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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罗尼河畔圣洛朗[法国在南美洲的海外领地法属圭亚那的第二大城市]地方不大，但很漂亮，干净又整洁。城里有一座市政厅和一个法院，其优美的建筑足可与法国的许多城镇媲美。街道很宽，两旁树木成荫，凉爽宜人。街上的房屋看上去都像是刚刷过油漆似的。很多房屋都依偎在小花园里，花园里长着棕榈树和凤凰木，还有色彩斑斓的美人蕉和多姿多彩的变叶木，满目尽是紫色或红色的叶子花，雍容华贵的芙蓉花恣意绽放，好像在故意摆出一副傲视一切的姿态。这里是法属圭亚那罪犯流放地的中心，在码头上岸后走上一百码，就可以看到监狱营的大门。那些依偎在热带花园里的漂亮小楼房就是监狱官员的住宅，四周的街道之所以干净整洁，是因为从来不缺服刑人员清扫。有一天，我同一个偶然相识的人一起走在街上时，看见一个年轻人站在路边，头戴圆草帽，身穿粉色和白色条纹的囚服，手里拿着一把锄头，可是什么也没干。
“你怎么不干活儿？”跟我同行的那人问道。
那人不屑地耸了耸肩。
“你瞧瞧这些杂草，”他答道，“我有二十年时间还锄不干净吗？”
马罗尼河畔圣洛朗的一切都是围绕着这里的一众监狱而存在的，城里的各行各业都依赖这些监狱运作，有华人开的商店满足日常所需，顾客就是监狱的看守人员、医生和许许多多同流放地相关的官员。街上很安静，人迹稀少，偶尔可以见到一个夹着公文包的服刑人员从你身边经过，那准是在行政部门办事的；也可能会见到一个提着篮子的，那准是在谁家当用人的。有时你会看到一名看守押着几名犯人走在街上，更常见的是犯人大摇大摆地出入毫不设防的监狱。白天，监狱的大门总是敞开着，犯人可以自由进出。如果你见到一个没有穿囚服的人，那很可能是已经服满了刑期的，但还要在这里流放几年，这些人找不到工作，常常也吃不饱饭，整天喝一种叫作塔菲亚的廉价烈性朗姆酒，把自己喝得烂醉如泥。
马罗尼河畔圣洛朗有一家餐馆，我就在那里用餐，很快我就认得出经常到这里吃饭的犯人了。他们进来后就各自在餐桌边坐下，默默地吃完饭，又不声不响地起身走了。餐馆的老板娘是个黑人，只有一个服务生，就是跟她同居的那个男人，也是刑满释放的。这个法属领地的总督平时住在首府卡宴，他把自己在这里的小平房借给我住。有一个阿拉伯老头儿照看这所房子，他是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我听到他每天要祈祷很多次。监狱长又给我派了一名服刑人员，帮我收拾床铺，打扫房间，跑跑腿。这两个人都因谋杀罪被判了终身监禁，监狱长告诉我可以完全信任他们，他们都是特别诚实的人，我的东西随便放哪儿都不会有一丁点儿风险。不过我还是要对我的读者说实话，夜里睡觉前我总是很小心地锁上房门，关好窗户。虽然是多此一举，但我这样可以睡得踏实些。
我是带了介绍信来的，所以总督和监狱长都尽力把我此行安排得既住得舒适又能有所收获。我不想在这里详述我的所见所闻。我不是新闻记者，法国人认为采用这套制度来监管他们的囚犯是合适的，我无意抨击，也不想为此辩护，这不是我的分内之事。再说，这套制度现在已屡遭责难，很快就不会再有囚犯被送到法属圭亚那来了。这里的热带气候容易致病，加上要在蚊虫肆虐的丛林里干活儿，不少犯人染上了疾病，忍受莫名的痛苦，看不到活下去的希望，最后身体彻底垮掉，死在这里。我只能说，我没有看到监狱里有残忍的体罚，但是也没有看到狱方采取任何措施帮助囚犯在刑满释放后成为有用的公民。我没有看到他们为犯人的心理健康做过什么疏导，也没听说有为犯人开办的提高文化水平的辅导班，或者改善犯人身心健康的体育活动。我没看到哪里有图书室，可以让犯人干完一天的活儿后去那里看看书。我所见到的是只有内心最坚强的人才能克服的生存条件，是很少有人能逃脱得了的悲惨、绝望的厄运。
所有这些都跟我无关。为自己不能消除的苦难折磨自己是毫无意义的，我的目的只是要讲一个故事。我也很清楚，没有人可以从这个故事中了解到人性的全部表现。只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人性永远都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表现。我第一次参观这个监狱营后产生的印象是迷茫、错愕和惊恐，等我平静下来后，我倒发现有些事情是我很想一探究竟的。我必须告诉读者，在这里服刑的犯人有四分之三犯有杀人罪。这不是官方统计的数字，我可能有些夸大了。每一名囚犯都有一小本档案，上面记录着他们的罪行、刑期、惩罚措施，以及当局认为必须记录在案的其他资料。我就是仔细阅读了相当多这些档案后做出的估算。读过这些资料后我多少有些震惊，因为我在英国见过更多这样的囚犯在商店里工作，或者在宿舍的阳台上懒洋洋地消磨时间，或者在大街上到处游荡。这些人本该判死刑的。我还发现这里的囚犯可以毫无顾忌地谈论自己是犯了什么罪而被判刑的。为了我自己的探究目的，我曾花了大半天时间去调查情杀罪。我想要弄清楚一个男人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才会杀死自己的妻子或情人。我认为仅仅解释成醋意大发或名誉受损或许不足以说明全部真相。我听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回答，其中有一个说法在我看来不失幽默。这个犯人原本是个木工，他割断了妻子的喉管，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耸耸肩说，“Manque d’entente. ”听他这满不在乎的口吻，我觉得这句法语的最好翻译是：我们合不来。我不禁要说，如果天下男人都认为凭这个理由就可以杀死自己的妻子，那么女人的死亡率令人担忧。不过，在我问了很多犯人各种问题之后，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几乎所有这类谋杀罪的背后都有一个潜在的动机，也就是经济方面的原因。换言之，这些男人杀死自己的妻子或情人，并不只是因为发现她们对自己不忠而醋意大发，还因为他们的钱包受到了影响。有时，一个女人出轨也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经济损失才是导致一个男人孤注一掷的原因。也可能这个男人需要钱来满足其另寻他欢的需求，因为他的受害者阻碍了他的经济支配权，他才动了杀机。我并不是说，一个男人从来不会因为爱情背叛或名誉蒙羞而杀死自己的妻子或情人，我只是根据我观察到的特殊事例谈谈自己的想法，或许能为考察人性提供一个有趣的侧面。我不敢在此以偏概全。
我又花了一天时间探究良心的问题。道德家们总想告诫世人，良心是支配人类行为最强大的媒介。由于世人出于理性思考和怜悯之心都认为地狱之火是令人憎恨的神话，因而善良的人们都认为良心是引导人类走向正义之路的主要保障。莎士比亚告诉我们，良心使每个人变成懦夫。小说家和剧作家也反复为我们描绘恶人遭受的苦难报应，他们用生动的笔触勾画出一幅幅图景，表现违背良心的人如何因内心的煎熬而彻夜难眠。他们让世人看到，遭受良心谴责的人会享受不到生活中的每一个乐趣，到头来生不如死，只有良心发现、受到惩罚才能获得解脱。我常常弄不明白这些东西到底有多少真实性。道德家们这样做自有其私心所在，他们必须说出什么道德教训来。他们认为一个道理只要多说几遍，人们就会信以为真。他们特别善于把自己希望看到的事说成理应如此。他们引用《圣经》的话告诉我们：罪恶的代价乃是死，可我们都知道未必如此。就作家而言，不论是小说家还是剧作家，一旦抓住了一个可以写好的主题，就总也不肯放弃，他们顾不上去细细斟酌这个主题是否符合生活中的事实。就这样，某些关于人性的论述已经成为世人的共识，被视为天经地义。画家也一样，多少年来他们都把阴影画成黑色，直到印象派不用先入为主的眼光去看阴影，并画出他们眼中所看到的阴影时，我们才发现阴影也是有颜色的。我有时会想，良心也许是道德发展到一定高度的表现，因此只会对具备高尚道德情操的人才有真正的影响，而这种人往往不太可能做出他们认为会受到良心谴责的事。世人应该不会否认，谋杀是骇人听闻的罪行，杀人犯总要比任何其他罪犯更应受到良心的谴责吧。我们一再听到这样的谆谆告诫：杀人凶手会做可怕的噩梦，会梦见被他们谋杀的受害者阴魂不散，醒着时也会时时想起自己的恐怖恶行而备受折磨。我不想错过这个探究事实真相的机会。当然，如果遇到人家不肯说，或者谈这个话题让他们特别伤心，我也不会刨根问底，但是我没有发现同我交谈的任何人有这种情况。有的犯人说，如果再发生同样的事他们还会那样做。他们不自觉地表达了一种宿命论的观点，似乎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受命运主宰的，他们自己无法控制。有的人甚至认为他们犯下这样的罪行纯属鬼使神差。
“年轻人难免干傻事。”他们这样说，做出一个满不在乎的动作，或者露出一副不以为然的笑容。
还有一些人告诉我，如果他们事先知道会面临怎样的惩罚，他们一定会收手不干的。我没有见到任何一个人后悔自己残暴地夺去了另一个人的生命。在我看来，他们似乎感觉自己不是杀死了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像一个屠夫一样抹了一头猪的脖子。他们丝毫不怜悯受害者，反倒对受害者耿耿于怀，认为自己现在不幸被监禁在这个偏远的监狱营，都是他们造成的。只有在一个人身上，我看到了某种可以贴切地称作良心的东西，他的故事非常特别，我认为值得在此说一说。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个人的犯罪动机是悔恨。我留意到了印在他的囚服胸口上的号码，可惜我现在忘记了。反正这也不重要了。我一直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不想告诉我，我也不想逼问他。我姑且就叫他约翰·沙尔万吧。
我第一次随监狱长去参观监狱营时就遇见他了。我们穿过一个大院走进去，大院四周有一个个小单间，这些房间不算牢房，表现好的囚犯可以申请住这样的单间。他们要求住单间，都是因为受不了很多犯人混居的大牢房。这些单间白天一般没有人，因为住在这里的囚犯都有不同的活儿要干。约翰·沙尔万却在屋里工作，他坐在一张小桌边写东西，房门开着。监狱长喊了他一声，他从屋里走了出来。我往单间里面看了一眼。有一张固定的吊床，挂着一张肮脏的蚊帐。吊床旁边有一张小桌子，桌上乱七八糟地摆放着他的一些小玩意儿，有刮脸的刷子、胡须刀、梳子，还有两三本破破烂烂的书。墙上挂着一些看上去像是什么重要人物的照片和一些从报刊上剪下来的图片。他应该是坐在床上写东西，他书写用的桌上摆满了纸张文件，看上去像是账本。他长相英俊，身材瘦高，腰板笔挺，有一双乌黑的眼睛，闪闪发亮，五官清晰，轮廓分明。我留意到他身上的第一个特点是他有一头漂亮的深褐色自来卷儿。这头发使他立刻显出与其他囚犯的不同，其他囚犯都留着很短的平头，剃得坑坑洼洼的，很难看，而且使他们看上去多少有些凶狠。监狱长同他说了几句公事，然后在离开时友善地添了一句：
“我看你的头发长得很好看啊。”
约翰·沙尔万涨红了脸，笑了笑。他笑得像个小男孩儿，那笑容挺好看的。
“还得过一阵儿才能再长好。”
监狱长打发了他，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家伙挺注重体面的，”监狱长说，“他在财务部门干活儿，为了让头发长好而特意请假。他性情也很开朗。”
“他为什么关在这里。”
“他杀死了妻子，不过只判了六年。他脑子聪明，干活儿也勤快。以后会过得不错的。他出身于一个很正派的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
我没再多想这个约翰·沙尔万，可是第二天早上我就在路上碰见了他。他正朝我走来，腋下夹着一只黑色公文包，要不是他穿着囚服，还戴了那顶遮住了他一头漂亮鬈发的难看的圆草帽，你可能会以为他是个去法庭办案的年轻律师。他迈着大步悠闲地走着，看上去无忧无虑，甚至可以说潇洒大方。他认出了我，摘下帽子向我问好。我停下脚步，没话找话地问他要去哪里。他告诉我说他从总督办公室拿了一些文件准备去银行。他脸上的表情开朗率真，那双非常漂亮的眼睛里闪着善意的光彩。我猜是因为他年轻有活力，所以不管处境如何，日子都过得去，甚至还能开开心心。或许可以说，他就是个无忧无虑的年轻人。
“我听说你明天要去圣约翰。”他说。
“是的，听说天一亮就要动身。”
圣约翰是离圣洛朗十七公里的另一个监狱营，那里关押的都是屡次被判刑最后遣送到这里来的惯犯。犯的罪通常是偷窃、欺诈、伪造文书、拐骗之类，而关在圣洛朗的犯人判得更重，这里的犯人瞧不起圣约翰的犯人。
“你应该会觉得去那里看看很有意思，”约翰·沙尔万说，带着他那率真迷人的笑容，“不过看好你的钱包，那些家伙只要有半点儿机会就会把你偷得精光的。那可是一帮没脸没皮的无赖。”
那天下午，我坐在露台上看书，等着日头落下去一些。露台上还算凉爽，我坐在那里引来了很多嫉妒的目光。帮我干活儿的那个阿拉伯老头儿光着脚走过来，用他磕磕巴巴的法语告诉我，监狱长派了个人过来想见我。
“叫他过来吧。”我说。
没过一会儿就有一个人出现在我眼前，是约翰·沙尔万。他告诉我，因为我明天要去圣约翰监狱营，监狱长派他来给我传个口信。他传完消息后，我问他要不要坐下来一起抽支烟。他看了一眼戴在手腕上的廉价手表。
“我正好有几分钟空，很乐意坐会儿。”他坐下，点着了我递给他的香烟。他用温和的眼神看了我一眼，面露笑容。“你知道吗，我被判有罪后还是头一回有人请我坐。”他吸了一大口烟，“埃及烟。我已经三年没有吸到埃及烟了。”
在这里服刑的人都用装在蓝色小方盒里卖的粗糙烟叶自己卷烟抽，这种烟叶味道浓烈。由于这里的犯人帮你做事，你不能付钱给他们，但可以给他们烟叶，所以我买了好多盒这样的烟叶。
“一个人什么都会习惯的，跟你说实话吧，我的味觉完全变了，我更喜欢这里的东西了。”
“我给你两盒烟叶吧。”
我进屋去给他拿烟叶，出来时看到他在翻阅放在桌上的几本书。
“你喜欢看书吗？”我问。
“很喜欢。我觉得没书看是我在这里最受不了的苦。好不容易弄到那么几本书，我只好一遍遍反复地读。”
我自己也是个嗜书如命的人，我觉得没有书看实在比缺什么都难受。
“我的行李袋里有几本法文书，如果你想看，下次你再过来的话我可以给你。”
我说这话只有一半是出于热情；另一半是想要再有机会同他聊聊。
“我必须先给监狱长看一眼，他要确信这些书不会毒害我的道德观才允许我看。不过他是个好人，我想他不会刁难我的。”
他说这句话时笑容中透出一丝狡黠，我猜想他仔细琢磨过这位善良好心、处事认真的监狱长，很知道怎么顺着他的路子来。即便他耍弄些小伎俩，甚至玩弄心计，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处境好受些，这也无可厚非。
“监狱长对你印象很好。”
“他是个好人。我很感激他，他帮了我很多忙。我的职业是会计，他把我安排到财务部干活儿。我很喜欢同数字打交道，把账目算清楚会给我很强的满足感，我觉得数字是活的东西，只要整天同数字打交道，我就能安下心来。”
“你喜欢自己一个人住单间？”
“这就大不一样啦。同五十个人渣挤在一个屋里，一分钟独处的机会都没有——这可太糟糕啦。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我原先住在勒阿弗尔[法国西北部城市]，有一套公寓，当然了算不上高档，但那是我自己的，白天有一个女仆来收拾，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舒服的。这里的大多数人一生只知道肮脏、龌龊、堕落的东西，而我不同，我比他们要难熬十倍。”
我问了他一些牢房里的事，希望他能跟我谈谈住在大牢房里的囚犯过的是怎样的生活，那些囚犯从傍晚五点到凌晨五点一直都被关在屋里。在那十二个小时里，没有人会去管他们。他们说，除非不要命了，没有哪个看守会在晚上到他们的牢房里去。晚上八点就熄灯，不过他们会用沙丁鱼罐头点起一盏小油灯，借着昏暗的光线打牌。他们沉湎于赌博，不是因为喜欢，就是为了赢钱——每个人都偷偷地在身上藏了一点儿钱。这些囚犯都是心狠手辣、无恶不作的人，所以动不动就会打起来，他们只用刀子解决问题。狱警常常会在早上打开宿舍门时发现有人被杀死了，但是无论怎么威逼利诱都不会有人供出是谁干的。约翰·沙尔万还告诉了我一些别的事，我实在不能在这里写出来。他说起了一个跟他同船从法国来的年轻人，他们后来成了朋友。那是个很帅气的小伙子。有一天，他去找监狱长要求住单间，监狱长问了他有什么理由。他说了理由。监狱长查了查单子，然后告诉他暂时没有空的单间了，不过只要有房间空出来就会安排给他。第二天早上宿舍门一开，就发现这个小伙子死在自己的吊床上，肚子被开了膛。
“这些人都是野蛮的畜生，就算有谁刚到这里时还不是，慢慢也会变得同这里的其他人一样毫无人性，要不然就是个奇迹了。”
约翰·沙尔万看了看手表，站了起来，从我身边走开，然后又回过头来，带着和善的笑容看着我。
“我必须走了。如果监狱长同意，我会再来取你好心答应给我的书。”
在圭亚那没有人会同囚犯握手，知趣的囚犯总会在同你告别时故意站得远一点儿，让你没有机会向他伸出手去，也避免他万一一时忘记了这个规矩，本能地向你伸出手来。天知道，我压根儿不会介意同约翰·沙尔万握手，看到他如此体谅地不让我尴尬，我猛然感到心里一阵酸楚。
我在圣洛朗逗留期间又见过他两次。他给我讲了他的遭遇，不过在这里我无法用他的原话，而只能用我的语言来转述他的故事，因为我必须把他在不同时间说的话连贯起来，有些他没有说清楚的内容，我也必须用我的想象力来补充。我相信我的转述不会走样。这就好比他要说一些有五个字母的词儿，但是只给我说了三个字母，我应该能八九不离十猜中剩下这些词儿的。
约翰·沙尔万出生在大海港城勒阿弗尔，也在那里长大。他的父亲在海关有个很好的职位。他从学校毕业后就去服了兵役，然后到处找工作。同许多法国年轻人一样，他不愿去冒险追求财富，宁愿过体面而安稳的日子。由于对数字有天赋，他在一家很大的出口公司的财务部门轻易谋得了职位。他的前途有了保障，可以指望一份足够的收入让他过上这个阶层的人可以满足的小康生活。他勤勤恳恳，做事循规蹈矩。像他这一代的法国人一样，他爱运动，夏天游泳、打网球，冬天骑自行车。每周有两个晚上，他都会去健身房锻炼两三个小时。在他的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他的生活中一直有一个男孩陪伴，这里我们姑且称他为亨利·勒纳尔。亨利的父亲也是海关官员。约翰和亨利一起上学，一起玩耍，一起考试，一起度假（因为两家人的关系很亲密），一起同姑娘恋爱，一起参加当地举行的网球锦标赛的双打项目，也一起服兵役。他们从没吵过架，只有两个人在一起时才是最开心的。他们真的是形影不离。到了要开始工作的时候，他们决定进同一家公司，可是这不太容易做到。约翰很想在自己被录用的那家进出口公司为亨利谋一份职位，可是他办不成，结果亨利过了一年后才找到一份工作。可那时勒阿弗尔同法国的每一个地方一样，商业不景气，所以没过几个月他又失业了。
亨利是个乐天派，他很享受无所事事的悠闲日子。他整天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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