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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 趙汸 編
論學春秋之要
晦菴言：「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意。」
或問於程子曰：「左氏可信否？」曰：「信其可信者。」朱子亦曰：「左氏所傳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又曰：「三傳唯左氏近之。」蓋疑之中又信，信之中又疑。據澤一得之愚，則須全信左氏事實，而闕其浮誇與義理錯誤處，而後春秋可説。此乃簡要切實之言，若且信且疑，則無益矣。然杜元凱深信此書，而亦未見有以踰人者，此則理學未精之故。今生於河洛、考亭諸大儒之後，理學明矣，若以此而學春秋，更用丘明、元凱之功，則經旨自應卓異，然伊川、晦菴於此一經，乃未嘗有成説者，此則不曾用得丘明、元凱工夫之故。蓋用得元凱工夫，只可到得元凱；用得丘明工夫，只可到得丘明，自有等第。及已到得丘明，去經旨尚隔數程，到此却只須虚心静定涵養，然後聖人之心乃可得見。及其得也，則凡一切要妙之義，不論大綱小目，皆不出程、朱平日討論意思中，而其事迹亦不過據左氏見在之文，未嘗有所移易變更，而義理自然的當精妙。今學者舍鄙言不肯從事，而徒過用其心，非澤之所敢知也。
學春秋只當以三傳爲主，而於三傳之中，又當據左氏事實以求聖人旨意之所歸。蓋於其中自有脉絡可尋，但人自不肯細意推求爾。
春秋書法，須考究前後異同、詳略，以見聖人筆削之旨。事同而書法異，書法同而事異，正是聖人特筆處。大抵先於夫子未脩春秋前觀之，然後沿流而下，綱舉目隨，無不脗合。若只從隱公以後求之，宜乎多所不通也。
春秋本是記載之書，記事而提其綱要，以著得失、明大義也。學者只當考據事實，以求聖人筆削之旨，然自三傳已有不同，難以歸一。至于近代，各信所見，視三傳甚輕，故晦菴先生不信諸家傳注，而亦自謂春秋難説，决意不解此一經。澤一得之愚，以爲衆説雜亂難信，誠如晦菴之言，然若遂以爲决不可通，則亦太過矣。蓋短中取長，未嘗不可。今若於左丘明、杜預上，更加向上工夫，則考事既詳，義理分明，亦焉有不可通之理？澤既積五六十年之勤，一旦大有所悟，遂通聖人書法。嘗謂物極則變，變則自然須復其常。應諸經要妙不傳之旨，天地神明不欲使人知之，則無如之何。若天地神明一旦欲使人知，則澤適乘其機，而悉得其説矣。蓋用工既深，篤信聖人，天理亦有時而復故也。
説春秋當求事情，事情不得而能説春秋者，未之聞也。如文公十八年，「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兩卿如齊，雖桓公伯諸侯之時，魯亦未嘗如此。原其事情，雖爲賀惠公立，謝齊會葬，然亦是爲立宣公之地。自二卿如齊，至明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凡十三事，而八事皆爲齊，而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公即位，皆遂之爲也。一歲之間，書卿聘齊者六，此果何爲哉？如此推尋，則知是公子遂殺適立庶，急欲求齊以定公位，故冒喪娶齊女，棄濟西田，此所謂事情，此所謂以經證傳，亦復以傳證經也，此爲説春秋要法。
左氏雖見國史，識本末，然所好惡與聖人異者常多。公羊、穀梁大義雖有可觀，而考事益疏，亦非可據以求經旨者。然三傳去古未遠，三家之注，義例雖不同，然猶勝於近代去聖久遠，遂乃肆意創爲新奇一切汛濫不根之説者。故澤於此每用先儒取蘇子由春秋説之意，只據左氏事實而參以公、穀大義，其衆説不齊者，每虚心以求至當之歸，其不可彊通者，則勿忘、勿助，以待理熟而自悟，及其有悟，則亦多在左傳中，而二傳亦時有所益，是以不敢輕毁傳注。嘗有言曰：「讀書之法，務要虚心，勿先以一説横於胸中，遇有疑處，亦且存留，不可遽執所見。如公羊、穀梁最難看，蓋事訛錯而義理時有可觀，善者從之，而可疑者闕之。久之，事既順序，而義理亦明，然後是非可定。古人最可取者，莫如鄭康成、杜元凱。元凱於義理，雖隨左氏而錯，然推校經傳，亦最精詳，但得崇信左氏事實，於經甚有功。學春秋者，若不出於此，而徒過用其心，非澤之所敢知也。」
説春秋，當據左氏事實，而兼采公、穀大義，此最爲簡要。
杜元凱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此於春秋最爲有功。澤之用工大略亦倣此，但左氏有錯誤處，必須力加辯明，庶不悖違經旨，此所謂愛而知其惡，而杜氏乃一切曲從，此其蔽也。
學春秋，以考據左傳國史事實爲主，然後可求書法。能考據事實，而不得書法者，亦尚有之，未有不考據事實，而能得書法者也。
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只就「史」字上看，便見春秋是紀事之書，學者須以考事爲先。考事不精而欲説春秋，則失之疏矣。夫考事已精，而經旨未得，尚多有之，未有考事不精，而能得經旨者也。又須先曉史法，然後可求書法。史法要精熟，書法要委曲，求合于中。近代解經不通，遂作翻案法，如老吏整備文卷，雖可照刷，其若情實何？
古人説春秋大意，如公羊、穀梁緊切數條之外，則太史公「予聞之董生」一段，議論甚正大，無一語不好。又如「左氏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及三叛人名之類，皆理明義正，春秋大意，亦自可知。但欲推究精密，旁通曲暢，使筆削之指曉然，則前之衆説，俱未得爲完備。故春秋一經，所以自秦漢以迄于今，未得的當之説者，正以此爾。晦翁深知其故，每答門人以爲不知孰爲筆，孰爲削。又公羊云：「其辭則丘有罪。」孟子亦曰：「罪我者春秋。」今讀春秋，亦未見得聖人許多擔當處。凡春秋所以難説者，晦翁此言，已得其矣。此是灼見，諸儒之病，深知聖道不可淺窺。澤所以勤苦四十年，孜孜汲汲，晝夜以思者，不過爲此而已。大抵先儒非是不曉大意，止是推測本原未盡，此經傳注已多，然只當以丘明、元凱爲主，却更加精思，别用一種工夫，上泝其源，下沿其流，游心既廣，冀有觸悟，如此而後庶幾真有所得。及見春秋本意之渾全，譬猶登泰山，日觀窮咸池、扶桑，以覩大明之升，光輝爛然，萬象昭著，而宇宙間雲霾物怪各已消散，若所見果能爾，則大義始明，而凡舊説之迂僻固滯、淺陋怪誕之説，不辯而自破。静而思之，雖於民生日用，未有旦暮水火之益，然而教義亦已明白，真曠世之奇事也。
春秋固是經，然本是記事，且先從史看，所以如此説者，欲人考索事情，推校書法。事情既得，書法既明，然後可以辯其何以謂之經，何以謂之史。經、史之辯既决，則春秋始可通，而凡古今之曲説異端，不待致詰而無所遁其情矣。
晦翁謂春秋所以難説者，如孟子所云「春秋天子之事」，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今看春秋，便不見得何者是聖人所削，亦便不見得如孟子所言、晦翁之説如此，澤謂如書弑逆，直史所書是如此，聖人所書亦是如此，聖人與直史之功何以辯？若果無辯，則直史所書亦可以懼亂臣賊子，何必聖人乎？如此推尋，方有意味。所謂直史所書與聖人同者，如趙盾弑其君、崔杼弑其君，二國之史已如此書，其餘諸國書法亦必皆然。據此則聖人果何以與直史異？如是推究，見得春秋果是難説，則始能不惑於傳注，却方别下一種工夫，庶幾看到的當處耳。澤之學，如立的以射，立的既高且遠，故難爲功。今以其嘗涉歷者告人，人猶疑其誕謾也。
凡説周易、春秋，既看傳注了，須要换却精神心術方可。若有所得，自然觸機而悟。其機括，亦初不離經傳中，但人自不見爾。正如周易先天圖，在康節看，自然生出許多道理，在他人看，只是見得伏羲布置亭當而已。故凡讀書爲最難，世人只是通其訓詁文義，於妙處實無所契。澤於周易、春秋是苦思之功，思慮既極，而鬼神通之，非妄言也。
説春秋所以難者，緣書法難考，端緒亦不一，聖人又未易知。今説春秋，若將二百四十二年通求其義，亦未必能知春秋。若將一二十年書法通看，亦未是知春秋。唯是止將一二事詳細推校，看到的當不可移易處，然後知春秋果非聖人不能作。
周易雖失象學，春秋雖失書法，然經傳中未嘗無端緒可尋，但人自不曾精探力索耳。若尋見端緒，自然合得經旨，不患人之不從，故周易、春秋廢墜，尚有復之理。若禮，則本殘闕之文，遇有疑難，更難考據。
魯隱公居攝，凡事謙讓，故號令亦往往不行，如翬帥師是也。無駭入極，無駭卒、挟卒，皆無氏，此皆謙不敢自謂爲君，所以如此。及無駭卒，則不可無氏，所以始賜之，故後來都無不賜氏之例。唯溺會齊師，然却是貶，所以去族，非不賜也。凡推春秋當如此。
凡看春秋，苟能知其大意，正不必安注脚。所謂得大意者，如玩易必須曉卦象、爻象，使之透徹。及識其變處，則易之辭自然易曉矣。春秋是事，却須考事之本末，而照察其情，又須推原聖人所以作春秋或筆、或削之指，則春秋自然易知矣。
周易、春秋是有繩墨規矩之文，不比他經。學二經者，若知其有繩墨規矩，則始可學。此二經者，若能探其旨，知其繩墨，識其規矩，則雖不下注脚，而經旨亦明。
澤於春秋，乃是逐事事比量，錙銖計較，務適於中，用心既久，始能純熟，所以後來説易，又較易。蓋二書雖不同，而聖人之心，精妙則一。春秋方嚴而有温厚者，在周易通變而有典常者存。圓融以求之，則理可得矣。昔張旭學草書，見舞渾脱劒器及擔夫争道而大進，彼執技者猶有所感發，則澤因春秋而悟易，以經識經，豈妄語哉？
澤説周易所以較易者，蓋是先於春秋已用過精神心術，所以觸機易悟。
凡諸經最難通者，周易象學、春秋書法、二禮祭祀大典，三者其難實均。以精微隱賾言之，則易難於春秋，春秋難於禮。以歷代事體言之，則禮難於春秋，春秋難於易。然皆聖人精神心術所寓，所以三者之中，但通其一，則餘二者可以觸機而悟也。説經欲全通甚難，如易、春秋須要全通，諸家傳注最好者，只是藉作梯級，更於傳注之上别用一種工夫，虚心以求，勿忘勿助，以俟理熟，到得確然不可移易處，則固滯始化，方是真得，然後可以旁及餘經，不然則固滯未化，不可旁通也。
春秋所以難看者，蓋是大意不定。今欲如此主張，及至入其中，又不知不覺錯了。大抵如看[1]千門萬户之宫乘，高以望，盡在目前，巧思者觀之，便知其中曲折深密處，若無目力者，亦見大，但入到中間，却不論巧拙皆眼迷心惑矣。伊川先生説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唯時措從宜者爲難知耳。「時措從宜」四字最好，但據澤看，則春秋難知者，固是時措從宜，而易知者，亦未嘗不是時措從宜也。
諸經如詩、書，大意亦可見，其古注及近注，不可偏廢。周禮關繋古今時俗，若不識古今之變，則此經實不易學。澤雖先從事於易、春秋，然所得實自周禮始，凡近世疑周禮處，必竭盡其愚，以發明之。既用其誠，是以神明亦若有默相之者，其後稍悟於易、春秋。蓋以周禮爲之先也。然易與春秋其難易亦不同，春秋自三傳已錯，去古近者尚如此，况去古遠者乎？大抵春秋由先儒各執所見亂説，故最難識本意。澤於此書，蓋極其勞苦，其求之未得，則日夜以思，粗有所得，則喜得而未快，則亦抑鬰久而後釋然，無所滯礙，然使其稍有名譽，顯著於世，又安能始終用志於此，久而不變哉？故春秋爲最難，而易次之。非易果易學也，吉凶消長、進退存亡，有一定之理，大意可得而推。設令不能精微，其所失未遠。若春秋，則事理差訛，謀王斷國者，遂從而舛錯，爲害不小，如春秋復九世之讎，聖人曷嘗有此意，而漢武帝執此一語，遂開西北邊禍，及平民殫財喪師流血千里，然則春秋果可易言哉？
春秋非聖人不能脩，蓋是撥亂之書，不得已而作，所以有許多委曲難看。古書未焚，策牘具在，不脩春秋，一一可考，諸侯之史又存，則此時春秋争一半工夫，所以左氏終得彷彿者，是親見國史故也。焚書之後，舊史皆無可考，則春秋自是難説，但先儒於易説處，却亦多失之。[2]
説春秋須要推究事情，使之詳盡，然後得失乃見，如澤説桓母仲子是惠公失禮再娶，乃是推尋始見得如此，所以確然自信不惑。蓋經書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若以仲子爲適，則正當祔廟，不應别立宫。若謂母以子貴，則魯十二公非適出者尚多，皆未聞爲其母别立宫者，别立宫，止有仲子。蓋是嘗以夫人禮娶之，故特異之也。又禮記稱：「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如此則惠公之娶仲子，蓋已請命於周室，周室知有仲子，所以後來天子歸其賵也。如此推尋，則知當來仲子歸魯是以夫人禮聘之明矣。此雖失禮，然在魯之臣子，則不當論。
澤於春秋，只是説得較平，亦是推得頗盡。若推得未盡，則斷斷乎疏略矣。如杜元凱亦自善於推尋，只是不曾推尋得透徹，所以窒滯不通。
推春秋之法，不一而足，固有一見即易知者，如衛侯燬滅邢是也；有思而後得者，如晉侯執曹伯、秦伯伐晉之類是也；有思而得，得而不完者，如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晉人執虞公之類是也；有思而不可得者，如顛倒宋、鄭及齊崔杼弑其君光之類是也。凡若此類，使人徒用其思，竭天下後世之精神心術，而莫能通其説，此説春秋所以爲難。
説春秋者，當先以經證經，又其次引他經證，又其次以經證傳，又其次以傳證經，展轉相證，亦復出入諸書，如此則用心密而乖謬少矣。或謂傳不可以證經，此則不然。夫作傳所以釋經，若釋經而無傳，又何所據？傳是文卷，經是結案斷例。然亦止是左傳可據，若公、穀則但采其義理條貫而已。所謂以經證經者，謂如一時不雨則書時，即此便可證「春秋」二字。齐侯逆王姬，便可證單伯送王姬。妾母薨葬，便可證考仲子之宫。此是經自相證。次引他經證者，如諸侯同盟有周禮可證、九合諸侯有論語可證是也。所以謂之以經證傳者，如書楚公子干出奔晉，便知楚圍是篡，傳文不妄。書葬莊公，便知國内亂而緩葬。書晉人執虞公，便知滅虞、虢之事，傳文可據。所謂以傳證經者，謂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殺在先，而經書在後，蓋是從赴。又如狄滅邢、衛，晉侯召王，子般卒，子卒之類，皆當以傳文爲據，經文則有所諱也。又如傳稱成季奔陳，而經不書，却只書季子來歸，此是以傳證經。知此四者，而後可與言春秋矣。
説春秋，如公伐齊納糾，楚殺其大夫得臣，衛甯喜弑其君剽，此等處皆是看春秋緊關，不可不知。
凡説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要識聖人渾然醇厚，凡一切峭刻煩碎之説皆除去之，毋惑傳注，而後聖人之旨自明，褒貶得其當矣。
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大抵説春秋，若太急迫，則所謂疾惡太甚，須是較平，則聖人之意自見，然必須推究令詳盡乃可。
説經當務平正，不可失之偏，尤不可好奇立異。如春秋有貶無褒，此既失之偏，又是欲立異，然其説自窒礙不可行，徒欲得立異之名爾。二百餘年，豈無一人一事合道理？豈可謂之全無褒乎？如「季子來歸」，既稱其字，又稱來歸，是喜之之辭，安得彊以爲貶？又如「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此亦是書其得禮。但貶多而褒少則有之，然又有褒中之貶，貶中之褒，其義不一而足，不容以管窺爾。
説春秋，當先識大意，謂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之外求之。若不識大意，而於逐事推尋，則舛謬必不少矣。只如「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云：「王者曷謂？謂文王也。」此已失之拘滯。若復推究其極，則文王雖爲周家始受命之君，然居殷之世，乃殷之諸侯耳。文王自承殷正朔，曷嘗自以建子爲正乎？今直以王正月爲文王，是改殷正朔自文王時已如此，其爲教義之害非小小矣，故説春秋易致差錯。杜元凱却云：「魯隱之始年，周王之正月。」此言平正無疵。杜氏於大意固亦未甚明，然較之他人則有間也。
* * *
[1] 「看」，四库本作「開」。
[2] 元刻本此處有「三桓是桓公、文姜之子，而春秋書法，於文姜不少恕，如夫人姜氏會齊侯，夫人姜氏享齊侯，夫人姜氏如齊、如莒。其子孫見此，豈不有怒？然却又如此書，此便是難説。澤嘗謂此處是看春秋緊關，匿透得此關，則春秋甚易説，不透此關，則縱饒説得好，亦多是彊説而已。」此部分爲論魯史策書遺法中之内容，顯係重出，四庫本、通志堂本皆無，據删。
經旨舉略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尋其事情，惠公失禮再娶仲子，蓋嘗假寵於王命以爲夫人，故王室知有仲子，仲子得與惠公並稱。蓋王室已嘗名之曰魯夫人也，然失禮甚矣。
考仲子之宫，所以得書於經者，其義有二：始用六佾一也。仲子雖貴，然桓未爲君，隱公能堅讓桓之志，故尊桓母，免喪而作宫，又謀於卿大夫，以定其樂舞之數，此亦稀有之事，二也。以此二者故書。蓋子爲君而尊其母，此爲常理，在隱公則爲賢，然此事猶有可疑者，妾母立宫既有定制，則樂舞亦必有定數，何故至仲子始定樂舞？如此推尋，又似前此妾母未嘗立宫，或止是祭於寝。别立宫者，止有仲子，所以見其始以貴聘，故其終也特異其禮與？又六佾始書於經，則魯先君之宫皆僭用八佾明矣。及仲子立宫，乃是創見，故疑八佾之舞，而問於衆仲。初獻六羽也，以其是特立之宫，故可更議其制。若先君之宫，則相承僭禮已久，不可輕議，是以獨仲子之宫用六佾焉。竊謂此説頗合事情，但妾母祭禮，終不可見。據穀梁則當築宫以祭子、祭孫止，然其説太簡略矣。夫築宫，一世而遽毁，果合禮意乎？故竊以爲不築宫則已，若築宫，則亦當以親盡爲斷。
隱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公羊傳曰：「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何休曰：「有事者，巡守祭天，告至之禮也。當沐浴絜齊以致其敬，故謂之湯沐之邑也，所以尊待諸侯而共其費也。禮：“四井爲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共槀穀而已。」澤謂據何氏止是東方諸侯耳，三方從可知。然則諸侯湯沐止四井，而書於經者，記禮之廢，有感於王室微，而無復巡守也。
桓公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范氏曰：「祭公，寰内諸侯，爲天子三公者，親逆例時，不親逆例月，故春秋左氏説曰：“王者至尊無敵，無親逆之禮，祭公逆王后，未到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鄭君釋之曰：“大姒之家在郃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逆于渭，即天子親迎之明文也。天子雖尊，于其后猶夫婦，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澤謂范氏説固善，然天子親迎之禮，終不見明文，於古不知如何，但所引文王親迎爲證，則文王之初載，其時實諸侯耳，未可據以闢左氏説也。記所云繼先聖之後，則凡諸侯亦孰非先聖之後乎？魯、衛、晉、蔡、曹、滕出於周之文武，宋、杞、陳爲先代之後，大抵多是聖人之後也。爲天地宗廟社稷主者，亦據魯祀天而言耳。既用先代禮樂，安知其不祀天乎？凡此恐未可據以爲天子親迎之證，恐古者必有天子親迎之禮，其後未必行，况當春秋時，魯君往往皆是遣卿，諸侯亦已皆然，當時事體自應如此，不可責以舊禮，况天子乎？大體春秋時，敵國既多，諸侯守宗廟社稷之重，若一一修親迎之禮，自於事體不便，禮有因人情而變者，故春秋娶女，雖不備禮，而天子諸侯俱遣重臣，亦禮之變也。又當時天子、諸侯其他廢禮越禮者，何可勝計？若於此責之，是放飯流歠而問無齒决之謂矣。
鄭伯突出奔，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突不正却稱鄭伯，是從其實。忽已爲君，尚稱世子，是明其爲正。若皆書鄭伯，則二君争國，一出一入間無異，事曲直莫辯，故忽只書世子，則突是篡可知。突不貶者，魯、宋爲之主，已成爲君，故從其實，而惡自見。然則屈忽稱世子者，所以伸忽也。
桓公、子糾之事，按程子之説，以子糾、桓公爲襄公二子。據左傳則云「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則齊桓乃僖之子，襄公之弟也。又按程子以桓公爲兄，子糾爲弟，據公、穀及三傳之注，則子糾是兄，桓公是弟。又荀子言，桓公内行則殺兄而争國，則子糾乃桓公之兄也。又據古者諸侯一娶九女，適夫人無子，則立右媵之子；右媵無子，則擇諸左媵；左媵無子，則取於夫人娣姪；夫人娣姪無子，則取於右媵娣姪；右媵娣姪無子，則取於左媵娣姪，故凡立子，皆是隨其母之貴賤。今桓公之母與子糾之母，其班序高下，無得而考，則桓公、子糾之孰爲應立，皆不可知，故其是非不可懸斷。但公羊、穀梁去古未遠，皆謂子糾應立，所以不直桓公，至謂之篡，又謂經書「齊人取子糾殺之」，是自殺其應立之子。又桓公既得國而猶欲殺子糾者，蓋有應立之道，是其所忌。若當時桓公果是兄，子糾果是弟，桓母班序又高，則可用伊川之説，子路、子貢亦可以無疑。今二子皆以此爲問者，是當時公論不直桓公，皆謂子糾應立，桓公不當殺兄，然夫子皆不答所問，乃直取管仲之功，此則正是聖人妙處，不可窺測者也。然夫子不責管仲以死者，蓋公子無爲君之道，師傅，先君所設，不可純以臣禮律之，有患難則相與周旋，既已宣力效勞，竭盡其節，而偶脱虎口者，則亦在所可恕，如管仲是也。若桓公、子糾事，須按春秋經文爲正，不按經文，則不見聖人之妙。
桓公之功最著於存三亡國，而其最謬莫甚於釋慶父、里克而不誅。
魯莊公蓋亦崛彊、偃蹇，桓公雖霸，終不往朝之，却因納幣、觀社、逆女方往齊，固皆是非禮，然亦足以見莊公於齊，亦頗偃蹇，其於齊皆以他故往，自夫人至後，亦不復往齊，止會遇而已，蓋終不曾特往朝之。齊却親魯，此桓公所以爲賢。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蕭叔蓋朝齊，因公在穀，故就朝。蓋前此未嘗相見，故行朝禮。禮有從權。杜氏謂：「嘉禮不野合。」非也。又以叔爲名，澤以爲字。又齊與魯遇，蕭叔在焉，自不得不見。又遇禮簡易，諸侯體敵可用遇禮。蕭是附庸，雖邂逅，於理應朝。
「齊仲孫來。」傳曰：「齊仲孫湫來省難。」澤謂諸臣以私事來，惟王人書，故書祭伯來是也。今仲孫之來，[1]實齊侯之命，其名爲省難，其實爲覘國，而上以「齊仲孫來」書之，正[2]所以疑之也。齊有因亂取魯之志。仲孫之來，魯之存亡[3]得失所繫，而止以四字録之，所以使人深求其故也。存國體，故不書省難。非以嘉好聘，故不書使。不書使，故不復稱名。不稱名，則若以私事自來。蓋亦陽若不知其故者，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然仲孫之志，亦欲存魯，實亦賢者。不書名，亦所以嘉之。桓公終亦存魯，能改過遷善，有存亡繼絶之德，故終録其使，變其文，善其辭，簡其字，而意義深矣。齊侯之使仲孫，善惡未判，仲孫歸而魯之存亡始决，故書法如此。善處大變故者，惟聖人獨能之。
「衛侯燬滅邢。」先儒皆謂譏滅同姓。澤更推尋，以爲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當來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既已封伯禽於魯，又封其支子六人，所以答周公之勳勞。及至春秋時，往往爲人吞併。今邢又爲衛所滅矣。邢與魯同出自周公，則邢之存亡，於魯甚相關。衛既忍於滅周公之後，而魯不能爲之請於天子，請於大國，請於衛，以復存其社稷，以篤親親之恩，聖人深有感於世變，故書曰「衛侯燬滅邢」，雖罪衛侯，而亦繋於魯也。
「天王狩于河陽」，於史當曰「晉侯召王」。今史記書「晉侯召王于温」，此所謂直筆也，然則厲聲色以罵人，人未必服，何則？忿戾諱過者恒多，則嚴督責之説，有時而窮矣。聖人順天理之正，明君臣之義，爲之改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豈非遏惡揚善，成人之美哉？雖使 晉文公復生，親見夫子書法，亦將帖焉心服，可以坐消其彊猛之氣，而遷善遠罪之不暇矣。此其比於直筆，豈不百倍其功哉？
「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公羊、穀梁似此等處多云實與而文不與，固是説得好聽，却全不曾尋得書法之妙。蓋此時本已縣陳，以申叔時之諫而止。聖人許人遷善，故没其縣陳本意，而止以入陳爲文。又本是先入陳，而後殺徵舒，討弑君賊。今却先書殺夏徵舒，而後書入陳，便是聖人先正其討賊之義。觀聖人於此，實有所激，緣齊桓、晉文俱有匡正天下、扶持周室之功，然皆包容弑君賊，置而不問，所以養天下之亂，是以於楚子入陳一事，特顯此義，既已取其討亂之功，而後書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者，以見楚之用師，不過討賊、納此二卿以定陳亂而已，便與蠻夷猾夏[4]不同。此皆聖人取人爲善，止遏亂略之意，所以爲書法之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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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祭伯來是也。今仲孫之來」，元刻本字迹不清，據通志堂本、四庫本補。
[2] 「以“齊仲孫來”書之，正」，元刻本字迹不清，四庫本闕，據通志堂本補。
[3] 「齊有因亂取魯之志。仲孫之來，魯之存亡」，元刻本字迹不清，據通志堂本、四庫本補。
[4] 「蠻夷猾夏」，四庫本作「稱兵肆虐」。
王正月辯
「春王正月。」此不過周之時，周之正月，而據文定則「春」字是夫子特筆，故曰「以夏時冠周月」。又謂：「夫子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如此則正月亦是夫子所改。蔡九峯則謂：「周未嘗改月。」引史記冬十月爲證。如此則時或是夫子所移易。以此説夫子，豈不誤哉？澤之愚見，只是依據三傳及漢儒之説，定以夫子春秋是奉王者正朔，以建子爲正，此是尊王第一義，决無改易。其答顔子行夏之時，乃是爲萬世通行之法，非遂以之作春秋也。凡王者正朔，所以統壹，諸侯用之紀年，用之朝會。若民事自依夏時。後來漢武帝、魏文帝始定用夏時，是行夫子之言也，合只就經文舉所書月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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