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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讲述片段的故事，勾勒出故事的全貌。
海明威曾说过：“当你对自己想讲的故事成竹在胸时，只讲其中一部分，反而有助于故事的魅力。”毛姆自然没海明威那套“冰山理论”，但他很擅长这样讲故事——讲一部分，剩下的，您自己揣度。
比如，《无所不知先生》里，“我”是个不明真相的看客，担当一个旁观视角。自“我”眼里看来，故事的主角、自称无所不知的克拉达先生，开始似乎是个惹人讨厌的家伙。
在社交场合，克拉达先生不经意间，说出拉姆齐太太戴的项链昂贵至极，价值三万美元；拉姆齐先生则认为，那项链只是太太从低等铺子里买的，只值十八美元——这里得注明一句，拉姆齐先生和太太，是有一段时间两地分居的。
克拉达先生要求鉴定项链，还和拉姆齐先生打赌一百美元，拉姆齐太太紧张至极。
见此情状，一向无所不知的克拉达先生，忽然决定认输，说自己看走眼了，那项链的确就是个廉价首饰，就此输给了拉姆齐先生一百美元。
次日早上，“我”目睹克拉达先生收了一封匿名信，其中藏有一百美元。克拉达先生只说了一句：
<em>如果我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我不会让她在纽约住一年，而自己待在神户。</em>
故事到此为止，其实已经很明显了。
毛姆只讲了“我”所见的故事，那是个打赌认输的故事。背地里却显然是拉姆齐太太有外遇，收了情人昂贵的项链，还哄骗丈夫。克拉达先生明白真相，为了保护拉姆齐太太，于是自愿认输，拉姆齐太太知恩图报，奉还了这笔钱。
但这故事如果都说穿了，就没有那么巧妙婉转了。
很值得一提的是，克拉达先生这个形象的塑造，又是毛姆一贯的手法：先抑后扬，看似恼人刻薄，实则暗藏温情与人方便，甚至还有几分体贴入微呢。
对道貌岸然自以为是的人，毛姆讽刺起来，很是不留情面。相对地，类似拉姆齐夫人这样的女性，他笔下却常手下留情。
《表象和现实》这篇小说，毛姆自称是嘲讽法国人的，故事也的确很有老法国味道：说一个法国的勒绪尔先生，找了个情人莉赛特，那是个美丽的商店女郎。勒绪尔自以为遇到了爱情，颇以此为荣，自得其乐，过上了典型的“有情妇的成功男人”的生活。
等他仕途有成，得以执掌内务部时，回家却发现莉赛特另有一个情人。他大受打击之余，质问莉赛特，而莉赛特的回答轻盈而灵巧：“为什么喜欢他？因为他年轻啊！”
“我爱哪个呢？两个都爱！”
实际上，莉赛特的回答相当可爱，她对勒绪尔先生说：“我爱你是因为你很出色，你说话有道理，也很有趣。我爱你是因为你善良慷慨。我爱他是因为他有一双好大的眼睛、一头波浪形的头发，他跳舞跳得极好。”更在劝勒绪尔先生时，说了一句分量十足的真理：勒绪尔先生企图完全占有情妇，本质是他太贪心了。
<em>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什么都拥有的。</em>
——这就有点像《笑林广记》里的段子了：问一女子，东家郎君富，西家郎君俊，跟哪家呢？女子答曰：东家吃饭，西家眠。
故事最后，以一种荒诞的方式结束：莉赛特和她的情人结了婚，反正那位情人也时常不在巴黎，于是她继续与勒绪尔维持着情人关系。
勒绪尔先生于是心满意足了，还自以为是地觉得，自己的这位情人先前是个商店女郎，如今是个体面的已婚女子了！
毛姆自己曾经到处旅游，见到过各种文化风貌。他深知“甲之蜜糖，乙之砒霜”的道理，对忠于本心者，无论出于哪种文化背景，都颇为欣赏；对教条主义者，他可就不留情面了。他很喜欢从一点开始，慢慢让情节跨入无法弥合的地步，最终超出常规，无法控制。
即，他很擅长描述一个教条主义者慢慢崩溃的过程。
《雨》这个故事里，一个主要人物，是个在异域传教的教士。用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结尾的说法，“魔鬼要干坏事总可以引证《圣经》”。《雨》的这位主角即是如此。
他在传教时狂热地宣扬教义，甚至不惜运用自己的身份和权力，压迫不服从他教诲的人们，并自以为在替天行道。他如此相信自己的道德教条，到了僵硬的地步。
故事中，他试图去教诲一位烟花女子，一度进入了亢奋状态。到故事结尾，他却自杀了。烟花女子在结尾说了句“所有男人都一样”，暗示了真相。
显然教士没能抵抗住诱惑，与这位烟花女子有染。于是他一直赖以维持自尊、自信与生命信条的道德教条，就此崩溃了。他过于秉持自己的教条，甚至不惜以此来迫害他人，终于反噬了自己。
上面三个故事，除了男主角多是被社会规范束缚的道貌岸然者之外，女主角也有其共通处：她们都不算传统上认定的道德上完美无瑕者，但她们颇为自主，情感丰富，有自己的追求。
对毛姆而言，他喜欢这样的角色：道德上也许并不完美无缺，然而生命力蓬勃，活出了自我。他见惯了道德伪君子，又深知不同文化中的不同规范如何紧紧束缚着人类，所以格外喜欢描述那些文明的叛逆者。
我们说到叛逆者了——这可能是毛姆笔下最典型的角色。他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刀锋》都花大笔墨描述过这类主角，而他的短篇中，也有精彩段落。
比如《法国人乔》中，一个老人经历了各种可以想象的传奇，在垂老之际如是说：
<em>你说得对。我是个怀疑论者。我从没见到过任何一个迹象可以证明世间万物的安排中有什么精心设计的目的。如果宇宙真的是由某个造物主创造出来的，那个造物主也只可能是个犯罪的蠢货。反正我在这个污浊的世界也待不了多久了，我很快就会亲眼看到世间万物的真谛了。我什么也不需要。我只想死。不过眼下你要是能给我一包烟抽，我会感激你的。</em>
先前那番话，堪称离经叛道。而最后这句“要是能给我一包烟抽”，起到了类似于“那个人的伤疤来自姜汁汽水”的轻盈效果。瞬间就将似乎沉重的话题，变轻快了。
但当毛姆严肃认真讨论这种问题时，他是可以很严肃的。最典型的一篇，便是《大英远洋客轮之旅》：女主角身经不愉快的婚姻，丈夫有了外遇，她决定坐船回英国。
她在船上遇到一位男士，然后目睹他生病。与所有的俗套故事相反，他俩之间没有什么浪漫传奇，她只是看着那位先生病故，看着那位先生死去后，船上的人依然各顾各的。
那时毛姆留下了一段不那么嘲讽的、严肃的、抒情的段落：
<em>人为什么要让自己不快乐呢？让他们去为自己心爱之人的离世而伤心落泪吧，死亡总是可怕的，可是除了死亡的可怕之外，其他那些事也都是值得的吗？有什么事值得我们痛不欲生，心怀恶意，虚荣计较，丧失善心？她又想到了自己和她的丈夫，还有那个她丈夫莫名其妙爱上的女人。他自己也说过，我们的快乐生活很短暂，死亡却是漫长的。</em>
这段话恰如毛姆自己所说的：“看见人们如何死去，如何忍受痛苦，看到了希望、恐惧与释然。”他描绘了一个人如何被自身处境的周遭因素左右着，不知不觉间花费了太多时间，用以循规蹈矩，追求社会认可。
他自己了解人性，不希望人类被各类枷锁控制。借着这样的故事，毛姆大概希望，人类可以背叛各类枷锁，获得长久的快乐。
当然，许多时候他太毒舌，会用嘲讽消解这份真诚——比如“给我一包烟抽”——但本质上，他是个真诚的作者。
<strong>结语</strong>
毛姆所处的时代，正是文学革新之时：托马斯·曼小他一岁，詹姆斯·乔伊斯与弗吉尼亚·伍尔夫小他八岁。后几位大师在二十世纪前二三十年，分别创作新文体时，毛姆依然在试图讲好一个故事。
毛姆显然知道伟大作品应当有怎样的分量，应该如何革新。他很明白传统文学到了十九世纪，形式与内容已臻于完美。但毛姆自己也说过，面向评论家的作品与面向大众的作品，是不同的。
在《书与你》一书里，毛姆如是说：
<em>每个人自己就是最好的批评家。不管学者们怎么评价一本书，不管他们怎样异口同声地颂扬，除非这本书使你感兴趣，否则它就与你毫不相干。别忘了批评家也会出错。批评史上许多明显的错误都出自著名批评家之手。</em>
如乔伊斯与伍尔夫进行的手法探索和文体创新，显然是对已有文学形式的改革，但以他及时行乐的性格，自然不愿意刻意为之。
所以到晚年，毛姆乐得自称身处“二流作者之中的前排”。他自知没有托尔斯泰与巴尔扎克的磅礴激情，似乎也并不想做雨果那样的大文豪，亦无意成为大革新者。他深知要成为传世的大师需要怎么做，但他似乎更乐意追求自己的风格：用一种古典的讲故事方式，讲自己喜欢的故事。
他就喜欢这样子：优雅、简洁、敏锐地观察，带着好奇心与同情心，毒舌地刻画人物，创作一幅幅多层次的肖像，嘲讽各色装腔作势的教条主义者，批判又同情地描绘那些叛逆却活出自我价值的人们。
只是因为他许多时候太聪明，所以连毒舌背后的真诚与温柔，都经常显得隐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