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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 趙汸 編
論漢唐宋諸儒得失
周末及秦漢間，用刑刻急，士多習文法，故説春秋者，往往流爲刻急，如公孫弘以春秋之法繩臣下，唯知苛刻而已，其於經旨安在？
史記趙世家：「孔子聞趙鞅不請晉君，而誅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叛。”」澤謂若依史遷之説以説春秋，則輾轉迷誤聖經，更無可通之期，且形容得聖人不過是一直史，亦可謂不知體矣。諸儒説春秋，其失大抵如此。
三傳重於漢而輕於唐，自韓退之「春秋三傳束高閣」之語爲盧同發，而啖、趙、陸氏及孫泰山之學爲時所尚，故歐陽公説趙盾事，皆不用三傳，而三傳愈輕矣。蓋啖公佐始疑左傳爲作俑之首，而喜攻左傳者，常佐佑其説，左氏又不幸，誠有所短，諸公遂因其所短，併其所長，厭棄之。觀伊川於論語中有一二事，皆不取三傳，則其不信左氏亦多矣。夫不取左氏，而並不用二傳，則固應多用新説。
凡左傳於義理時有錯謬，而其事皆實。若據其事實，而虚心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則經旨自明。澤之所得，實在於此。然則學春秋者，姑置虚辭，存而勿論，而推校左傳之事以求聖經，此最爲切實，庶幾可得聖人之旨矣。或謂先儒泛論大義，今皆指爲虚辭，毋乃矯激之甚歟？曰：自唐以來説春秋者，高遠之辭日勝。高遠之辭日勝，則經旨當明矣。而春秋訖無定論，乃更盡疑三傳，並與經之時月，皆欲變易之，則其末流又當何如乎？故皆一切斷以虚辭，將使學春秋者，黜其聰明，而專務簡要，此斂華就實之説也。
桓公十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公羊以爲，宋與魯戰。穀梁以爲，紀與齊戰。趙匡考據經文，内兵則以紀爲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爲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之説。澤謂捨左氏可據之事實，而從穀梁臆度之文，非能明春秋者，且謂「内兵以紀爲主，而先於鄭」，其説尤誤。蓋此是鄭求魯、紀以與四國戰，而以王爵序先後耳。紀，侯爵，位在鄭伯之上，安在以紀爲主乎？此事止當據左氏經傳尋其端緒。桓公欲平宋、鄭，故一歲之内三與宋公會盟。及龜之會，宋公不從，而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此魯、鄭伐宋之本也。故武父之盟既畢，經書「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戰未得志，故明年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如此則紀自是魯與鄭之與國耳，豈可謂紀與齊戰，而又謂「内兵以紀爲主」乎？故傳又曰：「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宋爲鄭所伐，故十四年冬，經書「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左氏之事，深可據焉。故謂紀與齊讎，而爲此戰者，臆度之辭，非事實也。
先儒云：「春秋者，聖人之刑書。」謂春秋不用刑亦不可。然若專以此求春秋，則是聖人尚刑，不尚德也。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又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自有春秋以來，惟孟子獨見大意，其次則莊周亦説得較平，所謂「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此最説得好。
凡説春秋，不可惑虚辭，當務求切實，若胸中無主，更惑虚辭，則終無所得矣。如杜元凱春秋序大意儘明，然求其切實，則與序文不相稱，蓋解經文時或錯謬。杜氏且如此，况其他乎？董仲舒説春秋，大義誠可觀，然在澤亦止作虚辭看，蓋仲舒學公羊者也，焉能改於其失？既未能改於其失，則去經旨亦遠矣。所説雖善，豈不近於虚辭乎？所謂切實者，謂於聖人所書二百四十二年行事觀其實有所見否也。如杜氏釋正月不書王，云：「失不班曆。」此是實無所見。夫不書王者，罪諸侯也。今云不班曆，則是更貶王室，義轉錯謬矣。此是求其切實，而不得經旨者也。所謂虚辭者，謂如尊君卑臣，貴王賤霸，崇周室抑諸侯，若此之類，其義雖正，然本是古今之通義，人人所知，未是切要之法。今有人能誦此説，似乎通曉，及至以一部春秋付與之，使之著筆，則亦莫知所措矣。故凡一切紛紜錯雜之説，誠亂人意。若胸中無主，既爲三傳所惑，又益以二注及啖、趙、孫泰山、胡文定諸公參差不齊之論，則經旨何時而可明歟？如孫泰山云：「春秋有貶而無褒。」若據此解經，則不勝舛謬。又或以爲，春秋皆是有過則書，亦豈有此理？惟孟子云：「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最爲平正，不失之偏。澤所以多取左氏、杜預者，以其稍平，不甚矯激，可因以推求經旨，但世人多惑於韓退之諸人之論，不肯深信，是以徒學其文辭，而於經實無所推明耳。昔有問於程子：「左氏可信否？」曰：「未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此言本公正，但學者素疑左氏，又得程子此言，轉更疑惑。如「元年春，王正月」，自古未有説用夏正者，程子以後，學者始有用夏正之説，是春秋第一義，已不信左傳矣。時月既不可信，則一部左傳所載事實，皆可目爲虚妄，豈但不可全信而已哉？且三傳皆是周正，若用夏時，則三傳皆可廢，不但左傳也。先儒説春秋，大義雖可觀，及夷考其事，則所説多不合聖人意者，蓋先儒不曾深考書法，所以翻致乖異。左氏、杜預，欲求書法而未得，然比之諸家，尚有繩凖。近世諸儒，雖務明大義，而書法未明，故大義亦晦。
諸儒説春秋，於經不合，則屈傳以伸經；於傳不合，亦屈經以伸傳。屈經伸傳者，杜預輩是也；屈傳伸經者，若胡文定諸公是也。夫其屈經也，不言可知其失矣；而屈傳者，亦未必真合於經。如曰「經文脱漏」經誤之類，是屈經也，然不知有未嘗脱漏、未嘗誤者存。如君氏爲尹氏，仲子非桓母之類，是屈傳也，而不知傳之事實，有不可誣者。
春秋、周易二書，大旨皆失傳，然周易於教義，雖未甚明，亦未甚失，蓋周易所失者象學，象學不傳，則無以窺見聖人精神、心術之妙，而易之所謂不測之神者，不可得見，然而於世教未甚害也。若春秋，則自孔子没，大義即乖。左氏雖見國史，然其舛謬亦自不少，况公、穀乎？故春秋一經，開卷即有同異，如書元年春王正月，只不書即位，公羊、穀梁意見自殊。及至近世，又謂夫子用夏時冠周月，其爲聖經之害，莫此爲甚。其間先儒之説，害義傷教者，不可枚舉，是春秋雖具存，而本旨既失，遂無以識聖人維持世教之實，而其謬説足爲世教之害者不少焉。
近世士大夫，多闢先儒春秋用周正之説，以爲時不可改，甚者至以爲月亦不可改，如「七八月之間旱」，與「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趙岐釋以周正，晦菴亦從趙岐，而近世説者，以趙岐爲非，則是並晦菴皆非之矣。此是本無所見，而妄生事端，以疑惑聖經，爲害不細。前世士大夫學問，却未見有如此者。又見一説，以爲正月者，是魯之正月。魯，諸侯也。諸侯正朔禀於天子，安得有正月？彼蓋嫌杜氏王周正月，以爲周不曾改月，焉得有王正？故讀王字歇句，而以正月爲魯侯即位之首月，其説妄誕不可解矣。審如此，何不去却「王」字，以見明白乎？據其説，添一「王」字是爲尊王，而不與上下文相屬，不成文理矣。
春秋「王正月」，三傳及三家之注，同是周正建子之月，别無異辭。惟近代二百年間，始有夏時之説。胡文定公云：「以夏時冠周月。」蔡九峯云：「商、周不改月。」蔡西山説亦同。尹和靖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云：「其大綱見於此，而條目見於春秋。」於是三傳愈不可信，而夏正之説起矣。晦菴先生曰：「某親見文定家説，文定春秋説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個“行夏之時”四個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説“七八月之間旱”，這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晦菴之説明白如此，而不能救學者之惑，可勝歎哉！
春秋遵用周正，理明義正，無可疑者。胡文定公始有夏時冠周月之説，蔡氏雖自謂晦菴門人，而其書傳乃直主不改月之説，亦引商、秦爲證，是不改月之説，開端於文定，而遂成於蔡氏。按胡氏云：「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據此，所謂「以夏時冠周月」，最害大義，於聖經之累不小。據所引商、秦不改月爲證，是周亦未嘗改月。據夏時冠周月，是孔子始改時。又云：「仲尼無其位，而改正朔，則是正月亦皆孔子所改。」其舛誤最甚，蓋由所見實未明，而欲含糊兩端，故雖主周正，而又疑於時之不可改，既主夏時，而亦疑於建子之非春。是以徒費心思，而進退無據，其誤在於兼取用夏從周，是欲兩可而不知理實不通，古人注釋縱謬，却不至此。
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杜氏曰：「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傳云「無麥苗」，不害嘉穀也。杜氏謂：「黍稷尚可更種，故曰不害嘉穀。」澤謂：「苗者，五稼在田之通稱。」孟子云：「宋人閔其苗之不長。」又曰：「惡莠，恐其亂苗。」漢書「立苗欲疏」，唐史稱「青苗」，皆謂此也。今此書「無麥苗」，記異耳。一穀不登不書，而或書無麥者，以舊穀既没，新穀未登，此時麥爲民食之最重，故特書也。今此是斗建午之月，當是水與雨會，故麥熟未得斂，而四月已種之穀成苗，亦爲水所漂。又是年本不熟麥，而又與水會，並穀苗皆無，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惟此年一見，所以爲異。此年不書饑者，蓋水亦旋退，更種他穀之故。今之世，謂春秋用夏正者，則以麥、苗爲一物，謂秋水漂殺麥之苗也。澤謂：若以爲夏正，則種麥成苗在先，水至在後，當是九月之水。九月而始大水，古今罕有之事，一不通也。經書無麥苗，又書大無麥禾，皆是據收成之後，計有無而書。若以爲九月無麥之苗，則所繫未重，經决不書，二不通也。設令是五六月水，至八九月未退，不曾種麥，故書無麥苗，亦已可疑，况書秋大水，若以爲建戌之月，則水之害亦止於秋，至冬十月，則水已退，二麥尚可種，豈得遽云無麥苗乎？[1]三不通也。
據三傳，商、周皆改月。據豳風，則三正之説，實不可破。若據周禮，則建子之正，以之布政、讀法。夏正，夏時謂之正歲，以施之民事，初不相妨。若按史記，則周家建子改正之説甚明，自可以破近代學者妄引商書之牽合。今學者若辨得，看史記則周家改時月自明，但一向雷同是非，如侏儒觀戲，更不暇考耳。
史記秦紀書「冬十月」，故先儒皆謂商、周不改月。以澤觀之，史記年月甚有法，諸公亦看得未詳，所以致誤，但看年表等書，便見史遷詳密處，若曉得其法，然後可决春秋之疑也。
莊公元年，不書即位，當據公羊傳爲正。其言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何休曰：「隱痛是子之禍，不忍言即位。」公羊此義當矣。穀梁則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弑君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其説雖正，然不及公羊。蓋據公羊，則知是聖人所改。據穀梁，則是作史者皆當如此書，故知公羊之義爲得。所以必須似此推校者，蓋公羊之義正。則胡文定「爲世子必誓於王爲諸侯。内無所承，上不請命，擅有其國，春秋絀而不書」其説太矯激，非正矣。夫莊公爲太子，蓋已誓於天子，天子已知其應立。及君薨，則太子嗣位，嗣位而告喪、告葬，歷三代，蓋已有定例。方其告喪、告葬，天子使來歸賵，此是舊典應如此。及周之衰，賵贈錫命之禮，雖有遲速，或至全闕，然嗣子承統，必告天子，當已在告喪之時，决無不請命，擅有其國之理。又設令世子嗣位、告葬，雖未獲天子之命，然如期而葬，名正言順，先君既以禮葬，嗣子名亦已達於天子矣，豈可以爲擅有其國乎？惟不書即位，當是夫子所削，蓋桓公以去年十二月葬，則莊公必用踰年改元之禮，夫子以爲，父死於外，子當隱痛，故不書即位，此公羊之義所以爲得，文定之説失之太過也。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胡先生曰：「能與讎戰，雖敗亦榮。」以敗爲榮，似非正義。又王師尚不諱敗績，魯，諸侯也，敗績亦安得不書？又「公敗齊師於長勺」，云：「齊師伐魯，經不書伐，責魯也。詐戰曰敗，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至於善陣，德已衰矣。而况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爲主以責之。」澤謂：桓公死於齊，莊公不能復讎，及讎人貫盈而死於弑，國内無主，而僖公之子糾逃難於魯，魯納之，又不能集事，乾時之敗，狼狽而歸。鮑叔帥師來脅殺子糾，譎取管仲，當是之時，魯幾於不能國矣。公若不敗齊師于長勺，敗宋師于乘丘，又敗宋師于鄑，則亦何以立國？君子於此，當恕人之情，抑彊扶弱，豈得更復責魯？故知立論不可失之太過。
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胡先生曰：「始及齊平也。世讎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據此説最爲平正，意不執滯。蓋在前，讎無可通之理，及襄既以惡死，納糾之事，亦已在所可爲。糾乃僖公之子，不得稱讎，惜魯力不足以納耳。桓公既立，以魯納糾之故交兵，互有勝負。既而爲柯之盟，齊、魯始平。自此之後，不當復言讎矣。夫姦淫之罪，止在其身，豈可遷怒乎糾與小白？既是僖之子，故柯盟無所諱也。
胡文定公春秋傳用舊説者多好，如子同生，只據左氏傳發明，自然正大，其曰：「此世子也。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爲世子。」皆正當之論。
按林少穎曰：「記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由是而推，則魯之用禘，止行於周公之廟，而上及文王耳。文王即周公所自出故也。此祭唯得於周公廟爲之，閔公乃於莊公廟行之，其僭禮甚矣。」林氏之説，即趙伯循之説。趙氏誤取禮記斷章，澤已辯之於禮經大典矣。今按此尊文王爲所自出，而以周公配，則實舛謬不可解。緣魯自有文王廟，謂之周廟，其周公之廟，謂之太廟。今於周公廟禘享文王，則當於周公廟迎文王主，以就食於周公，以尊就卑、以父就子，恐無此理，故澤直截斷以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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