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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可耻！”
“没有人强迫你非这么做不可。”
“如果我不做会怎么样呢？”
“恐怕你得承担后果。”
“我不能进监狱。”她突然大叫起来，“不行，不行！我已经不年轻了。他说十年，我真的可能被判十年？”
“如果上校是这么说的，那就很可能是的。”
“哦，我太了解他啦。那张狠毒的脸。他毫无怜悯之心。十年后我都成什么模样了？不行，不行！”
就在这时，列车在一个车站停了下来。守候在过道上的那名警探在窗子上敲了几下。阿申顿打开车厢门，那人递给他一张彩色明信片。明信片的正面是一幅小小的照片，是蓬塔利耶小镇的沉闷景象。这里是法国和瑞士交界处的一个边境车站，照片上有一个灰蒙蒙的广场，广场中间有一座雕像和几棵梧桐树。阿申顿递给了她一支铅笔。
“你要把这张明信片写给你的情人。从蓬塔利耶寄出。地址写洛桑的那家旅馆。”
她瞟了阿申顿一眼，没有说话，拿过明信片，照他说的写。
“在背面这样写：‘过境较慢，但一切顺利。在洛桑等我。’然后再随便写几句你想写的，情话也行。”
阿申顿从她手里接过明信片，读了一遍，确定她是照他的吩咐写的，然后伸手拿起了帽子。
“好了，现在没事了。希望你能睡个好觉。明天早上到托农后我会再过来。”
这时，那个轮流去吃饭的警探已经回来了，阿申顿走出车厢时，两名警探进了车厢。朱莉娅·拉扎里又蜷缩到角落里了。阿申顿把明信片交给了等在外面的一名特工，叫他拿到蓬塔利耶邮局寄走，然后从拥挤的乘客中间走回了自己的卧铺车厢。
第二日早上他们抵达目的地时，阳光明媚，不过气温很低。阿申顿把行李交给搬运工后，便从站台上朝朱莉娅·拉扎里和那两名警探站着的地方走去。阿申顿对两名警探点了点头。
“早上好。现在就不必劳驾你们等着了。”
两人抬帽致意，然后跟那女人说了声再见，便离去了。
“他们要去哪里？”
“交班了。之后你就再也不用被他们看着了。”
“那就是由你来接管我了？”
“谁也不接管你。我现在只是要把你带到你住的旅馆去，然后就离开你。你一定要好好休息一下。”
阿申顿的搬运工拿起了她的手提袋，她也给了搬运工取箱子的行李票。他们走出了车站。一辆出租车已等候在那里。阿申顿请她先上了车。去旅馆的路途不短。阿申顿感到她一路上没少用斜眼瞅他。她心里充满困惑。阿申顿坐在车里一言不发。他们到达旅馆后————这家旅馆不大，坐落在一条小小林荫道的街角，景色优美————店主马上带他们去了为拉扎里夫人备好的房间。阿申顿转身对他说：
“很好，我一会儿就下来。”
店主鞠躬退下。
“我会尽量把你安顿好，夫人。”阿申顿说，“你在这里绝对自由，随便想要什么都可以叫店主给你送来，你就像其他房客一样。你在这里是自由的。”
“自由出入吗？”她马上追问。
“当然。”
“一边一个警察跟着我？”
“完全不是。你住在这里就跟住在你自己家里一样。进进出出都随你意愿。我只要你向我保证，你不能瞒着我给人写信，不经我同意不能擅自离开托农。”
她直勾勾地看了阿申顿一阵。她完全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看上去好像以为自己在做梦。
“我落到了这个境地，你要我保证什么我也只能照办了。我用人格向你保证，我要是写信一定会拿给你看，绝不擅自离开这里。”
“谢谢。我现在就告辞了。明天早上我会再过来拜访。”
阿申顿点头致意便走出了旅馆。他在警察局停留了五分钟，看看是否一切都已安排好，接着他乘上一辆出租马车去了城外一座小山上的一间幽静住处，他定期到这个城市执行任务总是住在这里。他洗了澡，刮了脸，换上了一双拖鞋，感到一身舒畅。他懒洋洋地不想做事，整个上午就看了一本小说。
夜幕降临后，警察局的一名特工才来找他，因为即便是远在法国的托农，还是尽量不引起任何人注意为好。这名特工名叫费利克斯，是个皮肤很黑的小个子法国人，目光敏锐，下巴上的胡子没有刮，穿一身邋遢的灰色外套，鞋子的后跟快要磨掉了，所以他看上去像是一名失业的律师文书。阿申顿递给他一杯酒，两人在炉旁坐下。
“您带来的这位女士一分钟都没耽误。”他开口说道，“她到旅馆还不到一刻钟就跑出去了，只带了一包衣服和一些小玩意儿，她把这些东西都卖给了集市旁的一个旧货店。下午的船靠岸后，她赶紧买了一张去依云镇的船票。”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从这里坐船下一站就是法国境内的沿湖小镇依云镇，过了这个小镇就到瑞士边境了。
“当然啦，她没有护照，所以没有获准登船。”
“她是怎么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有护照的？”
“她说她忘记带了。她说她约好了要到依云镇去见朋友，她左说右说想要说服负责的官员准许她上船。她试图给那人的手里塞一百法郎。”
“看来这个女人比我想的还要更蠢。”
但是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左右阿申顿去见她的时候，他只字未提她企图逃跑的事。这时，她有时间把自己收拾了一番，头发精心梳过了，嘴上涂了口红，脸上抹了胭脂，看上去不像第一次见到她时那样憔悴了。
“我给你带来了几本书。”阿申顿说，“我怕你闷得慌，不好打发时间。”
“这关你什么事？”
“我只是希望让你尽量少受点儿罪，没必要受的罪就免了吧。反正我把书留在这儿，看不看就随你便了。”
“你要知道我心里有多恨你就好了。”
“我要是知道了一定会深感不安的。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恨我。我只是在奉命行事罢了。”
“你现在过来是要我干什么呢？我不相信你只是来问候我的吧。”
阿申顿忍不住笑了。
“我要你给你的情人写一封信，告诉他，由于你的护照有些纰漏，瑞士当局不准许你入境，所以你只能到这里来了，不过这个地方幽静美丽，安静得简直让人忘记了在打仗。你要在信里提议让昌德拉到这里来见你。”
“你认为他是个傻子吗？他会一口拒绝的。”
“那你就得想办法劝说他来。”
她注视了阿申顿好久才回答。阿申顿猜想她一定在心里盘算，是否答应写信，装得温顺听话些可以为她赢得一些时间。
“好吧，那你就口述，我照你说的写。”
“我希望你用自己的话写。”
“那你给我半个小时，让我把信写完。”
“我就在这里等着。”阿申顿说。
“为什么？”
“因为我想这样。”
她眼睛里射出愤怒的凶光，但她强忍住火气，一言未发。写信用的纸笔放在衣柜上。她坐在梳妆台前开始写信。她写完信后递给了阿申顿，阿申顿看到她虽然涂着胭脂，但脸色惨淡。这封信看一眼就知道是一个不善文字表达的人写的，不过也算可以了，写到末尾处她开始表达她是多么爱他时，她情不自禁地倾诉衷肠，字里行间确实流露出几分真情。
“再添一句：送信的是个瑞士人，你可以绝对信任他。我不想让检查信件的人看到此信。”
她迟疑了片刻，然后照他吩咐的写下去。
“‘绝对’这个词怎么拼？”
“你自己看着写吧。再在信封上写好地址，然后我就不在这里烦你了。”
他把信交给在一旁等着的特工，这名特工会把信送到湖对面去。
当晚阿申顿便给她带来了回信。她一把从阿申顿手里抢过信去，贴到自己的心口捂了一会儿。她读完信后如释重负地喊了一声。
“他不会来。”
回信是那个印度人用歪歪扭扭的花体英文写的，他在信中表达了他有多么痛苦和失望。他诉说了自己如何朝思暮想地想要见到她，恳求她务必想尽一切办法解决阻碍她过边境的困难。他说自己不可能过来见她，不可能！有人悬赏要他的脑袋，他怎么会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这不是疯了吗？他还跟她开起了玩笑，她总不会想叫她的小胖子情人送命吧，对不对？
“他不会来。”她还念叨着这句话，“他不会来！”
“你必须再写信告诉他没有危险。你必须说如果有危险，你万万不会叫他来的。你必须说，他要是真心爱你就不会犹豫的。”
“我不写。我不写。”
“别犯傻。这事由不得你。”
她突然泪流满面，猛地扑到地上抱住阿申顿的膝盖，哀求他开恩。
“只要你放过我，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别胡搅蛮缠了！”阿申顿呵斥她，“难道你以为我要做你的情人不成？行啦，行啦！你给我正经点儿。你该知道不照我说的做会有什么后果。”
她站了起来，突然变得怒不可遏，冲着阿申顿劈头盖脸痛骂起来。
“这样就痛快多了嘛。”他说，“好了，现在你是答应写呢，还是要我叫警察？”
“他不会来的。写了也没用。”
“能把他弄来对你自己有利。”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是说，哪怕我尽了全力也不能让他过来，就会……”
她瞪大眼睛看着阿申顿。
“是的，不是他就是你。”
她站不稳了。她一只手捂住胸口，一言不发，伸出另一只手去取纸笔。可是这次的信写得不合阿申顿的意思，他逼她重写。她写完后一头倒在床上，又一次痛哭起来。她的伤心是真的，只是表现得有些像演戏，总也没法让阿申顿真的为之感动。他感到自己此刻与她的关系就像一个医生面对他也无法缓解的病痛一样，没有任何个人因素。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R会把这个特殊任务交给他来完成：执行这个任务的人必须头脑冷静，善于控制情绪。
第二天他没有去见她。这次的回信直到晚饭后才有人送来，还是费利克斯送到他住的小屋来的。
“啊，你给我带来了什么消息？”
“我们的这位朋友快要急疯了。”这个法国人微笑着说，“今天下午她去了火车站，那时刚好有一趟去里昂的车快要开了。她站在那里东张西望，不知所措，我就走过去问她有没有事要我帮忙。我介绍说我是一名保安。如果目光可以杀死人的话，那我这会儿就不会站在你面前了。”
“坐下说，我的朋友。”阿申顿说。
“谢谢。后来她走开了，显然她也知道自己没办法登上火车的。不过我要告诉你更有趣的事：她找到一个船夫要给他一千法郎，叫船夫把她送到对岸的洛桑。”
“船夫怎么回答她的？”
“他说他不能冒这个险。”
“是吗？”
小个子特工微微耸了耸肩，笑了笑。
“她要船夫今晚十点到通往依云镇的路口跟她见面，他们可以再谈谈。她还对那人暗示，她不会对打情骂俏的事太反感。我叫那人自己见机行事，只要事后把重要的事告诉我就行。”
“你确定这个人可靠吗？”
“噢，没问题的。他当然什么也不知道，何况她在我们的监控中。你不需要担心这个人。他是个听话的小伙子，我对他知根知底。”
阿申顿读了昌德拉的回信。信写得情真意切，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发自内心的苦苦渴求。这是爱吗？是的，只要阿申顿对此略知一二，真的爱是存在的。他在信中告诉她，他如何一连几个钟头徘徊在湖边，遥望着对面的法国海岸。他们之间仅有一水之隔，却不能相聚！他反复诉说他不能过来，央求她不要再为难他。为了她无论要他做什么都可以，可是他不敢冒这个险。然而，如果她非要这样坚持，他又怎能忍心拒绝？他一再央求她可怜可怜他。接着他又伤心欲绝地写了一大段，说他想到自己可能见不到她一面就要离去，真的太难过了。他问她有没有办法可以偷偷溜过去，他发誓说只要能把她抱在怀里，他就再也不会放她走了。信中写的词句生硬而又做作，但也丝毫没有让那几乎要将信纸燃烧的感情烈焰黯然失色。这简直就是一个疯子写的信。
“你什么时候可以知道她同那船夫交谈的结果？”阿申顿问。
“我跟他约了十一点和十二点之间到码头的栈桥上去见他。”
阿申顿看了一眼手表。
“我跟你一道去吧。”
他们下了小山，来到码头上，码头上寒风刺骨，他们走到海关楼的背后避风。过了一会儿，他们看到一个人朝码头走来，费利克斯从阴影中走出来。
“安托万！”
“费利克斯先生吗？我这里有封信要给你看。我答应了明早第一班船把信送到洛桑去。”
阿申顿瞥了这人一眼，没有问他同朱莉娅·拉扎里谈了些什么。他接过信来，借着费利克斯的手电筒读了一下。信是用不通顺的德文写的。
“无论如何不要来。别理会我的信。危险。我爱你，亲爱的。不要来。”
阿申顿把信放进衣袋里，给了船夫五十法郎，就回去睡觉了。可是第二天他去见朱莉娅·拉扎里时，发现她的房门锁上了。他敲了一会儿门，没有人应声。他大声喊起来。
“拉扎里夫人，快开门，我有话要跟你说。”
“我在睡觉。我病了。谁也不能见。”
“对不起，可你必须开门。如果你病了，我叫医生来。”
“不用，你走吧。我谁也不见。”
“如果你不开门，我就叫锁匠来撬门了。”
一阵沉默。接着他听到了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他走进屋去。只见她穿着睡衣，头发蓬乱，显然刚从床上起来。
“我已经耗尽了力气。我什么也做不了了。你一眼就能看出我病了。我难受了一夜。”
“我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叫医生来给你看看？”
“医生对我有什么用？”
他从口袋里掏出她交给船夫的那封信，递到她面前。
“这是什么意思？”
她看到这封信顿时倒抽了一口冷气，脸色发青了。
“你答应过我不会企图逃跑，也不会背着我写信。”
“你以为我会说到做到吗？”她大声说，语气中满是嘲讽。
“当然不会。跟你说句实话吧，让你舒适地住在这家旅馆里，而没有把你关进牢房，并不完全是为了照顾你的便利。可我要明明白白告诉你，虽说你在这里可以进出自由，可你根本没有机会逃出托农，跟你戴着脚镣锁在牢房里是一样的。你写的信根本送不出去，白费工夫，太蠢了。”
“浑蛋！”
她使出全身的力气骂了他一句。
“可你必须坐下来去写那封能送出去的信。”
“你做梦吧！我一个字也不会再写了。”
“你来这里的时候答应过了，你要配合做一些事的。”
“我不会再做了。我该做的已经都做完了。”
“你最好再想想吧。”
“想想！我早就想好了。你要怎样就怎样吧，我不在乎！”
“那好。我给你五分钟时间，你可以改变主意。”
阿申顿在凌乱的床边坐下，看着手表。
“啊，住在这个旅馆让我烦透了。你为什么不把我关到监狱去，为什么，为什么？不管我走到哪儿，总有特工跟着我。你逼我干的都是卑鄙的事。太卑鄙了！我犯什么罪了？你告诉我，我到底干了什么？我是个女人啊！你逼我干的事太卑鄙，太卑鄙了！”
她扯着嗓子大喊大叫，嚷嚷个没完。很快五分钟就到了。阿申顿没有说话。他站起身来。
“对，滚，滚吧！”她冲着他尖声叫道。
她又用脏话骂他。
“我马上回来。”阿申顿说。
他从房门锁孔里抽出钥匙，出门后转身把门反锁起来。他走到楼下，匆匆写了张字条，叫来一个便衣特工，派他马上送到警察局去。他转身回到楼上。这时朱莉娅·拉扎里瘫倒在床上，面朝墙壁，歇斯底里地抽泣着，身体抖个不停。她没有做出任何听见他进来了的表示。阿申顿坐到梳妆台前的椅子上，随意看着堆在梳妆台上的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全是些不值钱的低级梳洗用品，而且都很脏。不知用了多久的胭脂和面霜，黑乎乎的小瓶染眉膏和睫毛膏，还有油腻得可怕的发夹。屋里一片脏乱，空气中弥漫着低级香水味。阿申顿心想，这个女人一生都在四处流浪，从一个国家的小乡镇漂泊到另一个国家的小乡镇，她一定曾在几百个这样的下等旅馆房间里住过。他好奇地琢磨起了她的身世。她现在是个粗俗邋遢的女人，可她年轻的时候又是怎样的呢？在阿申顿看来，她不是那种适合从事这类职业的人，她不可能混出什么名堂来。他暗自心想：她会不会是出身于一个卖艺人的家庭（全世界哪儿都有这样的家庭，一家人世世代代都是跳舞、玩杂耍的，或滑稽歌手）？要不，她是不是因为爱上了一个从事这一行的人而偶然进入这一行，成了这个人的搭档？还有，这些年她都交往过什么样的男人呢？跟她一起表演的同行；行业经纪人和舞团的经理————这些人认为自己有点特权，可以借机占占她的便宜；还有她演出时到过一些不同的城镇，那里的有钱商人或年轻人可能会一时被她的迷人舞姿或性感的肉体所诱惑！对她来说，这些男人只是肯为她花钱的客人，她对他们一视同仁，把他们当作赚取外快的来源，因为她自己的收入实在太微薄了。但是对那些男人来说，她或许代表着一段风流艳遇。他们沉醉在花钱买来的搂抱中，得以一窥资本世界的纸醉金迷，领略到了更宽广的人生场景中的奇遇和光彩————哪怕是那么遥不可及和虚幻不实。
突然响起了敲门声，阿申顿立即大声应道：
“进来！”
朱莉娅·拉扎里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是谁？”她大声问。
她随即认出了进来的就是把她从布洛涅押解到托农移交给阿申顿的那两名警探，顿时倒抽一口凉气。
“是你们！你们要干什么？”她尖声叫道。
“起来！跟我们走！”其中一个厉声说，他的语气斩钉截铁，不容分说。
“恐怕你必须起来了，拉扎里夫人。”阿申顿说，“我要把你再次移交给这两位先生。”
“我怎么能起得来！我病了，你知道的。我站不住。你是要我死吗？”
“你要是不肯自己穿衣服，就只好由我们来帮你穿了，不过我们恐怕会笨手笨脚的。行了，行了，耍赖也没用的。”
“你们要把我带到哪儿去？”
“他们要把你送回英国去。”
一名警探抓住了她的一只胳膊。
“别碰我，别靠近我！”她愤怒地尖叫起来。
“放开她吧。”阿申顿说，“我相信她会明白还是少找麻烦的好。”
“我自己穿。”
阿申顿看着她脱下睡袍，从头顶套上一条连衣裙，双脚挤进一双明显太小的鞋子。她又理了理头发。在这个过程中，她时不时地用阴沉的目光匆匆瞅一眼那两个警探。阿申顿心里嘀咕起来，不知道她是否有胆量挺得过去。R会骂他是个大傻瓜，可他还是在心里祈求她能挺过去。她朝梳妆台走去，阿申顿马上站起来让座。她匆匆涂了些面霜，又用一条脏乎乎的毛巾擦了擦脸，然后在脸上抹了些粉，又描了描眼睛。不过她的手在发抖。三个男人默默地看着她。她在脸颊上搽了些胭脂，在嘴上涂了口红，最后戴上一顶帽子。阿申顿朝领头的警探做了个手势，那人从裤兜里掏出一副手铐，朝她走去。
她一眼看到了手铐，猛地后退几步，挥着手。
“不，不，不，我不要。不要这个。不要！不要！”
“别闹！你可别犯傻！”警探粗暴地说。
她一把抱住了阿申顿，像是要寻求他的保护（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不要让他们带走我，可怜可怜我！不行，我不要！”
阿申顿费了老大劲才挣脱开。
“我帮不了你了。”
那警探抓住她的手腕就要给她戴上手铐时，她突然大叫一声，瘫坐到地上。
“我答应照你们说的做。叫我干什么都行。”
阿申顿示意两名警探出去。他等了一会儿，让她冷静一下。她躺在地上，哭得很伤心。阿申顿把她拉起来，让她坐下。
“你要我干什么？”她抽噎着问道。
“我要你再给昌德拉写封信。”
“我脑袋一片混乱，一句话也写不了。你得给我时间。”
但是阿申顿觉得最好还是趁她现在惊魂未定就让她把信写好。他不想给她时间让她回过神来。
“我说你写。你只要把我说的一字不差写下来就行了。”
她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拿起了纸和笔，坐到梳妆台前准备写信。
“如果我写了这封信……你们成功了，我怎么知道你们会给我自由？”
“上校保证了你能获得自由。你要相信我一定会执行他的指令。”
“要是我出卖了朋友，结果还要去蹲十年牢房，那我真的太傻了。”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你可以相信我们会说到做到。要不是因为昌德拉，你对我们一丁点儿都不重要。你对我们没什么害处，我们何必费事花钱把你关进监狱去？”
她思索了片刻，很快就镇定下来了。仿佛她已发泄完了心头的情绪，突然变得头脑清醒、通情达理了。
“你说吧，要我写什么？”
阿申顿迟疑起来。他觉得这封信要写得多少像她自己写的那样，但他必须斟酌一番，措辞不能太流畅，也不能太文雅。他知道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往往容易言辞夸张做作，不论在书里还是在舞台上，总会让人感觉虚假，所以作者必须着力让他笔下的人物说话更简单，不要动不动就强调，哪怕在实际生活中是这样的。这是个严肃的时刻，可是阿申顿却觉得仿佛置身喜剧中。
“我没想到我爱上了一个胆小鬼。”他开始口述，“如果你真心爱我，那么我要你过来你就不可能犹豫……在‘不可能’下面画上两道线。”他继续说下去，“我告诉你了，没有危险。如果你不爱我，你不来是对的。你不用来了，回柏林去吧，你在那里会很安全。我受够了。我孤零零一个人在这里，我等你等得都生病了，我每天都在念叨，他就要来了。你要是爱我就不会这么犹豫不定。我总算看清楚了，你并不爱我。我现在想起你就厌烦。我身上没有钱，住的旅馆糟透了。我没必要再待下去了，我可以在巴黎找个人订婚。我有个朋友在那儿，他认真向我求过婚。我在你身上浪费的时间够多了，可你看看我得到了什么。就这样结束吧，再见了。你再也找不到一个像我这样爱你的女人了。我无法拒绝我那个朋友的求婚，所以我已经给他发了电报，一收到他的回电我就马上去巴黎了。你不爱我，我不怪你，那不是你的错，可是你要明白，我要是再这么浪费生命，那我就是个傻子。谁也不能永远年轻的。再见，朱莉娅。”
阿申顿读了一遍她写好的信，他并不是十分满意。但是他只能做到这样了。好歹还有几分像是真的，这并非文字之功，而是因为她英文不好，是照着读音写的，拼写就更不成样子，字迹像是小孩子写的，有些字她画掉了重写，有些词句她写成了法语。还有好几处泪水落在纸上，模糊了墨迹。
“我不打搅你了。”阿申顿说，“或许下次再见到你时，我就能告诉你获得自由了，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请问你打算去哪里？”
“西班牙。”
“那好。我这就去把该准备的全替你准备好。”
她耸了耸肩。阿申顿离开了她。
现在阿申顿除了等待就没有什么事可做了。当天下午他便派人去洛桑送信了，第二天一早他又去码头接船。紧挨着售票处有一间候船室，他吩咐两名警探在这里待命。每当一条船到达时，乘客都要沿着码头排队，依次接受护照检查后才能获准登岸。如果昌德拉来了，出示了他的护照，他的护照很可能是某个中立国签发的假护照，这时他会被要求等一下，阿申顿会对他进行辨认，辨认无误后他就会被逮捕。阿申顿看着船靠岸后，船上的乘客都聚集在舷梯口时，他竟感到一阵激动。他仔细审视着每一名乘客，但他没有看到一个看上去像是印度人的乘客。昌德拉没有来。阿申顿不知如何是好。他已经打出了他的最后一张王牌。在托农登岸的乘客也就六七个人，当这些人都接受过检查，各自上岸后，阿申顿在码头上慢慢溜达起来。
“得了，我们白忙了。”他对刚才在检查护照的费利克斯说，“我想要看到的这位先生没有露面。”
“我这里有一封信要给你。”
他递给阿申顿一封写着拉扎里夫人收的信，阿申顿一眼就认出了昌德拉·拉尔像蜘蛛网似的笔迹。就在这时，一艘从日内瓦出发开往洛桑终点站的轮船正渐渐驶入视线，这艘轮船每天早上在反方向的航班开出后二十分钟到达托农。阿申顿突发奇想。
“捎这封信来的人在哪儿？”
“他在售票处。”
“快去把这封信交给那人，让他去退给要他捎信的人。他要跟那人说，他把信送到那位女士手里了，可人家不收，又原封退回了。如果那个人还要他再捎一封信，他就说，再捎信没什么意义了，人家已经在装箱打包，要离开托农了。”
他看到信递给了那个人，给他的指示也都交代了，这才回到小山上他住的那所小屋去了。
昌德拉可能会坐下一班船来，那班船五点左右到达，阿申顿正好在那个时间与一名在德国活动的特工有一个重要约会，他便提前告诉费利克斯他有可能会晚到几分钟。不过，如果昌德拉来了要把他拖住一会儿也不难，反正他要坐的到巴黎去的那趟火车要八点过后才开。阿申顿处理好公务后，悠闲地漫步下山朝湖边走去。天还没黑，从小山顶上可以看到那条船已经离岸。时间有些紧急了，他本能地加快了脚步。忽然他看到有个人朝他跑来，他认出了就是那个捎信的人。
“快，快。”那人大声喊道，“他来了。”
阿申顿的心在他的胸口怦怦直跳。
“总算来了。”
他也跑了起来，两个人一齐跑的工夫，那人气喘吁吁地给他讲了事情的经过：他把那封未开启的信送了回去。当他把信递到印度人手里时，他一下子脸色煞白，看上去好可怕（“我从没想到过一个印度人也能脸色这么白的。”他这么说），然后他把手里的信翻来覆去地看，好像不明白他自己送出去的信怎么又回到了他的手里。他的眼泪夺眶而出，扑簌簌地流满了两颊。（“那副哭相很怪异，你也知道，他很胖。”）他说了一些话，可那人听不懂，他便用法语问那人，去托农的船什么时间开。那人登上甲板后四处张望了一圈，没有看到他。然后才发现他缩在一件大袍子里，帽檐压得低低的，一个人悄悄站在船头。船开后，他一直目不转睛地望着对岸的托农。
“现在他在哪儿？”阿申顿问。
“我先下船了，费利克斯先生要我马上来找您。”
“我估计他们把他扣在候船室了。”
他们跑到码头上时阿申顿已上气不接下气。他一头冲进了候船室。屋里有一群人扯着嗓子比比画画地嚷嚷着，他们围着躺在地上的一个男人。
“出什么事了？”他大声问道。
“看吧。”费利克斯先生说。
躺在地上的是昌德拉，他两眼圆睁，口中流出一道白沫，人已经死了，身体抽搐得变了形。
“他自杀了。我们已经派人去请医生了。可是他很快就没气了。”
阿申顿感到浑身一阵战栗。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这个印度人上岸后，费利克斯根据资料描述认出了这就是他们要缉拿的人。船上只有四名乘客，他走在最后。费利克斯故意慢吞吞地检查前面三人的护照，最后才检查他的护照。那是一本西班牙护照，各项记录无误。费利克斯问了些例行公事的问题，并一一写在公文纸上。然后他抬头看着他，和颜悦色地对他说：
“请到候船室来一下，有一两个手续要办。”
“我的护照不合格吗？”印度人问道。
“完全合格。”
昌德拉迟疑了一下，但还是很快跟着警官走到了候船室门前。费利克斯打开门后，就站在了门边。
“请进吧。”
昌德拉进去后，那两名警探立即站起身来。他肯定马上看出来那是两名警官，因而明白自己落入圈套了。
“请坐，”费利克斯说，“我现在有几个问题要你回答。”
“这里太热了。”他说，事实上这屋里真的点了一个火炉，把屋里烤得跟蒸笼一般，“我得脱掉我的外套，如果你们允许的话。”
“没问题。”费利克斯客气地答道。
他脱掉了他的外套，显然费了好大劲儿才脱下来，然后转过身去，把外套搭到一把椅子上。接着，还没等大家看出发生了什么，他们就惊异地看到他踉跄了一下，便重重地栽到了地上。就在他脱外套的工夫，他已设法将一只瓶子里的东西吞了下去，这瓶子还紧攥在他的手里。阿申顿拿起瓶子嗅了嗅，他闻见了一股浓烈的杏仁味。
大家一直围着躺在地上的这个死人呆呆看着。费利克斯心怀歉疚。
“上级会很生气吗？”他紧张不安地问。
“我认为这不是你的错。”阿申顿说，“好歹他不能再作恶害人了。在我看来，他这么了结自己倒也不错。想到他会被处决我总有些不好受。”
过了几分钟，医生赶到了，宣布他已经死亡。
“是氰化钾。”他对阿申顿说。
阿申顿点点头。
“我现在就去见拉扎里夫人。”他说，“如果她想再住上一两天，我会同意。不过她要是今晚就想走，当然也可以。你是否可以去通知在警局值班的人放她走？”
“我自己也会在警局的。”费利克斯答道。
阿申顿再次登上小山。夜幕已经降临，空气寒冷，但天空无云，月光明亮，一弯细细的新月挂在空中，发出闪亮的白光，不觉三次伸手去摸放在衣袋里的钱。他走进旅馆时，立刻感到一阵反胃：四周冷冰冰的，了无生气，空气中散发着卷心菜和炖羊肉的气味。大厅的墙上贴满了铁路公司的彩色海报，为法国城市格勒诺布尔和卡尔卡松，还有诺曼底的海滨浴场做广告。上楼后，他在朱莉娅·拉扎里的房门上敲了一下便推门进去。只见她坐在梳妆台前怔怔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看上去灰心丧气，显然是在发呆。她在镜子里看见阿申顿走了进来，一看见他的脸，她顿时脸色大变，猛地跳了起来，把椅子都碰翻了。
“出什么事了？你为什么满脸煞白？”她喊叫道。
她转过身来，注视着阿申顿的脸，她的五官渐渐扭曲，变得惊恐万状。
“他被抓住了？”她气急败坏地问道。
“他死了。”阿申顿答道。
“死了！他是服毒药了。他还来得及做这事。他总算逃脱了你们的手掌心。”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怎么知道他服毒了？”
“他一直随身带着的。他说过，英国人永远别想活捉他。”
阿申顿思索了片刻。她很好地守住了这个秘密。他也能想象得到昌德拉有可能会是这个结局，但是没想到这么充满戏剧性。
“好吧，现在你自由了。你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没有人会阻拦你了。这是你的车票和护照，还有你被捕时身上带着的钱。你还想见一下昌德拉吗？”
她吃了一惊。
“不，不见了。”
“是没必要了。我以为你或许还放不下。”
她没有哭。阿申顿猜想她已心力交瘁。她忽然显得无动于衷。
“今晚会有电报发到西班牙边境，指示那里的负责人对你放行。如果你愿意听我一句，还是尽早离开法国吧。”
她没有说话。阿申顿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便准备告辞。
“很抱歉我之前只能严厉对待你。现在我想你最难熬的时候总算过去了，让我略感欣慰。你朋友的死一定让你深感悲痛，希望时间可以缓解你的悲伤。”
阿申顿微微欠了欠身，转身朝门口走去。可是朱莉娅叫住了他。
“稍等一下，”她说，“还有一件事要麻烦你。我想你还是有点儿仁慈之心的吧。”
“如果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的，我愿意效劳。”
“他们准备怎么处置他的遗物？”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问这个？”
接着她说了一句话让阿申顿困惑又惊讶，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他那里有一只手表是我去年圣诞节送给他的，花了我十二镑。我能要回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