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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纳斯塔西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莱奥尼多夫的父亲是一个革命家，被判处在西伯利亚终身监禁，但他越狱逃跑了，并在英国住了下来。他很有能耐，居然三十年靠笔耕不辍维持生计，甚至在英国文坛获得了显赫的声名。阿纳斯塔西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成年后嫁给了弗拉迪米尔·谢苗诺维奇·莱奥尼多夫，他也是被驱逐出自己国家的流放者。在他们结婚几年后，阿申顿结识了她，也就是在那时，俄罗斯文化开始风靡欧洲。人人都在读俄国小说，俄国的舞蹈家引起了文明世界的注目，俄国的作曲家则给那些开始想要换换口味、不想再听瓦格纳作品的人带来了按捺不住的兴奋。俄国艺术如流感一般席卷欧洲大陆。新的词语、新的色彩、新的情感成了时尚，自命高雅之士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说成是精英知识阶层中的一员。阿申顿也同其他人一样，换掉了客厅沙发椅上的坐垫，在墙上挂起了画像，开始读契诃夫，欣赏芭蕾舞。
阿纳斯塔西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从出身、生活环境和接受的教育任一方面看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知识精英。她与丈夫住在伦敦摄政公园附近的一所非常小巧的房子里。在这里伦敦文学圈的人都会以谦恭的敬意望着一个个脸色苍白、蓄着大胡子的魁梧大汉倚靠在墙上，仿佛是古老建筑物上的雕像都放假出来溜达了。他们个个都是革命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没有在西伯利亚的煤矿里。女文学家大口喝着伏特加酒。如果你运气好，又受到青睐，或许还可以在那里跟大评论家谢尔盖·达基列夫握握手。时不时地，就像清风吹拂的桃花一般，舞蹈家安娜·巴甫洛娃也会在这里飘然现身。
这时，阿申顿还没有功成名就，不能对高雅之士嗤之以鼻，他自己年轻时明显也是其中一员，虽然有些人已经带着狐疑的眼神看他，但也有一些人（对人性持乐观态度的人）对他仍抱有希望。阿纳斯塔西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曾当面对他说，他也是一个知识精英。阿申顿非常乐意相信这是真的，他那时的状态就是什么事都会相信。他欣喜万分，他感觉自己终于可以捕捉到多年追寻的那种难以捉摸的浪漫精神。阿纳斯塔西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眼睛很好看，身材也很好，虽然在那个年代多少有些过于妖娆，颧骨高高的，显得鼻子有些塌（非常典型的鞑靼人的特征），嘴巴宽大，一口方方正正的大牙，肤色苍白。她穿着有些花哨，阿申顿从她乌黑阴郁的眼睛里看到了俄罗斯无边无际的大草原，回荡着洪亮钟声的克里姆林宫，圣以撒大教堂庄严肃穆的复活节礼拜仪式，还有银装素裹的白桦林和繁华的涅瓦大道。他怎么能从她的眼睛里看到这么多的东西，太令人惊诧了。这双眼睛圆滚滚的，闪闪发亮，有点儿像狮子狗的眼睛。他们在一起谈论《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阿廖沙和《战争与和平》里的娜塔莎，谈论《安娜·卡列尼娜》和《父与子》。
阿申顿很快发现她的丈夫根本配不上她，又很快了解到她也有同感。弗拉迪米尔·谢苗诺维奇个子矮小，脑袋又大又长，看上去很像一根拉长了的甘草，有一头俄罗斯人特有的蓬乱长发。他的个性温和文雅，很难相信沙皇政府怎么会真的如此害怕他的革命活动。他在莫斯科教俄语，给报社写文章。他待人亲切随和。他需要这样的素质，因为阿纳斯塔西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是个有性格的女人：要是她牙疼了，弗拉迪米尔·谢苗诺维奇就会遭大罪；要是她为自己不幸的国家痛心疾首，弗拉迪米尔·谢苗诺维奇就会懊悔不该降生到这个世界。阿申顿禁不住在心里同情这个男人，因为他实在是太纯良无害，所以阿申顿不免对他产生了好感。等到后来，阿申顿终于向阿纳斯塔西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吐露衷肠并且惊喜地发现对方欣然接受后，他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弗拉迪米尔·谢苗诺维奇。他和阿纳斯塔西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都感到离开对方一分钟都活不下去了。阿申顿还担心，这个满脑子革命思想的女人是永远不会同意嫁给自己的，可是让他感到惊讶，同时也给他带来很大宽慰的是，她毫不迟疑地接受了他的提议。
“你觉得弗拉迪米尔·谢苗诺维奇会同意离婚吗？”他问，随即在沙发上坐下，靠在坐垫上，那坐垫的颜色活像刚刚变质的生肉。他拉着她的手。
“弗拉迪米尔特别爱我。”她答道，“他会伤心死的。”
“他是个好人，我不想让他难受。我希望他慢慢可以接受。”
“他永远不会接受的。这是俄罗斯精神。我知道，只要我离开他，他会立刻感到他对生活的一切留恋都不存在了。他对我的迷恋是无以复加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会如此迷恋一个女人。当然他也不会阻拦我去追求我的幸福。他在这方面特别特别了不起。只要他看到这对我的自我发展有好处，他就会理解。我没有权利犹豫不决。弗拉迪米尔会让我享有我的自由，不会多问一个问题。”
那时英国的离婚法比现在更复杂、更荒诞。阿申顿怕阿纳斯塔西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不熟悉烦琐的程序，就给她详细解释了案子的难度。她温柔地伸手搭在他的手上。
“弗拉迪米尔根本不会让我到离婚法庭去丢人现眼。如果我告诉他我要跟你结婚，他会自杀。”
“那太可怕了。”阿申顿说。
他大吃一惊，但又激动万分。这真的太像俄罗斯小说了，他仿佛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会描写的动人而可怖的情节一页一页地浮现在自己的眼前。他知道这位作家笔下的人物会遭受怎样痛彻心扉的苦难：破碎的香槟酒瓶，寻访吉普赛人，伏特加烈酒，哭天抢地，昏迷，以及每一个人都喋喋不休。所有的情节都又可怕又精彩又令人崩溃。
“这的确会让我们特别难受，”阿纳斯塔西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说，“可是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办法。我不能要求他离开我独自生活。他会像一条失去了舵的船或一辆没有了化油器的汽车。我太了解弗拉迪米尔了。他会自杀的。”
“怎么自杀？”阿申顿问道，他对具体的细节产生了非常现实的浓厚兴趣。
“他会崩掉自己的脑袋。”
阿申顿想起了《罗斯莫庄》。他年轻时是个易卜生迷，甚至动过念头想学挪威语，以便可以直接读这位戏剧大师的原著，从中捕捉到作者心灵深处的思想。他曾经见到过易卜生本人在喝慕尼黑啤酒。
“你是否觉得让这个人去死会让我们良心上更好过一些？”他又问，“我感觉他会始终挡在我们中间碍事的。”
“我知道我们会挺难的，我们会特别难。”阿纳斯塔西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说，“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吗？生活就是这样的。我们得为弗拉迪米尔想想。我们也必须考虑他的幸福。他情愿自杀。”
她说完把脸转了过去，阿申顿看见大颗的泪珠从她脸颊上滚落下来。他大受感动。他是个心肠很软的人，一想到弗拉迪米尔脑袋被子弹击穿躺在那儿，他真的很不忍心。
这些俄罗斯人，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啊！
可是，等阿纳斯塔西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后，她扭过头来，瞪着一双含着泪水、圆滚滚有些凸出的眼睛严肃地看着阿申顿。
“我们必须确信我们做的事情是对的。”她说，“如果我听任他自杀，回头又觉得自己做了错事，我会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我想我们应该证明一下我们彼此是真心相爱的。”
“你难道不知道的吗？”阿申顿压低了嗓门紧张地悄声嚷道，“我知道。”
“我们去巴黎待一个星期吧，看看事情会怎样。然后我们就知道了。”
阿申顿还是有点儿传统的，他听到这个提议吃了一惊。不过只是一眨眼的工夫。阿纳斯塔西娅太厉害了，她一眼就看出他犹豫了一下，在那一刻他感到为难了。
“你肯定不会抱有资产阶级的偏见吧？”她问。
“当然不会。”他急忙斩钉截铁地回答她，他宁可被人看作无赖，也不愿意有人说他是资产阶级，“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一个女人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男人呢？不跟一个男人一起生活，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他是个怎样的人。对女人要公平，要让她有机会可以改变主意。”
“你说得对。”阿申顿说。
阿纳斯塔西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不是一个拖拖拉拉的女人，他们很快做好了安排，星期六就动身去巴黎了。
“我不会告诉弗拉迪米尔我是跟你去的。”她说，“那样只会给他带来烦恼。”
“那样是挺遗憾的。”阿申顿说。
“如果一个星期后我得出结论，我们做了错事，他就不需要知道这些了。”
“当然。”阿申顿说。
他们在维多利亚车站碰头。
“你买了几等车厢的票？”她问阿申顿。
“头等。”
“太好了。我父亲和弗拉迪米尔出门总是坐三等车厢，这是他们的原则，可我一坐火车就会晕，我希望能把头靠在一个人的肩膀上。坐头等车厢就好多了。”
火车刚离站，阿纳斯塔西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就说她头晕了。她摘下帽子，把头靠在阿申顿的肩膀上。阿申顿搂住了她的腰。
“你不要动，好不好？”她说。
他们登上渡船后，她坐到了女士舱里。渡船到加来后，她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坐上火车后，她又摘下了帽子，把头靠在阿申顿的肩膀上。他想看会儿书，便随手拿起一本。
“你能不能不看书？”她说，“我要你抱着我别动，你翻书会让我感觉怪怪的。”
他们终于到了巴黎，在阿纳斯塔西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知道的一家位于左岸的小酒店里住了下来。她说这里有气氛。她不能忍受另一边的那些大酒店，它们都太粗俗，太资产阶级了。
“你说住哪儿就住哪儿。”阿申顿说，“只要有洗手间就行。”
她粲然一笑，在他的脸颊上捏了一下。
“你这个英国人真可爱。要是一个星期没有洗手间你还能活吗？亲爱的，亲爱的，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啊。”
他们一直聊到深夜，聊了高尔基和马克思，聊了人类命运、爱情和兄弟情谊。他们喝了无数杯俄罗斯茶，所以到了早晨阿申顿只想在床上吃早餐，然后睡到中午再起来吃午饭，可是阿纳斯塔西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起得很早。她认为，生命如此短暂，要做的事情这么多，最晚八点半必须吃早饭，晚一分钟简直就是犯罪。
他们走进一间阴暗的小餐厅坐下，餐厅的窗子看上去有一个月没打开过了。真的很有“气氛”。他问阿纳斯塔西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她早餐想吃什么。
“炒鸡蛋。”她说。
她吃得畅快淋漓，阿申顿已经留意到她的胃口很好。他猜想这是俄罗斯人的特点：你不可能想象安娜·卡列尼娜吃一个甜面包卷、喝一杯咖啡当午餐，是不是？
吃过早饭后，他们去了卢浮宫，下午去了卢森堡公园。他们早早吃了晚饭后，去法兰西喜剧院看了一场表演，然后又到一个俄国人的歌舞厅跳了舞。第二天早上八点半他们在酒店的餐厅里坐下时，阿申顿问阿纳斯塔西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想吃什么，她的回答是：
“炒鸡蛋。”
“可是昨天我们吃的也是炒鸡蛋啊。”他表示异议。
“今天还吃吧。”她微笑着说。
“好吧。”
他们的活动同前一天一样，只是上午去的不是卢浮宫，而是纳瓦雷博物馆，下午逛的不是卢森堡公园，而是吉美艺术馆。
到了第三天早上，阿申顿又问她想吃什么时，她还是回答说要吃炒鸡蛋，这时阿申顿的心里沉了一下。
“可是我们已经连着两天都吃炒鸡蛋了。”他说。
“你不认为这就是我们今天再吃炒鸡蛋的好理由吗？”
“我不认为。”
“你今天早上是不是缺一点儿幽默感呢？”她问，“我每天都吃炒鸡蛋的。我就喜欢炒鸡蛋。”
“那好吧。既然这样，我们当然就吃炒鸡蛋吧。”
可是再过了一天，他实在不想再吃炒鸡蛋了。
“你还是照旧吃炒鸡蛋？”他问。
“当然。”她含情脉脉地冲他微笑，露出两排方方正正的大牙齿。
“好吧，我给你点炒鸡蛋，我自己要煎的。”
她嘴角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
“哦？”她停顿了片刻，“你不认为这样做不够体谅别人吗？你觉得无端给厨师增加工作公平吗？你们英国人都一个样，你们都把服务人员看作机器。你想过没有？他们内心的情感和感受是跟你一样的。你大可不必惊讶，无产阶级对你们这样的资产阶级如此可恶的自私表现是会义愤填膺的。”
“你真的认为我在巴黎吃了煎鸡蛋而没有吃炒鸡蛋就会引来一场英国革命？”
她愤恨地甩了一下她漂亮的脑袋。
“你不理解。这是原则问题。你觉得这只是一个玩笑，当然我也知道你只是在说笑而已，我也可以跟任何人一样听到笑话哈哈大笑。契诃夫就是俄罗斯有名的幽默大师，可是你看不到这是什么问题吗？你的整个态度就是错误的。这是缺乏感情的表现。如果你经历过一九〇五年在彼得堡发生的事件，你就不会这么说了。你知道我的脑海里是什么情景吗？一大群民众跪在冬宫前的雪地里，被哥萨克士兵枪杀，还有女人和孩子！不！不！”
她眼泪夺眶而出，满脸痛苦不堪。她抓住了阿申顿的手。
“我知道你的心地是善良的。只是你欠考虑而已，这件事我们不再多说了。你可以自己去想象。你是有感情的，我知道。你愿意跟我一样吃炒鸡蛋了吧？”
“当然愿意。”阿申顿说。
从那以后，他每天早饭都吃炒鸡蛋了。酒店的服务员说：“这位先生好喜欢吃炒鸡蛋啊。[原文为法语]”一星期过后，他们回到了伦敦。从巴黎到加来，又从多佛尔到伦敦，他一直搂着阿纳斯塔西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她的头靠在他的肩上。他满脑子想的是从纽约到旧金山需要坐五天船。他们抵达维多利亚车站后站在月台上等出租车时，她又用她圆圆的、闪亮的、微微凸出的眼睛看着他。
“这次出门开心吧？”她问。
“太开心啦。”
“我已经拿定主意了。实验结果圆满。我愿意嫁给你，你想什么时候结婚都可以。”
可是阿申顿脑海里看到的是自己此后一辈子每天早上都要吃炒鸡蛋了。他把她送上出租车后，又给自己叫了一辆，直接去邮轮公司买了船票，登上了第一趟开往美国的邮轮。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阿申顿乘坐的船驶进了纽约港，他看到了自由女神像，心里由衷地感到庆幸。这种心情恐怕连渴望获得自由、追求新生活的移民都无法体会到。
在那之后的几年里，阿申顿没有再见到过阿纳斯塔西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他知道在三月革命爆发后她同弗拉迪米尔·谢苗诺维奇回到了俄罗斯。他们或许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好歹也是因为他发了善心才保住了弗拉迪米尔·谢苗诺维奇的一条小命。他决定给阿纳斯塔西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写信问问能不能去见她。
阿申顿去吃午饭时，感觉心里安定了些。哈灵顿先生已经在等他，他们一起就座，吃起了已经摆在桌上的菜。
“叫侍应生送一点儿面包来。”哈灵顿先生说。
“面包？”阿申顿接话说，“没有面包的。”
“没有面包我吃不下去。”哈灵顿先生说。
“恐怕你只能将就吃了。没有面包，没有黄油，没有白糖，没有鸡蛋，也没有土豆。有鱼，有肉，有蔬菜，没别的了。”
哈灵顿先生的下巴垂了下来。
“但只有战争时期才会这样啊。”他抱怨道。
“现在不就很像战争时期吗？”
哈灵顿先生一时语塞，过了会儿，他说：“我可以告诉你我会做什么，我会尽快办完我的事情立刻离开这个国家。我可以肯定我的太太可不想我吃不上白糖或黄油。我的胃是很挑剔的。我的公司要是知道我会遭这样的罪，根本不会派我来的。”
过了会儿，埃贡·奥斯博士进来了，他递给阿申顿一个信封，信封上写着阿纳斯塔西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的地址。他把博士介绍给哈灵顿先生。很快就看出来他对埃贡·奥斯博士印象很好，所以没费任何周折他就告诉哈灵顿先生这是给他当译员的最佳人选。
“他俄语说得跟俄国人一样好。他是美国公民，所以他不会让你失望的。我认识他很久了，我可以担保他绝对可以信得过。”
哈灵顿先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吃过午饭后，阿申顿留下他们自己商定细节。他给阿纳斯塔西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写了个便条，很快收到了她的回信。信上说她要去开会，但是七点左右会到他住的酒店来找他。他在酒店等候她时心里有些担心。当然，现在他已经知道自己并不爱她，他爱的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斯特拉文斯基和利昂贝斯克，可是他无法确定她是否也想到了这一点。她到酒店时已经快八点半了，阿申顿提议他们一起去跟哈灵顿先生共进晚餐。他认为有哈灵顿在场，可以避免他们俩会面可能会出现的尴尬。不过他完全没必要有这样的顾虑，因为他们刚坐下喝汤还不到五分钟，他就看清楚了阿纳斯塔西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对他的感情已经同他对她的感情一样冰冷。有那么一瞬间，他感到震惊。无论多么谦逊的男人都不容易相信一个曾经爱过自己的女人怎么可能不再爱他了。虽然他肯定不会想象在过去五年里阿纳斯塔西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一直在苦苦痴恋着他，但他还是以为，一定可以看到她脸上突然泛起一层红晕，眼睫毛忽闪一下，或者嘴唇微微颤动，表明她在心里依然对他怀有一丝温情。可是，他什么也没有看到。她跟他交谈时的神情举止，就像他是一个几天没见面的朋友，再次见到他还是挺高兴的，但是他们之间纯粹只是社交关系。他问起了弗拉迪米尔·谢苗诺维奇。
“他太让我失望了。”她说，“我从来不觉得他是个聪明的男人，可我一直相信他是诚实的。他马上就要有个孩子了。”
哈灵顿先生刚要把一块鱼送进自己嘴里，突然愣住了，叉子举在半空中，满脸惊诧地看着阿纳斯塔西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这是情有可原的，必须解释一下，他这辈子从没读过俄国小说。阿申顿也有一点儿不解，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她。
“我不是孩子的妈妈。”她哈哈大笑着说，“我对这种事不感兴趣。孩子的妈妈是我的一个朋友，是一个很优秀的政治经济学作家。我并不认为她的观点很站得住脚，但是我绝对不会否认这些观点是值得引起深思的。她脑子很好，特别好的脑子。”
她转身对哈灵顿先生说：“你对政治经济学有兴趣吗？”
哈灵顿先生人生中第一次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阿纳斯塔西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给他们讲了这位女作家对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他们便谈起了俄罗斯的局势。她似乎同各个政党的领袖关系都很亲密，阿申顿决定试试能否说服她与自己合作。他的痴情并没有让他忽略一个事实：她是一个极聪明的女人。晚饭后，他告诉哈灵顿先生他要跟阿纳斯塔西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谈点事情，然后把她带到了休息室的一个偏僻角落里。他给她讲了所有他认为必须告诉她的事，竟发现她很有兴趣给予帮忙。她对这种密谋策划的事情有极大的兴趣，也渴望获得权力。当他暗示自己控制着一大笔资金时，她立刻看出，这个人有可能帮助她获得在俄罗斯事务上的影响力。这激起了她的虚荣心。她是个爱国心极强的人，她跟其他所有爱国者一样，感觉自己掌握了权力是对祖国有好处的。他们分开时已经达成了一项工作协议。
“那是一个很出色的女人。”第二天早上他们一起吃早饭时哈灵顿先生说。
“别爱上她。”阿申顿微笑着说。
这不是一件哈灵顿先生乐意开玩笑的事。
“我跟我太太结婚后再也没有跟别的女人有过来往。”他说，“她那个丈夫一定不是个好东西。”
“我想吃一盘炒鸡蛋。”阿申顿没头没脑地说，因为他们的早餐只有一杯没有加奶的茶和一点儿果酱，没有糖。
在阿纳斯塔西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的帮助下，有奥斯博士在背后掩护，阿申顿开始工作了。俄罗斯的局势每况愈下，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虚荣心作怪，解雇了所有显示出有能力可能会威胁他自己地位的部长。他发表演讲，没完没了地演讲。有一次，在德国人可能会闪电进军彼得格勒时，克伦斯基发表了演说。当冬季来临，食物匮乏日益严重，燃料缺乏时克伦斯基又发表了演说。布尔什维克在幕后积极活动，列宁藏身在彼得格勒，据说克伦斯基知道他的藏身之处，可是不敢逮捕他，对此，他也发表了演说。
看到哈灵顿先生淡然面对这些动荡，阿申顿感到太好笑了。历史正在改写，而哈灵顿先生只关心自己的事情。他要做的事情也挺费力的。为了让政府要员肯侧耳听他说几句话，他不得不贿赂秘书和下属。他常常被安排在小小的接待室里等上几个钟头，然后随随便便被打发走。等他终于见到了那些要员时，他发现这些人除了敷衍几句，什么也不能给他。他们给了他一些承诺，可是一两天后他就发现这些承诺全是空话。阿申顿好心对他说，他可以帮忙让他回美国去，可是哈灵顿先生听都不听。既然他的公司派他来完成一个特殊任务，他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然后，阿纳斯塔西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向他伸出了援手。这两个人之间产生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友谊。哈灵顿先生认为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是别人委屈了她。他巨细无遗地给她讲了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又详细讲了美国宪法，而她也一样巨细无遗地给他讲了弗拉迪米尔·谢苗诺维奇，又讲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相处得非常愉快。他说他没法叫她的名字阿纳斯塔西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实在太绕口了，于是他叫她大利拉[《圣经》中的一个人名（又译作黛利拉或德利拉）。]。她有用不完的精力，现在她就用这些精力全身心为这个男人效劳了，他们一起去见了一个又一个可能对他有用处的人。可是局势越来越危急。暴乱四起，街上越来越危险。涅瓦大街上时不时地有载满反政府军人的装甲车隆隆驶过，为了表达心中的不满，这些军人朝路上的行人随便开枪。有一次，哈灵顿先生和阿纳斯塔西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一起坐电车出门，子弹不停地蹦在车窗上，他们只好躺在地板上才没被打死。哈灵顿先生大为愤慨。
“一个很胖的老太婆就躺在我身上，我不停扭动想要推开她，但她打了我一巴掌，大声说，‘别动，你个傻瓜！’大利拉，我不喜欢你们俄国人的这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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