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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申顿奉命去负责几名在瑞士活动的间谍，刚到那里时，R希望他先看看要他去获取的情报是什么样的，便递给他一沓用打字机打印出来的文稿，那是一位在特工部门被称作古斯塔夫的人发来的电文。
“他是我们这里最好的特工。”R说，“他提供的情报总是很充实，也很及时。我要求你一定要重视他发送的报告。当然古斯塔夫是个很聪明的家伙，但是其他特工没有理由不能给我们提供一样好的情报，只是解释清楚我们想要什么的问题。”
古斯塔夫住在巴塞尔，为一家瑞士公司工作，这家公司在法兰克福、曼海姆和科隆设有分部，因为公司的业务，他可以安全进出德国。
他在莱茵河一带活动，收集有关军队动向、军工生产、国民心态（这是R特别强调的）以及协约国需要了解的其他方面的情报。他频繁写给妻子的信中隐藏着特殊的密码，他的妻子在巴塞尔收到这些信后立刻转给在日内瓦的阿申顿，阿申顿从信中解读出重要内容后再转发给相关部门。古斯塔夫每两个月回家一次，写出一份报告，用作这个特工部门其他间谍效仿的样板。
古斯塔夫的上司都对他很满意，他也有理由对他的上司感到满意。他的工作非常重要，所以他不仅拿的薪水比别人高，还时不时地可以因特殊贡献而领到数目不小的奖金。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一年多。然后有什么事引起了R的疑心；R是一个特别警觉的人，与其说是头脑机敏，倒不如说是天性如此，他突然感觉到有人在背后玩儿花招。他什么也没有对阿申顿明说（R不管有什么推测，总是选择不向任何人透露），只是派他去巴塞尔跟古斯塔夫的妻子谈谈——那时古斯塔夫正好在德国。谈话的内容他让阿申顿自己决定。
阿申顿奉命来到巴塞尔，因为他还不知道是不是要在这里住下来，就把随身行李寄存在了火车站，然后乘电车到古斯塔夫家所在的那条街的街角下了车，快速看了一眼有没有人跟踪，然后沿街走到了他要找的那栋楼房前。这是一座小公寓楼，给人的印象是虽然简陋但不失体面，阿申顿揣摩住在这里的应该是一些政府职员和小商人。刚进门他就见到一个鞋匠铺，他停下了脚步。
“请问格拉博先生住在这儿吗？”他用很不流利的德语向鞋匠打听道。
“是的，我几分钟前刚看见他上楼了。他应该在家的。”
阿申顿大吃一惊，因为就在一天前他刚收到过古斯塔夫的妻子转来的一封信，信是从曼海姆寄出的，古斯塔夫在这封信中用密码提供了刚跨过莱茵河的一些部队的番号。阿申顿想要问问鞋匠，但话到嘴边又觉得不太明智，所以只是对鞋匠说了声“谢谢”，便走上楼去了，他已经知道古斯塔夫住在三楼。他摁响了门铃，听到铃声在屋里响起了。过了一会儿，一个衣冠楚楚的小个子男人来开了门，此人有一个剃得光光的圆脑袋，戴着眼镜，脚上穿的是拖鞋。
“格拉博先生？”阿申顿问。
“有什么事吗？”古斯塔夫说。
“我可以进屋说吗？”
古斯塔夫背着光站在那里，阿申顿看不清他的表情。他感觉到对方有些迟疑，便说出了他接收古斯塔夫从德国寄来的密信时使用的化名。
“请进，请进，幸会。”
古斯塔夫把他领进了一间很闷的小屋子。屋里摆满了厚重的雕花橡木家具，一张大桌子上铺着绿色天鹅绒台布，桌上有一台打字机。古斯塔夫显然正在编写他那宝贵的情报。一个女人坐在开着的窗户边补袜子，听到古斯塔夫对她说了句什么，她便起身收起她的针线活儿走出去了。阿申顿惊扰了两口子恩爱居家的温馨时光。
“请坐。幸好我在巴塞尔！我早就想认识你了。我刚从德国回来。”他指了指打字机旁的几沓纸，“我想你听了我带来的消息会高兴的。我搞到了很宝贵的情报。能挣点儿奖金总是好的。”
他非常热情，可是阿申顿总觉得他的热情有些假惺惺的。古斯塔夫眼镜片后面的眼睛里含着笑意，他一直注视着阿申顿，他的眼睛里或许也流露着一丝紧张。
“你回来得好快啊，几个小时前，我在日内瓦刚收到你从德国寄来的一封信，你的妻子转给我的。”
“这没什么奇怪的。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内幕，德国人怀疑有人用商业信函传递情报，所以决定在边境扣留所有来往信件四十八小时。”
“我明白了。”阿申顿和气地说，“就因为这个原因你才特意在信上写了寄出四十八小时后的日期？”
“真的吗？那我真是犯傻了。我一定是记错日子了。”
阿申顿朝古斯塔夫微微一笑。这个理由根本站不住脚。古斯塔夫是个生意人，又是做特工的，他太知道日期准确有多重要了。从德国获取情报向来都是要大费周折的，快速送达消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精确算好每一个环节的时间是马虎不得的。
“让我看一眼你的护照。”
“你要看我的护照干什么？”
“我要看看你是哪天到达德国，哪天出境的。”
“你以为我的护照上会有出入境记录？我用自己的办法过境的。”
这种事阿申顿了如指掌。他知道德国和瑞士的边境检查都很严格。
“是吗？那你为什么不用常规方式过境？派你执行任务是因为你在的瑞士公司跟德国有生意往来，必须供货到德国去，所以你来来往往不容易引起怀疑。我可以理解德国人的边防岗哨或许会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你过境，那瑞士呢？”
古斯塔夫面露愠色。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暗示我在替德国人做事？我以人格担保……我不允许有人诋毁我的清白。”
“不会只有你一个人同时从两边拿钱而哪边都不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你是说我的情报没有价值？那为什么你们给我的奖金比给别的特工都要多呢？上校不知多少次表达过对我的工作十分满意。”
现在轮到阿申顿表现热情了。
“别这样，别这样，老兄，别这么生气嘛。你不肯给我看护照，我也不强求你。你应该不会认为我们会不去查实就相信特工自己的陈述，或者我们会愚蠢到不去追踪他们的动向吧？再有趣的笑话也经不住没完没了的重复。我在和平时期是个职业幽默作家，我是自己吃过苦头才跟你说这个道理的。”这时阿申顿认为时机已到，可以使出自己的招数来吓唬他了；他很懂玩儿扑克牌的一些巧妙绝技，“我们了解到，你接受我们的任务后从来就没去过德国，你一直安坐在巴塞尔的家里，你的所有情报都是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
古斯塔夫看着阿申顿，看到那张脸上只有宽忍而和气的表情。他的嘴角慢慢浮现出笑容，微微耸了耸肩。
“你以为我是个傻瓜，会为了每月五十镑去冒生命的危险？我很爱我的妻子。”
阿申顿大笑起来。
“恭喜你，你一点儿都不傻，竟然愚弄了我们的特工系统整整一年，这个本事可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我有机会不那么费劲儿就挣到钱。我的公司从开战起就不再派我去德国了，可我能够从其他出入德国的人那里了解情况。我在餐馆和酒馆搜集消息，我读德国的报纸。我喜欢给你们发送报告和密信，我觉得特别好玩。”
“我不觉得奇怪。”阿申顿说。
“你们打算怎么做？”
“什么也不做。我们又能做什么呢？你难道还指望我们会继续付给你薪水吗？”
“不，我不指望。”
“顺便问一句，如果不算很唐突的话，你是不是跟德国人也在玩儿同样的把戏？”
“没有！”古斯塔夫气急败坏地大叫起来，“你们怎么会这么想？我绝对支持协约国。我跟你们是完全一条心的。”
“啊，为什么不这样做呢？”阿申顿问，“德国人有的是钱，你没有理由不可以从他们那里挣一点儿外快。我们可以时不时地给你一些德国人很愿意花钱买的情报。”
古斯塔夫用手指敲了几下桌面，从现在已经完全没用的那些报告中拿起了一页。
“跟德国人玩儿是很危险的。”
“你是个很聪明的人。不管怎么说，即使你的薪水停发了，只要你给我们带来的消息是有用的，你照样可以赚到奖金。不过你提供的消息必须得到证实，今后我们会按结果付给你钱。”
“我考虑一下吧。”
接下去的几分钟，阿申顿就任由古斯塔夫去沉思了。他点了一支香烟，看着自己吐出来的烟雾渐渐消散在空气中。他也在思考。
“你们有什么特别想要知道的消息吗？”古斯塔夫突然问道。
阿申顿微微一笑。
“你要是能告诉我德国人同他们的一名特工在琉森做些什么，我可以给你几千瑞士法郎。这名特工是个英国人，名叫格兰特里·凯普尔。”
“我听说过这个名字。”古斯塔夫说。他停顿了一会儿，问道：“你会在这儿待多久？”
“需要待多久就待多久。我可以去旅馆开个房间，然后把房间号告诉你。如果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每天早上九点和晚上七点，你一定可以在我的房间里找到我。”
“我不想冒险去旅馆找你。但我可以写信。”
“好的。”
阿申顿起身告辞，古斯塔夫送他到门口。
“你们现在不会对我产生了什么反感吧？”他问。
“当然不会。你写的报告仍然会存在我们的档案里，用作别人学习的样板。”
阿申顿在巴塞尔逗留了两三天。没有什么让他觉得有意思的事。他大多时间泡在书店里随便看书，如果人的一生有一千年那么长，这些书或许还值得读一读。有一次他在街上看到了古斯塔夫。到了第四天早上，旅馆服务生给他送咖啡时带来了一封信。信封上印着一家他没听说过的商业公司的名字，里面有一页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信。信上没有地址，也没有署名。阿申顿不由得纳闷儿，难道古斯塔夫认为打字机也会像笔迹一样暴露他的身份？他仔细读了两遍，又把信举到亮光下察看信笺上的水印（他这样做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觉得侦探小说里的侦探总是这么做），然后划着火柴，看着信烧了起来，他把烧成碎片的纸揉作一团。
他起床了，他利用看信的时间在床上吃了早饭。他收拾好行李，坐下一趟火车去伯尔尼了。他从那里给R发了一封密码电报。两天后他接到了给他的指示，是由一个人在某个不太可能被人看见的时间，从旅馆过道上走过来，潜入他住的旅馆房间里来口头传达的。接到指示后不到二十四小时，他几经辗转抵达了琉森。
阿申顿找到指示他去住的那家旅店，订好了房间后，就出去了。那是八月初的一天，天气很好，碧空无云，阳光明媚。他自从小时候来过琉森后，就再也没来过，脑子里只是模糊记得有一座廊桥，一尊大石狮子，还有一个教堂，他曾无聊而又敬畏地坐在那教堂里，听着耳边回荡着的管风琴声。现在他漫步在一个浓荫掩映的湖边码头上（湖水蓝得很不真实，就像彩色明信片上的湖水那样艳丽），没怎么费劲儿就寻访到了那些几乎早已遗忘的旧景，找回了当年的记忆：那个很久以前经常在这里徜徉的羞涩少年，对生活充满了急切的渴望（他渴望的不是他在青少年时代经历的生活，而是他成年后的那种生活）。可是他发现记忆中最清晰的并不是他自己的往事，而是拥挤的人群；他似乎还记得那时的太阳和炎热的天气，还有络绎不绝的游人；火车上挤满了人，旅馆里也是如此，湖上的汽船里也塞得满满当当的，无论是在码头上还是在街上，你总得在成群的度假游客中间挤来挤去。他们净是些胖子，又老又丑，奇形怪状，满身汗臭。眼下正是战争时期，琉森也变得一片萧条，仿佛回到了世人发现瑞士是欧洲的游览胜地之前。大多数旅馆都歇业了，街上空荡荡的，出租的划艇都在湖边缓缓晃悠，根本没有人租；湖畔的林荫道上唯一可见的是几位神情严肃的瑞士人，像牵着一条腊肠犬在散步似的展示着他们的中立姿态。这四周的一片沉寂使阿申顿感到喜不自胜，他在一张面朝湖水的长椅上坐下，有意让自己尽情陶醉一番。的确，湖边的景色显得不伦不类，湖水太蓝了，山上的积雪太厚了，扑面而来的美丽风光不但不能引人入胜，反倒令人愤慨。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幅景象之中还是蕴含着某种令人欣慰的东西，一种毫无修饰的坦诚，犹如门德尔松谱写的《无词歌》，阿申顿露出满意的微笑。琉森让他想到了玻璃柜里的蜡花、布谷鸟钟和柏林刺绣。无论如何，只要天气继续这样晴朗，他就会好好在这里享受一番。他看不出为什么自己不能尽量做到两全其美，既自得其乐又报效国家。他这次出来执行任务，口袋里揣着一本全新的护照，用的是假名，仿佛自己从此变成了一个新人。他时常对自己感到厌烦，现在能摇身一变，暂时成了R随便发明创造出来的产物，何乐而不为呢？他很享受这样的安排，不由得胡思乱想起来。说实在的，R根本看不出这件事有多好玩；他有的那点儿幽默感只是用来嘲弄别人的，如果是他自己做的事引起了笑话，他就没有气度付之一笑了。要做到那样，一个人要能置身事外来看待自己，也就是要能在人间喜剧中同时做好观众和演员。R是个战士，他对自我反省嗤之以鼻，认为那是不健康，甚至不爱国的行为，不是英国人的风格。
阿申顿站起身，慢悠悠地走回了旅店。这是一家德式的二流小旅馆，整洁得几乎一尘不染，从他的房间望出去景色很美。屋里都是上了油漆的松木家具，如果遇上阴冷潮湿的天气，也许会显得有些暗淡压抑，但是在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温暖日子里，却是充满喜气，赏心悦目。旅馆大厅里摆着一些桌椅，他在一张桌旁坐下，要了一瓶啤酒。女店主很好奇，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在这样的淡季住到这里来，他欣然满足了她的好奇心。他告诉她说，他刚患过伤寒，正在好起来，特意到琉森来疗养的。他在稽查局做事，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练练他已经生疏了的德语。他问她能不能给他介绍一名德语教师。女店主是个瑞士人，满头金发，穿着有些邋遢，不过态度和蔼，很健谈，所以阿申顿确信她准会把他告诉她的情况向有关部门汇报的。现在轮到他问几个问题了。说起战争这个话题，她便滔滔不绝起来，这家旅馆往年在这个月份总是宾客盈门，不得不为来投宿的人到附近去另找住处，可是因为战争，现在几乎没有人来住宿了。只有几个交了餐食费的人到这里来吃饭，长住的房客只有两拨。有一对爱尔兰老夫妇，平时住在沃韦，每年夏天到琉森来度假；还有一对夫妇，男的是英国人，妻子是个德国人，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不得不避居在一个中立国家。阿申顿刻意表现出对他们的情况并不怎么好奇——他已经从女店主的描述中听出了那个英国人就是格兰特里·凯普尔——不过那女店主自己主动告诉了他，这对夫妇每天大多数时间都在山里逛来逛去。凯普尔先生喜欢研究植物，对山间的花草树木很感兴趣。他的妻子人不错，对丈夫也挺好的。不过，这都没什么啦，战争不会永远没完吧。女店主说着，风风火火地走开了，阿申顿也上了楼。
晚餐七点开始，他想要第一个到餐厅，这样他就可以在其他房客进来用餐时打量他们一番，因此用餐的铃声一响，他便下楼去了餐厅。餐厅朴实无华，墙壁粉刷过，也是亮闪闪的松木桌椅，跟他房间里的家具一样，墙上挂着几幅瑞士湖景的石版油画。每一张小餐桌上都摆着一束鲜花。看上去一切都整洁干净，预示着晚餐不会好吃。阿申顿本想点上一瓶这家旅店最好的莱茵葡萄酒聊以补偿，但终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不敢太张扬而引人注意（他看见了两三张餐桌上放着的半空酒瓶，由此推断出这里的房客喝酒都很节省），所以只好委屈自己，只点了一品脱啤酒。不一会儿，就陆陆续续有两三个人走进了餐厅，看着像是在琉森工作的单身汉，显然是瑞士人，他们各自找到了自己常坐的小餐桌坐下，随手把午饭后叠好的餐巾摊开。他们把报纸支到水杯上，一边看报，一边咕噜咕噜地喝起了汤。接着走进来一位驼背的白发苍苍的高个子老人，下垂的山羊胡须也是白色的，身旁有一位身穿黑衣的白发瘦小的老太太搀扶着他。这显然就是女店主说过的那对爱尔兰上校夫妇了。他们坐下后，上校给他妻子倒了一小杯酒，也给自己倒了一小杯，然后静静等待那位体态丰满的热情女侍者给他们端来饭菜。
最后，阿申顿等待的人终于登场了。那一刻，他在硬着头皮读一本德文书，在他们进门时，他克制住自己，只略微抬了抬眼皮，他瞥见的是一个约莫四十五岁的男人，中等身材，但是很胖，短短的黑发有些微卷，宽大的脸蛋刮得干干净净，脸色红润。他穿一身灰色外衣，衬衫的领子很宽，脖子处的纽扣没有扣上。走在他后面的是他的德国妻子，阿申顿对这个德国女人产生的第一印象是有些矜持，灰头土脸的。格兰特里·凯普尔刚坐下就开始大声跟女侍者说他们走了很多路。他们到山里去了，他说的那座山的名字阿申顿从没听说过，可是女侍者听到后却露出了惊诧的表情，显得兴趣盎然。接着，凯普尔用明显带有英国口音的流利德语继续说，他们回来太晚了，都没来得及上楼去梳洗，只是用外面的水龙头冲了冲手就来吃饭了。此人嗓音洪亮，语气明快。
“快给我上点吃的，我们都饿坏了。拿啤酒来，拿三瓶！我的老天[原文为法语]，我渴死了！”
看得出他是个精力特别充沛的人。他给这个过于干净却死气沉沉的餐厅带来了一股生气，餐厅里的每一个人顿时都显得更活跃了些。这时，他用英语同妻子谈了起来，他说的话所有人都能听到。只见他说了没几句，他的妻子便低声对他说了一句什么。凯普尔立刻打住了话头，阿申顿感到他的目光朝向自己的方向扫了过来。显然是凯普尔太太留意到餐厅里来了一个陌生人，马上提醒她丈夫注意。阿申顿翻了一页他假装在读的书，但他能感觉到凯普尔的眼睛一直盯着自己。当他再和妻子说话时，他的声音压得很低，阿申顿都听不出他说的是哪一种语言。女侍者给他们端来汤的时候，凯普尔还是那样低声地问了她一个问题。显然他是在向她打听阿申顿是谁。那女人的回答他只听见了一个德语词：外地。
这时有一两个人吃完了饭，起身走出了餐厅，边走边用牙签剔着牙。那位爱尔兰老上校和他妻子也从桌边站了起来，他挪开了一步让妻子过去。他们吃饭时始终没有交谈过一句话。老太太慢吞吞地朝门口走去，而上校却停下来同一个瑞士人说了几句话，这个人可能是当地的一名律师。老太太走到门口时站住了，欠了欠身，露出绵羊一般的神情，耐心地等着她的丈夫过来替她开门。阿申顿看出了她应该从来没自己开过门。她都不会开门。过了一会儿，上校迈着衰老的步子走到门口，打开了门，等他妻子出去后，他跟随而去。从这个小小的插曲大致可以看出他们的一生，阿申顿开始根据这个插曲想象起他们的过往经历、生活环境和性格特征。但是他马上回过神来，他不能允许自己忘乎所以地沉溺于创作的乐趣中。他赶紧吃完了饭。
阿申顿走进大厅时看见一条牛头?猎犬拴在桌腿上，他走过去时漫不经心地顺手摸了摸那狗又长又软的大耳朵。这时女店主正站在楼梯口。
“这条可爱的狗是谁的？”阿申顿问道。
“是凯普尔先生的。它叫弗利兹。凯普尔先生说它的家谱比英国王室的家谱还要长。”
弗利兹在阿申顿的裤腿上蹭了几下，伸着鼻子去嗅他的手掌。阿申顿上楼去取了帽子，再下楼时他看到凯普尔站在旅店的门口跟女店主说话。他走过去时两人突然不说话了，而且举止显得生硬，阿申顿由此猜测凯普尔刚才是在向女店主打听自己的情况。他从两人中间走过，出门上了大街，用眼角瞅见了凯普尔在用狐疑的目光盯着他看。那一刻，这个人坦诚、笑呵呵红扑扑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狡猾奸诈的神情。
阿申顿一路溜达过去，走到了一家酒馆前，他可以坐在室外喝一杯咖啡，另外，由于他在晚饭桌上因职责在身而强迫自己只喝了一瓶啤酒，现在他要补偿一下，点了这家酒馆最好的白兰地。他很高兴总算可以面对面见到这个他久闻其名的人了，希望在一两天后就能与他熟悉起来。与一个养狗的人相熟从来都不是难事。不过他不想操之过急，还是让事情顺其自然发展吧：既然已经找到目标，仓促行事并非上策。
阿申顿理了一下头绪。格兰特里·凯普尔是英国人，他护照上填的出生地是伯明翰市，现年四十二岁；他的妻子出生于德国，父母都是德国人，他们结婚十一年了。这些都是公开资料。一份未公开的文件中记录着他的早年经历。根据那份文件，他最早是在伯明翰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此后进入新闻行业，在两家英文报社做过记者，一家在埃及开罗，另一家在中国上海。其间他曾因侵吞公款被抓，判了短期徒刑。获释后有两年时间他音讯全无，之后出现在马赛的一家航运公司，后来又从马赛去了汉堡，继续在航运业工作，他在汉堡结了婚，然后去了伦敦。在伦敦，他自己办了一家出口公司，但没过多久便破产倒闭了。此后他又回到新闻行业。战争爆发后，他又做起了航运生意，自一九一四年八月起同他的德国妻子安居在南安普敦。第二年年初他向雇主提出调动申请，理由是因他妻子的国籍关系，他的处境过于艰难。公司发现他并无个人过失，同时也认同他的个人处境的确有些尴尬，便同意将他调往热那亚。他在那里一直生活到意大利宣布参战，然后提出辞呈，携带完备的个人证件过境来到瑞士。
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此人并不那么诚实可靠，性格多变，没有家世背景，也没有经济实力。不过这些事实本来对谁都不重要，直到后来有人发现，凯普尔肯定从战争刚爆发时，或许还更早一些，就开始为德国谍报部门做事，月薪四十英镑。如果他只是满足于传递一些他在瑞士获得的情报，虽说也是有些危险，但当局本来也没打算采取措施来对付他。他在那儿也不能造成什么严重的危害，或许还可以利用他给敌方传递一些假情报。他并不知道自己的一切动向都已经被掌握了，他的来往信件很多，但每一封都受到严格的审查，信中使用的密码最终也都被密码专家破译，没有惊动他的原因是当局觉得迟早有可能通过他把德国在英国境内活跃的组织一网打尽。但是他后来做的事引起了R的注意。要是他知道了，即使被吓个半死也不足为怪——R是个不好对付的人，惹怒了他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凯普尔在苏黎世认识了一个西班牙年轻人，名叫戈麦斯，此人前不久加入了英国特工，由于凯普尔也是英国人，很快就赢得了戈麦斯的信任，竟从他的嘴里套出了戈麦斯是个间谍。或许这个西班牙人本来也只是出于常人的虚荣心想要故弄玄虚而已，可是因凯普尔的告密，他一进入德国就被盯梢，有一天他在寄信时被捕，信中的密码最后被破译了，他受到审判被定罪，随后被枪决了。失去一名能干又没有私心的特工已经够糟糕了，这件事还导致原来那套安全而又简单的密码系统也必须更换。R为此大为恼火。但是R不是那种为了泄愤而误大事的人，他想到了一个念头，既然凯普尔只是为了金钱就背叛了他的国家，那么给他更多的钱也有可能让他背叛他现在的雇主。他已成功地将协约国的一名特工送到德国人的手里，这应该可以让德国人相信他的忠诚可靠。他或许可以利用。可是R并不知道凯普尔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一直过着行踪诡秘的落魄生活，从不抛头露面，唯一能够见到的他的照片只有护照上的那一张。阿申顿接到的任务就是去接近他，看看他是否可有诚意为英国效力；如果阿申顿认为有这种可能，他就可以进一步试探他，假如他乐意接受阿申顿的提议，那就要磋商具体条件了。完成这个任务需要计谋和识人的能力。另一方面，如果阿申顿得出的结论是凯普尔没有可能被收买，他就要监视并汇报他的行踪。阿申顿从古斯塔夫那里得到的情报含混不清，但也是重要的；其中仅有一点很有意思，那就是德国情报部门在伯尔尼的头子已经对凯普尔的无所作为日益感到不满。凯普尔在要求加薪时，而冯·P少校告诉他，他要加薪就得自己去挣。意思可能是要敦促他去英国活动。如果阿申顿能说服他过境，他的任务就完成了。
“你到底要我拿什么去说服他把脑袋钻进圈套里来呢？”
“不是什么圈套，是行刑队。”R说。
“可凯普尔是个聪明人。”
“那你就要比他更聪明，浑蛋！”
阿申顿已经拿定主意，他不准备采取任何措施去结识凯普尔，而要等着对方迈出第一步。如果凯普尔急于要有些结果的话，那他一定会想到不如去找个在稽查部门工作的英国人聊一聊倒是值得的。阿申顿已经准备好了一些对同盟国没有一点儿价值的情报。他有假姓名和假护照，他根本不必担心凯普尔会猜出他是个英国特工。
阿申顿没有等多久。第二天他刚大吃了一顿午饭后昏昏欲睡地坐在旅馆门廊喝咖啡，只见凯普尔夫妇从餐厅里走了出来。凯普尔太太上楼去了，凯普尔松开了他牵着的狗。那狗跑了过来，友好地朝阿申顿扑来。
“回来，弗利兹！”凯普尔喊道，接着对阿申顿说，“真对不起。不过它挺温和的。”
“哦，没事，它不会伤着我的。”
凯普尔在门口停了下来。
“这是条小猎犬，在欧洲大陆不常见的。”他边说边偷偷打量着阿申顿。接着他对女侍者大声说，“来一杯咖啡，小姐[原文为德语]。这位先生，您是刚来的吧？”
“是的，我昨天才来。”
“真的吗？昨晚在餐厅我没见到你啊。你要在这里住些日子？”
“还说不准。我病了，是到这里来养病的。”
女侍者端来了咖啡，看到凯普尔正跟阿申顿说话，就把托盘放到了阿申顿的桌上。凯普尔略显尴尬地笑了一声。
“不是我有意打扰你。不知道她为什么把咖啡放到了你的桌上。”
“请坐下吧。”阿申顿说。
“多谢你的好意。我在欧洲大陆待得太久了，总是忘记我本国同胞的习俗，他们把主动跟人搭腔看作不知自重。顺便问一句，你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
“英国人。”阿申顿说。
阿申顿是个天性腼腆的人，他早就想改掉这个与他的年纪很不相称的毛病，却一直改不掉，不过有时他也会巧妙地利用好自己的这个特点。此刻他满脸羞怯、结结巴巴地把昨天对女店主说过的那些话又跟凯普尔说了一遍，他确信女店主一定已经把这些话转述给凯普尔了。
“你来琉森是最好的选择了。这里是战争年代的和平绿洲。到了这里，几乎都想不起来世上竟然还会有战争。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到这里来的。我的职业是记者。”
“原来你是个记者，我不胜钦佩。”阿申顿面露殷切而羞怯的笑容说。
很明显，“战争年代的和平绿洲”这种表达不是他在航运公司学到的。
“你知道吗，我的妻子是德国人。”凯普尔郑重其事地说。
“哦，真的？”
“我认为没有人比我更爱国了。我是个彻头彻尾的英国人，我不妨跟你直说，依我之见，大不列颠帝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机器。但是我既然娶了一个德国人为妻，也就自然会经常从反面去看问题。你不必告诉我德国人有很多问题，可我实话实说，我并不愿意承认他们是魔鬼的化身。战争刚爆发的时候，我妻子在英国的日子实在不好过，如果她对此很不高兴，至少我不会怪她。人人都觉得她是个间谍。如果你了解她，你会感到好笑的。她就是个典型的德国家庭主妇，心里只有她的房子和丈夫，还有我们唯一的孩子弗利兹。”凯普尔随手抚摩了一下他的狗，轻轻笑了一声，“对吧，你是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可是这让我的处境很为难。我跟一些很重要的报社有工作关系，我的编辑对此感到不舒服。我就长话短说吧，我觉得最不失尊严的做法是辞去工作，移居到一个中立国家，直到风暴过去。我们夫妻平时从不谈论战争，可我不得不说，我们这样做主要是出于我这方面的考虑，跟她没太大关系。她比我更能忍耐，她更愿意从我的角度来看待当下的可怕局势，我却很少为她考虑。”
“这有些奇怪。”阿申顿说，“一般说来，女人总要比男人偏执得多。”
“我妻子是个很出色的女人。我应该介绍你认识她。顺便问一句，我不清楚你是否知道我的名字，我叫格兰特里·凯普尔。”
“我叫索莫维尔。”阿申顿说。
接着，阿申顿跟他说起了自己在稽查局的工作，他觉得凯普尔的眼睛里顿时闪现出某种强烈的兴致。他很快就提到了自己想找个德语会话老师，把他生疏了的德语再捡回来。刚说到这里，他好像脑子里突然闪过了一个念头，便抬头看了一眼凯普尔，他分明看到了对方的脑子里也闪过了同样的念头。他们两人在那一瞬间不约而同地想到一块去了：让凯普尔太太做阿申顿的德语老师不失为良策。
“我问过女店主能不能帮我找到这样的人，她说她应该能找到。我得再问问她。就找个人每天来跟我说上一个钟头的德语，应该不难的。”
“我可不相信女店主介绍的人。”凯普尔马上说，“毕竟你要找的是能说地道北方德语的，而她只会说瑞士德语。我可以问问我妻子有没有认识的人。我妻子受过高等教育，她介绍的人是信得过的。”
“那就有劳你了。”
阿申顿从容不迫地观察着凯普尔。他注意到了此人一双灰绿色的小眼睛（昨晚在餐厅里他没能看清楚）同那张看上去开朗坦诚的红脸颊是多么不协调。这双眼睛滴溜溜地转得很快，飘忽不定，但是只要脑袋里闪现出什么突发奇想的念头时，这双眼睛就会突然静止不动，给人一种奇异的感觉，好像能看得出这人的大脑正在运转。这样的眼睛难以赢得别人的信任。凯普尔是用别的东西来获取信任的，也就是他那乐呵呵的和善笑容，那饱经风霜的脸庞，那大腹便便的肥胖身躯，还有那洪亮深沉、洋溢着快乐的嗓音。此刻他正在竭力做出讨人喜欢的样子。阿申顿继续跟他说话，神态仍有些羞怯，不过因对方的态度和蔼可亲，足以让任何人放下心来，所以他也慢慢自在起来，他突然想起了这个人只是个普通的间谍，他感到好奇。这个人在交谈中表现出的过度热情让人想到，此人会为了每月四十英镑而不惜随时出卖自己的国家。阿申顿认识他出卖的那个西班牙年轻人戈麦斯。那是一个性情活泼的青年，喜爱冒险，他接受那个危险的任务并不是为了冒险赚那笔钱，而是出于浪漫猎奇的心理。他觉得跟那些愚钝的德国人斗智斗勇很好玩，他荒谬地沉迷于扮演廉价侦探小说中的角色。现在想到戈麦斯曾被关在六英尺深的地牢里，还是让人感到很难受。他还年轻，举止也彬彬有礼。阿申顿很想知道，凯普尔将他置于死地时是否曾有过良心上的不安。
“我想你会一点德文吧？”凯普尔问道，他对这陌生人很有兴趣。
“哦，是的，我曾经在德国念书，过去能讲得很流利，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都快忘光了。不过现在我看德文书还是没问题。”
“是啊，昨晚我还见到你在看一本德文书。”
蠢货！他几分钟前刚跟阿申顿说过昨天吃晚饭时没有见到他。他不知道凯普尔是否觉察到自己说漏了嘴。要做到从不出纰漏多难啊！阿申顿必须保持警惕；最让他担心的是，如果有人叫他的假名索莫维尔时，他会不会马上答应。当然也有可能凯普尔是故意说漏嘴的，来试探一下阿申顿有没有觉察到。凯普尔站起身来。
“那是我妻子。我们每天下午都会去山上走走。我可以告诉你一些风景优美的小路。这个季节鲜花正盛开呢。”
“恐怕要等我身体再好一些才行。”阿申顿说着，轻轻叹息一声。
他天生脸色比较苍白，看上去总显得身体真的不那么健壮。这时凯普尔太太下楼来了，她丈夫迎了过去，他们一起上了街，弗利兹在他们身边窜来窜去。阿申顿看到凯普尔立刻滔滔不绝地同他妻子说了起来，显然是在告诉她刚刚与阿申顿交谈的内容。阿申顿看到明媚的阳光照耀在湖面上，轻风吹动翠绿的树叶，景色很美，一切都在吸引人出去走走。他站起身回到了房间里，倒在床上美美地睡了个午觉。
那天他去餐厅吃晚饭时，凯普尔夫妇已经吃完了。他刚才心情郁闷地在琉森四处转了转，希望能找个地方喝上一杯鸡尾酒，好让自己能吃得下在晚餐桌上必将面对的土豆色拉。他们夫妇走出餐厅时碰上了他，凯普尔停下来问他要不要饭后跟他们一起喝咖啡。阿申顿吃完饭就到大厅去找他们了，凯普尔起身把他介绍给妻子。阿申顿客气地向她问好，她只是僵硬地欠了欠身，连个笑容都没有给他。不难看出她的态度是有敌意的。这倒使阿申顿感到自如一些。这是个相貌平平的女人，约莫四十岁，肤色灰暗，五官不突出，头发没有什么光泽，梳成一条长辫盘在头顶，有点儿像拿破仑的普鲁士王后；她的身材四四方方的，丰满而不肥胖，很结实。不过她看上去并不笨，反倒显得很有个性。阿申顿在德国生活的时间不短，可以一眼看出她是个什么类型的女人：他相信这种女人能干家务，会做饭，也能爬山，同时还知识渊博。她身穿白衬衫黑裙子，露着晒黑了的脖颈，脚蹬一双厚重的登山靴。凯普尔兴冲冲地用英语对他妻子介绍了阿申顿跟他说过的情况，好像她还不知道似的。她一脸严肃地听着。
“你好像跟我说过你会德文？”凯普尔说，他红彤彤的大脸上挤出了礼貌的笑容，但那双小眼睛却在滴溜溜地转动。
“是的，我在海德堡上过一段时间的学。”
“真的？”凯普尔太太用英语说道，她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兴趣，驱走了她阴沉的表情，“我对海德堡很熟悉，我也在那里上过一年学。”
她说的英语没有错误，但腔调过于咬文嚼字，叫人听着不太舒服。阿申顿大赞了一通这座古老的大学城和周边的优美环境。她带着条顿人的优越感，耐着性子听着他讲，没有流露出多少热情。
“谁都知道内卡河谷是全世界最美的一个地方。”她说。
“我还没跟你说过，亲爱的，”凯普尔接过她的话头说，“这位索莫维尔先生想要在这儿找一个人教他德语会话。我跟他说也许你能推荐一个老师。”
“不，我想不出有谁是我可以放心推荐的。”她答道，“瑞士口音实在难听死了。让索莫维尔先生去跟一个瑞士人练德语会话只会害了他。”
“如果是我的话，索莫维尔先生，我会想办法说服我妻子来给你上课。我可以直说，她受过很好的教育，文化修养也很高。”
“不行啊，格兰特里，我没时间，我有自己的事要做。”
阿申顿看到他有机会了。陷阱已经布好，就等着他往里跳了。他便转身以羞怯、谦恭的口吻对凯普尔太太说：
“你要是肯教我，那当然太好啦！我真的感到荣幸之至。我肯定不想干扰你的工作，我来这里只是为了养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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