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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林太太躺在长椅上，懒洋洋地看着乘客走上舷梯。轮船在夜里抵达新加坡，从天亮开始一直在装货。绞盘嘎吱嘎吱响了一整天，不过这会儿她的耳朵已经习惯了这持续不断的噪声。她在“欧洲饭店”吃过午餐，没什么事可做，便坐上人力车在城里热热闹闹的街上逛了一圈。新加坡是许多不同种族的人会聚之地。马来人虽说是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可他们在城里勉强糊口，过得也不太如意，城里人口也不多；满大街随处可见的是华人，他们动作麻利，神态机警，都很勤快；肤色黝黑的泰米尔人光着脚丫悄无声息地疾步而行，仿佛只是陌生土地上的匆匆过客；圆滑而富裕的孟加拉人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显得悠闲自在，游刃有余；还有低头哈腰的狡黠的日本人，似乎总在忙着什么紧迫而秘密的要务；头戴遮阳帽、身穿白色帆布背带裤的英国人，或开着汽车疾驰而过，或悠闲地坐着人力车，摆出一副趾高气扬、满不在乎的派头。生活在这里的这些不同人种的统治者，总是面带漠然的笑容行使着他们的权威。眼下哈姆林太太又累又热，等待着轮船再次起航，继续她跨越印度洋的漫长旅程。
身材高大的哈姆林太太看见医生和林赛尔太太走上舷梯，连忙伸出一只大手挥舞了几下。轮船从横滨起航后，她一直在船上，这两个人之间的暧昧关系她饶有兴致却又酸溜溜地看在眼里。林赛尔先生是英国驻东京大使馆的一名海军军官，哈姆林太太想不明白，这位海军军官为什么会眼见医生对自己的妻子百般殷勤而无动于衷。两个男人走上舷梯，是新上船的乘客，她兴致勃勃地观察这两人的举止，想要猜出他们是单身还是已婚。旁边有几个男人坐在藤椅上，从他们穿戴的卡其布外套和宽檐呢帽上，她推断出这些人是种植园主。他们不停地要这要那，把甲板上的侍应生支使得团团转。他们都喝了不少酒，又说又笑，大声喧闹，可以说丑态毕露。看得出来，他们是在为其中的一人送行，但是哈姆林太太无法判断哪一位将成为她的同船旅伴。很快要开船了，乘客纷纷登船。这时，杰弗森先生威严地登上舷梯。他是领事，这次要回国休假。他在上海登船后，马上就跟哈姆林太太套起了近乎。可她那会儿实在没有打情骂俏的心思。想到自己这次回英国的原因，她便大皱眉头。她要在船上过圣诞节了，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她感到心里隐隐作痛。让她烦恼的是，她铁了心要抛到脑后的那件事，时时刻刻在干扰她的心境。
就在这时，船上响起了提醒乘客船即将起航的铃声，坐在她身旁的那几个男人都站了起来。
“行啦，要开船了，我们赶快走吧。”其中一人说。
他们走向舷梯。在他们一一握手告别的时候，哈姆林太太终于看出了他们来送的是哪个人。哈姆林太太看到的这个人毫无吸引人的地方，只是因为她无事可干，才多看了他几眼。此人身材魁梧，身高超过六英尺，粗壮结实，穿着一身邋遢的卡其布外套，帽子破旧不堪。为他送行的朋友跟他告别后，还逗留在码头上跟他大声说笑。哈姆林太太听出了他有浓重的爱尔兰口音，他的声音响亮、浑厚，精神饱满。
林赛尔太太已经走下甲板，医生过来在哈姆林太太身旁坐下。他们聊了几句各自当天的见闻。铃声再次响起，不一会儿，他们乘坐的轮船缓缓驶离了码头。那个爱尔兰人跟码头上的朋友最后挥手道别，然后慢悠悠地走到他刚才放了报纸和杂志的椅子前。他朝医生点了点头。
“这个人你认识？”哈姆林太太问医生。
“午饭前有人在俱乐部介绍我认识的。他叫加拉格尔，是个种植园主。”
港口上的喧闹和互相道别的嚷嚷声消停之后，船上一下子显得格外安静，令人感到满意。轮船在汽笛声中缓缓驶过绿树丛生的嶙峋山崖（大英远洋公司的停泊位是在一个景色迷人的僻静小海湾里），驶出了海湾，进入主港。这里停泊着世界各国的航船，有客船、拖船、驳船、货船等，令人眼花缭乱；越过防波堤可以看到桅杆林立，像一望无际的森林，那些都是本地岛民的帆船。在柔和的夕阳下，这幅繁忙的景象似乎有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让人感到仿佛这些船只都在悄然静候着某个特别重要的事件。
哈姆林太太睡眠不好，她习惯天一亮就到甲板上走走。趁着烦人的一天到来之前，遥望一会儿天空中最后残留的淡淡星光，她会感到自己烦乱的心境可以得到片刻的安宁。清晨，水平如镜的海面常常安静得让一切尘世忧愁都显得微不足道。晨光熹微，空气清新，令人心情舒畅。可是第二天清晨，当她走到上层甲板的尽头时，却发现有人比她来得还早。那是加拉格尔。他注目凝望着苏门答腊岛低平的海岸线，那海岸线随着日出神奇地从黑乎乎的海面浮现出来，像是魔术师变了个戏法似的。她先是吃了一惊，随即感到有些气恼，但是她还没来得及转身走开，加拉格尔已经看见她了，立刻朝她点了点头。
“起得这么早啊。”他说，“抽烟吗？”
他穿着睡衣和拖鞋。他从睡衣口袋里掏出烟盒递给她。她迟疑了一下。她只穿着睡袍，头上随便戴了一顶蕾丝帽，头发乱糟糟的，她知道自己这副模样一定很不好看。不过，她感到心烦意乱，还有别的原因。
“我想一个四十岁的女人应该没有权利在意自己的外表啦。”她微笑着说，仿佛断定这个男人已经看出了萦绕在自己脑海中的虚荣心思。她接过了烟，“你也起得很早啊。”
“我是干种植园的。这么多年每天早上五点就起来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改掉这个习惯。”
“你这习惯，回国后可不会有很多人喜欢。”
他这会儿没戴帽子，所以她看清楚了他的脸。这人算不上英俊，但还算中看。他当然太胖了，年轻时五官应该并不难看，现在胖得鼓鼓的了。他的皮肤发红，还有些肿胀。不过那双黑眼睛倒蛮精神的，他看上去少说也得有四十五岁了，头发却依然乌黑浓密。他给人的印象是强壮有力。看得出来他就是个普普通通的粗汉，要不是因为船上的旅客本来就鱼龙混杂，哈姆林太太绝不会跟他搭话。
“你这是回国度假吗？”她开始搭腔。
“不是，我是回国定居了。”
他那双黑眼睛闪闪发光。他很健谈，在哈姆林太太回到船舱去洗澡之前，他已经给她讲了很多自己的事。他在马来联邦生活了二十五年，过去十年是在南区经营一个种植园。在这个种植园方圆一百英里内找不到任何可以视为文明的东西，日子虽然过得单调，可是他赚到钱了。在橡胶生意红火的时期，他经营有方，大赚了一笔。这个看上去整天嘻嘻哈哈的人还有着出人意料的精明头脑，他接着用手头的储蓄投资政府债券，又赚了一笔。现在经济不景气了，他也就打算退休了。
“你是爱尔兰哪里的人？”哈姆林太太问道。
“戈尔韦。”
哈姆林太太曾经驱车途经爱尔兰，她依稀还记得有一座阴沉沉的小镇，那里有不少巨大的石头仓库，荒凉而残破，面朝着悲凉的茫茫大海。她想起了那里的绿色花草，细雨绵绵，四周一片寂静，仿佛荒无人烟。难道加拉格尔先生要在这样的地方度过余生？他谈起了自己的家乡，语气中流露出小男孩儿似的急切。哈姆林太太难以想象他怎么会对那样一个了无生气的世界表现得如此兴致勃勃，这勾起了她的好奇心。
“你家人都住在那儿吗？”她问。
“我没有家人。父母已经去世。据我所知，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亲人。”
他已经做好一切安排，这些计划在他心里盘算了二十五年，这么多年一直都只能憋在自己心里的盘算，现在终于有一个人可以聊聊了，他很开心。他要买一栋房子，再买辆汽车。他准备养马。他不怎么想打猎，刚到马来联邦的头几年里，他猎到过不少大野兽，现在没有那么大的兴致了。他想不明白为什么生活在丛林里的野兽要被猎杀；他自己就在丛林里生活了这么多年。不过他是会打猎的。
“你是不是觉得我太胖了？”他问。
哈姆林太太微笑着上下打量了他一番。
“我估摸你准得有一吨重。”她答道。
他哈哈大笑。爱尔兰的马是世界上最优良的品种，而他一向身材保持得很好。在橡胶园干活每天都要走好多路，他平日里还经常打网球。回到爱尔兰，他很快就会瘦下来的。接着他打算结婚。哈姆林太太静静望着已被温柔的朝阳染红了的海面。她叹了口气。
“把自己在一个地方的根基都拔掉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就没有一个人值得你留恋的？在我想来，在一个地方生活了这么多年，不论多么渴望回到家乡，但是真的到了要走的那一刻，心里还是会感到不舍的。”
“我很高兴能一走了之。我已经受够了。我再也不想看到这个国家了，那里的任何人我都不想再见到了。”
有一两个早起的乘客到甲板上来溜达了，哈姆林太太想起自己还衣衫不整，便走下甲板回到船舱去了。
在接下来的一两天里，加拉格尔都在吸烟室里消磨时间，哈姆林太太很少见到他。由于港口罢工，轮船没有在科伦坡停靠，船上的乘客也就踏踏实实地享受起这印度洋航行途中的快乐时光了。他们玩起了甲板游戏，有的说长道短，有的打情骂俏。圣诞节临近了，有人建议举办一场圣诞化装舞会，于是大家都有事可干了，女士开始准备服装。头等舱的乘客开了一个会来商讨是否要邀请二等舱的乘客来参加舞会。天气闷热，但讨论还是很活跃。女士们都说邀请二等舱的乘客也许只会让他们感到不自在。圣诞节那天大家都会喝太多酒，或许会闹出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每一个发表意见的人都再三表示自己心里绝没有等级偏见，谁也不会那么势利眼，认为头等舱和二等舱的乘客之间参加个舞会还有什么等级差别，不过大家要是真的想友善对待二等舱乘客的话，那就最好还是不要把他们拉到这种不适合他们的场合来。如果他们在二等舱自己举办舞会，想必会玩得更开心。另一方面，大家也都无意去伤害别人的感情，当然啦，现如今大家做事都要更民主一些才好（这是有人在回应一位传教士的太太时说的话，这位女士曾随丈夫到中国传教，她说自己搭乘大英远洋公司的邮轮已经三十五年，从没听说过二等舱的乘客会被邀请参加头等舱的舞会），即使他们可能会感到不自在，但说不定都很愿意参加呢。
眼看只能投票表决了，领事要征求加拉格尔的意见，他这次带上了一个在他的种植园干活的雇工一起回国，那人坐的是二等舱。正在打牌的加拉格尔很不情愿地挪动他庞大的身躯，从牌桌边的沙发上站了起来。
“既然你问我了，我就只能这么说：我带着的那个伙计是在我的种植园里管机器的。他是个顶呱呱的好人，他跟我一样有资格参加你们的这个舞会。不过他是不会来的，因为在圣诞节那天我会让他喝个痛快，不到六点，他就啥事儿也干不了，只能上床睡觉啦。”
领事杰弗森先生强挤出一副笑脸。由于他的官员身份，大家推选他主持会议，他要求大家严肃对待此事。他整天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是：值得做的事就必须做好。
“听你这么说，”他多少有些话中带刺地说，“好像你是觉得我们开会前提出的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啊。”
“我觉得一丁点儿都不重要。”加拉格尔眨巴着眼睛说。
哈姆林太太大笑起来。最后终于商讨出了一个巧妙的方案：邀请二等舱的乘客，但私下去找船长交涉，明确向他指出，他该采取的明智之举是不准许二等舱的乘客进入头等舱的舞厅。
就是在开会后的那天傍晚，哈姆林太太身穿晚礼服走上甲板，正好同加拉格尔先生不期而遇。
“正好赶上喝杯鸡尾酒，哈姆林太太。”他兴冲冲地说。
“我是想喝一杯。说实话，我需要提提劲儿。”
“为什么？”他微笑着问道。
哈姆林太太觉得他的笑容还挺迷人的，但她并不想回答他的问题。
“那天早上我跟你说过。”她开心地说，“我四十岁了。”
“我还从没见过哪个女人老说这件事的。”
两人走进酒吧间，这个爱尔兰男人给她点了杯干马天尼，给自己点了杯苦杜松子酒。他在东方生活久了，已经不习惯喝别的酒。
“你怎么老打嗝？”哈姆林太太说。
“是的，一下午都没停过。”他漫不经心地答道，“好奇怪，开船后看不见陆地了，我就开始一直打嗝。”
“兴许吃过晚饭就好了。”
两人一起喝酒，铃声再次响起后，他们走进了餐厅。
“你不玩桥牌吗？”两人用餐后告别时，加拉格尔问她。
“不玩。”
哈姆林太太没有留意到自己有两三天没见到加拉格尔先生了。她被自己的心事纠缠不休。在做针线活时，这些烦恼涌上心头；她想假模假样地读读小说来转移注意力，可是烦恼依然不依不饶地钻进她的脑海。她本指望随着轮船渐渐远离伤心之地，她内心的折磨会有所缓解，可是恰恰相反，当她一天天离英国越来越近时，她的烦恼反而与日俱增。一想到等待她的将是怎样惨淡而空虚的生活，她心中就不免惆怅万分。不停地去设想令她畏惧的生活前景使她感到筋疲力尽，她将思绪拉回来，再次回想起那段当初让她选择逃离的境遇，这段境遇已经在她脑海中回放过不知多少次了。
她结婚已有二十年了。二十年的岁月是漫长的，她当然不可能奢望丈夫依然疯狂地爱她。她自己也不再疯狂地爱丈夫了。不过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是很融洽的，他们彼此理解。他们的婚姻跟所有的婚姻一样，在外人看来也是成功的。突然有一天，她发现丈夫爱上了别人。如果只是调调情，她本来也不会太过不去。丈夫以前也有过这种花花肠子，她还经常拿这些事奚落丈夫，而他也并不介意，甚至还有些自鸣得意，夫妻俩每次谈起那些逢场作戏的风流事儿，两人会一起哈哈大笑。但这次事情不一样了。他像个十八岁的小伙子一样陷入了热恋。他都五十二岁啦。这太荒唐了！太丢人了！他爱得失去了理智，顾不上体面了。等她被迫知道了这件丑事时，所有在横滨的外国人已经无人不知。一开始，她感到震惊而又愤怒，因为她实在想不到这个人会做出这样的傻事。可是发过了脾气后，她又试图开导自己。她在心里对自己说：要是他爱上了一个姑娘，她也可以理解，甚至也可以原谅他。中年男人遇上轻浮的女孩儿难免会昏头昏脑，在远东生活了二十年，她已经知道男人五十几岁是个危险的年龄。可是这个借口对他不适用。他爱上了一个比她还要大八岁的女人。简直太荒唐了！让她这个做妻子的感到实在无地自容。多萝西·拉科姆快五十岁了。他已认识这个女人十八年，他们都在横滨做丝绸生意。一年又一年，他们每周都会见上三四次面。有一次，两人碰巧在英国相遇，还在海边住在同一所房子里。但什么事都没发生！直到一年前，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还只是彼此逗逗乐的朋友而已。这说起来也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当然，多萝西模样俊俏，身材很好，或许有点儿过于丰满，但风韵犹存，有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嘴唇红润，有一头迷人的秀发。不过她再好看也都是多年前的事了。现在她毕竟四十八岁了。四十八岁了呀！
哈姆林太太立即跟丈夫摊牌了。一开始，他还赌咒发誓说这压根儿就是子虚乌有没影儿的事，但她手里握有证据。他无法再抵赖。他接下来说的话令她震惊。
“你为什么在乎这事儿呢？”他问。
她听到这话气疯了。她怒气冲冲地对他一顿痛骂，大加讥讽。她感到心痛，用各种伤人的话滔滔不绝地数落他。她丈夫只是静静地听着。
“我们结婚二十年了，我不至于是一个这么不好的丈夫。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相敬如宾。我对你有很深的感情，这感情丝毫没有改变。我没有给过多萝西任何从你这里拿走的东西。”
“可我有什么做得让你不满意的？”
“没有。没有比你更好的妻子了。”
“你对我这么狠心，怎么还能说得这么轻描淡写？”
“我并不想对你冷酷无情。我也无可奈何。”
“那你到底是为什么爱上了她？”
“我怎么知道？你也不会认为我是存心要这样做吧？”
“你难道不能克制吗？”
“我克制了。我想我们都努力克制了。”
“你说得倒轻巧，好像你们还是二十岁一样。想想看，你们可都是中年人啦。她比我还大八岁呢。你叫我这张脸往哪儿放？”
他没有作答。她不知道自己心中涌起的是什么情绪。是揪心的嫉妒，是愤怒，或者只是自尊心受了伤？
“我不会听之任之。如果只是你和她两个人的事，我会跟你离婚，可是还有她的丈夫呢，还有他们的孩子呢。天哪，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们的孩子是女儿，而不是儿子，她现在或许都做外婆了？”
“很有可能。”
“谢天谢地，我们没有孩子！”
他深情地伸出手，好像要去抚摩她，但她恐惧地躲开了。
“你让我没脸见人。为了我们大家都好，我愿意守口如瓶，但条件是，你们现在停止这一切，立刻停止，永远停止。”
他低头不语，若有所思地拨弄着放在桌上的一件日本小摆设。
“我会把你说的话告诉多萝西。”他最后这么答道。
她朝他欠了欠身，一声不响地从他身边经过，走出了房间。她太生气了，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举止多少有些像在演戏。
她等着他回来说他同多萝西·拉科姆商量的结果，可是他再也没提这件事。他表现得很安静，彬彬有礼，什么话也不说。最后，她不得不主动问他。
“你忘了我那天跟你说的话了吗？”她冷冰冰地问。
“没忘。我跟多萝西谈过了。她要我转告你，给你带来了这么大的痛苦，她感到特别抱歉。她本想来看看你，但又怕你不喜欢。”
“你们商量出了什么结果？”
他迟疑不定，但是表情很严肃，声音有些颤抖。
“恐怕我们许下一个做不到的诺言也没什么用。”
“好的，这就算了结了。”她答道。
“我想我应该告诉你，如果你提出离婚诉讼，我们会抗辩。你会发现找不到必要的证据，你会输掉官司。”
“我没想要跟你打官司。我会回英国去，咨询一下律师。如今这种事情很容易处理，我相信你不会那么小气。我想你能给我自由，不用把多萝西·拉科姆扯进来。”
他叹了口气。
“事情搞得一团糟了，是不是？我不想跟你离婚，不过当然，我会尽我所能满足你的要求。”
“你究竟想要我怎么做？”她哭喊道，她的火气又冒上来了，“难道你想让我老老实实待着，被人当作傻子耍弄？”
“让你受这么大的委屈，真对不起。”他看着她，眼神显得很痛苦，“我很清楚，我们本来都不想爱上对方的。我们也都知道自己已经上了年纪。就像你说的，多萝西已经老得可以做外婆了，而我自己也五十二岁了，又肥又秃顶。如果我们二十岁时恋爱，我们会相信爱情天长地久，可是到了五十岁，很多事情我们已经看透了，生活也好，爱情也好，不过都是过眼烟云。”他的声音低沉、沮丧，仿佛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秋天枯叶凋落的悲哀景象。他神情严肃地看着她，“到了那个年纪，你会觉得这是难以捉摸的命运恩赐给你的一个获得幸福的机会，岂能虚掷？可是五年后，甚至半年后一切终将过去。人生单调又乏味，幸福实在太难得了。我们早晚都会死的。”
她的丈夫一向是个一板一眼、就事论事的人，现在听到他用这么陌生的伤感口气说出这番话，她感到有些心痛。他似乎突然变得多愁善感、悲天悯人了，这是她从来不知道的。二十年的共同生活也无法影响他的决定，面对他的决断，她无可奈何，只能一走了之。出门前她咬牙切齿地扬言要跟他离婚，此刻，她就怀着这样的怨恨，踏上了回英国的旅途。
阳光照射下的平静海面熠熠生辉，宛如一面镜子，海面上空无一物，却充满险恶，就像她所面对的生活一样，她在其中竟无容身之地。三天过去了，没有别的航船来惊扰这茫茫大海上的寂寥。只有跃起的飞鱼时不时地冲破平静的海面，一眨眼工夫海面又恢复了静止。天气酷热难耐，连精力最好的乘客也不在甲板上玩游戏了，此刻（刚吃完午饭），没有在船舱里休息的乘客都横七竖八地闲躺在甲板椅上。林赛尔漫步走到她身边坐下。
“你太太呢？”哈姆林太太问。
“我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看到他对妻子的行踪漠不关心，哈姆林太太气不打一处来。他怎么可能看不出自己的妻子跟那个外科医生打得火热？不过，在不久之前他是肯定会在意的。他们的婚姻也曾充满浪漫情调。他们订婚的时候，林赛尔太太还在读书，而他也不过是个大男孩儿。他们当年一定也是一对人见人爱的金童玉女，他们的青春年华和彼此的恋情一定也感人至深。可现在，没过多少年，他们已经彼此厌倦。这真是令人心碎。她的丈夫怎么说来着？
“我猜想你回国后会在伦敦定居吧？”林赛尔懒洋洋地问，显然是想找话说。
“应该吧。”哈姆林太太说。
她在心里很不愿意承认自己其实无处可去，至于她住在什么地方，也跟谁都没有一丁点儿关系。她不知怎么联想到了加拉格尔。她很羡慕他迫不及待要回到自己国家的急切心情，她又想起了他兴致勃勃而又充满遐想地描绘自己回国后要住的房子和要娶的妻子，她为之感动，同时又觉得好笑。她在横滨的一些朋友私下里听说她已决定要跟丈夫离婚，都宽慰她说一定会再找到合适的人结婚的。她倒并不怎么想再次走进婚姻，第一次已经让她够失望的了。再说，大多数男人要向一个四十岁的女人求婚，都会三思而行的。加拉格尔先生还想要个身材丰满的年轻女人呢。
“加拉格尔先生去哪儿了？”她问性子窝窝囊囊的林赛尔，“我有两天没见到他了。”
“你不知道吗？他病了。”
“可怜的人。得什么病了？”
“他老打嗝。”
哈姆林太太大笑起来。
“打嗝也会叫人生病？”
“船上那个医生也被搞糊涂了。各种法子都用了，就是止不住。”
“好奇怪。”
她没再多想。第二天早上她碰巧遇见了医生，就顺便问了问加拉格尔先生的情况。看到医生那张有点儿孩子气的乐呵呵的脸竟然阴沉下来，显得很迷茫，她吃了一惊。
“他的情况恐怕很糟糕，可怜的家伙。”
“因为打嗝？”她惊讶地叫道。
说真的，有谁会把打嗝当一回事呢？
“是这样的，他什么都吃不进，也睡不着，他的身体已经疲乏得不行。能想到的法子我都试过了。”他迟疑了一下又说，“要是不能马上止住打嗝，我真不知道他会出什么大事。”
哈姆林太太大为震惊。
“可是他身体很强壮啊，看上去充满活力。”
“我真希望你看看他现在的样子。”
“他会愿意我去看他吗？”
“跟我走吧。”
加拉格尔已经从船舱转移到了船上的医院。他们快走到医院时，听到了很响的打嗝声。或许是因为这种打嗝声总会让人想到喝醉了酒，所以听上去有些可笑。可是加拉格尔的模样使哈姆林太太大惊失色。他消瘦了不少，脖子上的皮肉松垮地耷拉着。被太阳晒黑了的皮肤也显得那么苍白。他的眼睛本来是充满喜悦，笑意盈盈的，可是现在显得那么憔悴，那么痛苦。他的粗大身躯随着打嗝不停抖动，这时听到打嗝声再也不觉得好笑了。哈姆林太太自己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她听到这打嗝声莫名感到恐怖。加拉格尔看见她走进病房时，脸上露出了笑容。
“看到你这个样子，我很难过。”她说。
“我死不了，你知道的。”他喘着粗气说，“我会平安抵达爱尔兰的绿色海岸。”
他的床边坐着一个男人。她和医生进来时，这个人站起了身。
“这是普雷斯先生，”医生介绍说，“他负责打理加拉格尔先生橡胶园里的机器。”
哈姆林太太点点头。这就是那天讨论圣诞节举办舞会时加拉格尔提到的那个二等舱乘客。他个头不高，但很壮实，满脸喜色，表情大大咧咧的，一副充满自信的神态。
“要回家了，高兴吗？”哈姆林太太问他。
“这还用说，夫人。”他回答道。
哈姆林太太就从这几个字的腔调中听出了他是伦敦人，也看得出他是个性格开朗随和、通情达理、无忧无虑的人，她心里对他有了好感。
“你不是爱尔兰人？”她微笑着问。
“我可不是，小姐。我的老家是伦敦，我太想回去了，真的。”
哈姆林太太从来不觉得别人称她小姐有什么不妥。
“先生，我该走了。”他对加拉格尔说，抬手做了个要去弄帽子的手势，可他并没有戴帽子。
哈姆林太太问了问病人，有什么事情是她可以帮忙做的，又待了一两分钟，她就同医生一起离开了。那个矮个子伦敦人在门外等着。
“我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小姐？”他问道。
“当然可以。”
医院的舱室在船尾，他们倚着栏杆，俯身看着下层甲板上一些不当班的水手和乘务员在舱口盖四周闲逛。
“我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普雷斯吞吞吐吐地说，他原先活泼而满是皱纹的脸上奇怪地出现了严肃的神情，“我给加拉格尔先生做事有四年了，他是个少见的大好人。”
他又犹豫了一会儿。
“事情发展成这样我也不喜欢，可这是事实。”
“什么事你不喜欢？”
“既然你问了我就跟你说吧，医生根本不懂。我跟医生说过，可他根本就不信我说的话。”
“你不用垂头丧气的，普雷斯先生。医生是还年轻，但我看他也不笨。再说了，打嗝还能把人打死吗？我相信加拉格尔先生过一两天就会好的。”
“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吗？就在我们从船上看不到陆地那会儿就开始了。那个女人说他回不到家了。”
哈姆林太太猛地转身看着他。她比这个男人足足高了三英寸。
“你说什么？”
“我认为，是有人让他中了邪，或许你也听不懂我说的话。药对他不管用。你没有我了解那些个马来女人。”
哈姆林太太惊呆了，半晌说不出话来，只好耸了耸肩，笑了几声。
“哦，普雷斯先生，瞧你在胡说些什么。”
“我告诉医生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说的。但你记住我的话，等不到我们再看见陆地，他就会死的。”
看到这个男人满脸严肃，哈姆林太太也隐约感到有些不安，她不由自主地关心起来。
“为什么会有人要让加拉格尔先生中邪呢？”她问。
“这事儿对女士有点儿说不出口。”
“请告诉我。”
普雷斯尴尬得不知所措，要是换个场合，哈姆林太太肯定会忍俊不禁。
“加拉格尔先生在乡下生活了很长时间，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乡下的生活当然挺孤独，而男人都是怎样的，你肯定也知道，小姐。”
“我已经结婚二十年了。”她微笑着答道。
“对不起，夫人。是这么回事，他一直跟一个马来姑娘同居。我也不知道有多久了，可能有十年或十二年吧。后来他决定回国不再回来了，那女孩知道后啥也没说，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他原本以为她会闹个没完，可她没闹。当然啦，他也替她打点得挺不错，给了她一栋小房子住，还安排好每个月她都能收到一样多的生活费。他不是个小气的人，这个话我得替他说。那女孩知道他早晚要动身的，可她没哭也没闹。他把行李都打包好寄走时，她坐在那里看着。他把家具都卖给了华人时，她也还是一句话不说。她想要什么的话，他也都会给她的。到了他要出发去赶轮船的时间，她还坐在平房门口的台阶上，你知道吗，就那样呆呆地望着，一句话也不说。他想跟她道别，谁都会那样做的吧，可你相信吗？她还是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你不想跟我说声再见吗？’加拉格尔问她。她脸上露出很少见的怪怪的表情。你知道她说什么吗？‘你走。’她说。他们这些本地人说话很奇怪的，跟我们不一样，‘你走，’她说，‘但是我告诉你，你永远回不到你的国家。等陆地沉到海里时，死亡就会缠上你，等你再次见到陆地之前，死神就会把你带走。’她的话把我吓得半死。”
“加拉格尔先生怎么说？”哈姆林太太问。
“嘿，你也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只是大笑一声：‘你要每天开开心心的。’他说着就跳进了汽车，我们就上路了。”
哈姆林太太的眼前浮现出橡胶园里洒满阳光的道路，路旁绿树成行，这些树都修剪得整整齐齐，分布均匀，四周一片寂静；他们的汽车疾驰在路上，一会儿爬上山坡，一会儿穿越密林；司机是个冒冒失失的马来人，车里载着两个白人。路旁掠过一座座马来人的房屋，悄无声息地远远掩映在椰树林中，仿佛与世隔绝；接着又穿过繁忙的村庄，村里的集市上挤满了身穿花哨的纱笼、皮肤黝黑的小个子村民。傍晚时分，他们终于抵达了整洁的现代城镇，城里有俱乐部，有高尔夫球场，有秩序井然的客栈，住在客栈里的很多都是白人，还有火车站，他们两人就要在这里乘火车前往新加坡。家里的那个女人呆坐在平房前的台阶上——橡胶园的新经理搬进来之前，这座房子会一直空着，她望着汽车喘着粗气开到路上，望着车子加速远去，渐渐消失在夜色的阴影中。
“那女人长什么样？”哈姆林太太问道。
“哦，在我的眼睛里，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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