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我在东方国家周游了几个月，最后来到了越南的海防市[海防市是越南规模仅次于河内和胡志明市的第三大城市]。那是一个商业城市，有些死气沉沉，但我知道从那里可以坐船去香港。登船前我需要等上几天，无事可做。当然，从海防出发去游览下龙湾[这里的“下龙湾”原文是Bay of Along，疑为Halong Bay之误，是越南北部的一个海湾和旅游胜地。]非常方便，那是中南半岛的一个Sehenswurdigkeiten[德语，意为风景名胜。]。不过我对风景观光已经有些厌倦。我宁可坐在小酒馆里读过期的《法国画报》，这里还不算太热，再说我也不喜欢穿热带衣服。有时我也会到笔直的大街上去走走，活动活动手脚。海防市有几条运河流过，很多本地人就生活在运河上的船里，营造出一幅幅多彩多姿的迷人生活景象。有一条运河的两岸耸立着曲线优美的中式房屋，房子都是粉刷过的，只是粉刷的油漆已经褪色，墙上污迹斑斑，可是那些灰色的屋顶在淡蓝色的天空映衬下，倒也显得相映成趣，犹如一幅年代已久的水彩画，淡雅中不失古韵。无论哪里都没有任何惊人的特点，一切都是那么柔淡，甚至有些缺乏生气，总会唤起一丝淡淡的忧郁。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些景象我的心里会想起我年轻时认识的一位女子，她是个标准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总是戴着黑色丝绸手套，她帮穷人做钩针披肩，给寡妇做黑色的，给出嫁的女人做白色的。她年轻时吃过不少苦，但究竟是因为疾病缠身还是因为单相思，就没有人知道内情了。
海防市居然也有一份本地出的报纸，版面印刷脏乎乎的，字体粗大，油墨会沾到手指上。报上登载政论文章和电讯稿，也登一些广告和本地消息。不用说，实在没什么值得报道的消息，所以编辑经常登一些人名充数，也就是报道谁来到了或离开了海防。有的是欧洲人，有的是越南本国人，而我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就在我即将乘坐那艘破船前往香港的前一天，我坐在旅馆的小酒馆里喝一杯杜博尼开胃酒，喝完就用午餐。那时，服务生过来跟我说，有一位先生想要见我。我在海防市一个人都不认识，便问服务生是谁要见我。他告诉我是一位英国人，住在这个城市，可是他不能告诉我这人叫什么名字。服务生只能说一点点法语，所以我没怎么听懂他到底说了什么。我摸不着头脑，但还是叫他把客人领进来。过了一小会儿，他就领着一位白人回来了，给他指了指我。那位白人看了我一眼，便朝我走来。他个儿很高，远不止六英尺，很胖，大腹便便，面色红润，脸刮得很干净，一双极浅的蓝色眼睛。他穿着破旧不堪的卡其布短裤，外套的领口没有扣上，头戴一顶破头盔。我立刻断定这是一个海滩流浪汉，他来找我一定是要借钱，我当即在心里盘算，究竟给他多少可以打发他走。
他走到我面前，伸出一只晒红了的大手，指甲很脏，破裂了。
“我猜你可能不记得我了，”他说，“我叫格罗斯利，曾经跟你在圣托马斯医学院是同学。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你的名字，一下子就认出来了，我想我一定要见见你。”
我一丁点儿都想不起来有这么个同学，不过我还是请他坐下，给他点了一杯酒。从他的外表看，我起先觉得他会向我讨十元钱[原文为piastre，当时越南的通用货币]，我会给他五元，可是现在看来他很可能会要一百元，如果我给他五十元他就能满足，那我应该认为自己很幸运了。凡是张口就向别人借钱的人一般总会指望从别人手里拿到他开口要的数目的一半，如果他要多少你就给他多少，他反而会不高兴，心里还会狠狠骂自己为什么起先没有多要些。他会觉得是你欺骗了他。
“你现在当医生？”我问。
“没有，我在那该死的医学院只待了一年。”
他摘下了遮阳帽，露出蓬乱的花白头发，看来是好久都没有梳头了。他的脸上有好多奇形怪状的斑块，脸色也不太健康。他的牙齿已经坏掉，两边的嘴角处已经瘪进去了。服务生过来给我们点餐时，他要了白兰地。
“拿一瓶来，”他说，“一瓶，听得懂吗？[原文为法语]”然后转身对我说，“最近五年我一直生活在这里，可我还是说不好法语，我一直说越南语。”他仰靠在椅子背上端详着我。“我没忘记你，知道吗？那会儿你老跟那对双胞胎在一起。他们叫什么名字来着？我想我比你变化大吧。”
我还是一丁点儿都想不起他来，我觉得不妨如实告诉他。
“你跟我是同一年进医学院的？”
“是的，1892年。”
“那是好久前的事啦。”
每年大约有六十个年轻人进那家医学院，大多数学生都很腼腆，对他们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很是迷茫，其中不少人以前从未到过伦敦，至少在我看来，他们都只是阴错阳差出现在一张白纸上，然后又莫名其妙消逝的影子。第一年就有一些人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退学了，到了第二年，还留在那里的人开始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个性。他们不仅自行其是，还一起听课，在同一张午餐桌上吃冰激凌、喝咖啡，在同一间解剖室里的同一个解剖台上解剖尸体，一起去沙夫茨伯里剧院[位于伦敦西区沙夫茨伯里大街的著名大剧院，1911年建成]观看《纽约交际花》[1897年首演的百老汇音乐剧]。
服务生拿来了一瓶白兰地，格罗斯利——但愿这是他的真名——给自己倒了一大杯，没有兑矿泉水或苏打水，咕嘟一口喝干了。
“我干不了医生这个活儿，”他说，“我说不干就不干啦！我家里的人受不了我，我就走了。他们给了我一百镑，叫我自谋生路。实话告诉你，我巴不得远走高飞呢。我知道他们受不了我，我也一样受不了他们。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打扰过他们。”
这时，一个淡淡的印象从我的记忆深处隐约出现，徘徊在我的意识边缘，就像涨潮时一个浪头冲到沙滩上又退了下去，等到下一个浪头冲来时汇聚成更大的浪潮再往前冲。我首先依稀想起来的是报纸上登出来的一桩小丑闻，接着有一个毛头小伙子的面孔浮现在我的眼前。就这样一件件往事渐渐进入我的脑海，我终于想起了这个人是谁。我相信他那时并不叫格罗斯利，我记得他的名字是单音节的，不过我也难以确定了。他年轻时个儿就很高了（现在我已清晰地想起了他的模样），很瘦，有些驼背，那年他才十八岁，好像是只长个儿不长力气，有一头亮闪闪的褐色鬈发，五官很大（现在倒并不显得很大，或许是因为他的脸变得肥胖臃肿了），脸格外细嫩，白里透红，像一个姑娘的脸。我想象大多数人，特别是女人，都认为他是个非常俊朗的小伙子，可是在我们眼里，他就是一个笨手笨脚、反应迟钝的糊涂蛋。接着我想起了他经常不来上课，不，我想起来的不是他没来上课，教室里学生太多了，我不可能记得住谁来上课谁没来上课。我想起来的是解剖室。他的工作台就在我的工作台旁边，他要解剖的是一条腿，可他压根儿就没碰过。我已经忘记要解剖其他身体部位的学生为什么会埋怨他学习不用功，我猜想应该是影响了他们的作业进展。在那些日子里，学生解剖了一个“部位”后就会有很多议论，如今时隔三十年，有些议论重新在我耳边响起。起先是有人说格罗斯利是个浪荡子，整天喝酒、追女人。当年的那些男生都相当单纯，他们带到医学院来的是他们在家庭和中学里学到的观念。他们有的人性格拘谨，因此对他的行为感到震惊；有的学习用功，对他的行为嗤之以鼻，还会嘲笑他怎么能指望通过考试呢。可是也有相当多的学生对他的行为表示羡慕和钦佩，要是他们有那样的勇气，也会想要同他一样潇洒行事。格罗斯利有不少追慕者，你经常可以见到他身边围着一帮听众，张着嘴倾听他讲闯荡江湖的故事。现在各种各样的往事都成堆地挤进了我的回忆中。没过多久，他就不再羞涩，而是摆出了一副见过世面的神气。像他这么个肤色白皙、脸蛋儿光溜溜的小伙子，摆出那样一副世故的神态，实在显得够怪异的。男子汉嘛（他们如此自称），总会彼此交流打打拼拼的经历。他成了一个英雄。每次走过一个博物馆，见到两三个学生在认真讨论他们一起上过的解剖课时，他总会发表一些尖刻的高论。他频频出入附近的酒吧，同酒吧里的女侍者也混得很熟。现在回想起来，我猜想他是因为刚从乡下来到伦敦，脱离了父母和学校老师的庇护，一下子被伦敦令人刺激的自由风气所吸引。他的放纵也没妨碍到谁。一切都只是因为年轻的冲动。他被冲昏头脑了。
那时我们都很穷，我们不知道格罗斯利吃喝玩乐的花销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知道他的父亲是一名乡村医生，我记得当时我们都知道他每月给儿子多少生活费。他平时常去伦敦亭[1859年后陆续落成的伦敦著名娱乐场所，位于娱乐中心皮卡迪利广场，有剧院、音乐厅、电影院、商场等高档设施]的回廊大道上结交风流女子，在标准大酒馆[伦敦市中心历史悠久的高档酒馆]里请朋友们喝酒，这么点钱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以无比敬畏的口吻互相议论，说他这样花天酒地一定欠了一屁股债。当然，他可以去当铺当东西，可是我们凭经验知道，一台显微镜顶多只能当三镑，一把手术刀也就只能当三十先令。我们都说他每周至少要花掉十镑。那时我们的眼界很有限，一周十镑就已经是我们心里觉得最奢侈的花费了。最后还是他的一个朋友透露了天机：格罗斯利发现了一套神奇的生财之道。我们听后不禁连连称奇。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想得出如此绝妙的点子，就算想到了也没有胆量去尝试。格罗斯利去参加拍卖会，当然不是佳士得拍卖行举办的那种，而是在河滨大道和牛津街，还有私人家庭举办的拍卖会。他在拍卖会上买下各种廉价售卖的便携物品，再拿到当铺去当掉，当的钱总能比他付出的多十个先令到一镑，就这样他每周可以赚到四五镑。他说他要放弃学医，专职干这个买卖了。我们所有人长那么大还从没挣到过一分钱，所以我们都对格罗斯利佩服得五体投地。
“天哪，他好聪明！”我们说。
“他真是要多机灵有多机灵！”
“照他这样干下去，准能成为百万富翁的。”
我们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早已精通世故，凡是我们在十八岁时一无所知的生活内容，我们都很肯定地认为是不值得知道的。可惜我们那时都很青涩，每次考试被考官问到一个问题，我们就会紧张得不知所措，不经过大脑思考就胡乱回答一气，要是有哪个女护士要我们帮她寄一封信，我们准会羞得面红耳赤。大家都知道，院长经常把格罗斯利叫去狠狠训斥一通，还一再警告他，要是他继续在学习上吊儿郎当，就要给他各种处分。格罗斯利怒不可遏。他说，他受够了学校这一套规矩，他再也不能容忍一个长着一张马脸的阉人把他当一个毛孩子对待。去他的学业！他都快十九岁了，还有什么东西需要你来教他？院长说，据他所知，他喝酒太多，这会害了他。真扯淡！他不是小毛孩儿了，喝点儿酒谁还管得着？他上周六喝得酩酊大醉，下周六还要这么喝。要是有谁看不惯，让他一边待着去。格罗斯利的朋友都一致赞同他的说法，一个男子汉岂能受这等窝囊气？
可是到头来还是出麻烦了，现在我已经完全想起了当时我们每个人感受到的震惊。我记得我们有两三天没有见到格罗斯利，可那时我们早已习惯了他三天两头旷课，所以谁也没当一回事。我估计我们只是说他又不知到哪儿鬼混去了。过一两天他又会出现的，脸色有些苍白，但又会给我们大讲他刚结识了一位姑娘，同她在一起多么妙不可言。解剖课上午九点开始，我们都要紧赶慢赶才能不迟到。在那天的课上，老师面露喜色，用字正腔圆的英语和令人钦佩的口才在描述我不知道是人体骨架的哪个部位，但是好像学生都没有在听老师讲的，因为我记得学生都在课桌间激动地交头接耳，还在偷偷传递一份报纸。突然，老师停下不讲了。他的教学方法以嘲讽见长。他总是假装不知道学生的名字。
“恐怕我是在打扰某位同学看报纸了。解剖学是一门艰深的学科，很遗憾我要告诉你们，根据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的规定，我必须要求你们认真学习这门课，并通过考试。但是，如果有哪位不想好好听课的话，他尽可以到外面去继续看他的报纸。”
老师所指责的那个学生刷的一下脸红到了耳根子，他非常尴尬，想要将报纸塞进口袋里。解剖学教授冷冷地看着他。
“对不起，这位先生，看来这报纸太大了，没法塞进你口袋里，”他一本正经地说，“能不能劳驾递给我？”
报纸经过一排排座位往前传，一直传到了讲台上。这位大名鼎鼎的外科教授仍不满意自己给这个可怜的学生造成的慌乱，他接过报纸，问道：
“我能否冒昧问一句，报纸上到底登了什么消息让这位先生如此感兴趣？”
传给他报纸的那位学生没有说话，只是用手指了指我们刚才都在读的那一段新闻。教授看了那条新闻，我们默默地望着他。他放下报纸，继续讲课。那条新闻的标题是：一名医学院学生被捕。格罗斯利因典当自己赊账买来的物品而被警方逮捕。报道说这是一项可公诉的犯罪行为，警方要拘押他一个星期候审，不得保释。看来他在拍卖会上买东西再去当掉赚钱的生财之道，并没有像他指望的那样成为他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所以他发现更赚钱的做法是典当不需要付钱就可以到手的东西。一下课我们就热烈议论开了。我不得不说，那时我们自己都是没有财产的人，我们没有关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谁也没觉得他犯了严重的罪行，可是出于年轻人天然的同情弱者的心理，大家都认为他最多会被判处两年到七年的劳教。
不知道为什么，我似乎已经想不起来格罗斯利的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想也许他是在学期快结束时被捕的，审理他的案子时可能已经放假，我们都各自回家了。我不知道后来究竟是治安法庭撤案了还是在法庭审判了。我好像记得他被判了短期监禁，或许六个星期吧，因为他的操作规模还挺大的。我所知道的是，他从我们当中消失了，没过多久，便再也没有人想起他了。我感到有些奇怪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件事的一些细节我居然还能记得这么清楚。就好像是我在翻阅一本相册，看到一张照片上的某个场景，马上就想起了一段已经忘到脑后的往事。
但是不用说，从眼前这个满头白发、一脸雀斑的粗俗老头儿身上，我已完全认不出那个脸蛋红扑扑的瘦高小伙子的影子。他看上去像个六十岁的老人，可我知道他还远没到这个年纪。我不知道这些年他都干什么去了。看上去他并不像是发了财的样子。
“你以前做什么？”我问他。
“我是个海关稽查员。”
“哦，是吗？”
这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所以我尽量克制住自己，没有流露出惊讶的语气。所谓海关稽查员，就是海关的雇员，其职责是到抵达各通商口岸的货船上去检查货物，我想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防止走私。从事这个职业的大都是退役的海军士兵或士官，我坐船在航行途中的不同口岸见到过这些人上船稽查。他们同领港员和轮机长混得很熟，一起喝酒聊天，而船长往往对他们比较傲慢。
“我离开英国时发过誓，不赚一大笔就绝不回英国。可是我始终没有赚到钱。在那个年头，什么人都可以去做海关稽查员，我是说，只要是白人就行，他们什么问题都不问。没有人在乎你是谁。实话告诉你，我得到这份工作可高兴啦，他们录用我的时候我差不多已经身无分文。我只是想先干着这个活儿，等找到更好的出路马上走人，可是我没走，这个活儿挺合我的意。我想要挣钱，我发现只要懂一些路子，海关稽查员是可以赚到不少钱的。在二十五年里，我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关做事，在我离开时，我敢说许多官员都会羡慕我挣到的钱。”
他用狡黠、诡异的眼神看了我一眼。我隐约觉得我听懂了他的意思。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我愿意确定一下：如果他打算跟我要一百元的话（到这时我已经只好让步接受这个数目了），我觉得不如马上乖乖给钱认栽。
“我希望你赚到的钱没有乱花吧。”
“当然没有乱花啦。我把所有钱都拿去做了投资，然后全部买了美国铁路债券。稳妥是我的座右铭。我太了解到处都有骗子，我自己不会随便冒险的。”
我喜欢他说的这句话，便问他要不要留下来同我一起吃午饭。
“不，我还是走吧。我不怎么吃午饭的，再说我家人在等我回家吃饭。我想我该告辞了。”他站起身，高高的个子俯视着我，“不过，要不你哪天晚上去我家坐坐怎样？我娶了一个这里的本地姑娘，还有个孩子了。我很少有机会同别人聊聊伦敦的。你最好别过来吃晚饭。我们只吃本地的饭菜，我觉得你不会喜欢的。九点左右过来，行吗？”
“好啊。”我说。
我已经告诉过他，我第二天就要离开海防。他叫服务生给他拿来一张纸，给我写下他家的地址。他像个十四岁的孩子一样写得很吃力。
“叫你旅馆的服务员给人力车夫讲清楚这地方在哪里。我家在三楼。没有门铃的。直接敲门就行。好了，再见。”
他走了出去，我进餐厅吃午饭。
晚饭后，我叫了一辆人力车，在旅馆服务员的帮助下，那车夫知道了我要去哪里。我很快发现他要带我去的就是运河边那些让我想到褪了色的维多利亚时代水彩画的房子。他在一所这样的房子前停下，指了指房门。这房子显得那么破旧，房子周围那么脏乱，我不觉犹豫起来，觉得可能是找错地方了。我觉得格罗斯利似乎不太可能住在离城里这么远的本地人居住区，也不太可能住这么破旧的房子。我叫人力车夫等我一下，一边推开了大门，我面前出现了一架黑乎乎的楼梯。屋里没有人，街道上也空荡荡的。四周安静得好像是深夜似的。我划着一根火柴，摸索着走上楼梯，走到三楼时，我又划着了一根火柴，我看到面前有一道棕色的房门。我敲了一下门，马上有一个小个子越南女人手持蜡烛开了门。她穿着当地穷人穿的土褐色衣裙，头上戴着一条又小又紧的黑头巾，她的嘴唇和嘴唇周围被槟榔染红了，她张口说话时我看到她的牙齿和牙床都是黑的，这让那些本地女人显得很难看。她用本地语言说了一句话，随即我听到了格罗斯利的声音：
“进来吧。我刚在想你该到了。”
我穿过昏暗的小小前厅，走进了一个大房间，显然是朝向运河的。格罗斯利躺在一把长椅上，我进门时他坐了起来。他身边的茶几上摆着一盏煤油灯，他借着灯光在读报纸。
“请坐，”他说，“把脚跷起来，这样舒服些。”
“我怎么可以坐到你的椅子上？”
“坐吧，我起来了。”
他拉过来一把厨房的椅子，坐在那上面，把双脚跷起来顶着我的脚。
“这是我妻子，”他用大拇指指了一下跟在我身后走进房间的那个越南女人，“角落上那个是我们的孩子。”
我随着他的目光看过去，看见了一个孩子躺在竹席上睡觉，身上盖着毯子。
“他醒过来就会像个小叫花子一样活泼。但愿你可以见识一下。我妻子马上要生第二个了。”
我瞥了她一眼，他说的事实显而易见。她个子很小，手和脚都很小，脸盘扁扁的，肤色灰暗。她看上去有些闷闷不乐，不过也许就是羞涩而已。她走出了房间，一会儿就拿着一瓶威士忌、两只酒杯和一个调酒瓶又回来了。我在...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