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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申顿走到甲板上，看着眼前一道低平的海岸线和一座白色的小城，心中顿时涌起一阵欣喜。清晨，太阳刚刚升起，海水如镜，天空湛蓝；气温已经有些升高，谁都知道这又是酷热难耐的一天。船快到海参崴了。这个地方的确让人感觉像是世界的尽头。阿申顿这一程走得够远的：从纽约到旧金山，再坐一艘日本船横跨太平洋来到横滨，接着又从鹤见乘坐俄国人的船航行在日本海上——船上只有他一个英国人。到了海参崴后，他要再坐火车横穿西伯利亚大陆去彼得格勒。他从未承担过这么重要的任务，很喜欢这种重任在肩的感觉。外出办事没有人再发号施令了，而且资金充足（他贴身的腰带里就夹着巨额的汇票，想起来都会晕头晕脑），虽然他接受的这个任务是超越人类能力的，可他并不知道，还信心十足地准备好要去一试身手。他相信自己有随机应变的能力。他敬重并钦佩人类的情感，但他不太看得起人类的智力：要一个人学会背诵乘法口诀总是比要他牺牲自己的性命更难。
要一连坐十天俄罗斯火车，阿申顿并不怎么期待，而且在横滨他曾听到传言说，有几个地方的桥被炸毁了，铁轨也断了几处。他还听说，士兵都失控了，他们会把乘客的东西抢光，把人扔到草原上去让他们自生自灭。这听起来可真让人向往。不过那趟火车肯定会出发的，不管之后发生什么事（阿申顿始终有一种感觉：事情不会像预料的那么糟糕），他还是决意要坐上那趟火车。他目前的打算是一上岸就去找英国领事馆，问问他们替自己做了哪些安排。可是船快要靠岸的时候，他看清了前方是一个脏乱不堪的小镇子，心里顿感失落。他只会说寥寥几句俄语。船上会说英语的只有那个事务长，虽然他拍着胸脯答应过阿申顿，有什么事要帮忙可以尽管找他，但阿申顿总觉得这人不太可靠。好在船刚靠岸，就有一个年轻人上来问他是不是叫阿申顿，这让他如释重负。此人个子不高，有一头脏乎乎的蓬乱头发，明显是个犹太人。
“我叫本尼迪克特，是英国领事馆的译员。他们派我来照顾你。我们已经安排好你今晚可以坐上火车了。”
阿申顿又打起精神来。两人上了岸。小个子犹太人帮他拿好行李，在入境处查验了护照，然后一起钻进了来接他们的汽车，朝领事馆驶去。
“我接到了上面的指示，要我为你提供一切帮助。”英国领事说，“你需要什么告诉我就行。今晚的火车票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不过能不能到达彼得格勒，那就天晓得了。哦，对了，我还给你找了个旅伴，是个美国人，叫哈灵顿。他代表一家费城的公司到彼得格勒去和临时政府洽谈一笔交易。”
“他人怎么样？”阿申顿问。
“啊，人不错吧！我本想约他和美国领事一起过来共用午餐的，但他们去乡下郊游了。你得提前几个小时到火车站，这趟火车特别拥挤，不提前到那儿，你的座位会被人抢去的。”
火车要午夜出发。阿申顿和本尼迪克特到车站的餐厅去吃饭；在这个脏乱的小镇上，看来也只有在这个餐厅还能吃上一顿像样的晚餐。餐厅里挤满了人。服务慢得叫人难以忍受。吃完饭他们来到了站台上，虽然离开车还有两个小时，但站台上已经人流如潮。有的一家老小坐在成堆的行李上，似乎要在这里安营扎寨；有的在站台上匆匆奔来奔去，有的三三两两站在那里大声争吵；女人有的尖叫，有的默默流泪。不远处有两个男人在吵架，眼看要动手打起来了。如此混乱的场面令人难以置信。火车站上的灯光暗淡阴冷，灯光下一张张苍白的脸，耐心或焦躁，烦恼或痛悔，都像是在等待末日审判的死人的脸。火车马上就要开了，几乎每节车厢都已挤得水泄不通。当本尼迪克特终于找到了阿申顿的座位时，一个男人从位子上激动地跳了起来。
“赶快过来坐下。”他说，“我帮你占住这个座位真是太不容易了。刚刚有个家伙带着老婆和两个孩子拼命挤进来要坐这个位子。领事先生跟我一起来的，他带着那人去见站长了。”
“这位就是哈灵顿先生。”本尼迪克特说。
阿申顿好歹挤进了有两排长椅铺位的车厢。行李员帮他把行李放到铺位下面。阿申顿跟他的旅伴握了握手。
约翰·昆西·哈灵顿先生很瘦，不到中等身高。脸色发黄，颧骨很高，有一双浅蓝色的大眼睛。因刚才为了占座而担惊受怕，他的额头上都是汗，他摘下帽子擦汗时，露出了一个秃顶的大脑壳。脑袋上的骨头也很大，凸起的棱角格外醒目，看着令人不安。他头戴圆顶礼帽，身穿黑色外套和背心，条纹裤子；白衬衫的领子很高，整齐地系着一条素色领带。要坐十天火车穿越西伯利亚，旅途中该如何着装，阿申顿也说不准，但他还是觉得哈灵顿先生的这身打扮有些不伦不类。他说话音调很高，字斟句酌，阿申顿听出了这是新英格兰的口音。
没过一会儿站长就来了，身边跟着一个大胡子俄国人，看得出来他憋了一肚子的委屈，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个女人，手里抱着两个孩子。那个俄国人在跟站长说着什么，他满脸泪水，嘴唇不停颤抖；他的妻子抽抽搭搭地絮叨个不停，仿佛是要把她的一生遭遇讲给站长听。他们挤到车厢门口时，车厢里的吵闹声更凶了，本尼迪克特操着流利的俄语也加入了争吵。哈灵顿先生一句俄语也不会说，但显然他也按捺不住激动的情绪了，插话说了一大段英语，大意是这样的：他们的座位是英国和美国的领事分别预订的，虽然他并不认识英国的国王，但他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美国总统绝不会容忍一位美国公民没少花一分钱买的火车上的座位被别人抢走。除非有人动武，否则他不会让步；可要是有人敢碰他一下，他就会立刻向领事正式提出抗议。他啰里啰唆地对站长说了一大通，站长当然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但他也冲着哈灵顿先生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用了很多强调的语气，还连说带比画。这就让哈灵顿先生怒火中烧，忍无可忍。他气得脸色煞白，伸出拳头对着站长的脸挥舞起来，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
“告诉这个人他说的话我一个字都听不懂，而且我也压根儿不想听懂。如果俄国人想要我们把他们看作一个文明民族的话，他们为什么不能用文明的语言说话？告诉他，我是约翰·昆西·哈灵顿先生，我奉费城的克鲁和亚当斯公司的指派到贵国公干，我身上带有一封专呈克伦斯基先生的介绍信，如果你们不让我安心地坐在这个座位上，克鲁先生一定会到华盛顿向政府交涉的。”
哈灵顿先生面目凶狠，气势汹汹地比比画画，吓得站长再也没有脾气，一声不吭，转身就气呼呼地走了。那个大胡子俄国人和他的妻子跟在他的身后，一路跟站长激烈申辩，那两个孩子也懵懵懂懂地跟着走了。哈灵顿先生一个跃步跳回到那个座位上。
“我没能给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女士让座，心里也特别不好受。”他说，“我比谁都懂得应该如何尊重一位女士，一位母亲，但是我必须坐这趟火车及时赶到彼得格勒，才能不丢掉那份很重要的订单。再说我也不能为了照顾所有的俄国母亲而自己在火车过道里站十天吧。”
“这的确不能怪你。”阿申顿说。
“我自己也结婚了，也有两个孩子，我知道跟家人一起旅行很不容易，但我想不出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在家里好好待着。”
不管跟谁同坐一列火车，在同一个车厢里闷上十天，你很难不对这个人的事情差不多无所不知。整整十天（细算起来有十一天），阿申顿同哈灵顿先生朝夕相处，一天二十四小时在一起。的确，他们每天三次同去餐车吃饭，但也总是相对而坐；的确，火车上午和下午各有一次会停一小时，让乘客可以到站台上散散步，他们俩依然并肩而行。阿申顿结识了几个同行的乘客，这些人有时也会到他的车厢来聊天，但凡他们只说法语或德语，哈灵顿先生就会冷眼瞪着他们，表示不满；要是他们说英文，他会让他们一个字都插不进。因为哈灵顿先生十分健谈。他说话滔滔不绝，仿佛言谈是跟呼吸和消化食物一样的人类本能，不需要用大脑思考；他说话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意思要表达，而是因为他没法不说话。他说话带有鼻音，音调很高，没有高低起伏，始终是同一个僵硬的调门儿。他选词准确，词汇量大得惊人，每一个句子都是精心组织的，能用大词的时候绝对不用小词。他说话从不停顿，只是不停地说下去。那不是洪流，因为完全没有奔腾的气势，更像是一股岩浆从火山口流淌下来，没有惊天动地的轰鸣，却有源源不断的力量，能冲走挡在路上的一切障碍。
阿申顿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像了解哈灵顿先生这样对一个人几乎无所不知，他不但了解了这个人，了解了他的看法、个人习惯和生活状况，还了解了他的妻子和妻子的家庭，他的孩子和孩子的同学们，他的历任雇主，以及这些雇主祖祖辈辈与费城最显赫的家族结下的人脉渊源。哈灵顿先生自己的家族早在十八世纪初就是德文郡的名门望族，他还去过老家的村庄，在村里的教会墓地至今仍能见到他先人的坟墓。他为自己的英国血脉深感骄傲，同时也为自己出生于美国而自豪，只是在他眼里，美国只不过是大西洋沿岸的一小片土地，美国人只是为数不多的一些英格兰人或荷兰人的后裔，他们的血统始终没有被混杂的外族血统所玷污。他认为过去一百年来到美国的日耳曼人、瑞典人、爱尔兰人及中欧和东欧的居民，统统都是闯入别人家园的不速之客。他对这些人总是扭头不予理会，就像一个隐居在自己庄园里的老姑娘，见到自己的隐居之地耸立起了工厂的烟筒，也会转身不看一样。
阿申顿提到了一个很有钱的人，收藏了一些全美国最有价值的名画，哈灵顿先生立刻说道：
“这人我没见过。不过我的姑婆玛丽亚·佩恩·沃明顿一直说这人的祖母厨艺很好。我的玛丽亚姑婆出嫁时不得不离开她，心里可难受了。她说她从来不知道还有谁能做出那么好吃的苹果馅儿饼。”
哈灵顿先生很爱自己的妻子，他长篇大论地向阿申顿描述他的妻子是个多么有教养的女人，又是一个多么完美的母亲，讲得那么详尽无遗，简直难以置信。他的妻子身体不太好，做了无数次手术，每一个手术他都详细描述。他自己也做过两次手术，一次是扁桃体手术，一次是切除阑尾，他每天不厌其烦地给阿申顿讲述他的经历。他的所有朋友都做过手术，所以他对外科手术的知识简直像百科全书。他有两个儿子，都在上学。他一直在严肃地考虑是否应该给两个儿子也做做手术。说怪也怪，他的一个儿子扁桃体有点儿偏大，而另一个儿子的阑尾也让父亲不太放心。兄弟俩感情深得不行，他还从没见过感情这么深厚的兄弟。他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是费城最有名的外科医生，他主动提出可以给他们兄弟一起做手术，这样兄弟俩就可以不分开了。他给阿申顿看了两个儿子和他们母亲的相片。这次去俄国是哈灵顿先生平生第一次离开他们母子，他每天早上都要给妻子写一封长信，告诉她过去一天自己的所有经历，还写下很多他在那一天里说过的话。阿申顿看着他用清晰可辨的工整字体写满一页又一页的信纸。
哈灵顿先生读过所有关于会话的书，对于会话技巧他无所不知。他有个小本子，在那里面他记下了很多他听来的故事，他告诉阿申顿，他每次出门吃饭之前，总要查阅五六个故事熟悉一遍，免得席间找不到话说。这些故事他都做了标记，适合跟大伙儿说的，就标一个“G[General，普通的、大众的。——编者注]”，适合男人听的粗俗一些的，就标一个“M[Men，男人。——编者注]”。他最擅长一种特别的逸闻趣事，先要正经八百地讲上长长一段来龙去脉，堆上一个又一个细节，最后才抖出笑料。他从来不略过一个细节，阿申顿虽然早就猜出了最后的笑料是什么，却还要握紧双拳、双眉紧锁，拼命掩饰住自己的不耐烦，听到最后再勉为其难地咧嘴挤出一声空洞的干笑。要是故事讲到一半时有谁走进车厢来，哈灵顿先生会亲切相迎。
“快进来坐会儿。我正跟我的朋友讲故事呢，你也一定要听听，你一辈子都没听到过这么好笑的故事。”
然后他又会从头开始，一字不落地重讲一遍这个故事，每一个俏皮的词儿都没有变化，一直讲到最后的幽默结局。有一次，阿申顿建议在火车上再找两个人来打桥牌消磨时间，可是哈灵顿先生说他从来不碰纸牌，阿申顿无奈只好自己一个人玩起了接龙，这时哈灵顿先生又露出一副嘲讽的表情。
“我真不明白一个有头脑的人怎么可以浪费时间去玩儿纸牌，而在我所见过的所有不需要智力的兴趣当中，我觉得接龙是最没劲的。这种游戏让人聊不起来。人是社交动物，只有在参与社交活动时才能表现出最高贵的天性。”
“浪费时间多少也是一种优雅的行为。”阿申顿说，“浪费钱财是随便哪个笨蛋都会的，可要是浪费的是时间，那就等于是浪费无价的东西。再说了，”他没好气地加了一句，“你还可以接着聊你的。”
“可是你一门心思都在关注会不会有一张黑七来接上红八，你叫我怎么聊啊？聊天需要运用极强大的心智力量，如果跟你聊天的是一个认真研究过聊天的人，要你全神贯注听他说话不算过分吧。”
他说这话的语气并不尖刻，而是心平气和，非常有耐心，显然是在这件事上久经考验，练出来了。他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阿申顿可以接受，也可以当作耳旁风，就像一个艺术家希望自己的作品被人严肃看待一样。
哈灵顿先生常常读书，总是手握铅笔，读到引起他注意的段落就会在下面画线，还会在页边用他工整的字体写下阅读心得。他很喜欢讨论自己的心得，有时阿申顿自己也在看书，突然感觉到一手拿书、一手握笔的哈灵顿先生在用那双淡蓝色的大眼睛看着他，他便感到心里发慌。他不敢抬头，甚至不敢翻页，因为他知道哈灵顿先生会抓住他翻页的机会心安理得地挑起话头，又大聊起来。他只好目不转睛地死死盯住某一个单词上，活像一只小鸡把嘴尖对准了粉笔画出的线。直到他确信哈灵顿先生已经放弃努力，重新读起书来，他才敢松出一口气。
那时哈灵顿先生正在专心研读两卷本的《美国宪法史》，中间为了换换脑子，他也会随便翻阅一本据称囊括了古往今来所有伟大演说的皇皇巨著。因为哈灵顿先生经常会在晚餐后发表演说，他读过所有关于演讲技巧的好书。他太知道如何赢得听众的好感了，能准确把握好在哪里插进一两句可以打动听众的格言警句，怎样穿插几个轻松俏皮的小故事抓住大家的注意力，最后根据现场的气氛拿捏好雄辩的分寸，圆满结束自己的演说。
哈灵顿先生非常喜欢看书时读出声来。阿申顿留意到不少美国人都有这种烦人的癖好。他时常看到，在酒店套房的会客厅里，用过晚餐后，某位父亲坐在一个角落里，身边围坐着他的妻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听他朗读。在穿越大西洋的客轮上，有时他会满怀敬畏地看着一位又高又瘦、无比威严的先生坐在十五位已不再年轻的女士中间，用雄浑洪亮的声音给她们读艺术史。在轮船的甲板上来回溜达的时候，他会时不时地经过正在度蜜月的小两口躺着的甲板椅，听见新娘在不紧不慢地给她的年轻丈夫一页一页读一本畅销小说。阿申顿一向觉得这种表达爱意的方式不免怪异。他有一些朋友经常主动提议要读书给他听，他也认识一些女士常说喜欢有人读书给她们听，但他总是礼貌拒绝此类邀请，也会铁下心对她们的言外之音置之不理。他既不喜欢看书时读出声来，也不喜欢别人读书给他听。他在内心深处认为，对这种娱乐形式的全民嗜好是完美的美国民族性格中的唯一瑕疵。但永生的诸神总爱以捉弄人为乐，现在他们把他送到了大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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