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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大祭司的刀下，而他身不由己，无处可遁。哈灵顿先生当仁不让地自诩精通朗读艺术，接着就给阿申顿详细讲解了这门艺术的理论和实践。阿申顿终于了解到朗读艺术分为两个流派：戏剧派和自然派。戏剧派要模仿书中人物的腔调（如果读的是小说），女主人公号啕，你也得号啕，如果她悲伤哽咽，你也得堵住嗓子眼儿说话；而自然派就要读得一点儿感情都没有，就像是在读芝加哥邮购公司的价目表一样。哈灵顿先生属于后一个流派。他结婚十七年来，一直在给妻子读书，等两个儿子到了懂事的年龄，他也给儿子读，读的是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简·奥斯丁、狄更斯、勃朗特姐妹、萨克雷、乔治·艾略特、纳撒尼尔·霍桑、威廉·迪恩·豪威尔斯等名家的小说。阿申顿由此得出了结论，大声读书已是哈灵顿先生的第二天性，要是不让他这样做，他会难受得像烟鬼断了烟一样。而且他会弄得你猝不及防。
“听听这段，”他会冷不防说，“你一定要听听这段。”他好像是突然被一句经典的格言或精彩的妙语深深打动了，“你就告诉我吧，这句是不是写得特棒。就三行。”
他大声读了起来，阿申顿本来也愿意专心听他读上一句两句的，但是他读完了那三行后，连一口气都没有换，就直接读了下去。他不停地读下去，声调还是那么高，没有轻重节奏，也没有情感起伏，只是一页接着一页往下读。阿申顿坐不住了，把腿跷起来又放下去，抽了好几支烟，还换了几种坐姿。哈灵顿先生继续不停地读着。火车慢悠悠地行驶在西伯利亚绵延不绝的原野上，经过了一个个村庄，越过了一条条河流。哈灵顿先生还在不停地读啊读啊。读完了埃德蒙·伯克的一篇精彩演说之后，他得意扬扬地把书放下。
“以我的见解，我刚读完的那篇是最精彩的英语演说。这当然也是我们共同拥有的一份遗产，我们可以真正为之感到自豪。”
“你不觉得这样说有点儿不祥吗，好像听埃德蒙·伯克这个演说的人全都死了？”阿申顿阴沉沉地问。
哈灵顿先生刚要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这个演说是在十八世纪做的，可他愣了一下突然领悟到阿申顿是在开玩笑（任何一个没有偏见的人都不可能否认，阿申顿忍受苦难的耐心真的堪称不屈不挠了）。他拍了一下自己的腿，哈哈大笑。
“啊哈，这个玩笑太好了。”他说，“我要记到我的小本子里，我知道下次我在午餐俱乐部讲话时就可以用到的。”
哈灵顿先生以“高雅之士”自居，只不过这个称号常被普通百姓用来讥嘲别人，而他却像圣徒见到殉难的刑具一样，比方说圣劳伦斯的火刑架，或者圣凯瑟琳的荆棘轮，他欣然接受这个称号，还以为这是个赞誉，为此沾沾自喜。
“爱默生是‘高雅之士’，”他说，“朗费罗是‘高雅之士’。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是‘高雅之士’。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是‘高雅之士’。”
哈灵顿先生对美国文学的研究只到这几位作家为止，这些作家在他们的鼎盛时期的确声名卓著，却也实在没有那么惊天动地的成就。
哈灵顿先生实在烦人。阿申顿被他烦得火冒三丈，暴跳如雷，简直要被他逼疯了。但是阿申顿一点儿都不讨厌他。他的自我感觉好得没边儿，但又是很率真，让你憎恨不起来；他的自负表现得像孩童般天真，你只能报之以微笑。他是那么一片好心，那么细心周到，那么恭恭敬敬，又彬彬有礼，虽然阿申顿有时恨不得杀了他，却不得不承认，相处短短几日，他已对哈灵顿先生产生了某种好感，几乎可以说是喜爱了。他的行为举止也无可挑剔，中规中矩，或许略有一丝做作（这也没什么害处，礼仪本来就是人为的社交产物，所以男人戴个假头套或女人穿个花边裙，没有人会受不了），不过他的行为举止虽然是在良好的家教下自然养成的，但他发自内心地使这些个人习惯有了某种值得珍惜的意义。他随时乐意帮助别人，只要能为朋友效劳。没有什么事会让他觉得麻烦。他是典型的法语中的“serviable（热心肠）”，这个词也许很难贴切地翻译成英语，因为其中所蕴含的美好品质在我们这个看重实用的民族中并不常见。阿申顿在火车上病了两天，哈灵顿先生对他悉心照料，那样无微不至地嘘寒问暖，让阿申顿不免尴尬。他虽然病得浑身酸痛，但是看到哈灵顿先生那样像煞有介事地给他测体温，从一丝不乱的旅行箱里取出各种各样的药片，执意要他一一服下，他还是忍不住笑出声来；他还不辞辛劳地从餐车取来他觉得阿申顿可以吃的东西，让阿申顿不禁感动。无论什么他都替阿申顿做了，就是不肯停止说话。
哈灵顿先生只有在换衣服的时候不说话，因为那时他少女般的心思就只关心一个问题：怎样在阿申顿面前换衣服可以避免显得不雅。哈灵顿先生极为腼腆。他每天都换衬衣裤，总是麻利地从行李箱中取出干净的，又麻利地把换下的脏的衣裤整整齐齐放回行李箱中；可是在整个过程中，他的动作灵巧得不可思议，可以不露出一寸皮肤。火车上很不干净，每节车厢只有一个洗手间，过了一两天，阿申顿就放弃了努力，不再费劲儿让自己保持干净，很快就跟所有乘客一样邋遢了，但是哈灵顿先生拒绝向困难低头。他每天早晨都要在洗手间里精心洗漱，毫不理会外面有等不及的人在猛摇门把手，等他从洗手间出来时，他已洗得干干净净，容光焕发，身上散发着香皂味儿。等他穿好黑色上衣、条纹裤子和擦得锃亮的皮鞋后，他已打扮得很像是刚从他在费城居住的那栋整洁的红砖小屋走出来，准备坐上有轨电车去城里上班。火车行驶到某个地方时，听到广播说前方有人想要炸桥，下一个车站就在河边，那里会不太平，火车可能会被阻拦，乘客可能会被扔到河里，或者送进监牢。阿申顿生怕再也拿不到自己的行李，特意换上了最厚的衣服，万一要在西伯利亚过冬，也好少受些寒冻之苦。但是哈灵顿先生听不进道理，根本不为可能要面对的遭遇做任何准备，而阿申顿相信，即使把哈灵顿先生关在俄国的监狱里三个月，他也一定仍能保持他那光鲜的外表。一队哥萨克士兵登上了火车，荷枪实弹地站在每个车厢的门口。火车呼哧呼哧驶过了那座被炸坏的大桥，接近了广播中说有危险的那个车站，火车加速，直接开过了车站。哈灵顿先生看到阿申顿又换回轻便夏装的时候，冷言冷语地奚落了他几句。
哈灵顿先生有精明的生意头脑，一般对手显然很难斗得过他，阿申顿有把握相信他的雇主派他出这趟差是很明智的。哈灵顿先生一定会竭尽全力保护雇主的利益，要是他能成功和俄国人谈成一笔好生意，那一定是很不容易的。他对公司的忠诚要求他去完成这个使命。说到他公司的合伙人，他的语气中充满由衷的敬重。他对自己的老板敬爱有加，为他们感到骄傲，但他从不妒忌他们的巨额财富。他很满足于为一份薪水工作，而且觉得自己拿到的薪水已经够多；只要付得起孩子的学费，在自己离开人世时能给遗孀留下足够维持生活的财产，钱对他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他觉得追求钱财多少有些太粗俗；他认为文化比金钱更重要。他花钱特别谨慎，每顿饭吃完都会在他的小本子里分毫不差地记下花了多少钱。他的公司可以放心，他出差的花费一分钱都不会多报。不过，当他发现火车停靠的站头有穷人在乞讨，看到战争的确逼得穷人难以度日的时候，他会很用心地在每次停车前储备好足够的零钱，到时满脸羞愧地把口袋里的所有零钱都散发给乞讨的人，一边还自嘲怎又被这些假乞丐蒙骗了。
“我当然知道不该给他们钱。”他说，“我这样做不是为了他们，完全是为了我自己心里能过得去。要是想到真有个穷人没饭吃，而我却不肯给他一顿饭钱，我会特别难受的。”
哈灵顿先生是个莫名其妙的怪人，但是挺可爱的。很难想象有人会对他动粗，那会像打一个小孩子一样可怕。阿申顿虽然心里骂个不停，但表面上始终装得和和气气，温顺地承受着这位老兄和蔼而不由分说的好意陪伴，就像真正的基督徒承受磨难一样。从海参崴到彼得格勒要坐十一天火车，阿申顿觉得哪怕再多一天他也绝对承受不了了。如果是十二天的车程，他绝对会亲手杀了哈灵顿先生。
他们终于抵达了彼得格勒的市郊（这时阿申顿已经疲惫不堪，浑身脏得不行，而哈灵顿先生则一身整洁，精神抖擞，喋喋不休），他们站在车窗口看着这座城市里密密麻麻的房屋时，哈灵顿先生转身对阿申顿说：
“嘿，我没想到在火车上过十一天这么快啊。我们过得特别快乐吧。跟你交往我挺开心的，我知道你也喜欢跟我交往。我不想假装不知道自己是个聊天的高手。既然你我有这样的缘分，我们一定不要疏远了。趁我还在彼得格勒的这几天，我们要尽量多见面啊！”
“我有很多事要做。”阿申顿说，“恐怕我的时间不能完全由自己掌控。”
“我知道。”哈灵顿先生亲切地说，“估计我自己也会挺忙的，不过我们好歹可以一起吃早饭，晚上再碰头交流一下。要是我们从此各奔东西，那就太可惜啦！”
“是太可惜了。”阿申顿叹息道。
阿申顿终于独自一人待在酒店房间里了，他坐下，环顾四周。真像是过了一段漫长的岁月！他一时没有精力马上打开行李。战争爆发以来，他已经住过多少酒店房间？有的气派，有的简陋，不停地换地方，四处漂泊，今天在这个镇子，明天又到了另一片大陆！他似乎都记不清自己有多久都是这样提着旅行箱生活了。他已疲惫不堪。他问自己接下来该如何去完成上头指派的任务。俄罗斯这么大，他感觉自己迷失了，太孤单了。当他被选中去完成这个任务时，他推辞过，这个任务太大了，难以胜任，可是没人理睬他的意见。他被选中并不是因为上头认为他是特别合适的人选，而是因为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忽然有人敲门，阿申顿喜悦地用他刚学会的几个俄语词儿大声应门。门开了。他猛地站了起来。
“请进，请进。”他大声说道，“见到你们太高兴了。”
走进来三个男人，阿申顿认得出他们，因为从旧金山到横滨他们坐的是同一艘船，只是遵照上头的指令，阿申顿没有同他们交流。他们是捷克人，因从事革命活动而被流放，在美国生活了很长时间，这次他们奉命到俄罗斯来协助阿申顿完成任务，要帮助他与一位Z教授接上头，这位教授对侨居在俄罗斯的捷克人有绝对的权威。这三个人当中领头的是一位埃贡·奥斯博士，这人又高又瘦，有一个小脑袋，头发花白。他是美国中西部某个教堂的牧师，一位神学博士；不过他已放弃神职投身于祖国的解放事业。阿申顿觉得他是个很聪明的人，而且不太拘泥于考虑良心之类的事。一个牧师有自己的主见，就会比常人更有优势，他们无论做什么都可以说服自己相信是在奉行上帝的旨意。奥斯博士总是笑眼盈盈，带着含而不露的幽默感。
阿申顿在横滨跟他秘密接触过两次，了解到Z教授虽然渴望自己的国家尽快摆脱奥匈帝国的统治，但他明白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推翻同盟国，全身心支持协约国，然而他又不无顾虑。他不愿做有违良心的事，一切行动都必须做得光明正大，所以有些必须做的事大家就只能背着他去做。他的影响力太大，他的意愿是不能忽视的，不过有时候大家还是觉得不要让他知道太多为好。
奥斯博士比阿申顿早一个星期到彼得格勒，此刻他向阿申顿介绍了他所了解到的当下局势。阿申顿觉得局势相当危急，如果要采取行动，就必须当机立断了。军队日益不满，有哗变的危险，软弱的克伦斯基掌控的政府摇摇欲坠，这个政府尚未倒台只是因为没有别的政客有勇气来接管。全国面临饥荒，而且德国人很可能会开进彼得格勒，令人担忧。阿申顿这次到来，英美两国的大使都已得到通知，不过他的任务甚至对他们都是保密的，阿申顿不能求助于他们是有特殊原因的。他要奥斯博士安排他跟Z教授见面，他要听听Z教授的想法，并且要当面告诉他，协约国预见到俄国可能会另签求和协定，他有资金来源可以资助任何可能阻止这个灾难性局面的行动。但是他必须与各个阶层有影响力的人物取得联系。
哈灵顿先生带着他的生意提案和写给几位政府部长的信，必然会有机会见到政府要员，他需要一个译员。奥斯博士俄语说得跟母语一样流利，阿申顿灵机一动，想到推荐他去做这个译员再合适不过了。他把情况给奥斯博士讲了一番，两人约定，在阿申顿和哈灵顿先生一起吃午饭的时候，奥斯博士会走进来，假装是同他不期而遇那样打招呼，然后阿申顿会介绍他认识哈灵顿先生，并且引起话头，找机会向哈灵顿先生暗示，他正缺奥斯博士这样一个译员，简直是老天爷让他心想事成。
不过阿申顿又想到了另一个人可能对他有用，这时他说道：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位叫阿纳斯塔西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莱奥尼多夫的女人？她的父亲叫亚历山大·德尼谢夫。”
“她的父亲我当然很了解的。”
“我有理由相信她此时正在彼得格勒。你能不能查一下她住在哪里，最近在做什么？”
“当然可以。”
奥斯博士用捷克语对跟他同来的其中一人说了几句。那两人都一副干练的样子，一个高个子，皮肤很白，一个矮些，皮肤偏黑，但他们都比奥斯博士要年轻，阿申顿明白，他们是听奥斯博士发号施令的。那个人点点头，站起身，跟阿申顿握了握手，就出去了。
“今天下午你就可以听到调查结果。”
“就这样吧，眼下也没别的事可做了。”阿申顿说，“实不相瞒，我已经十一天没有洗澡了，现在要赶快去洗个澡。”
阿申顿从来都不太能说得准，到底是在火车上还是在浴缸里更能享受沉思默想的乐趣。就创造性的思考而言，他更倾向于在一列平稳行驶却开得不太快的火车上思考，他的许多最好的点子就是他坐在这样的火车上跨越法兰西平原时想到的；不过要回味这种思考过程的快乐，或者要像绣花一样把一个已在脑子里形成的主题一针一线绣出来，那么他确信无疑，泡在热水浴缸里是最佳选择。此刻，他美美地躺在满是肥皂泡的热水浴缸里，活像一头犀牛在泥水潭里打滚，心里回味着他与阿纳斯塔西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莱奥尼多夫之间让他感到五味杂陈的交往。
从这些往事中丝毫看不出阿申顿也偶尔有柔情——其实男女之情往往被人称作柔情也是挺荒谬的。在哲学家看来，两情相悦只不过是一时冲动而已，但是这方面的专家，也就是那些专门靠研究这种事为生的很有魅力的家伙，却言之凿凿地宣称，作家、画家和音乐家——简而言之就是一切跟艺术沾上边儿的人——在情场上往往无所建树。他们总是雷声大，雨点小。他们要么大唱赞歌，要么长吁短叹，时而编造美妙词语，时而渲染浪漫情调，到头来还是搞不清究竟是更爱艺术或自己（他们认为这是一回事）还是更爱自己的感情依恋对象，只是当这个对象出于女性特有的实际考虑提出实质性的要求时，他们往往只会给一些虚幻的东西。也许他们说的是事实，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女人从灵魂深处对艺术深恶痛绝的原因（这个原因从来没有人提到过）。这些暂且不论，反正阿申顿在过去二十年里就因为一个又一个的尤物而屡屡怦然心动。他有过很多心花怒放的时光，也为此付出了太多惨痛的代价，但即使是在因情场失意而最苦不堪言的时候，他也总能对自己说——虽然满脸苦笑——没事的，只要有一分耕耘就会有一分收获。
（未完，接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