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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 趙汸 編
論春秋述作本旨
前漢藝文志：「凡春秋二十三家。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説經也。及末世口説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澤謂此篇叙孔子作春秋與左丘明觀國史之説，大得之，又謂丘明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説經，此説尤當。杜氏云：「凡策書，皆有君命。」謂如諸國之事，應書于策，須先禀命於君然後書。如此則應登策書，事體甚重。又書則皆在大廟，如孟獻子書勞于廟，亦其例也。據策書事體如此，孔子非史官，何由得見國史策文與其簡牘本末，考見得失，而加之筆削？蓋當時史法錯亂，魯之史官以孔子是聖人，欲乘此機，託之以正書法，使後之作史者有所依據。如此，則若無君命，安可脩改？史官若不禀之君命，安敢以國史示人？據夫子正樂須與大師、師襄之屬討論詳悉，然後可爲，不然，則所正之樂，如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時君時相，謂之全不聞知，可乎？又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其餘可知也。蓋當時魯君雖不能用孔子，至於託聖人以正禮樂，正書法，則决然有之，如此則春秋一經，出於史官，先禀命於君，而後贊成其事也。
夫子見周衰，紀綱廢壞，平王以下，王室遂微。自此，伯者迭興，其勢盛彊。雖桓、文有輔翼尊周之功，然爲義不盡，寡弱王室。計其一時之盛，雖若可觀，然大抵苟且一時，誠不足以善其後。是故齊之伯也，釋晉里克及魯慶父。弑君之罪而不誅，君臣之道，遂以陵替。晉之伯也，削王室之地，召王于温，而使諸侯朝之。名分之壞，孰有甚於此者？襄公以後，雖數世爲諸侯長，然觀其施設，大抵皆緩篡弑之罪，縱人臣之惡，開禍亂之門。逮其末世，釁起蕭牆，堅冰已至，於是韓、趙、魏、智氏力敵，而分晉之兆乃成。田氏得志於齊，而篡滅之惡已著。魯之公室，亦遂衰微，大夫失權，陪臣執命。推原其弊之始，雖欲不罪齊桓、晉文，得乎？觀齊、晉之寬縱不討弑君之罪，後之子孫亦因此而亡，則報應之理，曷嘗不明？利欲之末流，其害如此。嗚呼！齊、晉之事，既已莫救，而來者效尤不已。天下之大，有臣無君，禮義消亡，風俗頽弊，日趨日下，莫知所止。聖人憂焉，遠則激於陳恒，近則傷於麟獲。雖有變魯至道，興東周之志，而未嘗有一日之權，是以不獲。已而觀乎國史，以作春秋。書既成，而亂臣賊子懼焉，則其效驗著於當時，而功用行乎百世。禮以濟其怒，仁以行其權。用大智，而天下後世莫能知其心即堯舜之心，其事近乎湯武之事，不動聲色，而使讀者莫不敬懼心服。不言而化，不疾而速，不怒而威，揭綱常於一朝，叙彝倫於萬世，方諸湯武，顧不盛歟！
周自平王東遷，微弱不振。至孔子時，微弱已甚。孔子雖聖人，然在當時，不過魯之臣子，周之陪臣也。憫周之衰而拯救之，故託魯史以明大義於天下，以周之法而治周之諸侯爾。吾觀聖人拳拳於周室，常有興東周之心，而於文王、周公，蓋夢想若將見之，其心於周室至矣。學者當虚心以求聖人，則庶幾有以得聖人之心，而後春秋之正説可得而伸也。史紀事從實，而是非自見，雖隱諱，而是非亦終在。夫子春秋，多因舊史，則是非亦與史同，但有隱微及改舊史處，始是聖人用意，然亦有止用舊文，而亦自有意義者。大抵聖人未嘗不褒貶，而不至屑屑焉事事求詳，若後世諸儒之論也。孟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竊取者，謂無其位而不敢當，故謙辭也。
二百四十二年者，夫子之春秋。自伯禽至魯滅，史官所書者，魯春秋也。王者賞功罰罪，雖或不當，然猶是號令足以及天下，名分未至大壞，夏、商皆然，惟東周自平王微弱，不復能制馭諸侯，而後上下之分陵替，禮義幾於澌盡。故孔子作春秋，平王以前不復論者，以其時天子能統諸侯故也；始於平王者，所以救周室之衰微，而扶植綱常也。
春秋皆是處變，常者易處，而變者難處，故春秋非聖人不能作。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此是看春秋之要。孔門高弟，惟顔、曾學力已到庶幾可與權者，此外如有子，亦頗知通變，游、夏雖高弟，却恐未及。春秋兼正、變，然大抵變多於正，多是從權，故非聖人不能作，非孟子、諸大賢不能透徹，公、穀費盡心思，無大益也。
春秋本是一貫之道，夫子以一理而裁萬事，洪纖高下，各有攸當，而學春秋者，竟未知其爲一貫也。
春秋如正例、變例之實，此是澤破近代諸儒春秋不用例之説。三傳皆用例，雖未必盡合聖人，然不中不遠。近時説者，則以爲夫子春秋非用例，若如此，則夫子作春秋，止是隨事記録，止如今人之寫日記簿相似，有何意義？惟其有正例、變例，方可推求聖人本意，且如某年、某時、某月、某日、某國、某人滅某國，此分明是惡其以無罪滅人之國；又如文十四年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此人雖有罪，然是公族，觀聖人之意，是以恩録，不以罪殺恩，所以示敦睦宗族，忠厚之道，亦是以二子，故此是變例。如此看，方稍得聖人之心。若説聖人止備録，使人自見，則但是史官皆可爲，何以見得春秋非聖人不能作？又嘗見近世作宰相者，用人之際，不肯拘例，曰：「若用例，則一堂吏亦可爲宰相。」此説固是，然亦偶遇可以不拘例之人則可，若一切皆不用例，則有司又何所守乎？春秋之不可無例，亦猶是也。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夫子感麟之出不以其時，虚其應而失其歸，又傷己之不遇，無以自見於世，乃據魯史而作春秋，以治亂臣賊子奸名犯分之罪。其夏適有陳恒弑簡公之事，夫子若釋而不問，何以誅姦凶於既往、遏亂賊於方來乎？所以雖已致仕，不敢憚煩，特重其事，沐浴而朝，告於三子，請正討賊之義。魯之君臣雖不從，然亂臣賊子始知所懼，而後討賊之義例始定。然事雖不行，而爲惡者已知所懼，惴惴焉亦惟恐人之議己，是夫子一告之頃，已足以匡天下之亂矣。此沐浴告君，所以爲二百四十二年討賊之義例也。
陳恒之事，魯若任孔子，亦不得不用魯衆加齊半之説，蓋聖人德義雖孚於人，然亦須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豈得全然不論兵力？故當斟酌事情與彊弱之勢以告君也。
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始脩春秋，明年子路卒，又明年孔子卒，則是此書成得年歲間，而孔子没也。當時門弟子，見者必少，蓋此書亦難以泛然視人，想夫子没後，弟子方見之。
論魯史策書遺法
魯史春秋有例，夫子春秋無例，非無例也，以義爲例，隱而不彰也。惟其隱而不彰，所以三傳各自爲説。若左氏所説，止是史官所守之法。
春秋凡例，本周公之遺法，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此時未經夫子筆削，而韓宣子乃如此稱贊者，見得魯之史與諸國迥然不同故也。
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此杜氏説。大抵春秋時，史法頗難，爲史官者，亦只當直書，中間違禮、得禮皆有之，亦是時使之然。記事者只得如是，不可律以夫子書法。見夫子簡嚴，便謂史法，非是也。夫子之春秋，不可以史法觀。後世作史者只當用史法，不可模擬聖人也。胸中權度不如聖人，則予奪不得其正矣，故作史惟當直書爲得體。夫子春秋，只是借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以示大經大法於天下，故不可以史法觀之。惠公以前春秋，其不合於典禮者尚少，故夫子截自惠公以後者，所以撥亂也。
春秋書法，自書契以來所無。舊史固是周公之遺法，然常法也，王政不綱，而後怪證[1]百出，弑父與君，無所不有，而紀綱法度，俱已蕩然。分限既踰，無一合於古者，而史法始難乎紀載矣。若非聖人删修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是非得失，淆亂穢雜，而無所折衷矣，天下後世，安所取正哉？
凡史官書法與刑官論刑，大體固不異。如趙盾之事，以法言之，則穿爲元惡，盾若不知情，當只坐中途聞難而復不討賊爲罪，然此罪亦已應誅，蓋元惡若與盾非族黨，盾亦不能逃匿庇凶逆之罪，其迹亦當與知情同。今穿既是盾之族黨，盾若誅穿，尚難以自明，况庇而不誅，則盾與穿同惡同罪矣。以位言之，則盾爲執政之卿；以族屬言之，則盾爲從父，是固不可得而末减者。若以董狐書法言之，則爲國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不論知情與否，皆同弑君，書穿則盾之罪不明，書盾則與穿同論。史法與論刑，其實亦不大相遠也。
春秋以前，禮法未廢，史所書者，不過君即位，君薨葬，逆夫人，夫人薨葬，大夫卒，有年，無年，天時之變，郊廟之禮，諸侯卒葬、交聘、會朝，大抵不過如此爾，無有伐國、滅國、圍城、入某國某邑等事也。其後禮法既壞，史法始淆亂，如隱公元年，除書及邾、宋盟，公子益師卒外，其餘皆失禮之事，如不書即位，是先君失禮，爲魯亂之本。鄭伯克段，是兄不兄、弟不弟。天王歸仲子之賵，則失禮顯然。祭伯來，則不稱使。舉一年如此，則二百四十二年可知，如此，則夫子春秋，安得不作？
春秋所以難看，乃是失却不修春秋，若有不修春秋互相比證，則史官記載，仲尼所以筆削者，亦自顯然易見。三桓是桓公、文姜之子，而春秋書法，於文姜不少恕，如夫人姜氏會齊侯，夫人姜氏享齊侯，夫人姜氏如齊、如莒。其子孫見此，豈不有怒？然却又如此書，此便是難説。澤嘗謂此處是看春秋緊關，若透得此關，則春秋甚易説，不透此關，則縱饒説得好，亦多是彊説而已。
説春秋，必須兼考史家記載之法，不可專據經文也。若專據經文而不考史，則如滅項之類，如何見得？
史者，事也。經者，理也。先儒於春秋，亦多所益，而莫能總其要歸，其於史官記載之體，聖人筆削之法，蓋未有兼得之者，是以或得之於經則失之於史，得之於史則失之於經也。
二百四十二年者，夫子之春秋。自伯禽至魯滅，史官所書者，魯春秋也。
* * *
[1] 「證」，四庫本作「誕」。
論三傳得失
孔子作春秋，以授史官及高弟。在史官者，則丘明作傳；在高弟者，則一再傳而爲公羊高、穀梁赤。在史官者，則得事之情實，而義理間有訛；在高弟者，則不見事實，而往往以意臆度，若其義理則間有可觀，而事則多訛矣。酌而論之，則事實而理訛，後之人猶有所依據以求經旨，是經本無所損也。事訛而義理間有可觀，則雖説得大公至正，於經實少所益，是經雖存而實亡也，况未必大公至正乎？使非左氏事實尚存，則春秋益不可曉矣，故舍事實而求經，自公羊、穀梁以後，又不知其幾公羊、穀梁也，然則春秋之道，何時而可明邪？
左丘明，或謂姓左丘名明，非傳春秋者；傳春秋者，蓋姓左而失其名。澤謂去古既遠，此以爲是，彼以爲非，又焉有定論？今以理推之，則夫子修春秋，蓋是徧閲國史，策書、簡牘，皆得見之，始可筆削。雖聖人平日於諸國事，已素熟於胸中，然觀聖人入大廟，每事問，蓋不厭其詳審，况筆削春秋，將以垂萬代？故知夫子於此，尤當詳審也。又策書是重事，史官不以示人，則他人無由得見，如今國史，自非嘗爲史官者，則亦莫能見而知其詳。又夫子未歸魯以前，未有修春秋之意，自歸魯以後，知其已老，道之不行，始志於此。其作此經，蓋不過時歲間耳，自非備見國史，其成何以如是之速哉？切[1]謂夫子聖德已孚於人，魯之春秋，雖史官亦知其舛謬，非聖人莫能刊正，是以適投其機，而夫子得以筆削也。觀夫子與魯樂官論樂，則知樂之所以正，亦樂官有以推贊之。又或出於時君之意，亦未可知也。然策書是事之綱，不厭其略，特其節目之詳，必須熟於史者然後知，是以此書若以示學者，則雖高弟亦猝未能曉，若在史官，則雖亦未能盡得聖人旨意，然比之於不諳悉本末者，大有逕庭矣。故切[2]獨妄意從杜元凱之説，以爲左氏是當時史官，篤信聖人者，雖識見常不及，然聖賢大分，亦多如此。
左氏是史官曾及孔氏之門者，古人是竹書，簡帙重大，其成此傳，是閲多少文字，非史官不能得如此之詳，非及孔氏之門，則信聖人不能如此之篤。
左氏乃是春秋時文字，或以爲戰國時文字者，非也。今考其文，自成一家，真春秋時文體。戰國文字粗豪，賈誼、司馬遷尚有餘習，而公羊、穀梁則正是戰國時文字耳。左氏固是後出，然文字豐潤，頗帶華艶，漢初亦所不尚，至劉歆始好之。其列於學宫最後，大抵其文字近禮記，而最繁富耳。
後漢書成於范曄[3]之手，便有晉、宋間簡潔意思。堯、舜三代之史，成於司馬遷，便有秦、漢間粗豪意思。若以爲左氏是戰國時人，則文字全無戰國意思，如戰國書戰伐之類，皆大與左傳不同，如所謂拔某城、下某邑、大破之，即急擊等字，皆左傳所無，如「將軍」字，亦只後來方一見，蓋此時「將軍」之稱方著耳。
「臘」字，考字書，别無他義，只是臘祭耳，從巤者，蓋取狩獵爲義。秦以前已有此字，已有此名，如三王之王，不知帝世，已有此名，至禹始定爲有天下之稱也。後儒不深思，則謂秦始稱臘，學者便據此以疑左傳，此何可信哉？韋昭謂古「車」字音尺奢反[4]，居音。其誤皆類此。
戴宏序春秋傳授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據此則公羊氏五世傳春秋，若然，則左氏是史官，又當是世史，其末年傳文，亦當是子孫所續，故通謂之左氏傳，理或當然。
穀梁如蔡人殺陳佗，曰：「何以知其是陳君也？两下相殺不道。」又如二年，宋督弑其君及其大夫孔父，亦曰：「何以知其先殺孔父？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凡若此類，皆是用測度之辭。蓋是當來得之傳聞，不曾親見國史，是國史難得見之一驗。又公羊是齊人，齊亦有國史，而事亦訛謬，蓋國史非人人可見。公、穀皆是有傳授，然自傳授之師，已皆不得見國史矣。故知左氏作傳，必是史官，非史官則不能如此；又是世官，故末年傳文，當是其子孫所續。
公羊襄公元年，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姜與穆姜，則不知其爲宣夫人歟？成夫人歟？」他如此類甚多，此乃不見國史之明驗，故二傳事，多不可據。
近世學者以左氏載楚事頗詳，則以左氏爲楚人，此執一偏之説，而未嘗虚心以求故也。凡作史，必須識大綱領，周雖微弱，終爲天下宗主，故當時作史，必須先識周事，其次莫如晉、楚，國大而各有所屬，若得晉、楚之事則諸國之事，自然易舉矣。然晉、楚之事詳於周者，蓋周室微弱，號令不及於諸侯，而事權皆出於晉，其次則楚，故晉、楚之事多於周也。他國如齊、如鄭、如宋、如衛，事亦最詳，齊是魯鄰，鄭亦同姓，事關齊、晉、楚諸大國，宋是先代之後，衛是兄弟之國，交際之分深，故事亦最詳也。如秦、如吴，事頗略，後来吴事稍詳者，漸以彊大，侵陵中國，而魯常與之會盟故也。當來丘明作傳，以明孔子之經，若不博采諸國之史，則此傳何由可成？今却以爲載楚事詳，遂謂之楚人，其亦未嘗深求其故，祗見其可笑耳。今止以晉、楚之事言之，則城濮之戰，邲之戰，鄢陵之戰，及趙武、屈建、公子圍爲宋之盟，均載晉、楚之事，辭意之間多與晉而抑楚，而晉自文公以後，世爲盟主，其與諸國盟會事最爲多，而謂楚事最詳，其亦不思之甚。凡疑左氏，他説似此甚多，然亦不足深辯也。
説春秋者，多病左氏浮誇，然其間豈無真實？苟能略浮誇而取真實，則其有益於經者，亦自不少也。學者最忌雷同是非，世人多譏左氏，而澤於左氏往往多有所得，故不敢非之。
左氏援經繫傳，後人見其有乖忤處，多不信其傳，豈可因其短而棄所長哉！若欲舍傳以求經，非特不知左氏，亦並不知經。[5]
魯隱公不書即位，穀梁謂之讓桓不正，左氏以爲攝，而不明斷其是非。然既謂之攝，是有先君之命，非諸大夫扳而立之也。應立而讓，則謂之讓；不應立，故謂之攝。桓母素貴，稱夫人故也。惠公晚年再娶，雖是失禮，然須是有王命，然後可以成其爲夫人，所以經書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王室知有仲子者，是將娶之時，已請命于王。王之此舉，雖亦失禮，然乃是爲桓公之地以見桓母素貴，則桓公當立耳。又據左氏，「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如此，則惠公已立桓公爲太子，隱公之立，不過承父命，攝以奉桓，安得謂之讓哉？
宋武公生仲子，以手文之瑞，故魯欲聘爲夫人。然惠公前已娶孟子，蓋已數十年，及晚而再娶仲子，既不可有两適，又難同姪娣，又非是待年於父母家。當時宋人蓋要魯以爲夫人。魯之娶仲子，蓋已先告於天子。若不獲命，則宋人必不與。天子既許，魯乃以夫人禮聘之，則仲子必素貴，與隱母不同。此雖失禮，然却是事之情實。何休以爲隱母是左媵，桓母是右媵，亦不過測度之辭，此亦非是。隱母乃是媵，桓母是失禮再娶耳。既娶而生桓公，未幾而惠公没。隱公之攝，實出於先君之命，使之攝而俟桓長。傳稱惠公之薨，有宋師，太子少，是惠公之時，桓公已正太子之位。夫桓公既已正太子之位，則隱公之攝，乃父命明矣。然則隱雖欲不讓，烏得而不讓乎？又宋魯爲婚姻，而惠公未葬，宋來伐喪，此何故也？豈非以桓公、仲子故邪？夫太子少而隱公立，斯固宋人之所疑者。桓公内有國人歸嚮之情，外有宋之援，使隱果不賢，亦未敢遽奪之也，而况隱之志本能讓乎？穀梁以爲讓桓不正，此不知當時事情，若在當時，必導隱公爲亂，非殺桓公母子不可得國，而隱亦終必不免。此穀梁春秋開卷第一義，最謬者也。若從左氏、公羊，則合事情，而隱之賢終可取。
穀梁謂隱公不當讓，此不逹禮之變，而亦不知當時事情。儒者生於後世，而追斷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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