一天早上，有人发现他割断了自己的喉咙，而她再次容光焕发、镇定自若。她看着男人，轻蔑地说：臭猪。”
有一位很有见地的批评家，他博览群书、独具慧眼，又通晓同行中罕有的世故，他从我的短篇小说中看出我受了居伊·德·莫泊桑的影响。这不足为奇。在我年少时，法国人将莫泊桑奉为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我也如饥似渴地阅读他的作品。从十五岁起，我一到巴黎，下午多半就会跑到奥德翁剧院的艺廊去看书。那是最让我陶醉的时光。穿着长罩衫的伙计对晃来晃去翻书看的人不以为意，任你在那儿看几个小时也不赶人。有一排书架上摆满了居伊·德·莫泊桑的书，不过一本要三法郎五十生丁，我不想出这个钱。我只能将就着站在那儿读，窥看没裁边的书页。有时候旁边一个伙计也没有，我就匆忙裁开一页，好读个痛快。幸而有些书出了普及版，只要七十五生丁，我很少有空手离开的时候。就这样，不到十八岁，我就读遍了他最好的短篇。自然而然地，到我开始写短篇的时候，就不自觉地把他那些小巧的杰作当成了范本。我完全有可能遇到更差的呢。
莫泊桑的声誉已经不如从前了，今天看来，他的作品显然有不少惹人反感的地方。作为时代的产物，莫泊桑强烈地反对浪漫主义，当时这一流派即将淹没在（马修·阿诺德所推崇的）奥克塔夫·弗耶的泪眼迷蒙、多愁善感和乔治·桑的激情澎湃、热泪滚滚之中。他是自然主义作家，为求真不惜一切代价，只是他笔下的真实如今看来稍显浅薄。他对人物不加分析，他几乎不关心动机。人物做了某些事，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在我看来，长篇或者短篇小说中的心理不外如是——通过人的生活表现他的内心。”这话说得不错，这的确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但是行为并不总能反映动机。莫泊桑的这种做法导致人物简单化，这在短篇小说里足以达到效果，可仔细一想总感到难以信服。你会想，人要复杂得多。还有，他抱着一个挥之不去的无聊想法，这也是当时法国人的普遍观念：一个男人，只要他遇到的女人不超四十岁，那么和她上床就是应尽的义务。莫泊桑的人物放纵肉欲是为了满足自尊。这就好比有些人吃鱼子酱不是因为饿，而是因为鱼子酱贵。在他的人物身上，唯一强烈的人类感情似乎只有贪欲。他能理解贪欲，纵然满心厌恶，却暗暗抱以同情。他有点儿庸俗。不过，由此否认他的杰出却是愚蠢的。评判一个作家的好坏，要看他最好的作品，这是作家的权利。没有一个作家完美无缺，你必须接受他的缺点，缺点和优点通常相辅相成。可以庆幸地说，后辈还是很乐意这样看待前人作品的。后人欣赏作家的优点，并且不在意那些不足，有时还做过了头，把明显的缺陷解释为别有深意，让老实的读者看得云里雾里。所以你会看到有的批评家（令人敬畏的后人声音）煞费苦心，把莎士比亚剧本里的某一点解释得天花乱坠，其实凡是剧作家都看得出，那些只不过是因为赶时间、无所谓、耍脾气，不需要什么解释。莫泊桑的小说篇篇精彩。抛开叙述，单是情节就饶有趣味，要是在餐桌上讲出来，大家准会听得津津有味。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优点。即便有时候词不达意、叙述淡而无味，只要把《羊脂球》《遗产》或者《项链》的梗概讲出来，大家都会听得入迷。这些故事有开头、发展和结局，不会行迹飘忽，让你看不清方向，而是能让你毫不犹豫地顺着那条清晰有力的弧线，从主题呈示跟随到高潮。也许这些小说谈不上思想上的深度，但莫泊桑志不在此。他把自己看成一个庸人，优秀的作家不一定是文学家。他不以哲人自居，这是他的自知之明，因为他思考时总会流于平庸。但是，他将优点发挥到了极致。他塑造的人物活灵活现，这种才能令人赞叹。在有限的篇幅中，他用寥寥数页就将六七个鲜活的人物生动地呈现在你眼前，你想知道的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每个人物都轮廓清晰，性格鲜明，充满生活气息。这些人物不够复杂，很奇怪地缺少人类的优柔寡断、出人意料和神秘难解。其实，这些人物是为小说而做了简化。但是，莫泊桑并不是故意要删繁就简，他那双敏锐的眼睛看得很明白，只是不透彻，好在成就目的所需要的那些他都看到了。他的环境描写也一样，场景准确、简洁、一针见血。但无论他描写的是诺曼底的迷人风光，还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那些闷热而拥挤的客厅，他的目的也都是把故事讲下去。我认为莫泊桑的风格基本上是无法超越的。倘若他的成就现在不那么显而易见，那是因为他必须和另一位风格迥异的作家相提并论，那就是以细腻动人著称的契诃夫。
如今，最好的批评家都把契诃夫奉为圭臬。的确，在他面前，任何小说家都黯然失色。欣赏他证明你品味高雅，不喜欢他等于暴露自己庸俗。年轻作家自然而然地把他当成范本。这可以理解。表面看来，模仿契诃夫比模仿莫泊桑容易。抛开叙事，要编出一个有趣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件难事，这靠的是天赋，冥思苦想是没用的，而拥有这种天赋的人少之又少。契诃夫有很多种天赋，但偏偏缺少这一种。如果你去复述他的故事，会觉得没什么可讲的。剥掉层层修饰，贯穿其中的逸事微不足道，还往往空洞可笑。想写小说却想不出情节时，发现没有情节也照样可以写，这多好啊！只要写两三个人物，把他们之间的关系描述一番，这就万事大吉，原来写小说也没那么难嘛。要是你扬扬自得，以为这就是真正的艺术，那何乐不为？
但话说回来，把一种写作技巧建立在作家的缺点之上，也许说不上不高明。要是契诃夫能想出一个巧妙、新颖、引人入胜的情节，那他一定写得出来，这我并不怀疑。但这不是他的性情。和所有优秀的作家一样，他把自己的不足变成了优点。歌德不是说过吗？艺术家知不足然后才能成就伟大。如果短篇小说只是散文，多多少少地涉及想象出来的人物，那么的确没人比得上契诃夫。但是，也有人认为，短篇小说应该表现某种行动，有始有终，并且有一个长度的限制，按照这种看法，契诃夫就不尽如人意了。他把自己的想法说得很清楚：“为什么要写一个人登上潜水艇到北极去和世界和解，而此时他的心上人正歇斯底里地尖叫着从钟楼上纵身一跃？这些东西没有根据，在现实生活中不会发生。我们得去写简单的东西，彼得·谢苗诺维奇和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如何结成了婚，仅此而已。”可是，并没有理由说不同寻常的事不能写。有些事每天都在发生，但不见得就更重要。认出熟悉的事物是一种享受，但这是最低级的审美享受。小说缺乏戏剧性并不是优点。莫泊桑写的也是普通人，而他要表现的是普通人平淡的生活中有什么戏剧性。他选出一件重要的事，从中提炼出所有的戏剧性因素。这种手法同样值得称道，这样写出来的小说更吸引人。可信不是唯一的标准；况且可信也在不断变化。曾几何时，“血缘的呼唤”就能让失散多年的亲人相认，女扮男装就能骗过所有人，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可信取决于能不能让你那个时代的读者姑妄听之。契诃夫有他的原则，但除非用得恰当，否则他也不会遵循那套正典。就说他最优美、最动人的短篇小说《主教》吧。小说以极为温柔的笔触描写死之将至，但并没有交代主教的死因，换作更有技巧的作家，死因会是小说中必不可少的情节。契诃夫给舒金[舒金（1854—1936），俄国艺术收藏家，他在《回忆录》（1911）中记载了“契诃夫之枪”理论]的建议是：“和故事无关的东西都必须毫不留情地舍弃。如果你在第一章里写墙上挂了一杆枪，那么到了第二章或者第三章，就务必要开枪。”那么，主教吃了有毒的鱼，过了几天就得了伤寒而死，我们可以推定是有毒的鱼害死了他。如果是这样，那么害死他的就不是伤寒，而是食物中毒，不过症状对不上。当然了，契诃夫并不在意。他打定主意要把和善的主教写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要安排一种死法。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说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是生活的片段，我不明白这是不是在说他的短篇小说呈现了真实典型的生活画面。我看并不是，从来不是。我认为契诃夫的小说真切生动，令人赞叹，这得益于作者独一无二的才华，但我也认为，这些小说是有意迎合一个病态、忧郁、疲惫、灰暗之人的癖好。我并不是说这些态度不好。每个作家都通过自己的方式观察世界，并将他看到的呈现给读者。模仿生活并不是艺术恰当的目的，而是一种约束。如果生活的风格化过于浮夸，以致公然违背了常识，艺术家就要时不时地加以收敛。在契诃夫眼中，生活就像打台球，你永远做不到红球入袋，救不了母球，打不出双下，就算奇迹般地碰到幸运球，终究还是左支右绌。他唉声叹气，因为朽木不成器，闲人不干活，骗子不说实话，醉鬼不清醒，无知的人没有修养。我想正是这种态度使得他笔下的主要人物有些面目模糊。他用两行字就能勾勒出一个醒目的人物，短短两行字，就能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呈现在你面前，但要说细一点，他似乎就拿捏不住人物了。他笔下的男性都是朦胧的影子，莫名有种向善的冲动，但意志薄弱、不求上进、表里不一、爱说漂亮话、常常怀抱着崇高的理想，但不付诸行动。他笔下的妇人多愁善感、自甘堕落、头脑简单。她们认为通奸是罪，但来者不拒，这不是因为情欲，甚至也不是因为愿意，而是嫌拒绝太麻烦。似乎只有在描写少女时，他才动了怜悯之心。“唉！大难临头，这些可怜的小人儿还在玩闹。”少女的青春迷人、欢快的笑声、天真烂漫和朝气蓬勃触动了他，但一切都是徒然。她们不去努力征服幸福，遇到第一个障碍就乖乖投降了。
如果我冒昧地提出了这些意见，还请读者不要误会，我对契诃夫只有深深的敬佩。我再次强调，没有一个作家是完美无瑕的。我们尽可以欣赏他的优点，但忽略他的瑕疵，非说都是长处，长此以往只会损害他的声誉。契诃夫的作品可读性极强，这是一个作家至高无上的荣誉，但往往强调得不够。这是契诃夫和莫泊桑的共同之处。他们都是职业作家，要定期发表小说来维持生计。他们写小说，就像医生探视病人，律师会见客户。写作就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他们都得迎合读者。他们并不是有了灵感才写，能创作出一篇杰作只是偶然，但几乎每一篇都能让读者聚精会神地从头读到尾，他们都给报纸杂志写稿。有时候，批评家把一本短篇小说集称为杂志小说，也就是暗暗瞧不起这本小说，这是愚蠢的看法。任何一种艺术都是需求催生而来，如果报纸杂志不刊登短篇小说，那就不会有人去写，短篇小说首先都是杂志报纸小说。作家必须接受一定的（随时变化的）条件。一个优秀的作家，因为作品只能以某种形式发表，所以写不出最好的作品，这根本闻所未闻，这不过是二流作家的托词。据我猜想，契诃夫为人称道的简洁正是由于他常年供稿的报纸给他的版面有限。他说短篇小说不该有开头，也不该有结尾。这句话当然不能按照字面意思理解。那无异于要求一条鱼不能有头，也不能有尾。没头没尾就不叫鱼了。其实契诃夫的小说开头十分精彩。他寥寥数句就把事实交代完毕，对于不可或缺的叙述，他总能拿捏到位，既直截了当，又细致入微，让你立刻知道故事里有什么人、有哪些背景情况。莫泊桑的小说开篇通常是一段介绍，目的是给读者做好心理铺垫。这是一步险棋，要看成功与否。这样开篇可能很沉闷，读者可能领会错了，你的某些人物吸引了读者的兴趣，可接下来要讲的并不是这些人物，你反而去关注别的情节和别的人物了。契诃夫推崇简练，但在篇幅较长的小说里，他也不是总能做到。有人批评他对道德和社会问题漠不关心，他十分苦恼，于是一旦篇幅允许，他就抓住机会，证明自己对这些问题的重视不下于任何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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