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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追斷古事往往不合者，不逹事情故也。使穀梁生於斯時，則親見當時國人之情，知惠之貴桓，見桓母之存而國人貴之，隱公母事之，而先君立桓之命人之所知，隱公讓桓之舉，實爲能遵先君之命，則自不敢如此説矣。若使穀梁生此時，見此事，而左右隱公，使之自立，則是導人爲不義。此説一萌，不論事之濟否，而隱公讓桓之美意壞盡矣，故儒者若欲追論古人，必若身親見之、親當之，則自然合事情，而無過論也。聖人所以異於人者，蓋雖一切以禮義爲斷，然未嘗迂遠而拂事情。公羊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三代立子之法，必禮經之言也。
公羊以尹氏爲譏世卿，説春秋者往往從其説，而深闢左氏之妄。澤以爲經所書者皆是史，先有其文，非是夫子創書。凡史書之法，告則書。假令果是尹氏，則所以得書於魯史者，以其來告故也，豈有譏刺之意哉？夫世卿固當時之弊，然其來已久，推而上之，則堯、舜、夏、商亦皆然，但側微者亦逹，隱德者必彰，不純用世家耳。世卿之弊，極於周末，人情亦皆厭之，故有譏世卿之説，然春秋治奸名犯分者耳，假令果是尹氏，果是周之世卿，則書一尹氏之死而乃深寓譏刺之意，豈不深險之甚哉？
古策書之體甚嚴，假令果是尹氏，果是天子之世卿，便須考究尹氏名某，既是周之卿，却爲何官？與魯有何交故，乃因卒而登載於魯之史策？既已不知來歷，又何以知其爲譏世卿？或曰尹氏者，天子之公卿，嘗與先君惠公有盟會，故本以名赴，而變文書氏以譏之耳。曰二百四十二年，策書之薨卒，惟夫人書氏，即無男子書氏之例。婦人所以書氏者，所以别同姓。若魯昭公、吴孟子，便不可赴同姓之國，故婦人以氏爲重。其天子之卿、大夫既卒，若與魯有故而來赴，只應曰某官某卒。若曰赴以尹氏而不稱名，則决無之。若曰赴本以名，而夫子特改稱氏以譏世卿，則是夫子始變動赴告策書之制，使二百四十二年之例忽改自王臣，不然則寓貶之意究属朦朧，使後人惑於男女不辨，夫子斷不出此也。[6]公羊、穀梁不見國史，故所載之事與左氏不同，亦多是臆度之辭耳。公、穀之訛，本非容心，蓋不見事實而得之傳聞，亦無足深咎。但後之學者，[7]既見左傳事實，則當依據，而諸家説者，乃更采二傳之事以釋經，如尹氏卒、夫人子氏薨是也。夫所謂尹氏者，謂天子之大夫，書此者，所以譏世卿也，而不知當時國史本無尹氏卒之事。又世卿，周中世以後之通弊，亦非朦朧書一尹氏所能救，聖人褒貶之法，豈若是深晦不明之甚哉？所謂夫人子氏卒者，穀梁以爲是隱公之妻，不知左氏據國史，子氏實非隱公之妻。所以知其非隱之妻者，隱公當國，凡事謙讓，不肯自謂爲君，故史不書即位，改葬惠公，公亦弗臨，衛侯來會葬，亦不相見。蓋皆承父之志，爲桓公之地，既已如此，無緣却以夫人禮喪其妻，又况惠公即無爲子娶宋女之事。惠公在位久，故先娶孟子，後娶仲子，以其是國君故也。隱特庶子耳，何得與父皆娶宋女乎？故知説春秋者，當據左氏事實，不當更惑他説。所以知「尹氏」當作「君氏」者，此蓋是省文法，猶曰君之母夫人某氏云爾。既不純用夫人禮，本難以書，而又以君故，不可不書，是以變其文而書法如此。所以知夫人子氏薨當是桓母者，惠之末年，再娶仲子，惠公之薨，仲子猶在。仲子素貴，當時臣下皆以君位當屬之桓公，故隱公攝以待桓公之年長而授焉，此三傳所通知，則仲子之卒，理應書之史策，無没而不書之理。若據公羊以爲是隱母，穀梁以爲是隱妻，則仲子之卒不見於經，是隱傲然自以爲君而黜桓，不得爲讓國矣。若據左氏，則惠公末年失禮再娶，娶而生桓公，未幾而公薨，蓋遺命使隱公攝而俟桓之長。隱攝之，明年，桓母卒，隱將成桓之爲君，故於桓母之卒，用夫人之禮。及免喪，則考仲子之宫，而初獻六羽焉，此最爲可信、可據，蓋由公、穀不見國史，未足深怪。後之學者既通考三傳，則當有所决擇，去其害義者，豈可故從不根之説，以瀆亂聖經乎？
「齊人伐衛，衞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若據經文，有何意義？及考左氏，然後知經文乃是罪齊，凡左氏有益於經，皆此類。
春秋難通者不一，只如單伯送王姬，經文與二傳亦不同，一以爲送王姬，一以爲逆王姬。又據左傳，則單伯是天子大夫，據二傳則單伯是魯大夫，魯使之逆王姬也。此一事，經、傳皆異，但左氏見國史，則魯實無單伯，實是周大夫耳。然書單伯送王姬在前，書築王姬之館于後，却又似是單伯逆王姬，爲是逆而後築館焉。於事亦似順，此春秋所以難説。及思之積一二十年，然後知左氏經傳爲是，此處頗有曲折，留以爲諸生學問辯難之地。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杜氏曰：「不稱姜，闕文。」此杜氏之失也。不稱姜，省文，從可知耳。又傳曰：「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爲已甚矣。」此語亦失之，哀姜以淫亂致慶父之禍，兩君遭弑，國幾於亡，魯不能容，出孫于邾，安可聽其稔惡不討乎？般及閔公皆其子，子無討母之理，然則權其宜，當屬之齊，故齊人殺哀姜不爲過。凡左氏之失類此，然其事却可據，不可因噎而廢食，斯善讀左傳者也。
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左傳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傳曰：「譏以妾爲妻。」穀梁傳曰：「立妾之辭。」三傳所説不同，當以左傳爲是。二傳揣度，不足據也。按左氏，哀姜私于共仲，共仲因此遂欲自立。及共仲弑閔公，故哀姜孫于邾，齊人殺之，而以其尸歸。故僖公立，而請其尸於齊以葬。此皆事之情實，見于經傳者，具有血脉。但夫人雖得以禮葬，然於禮典，不應入廟與享。及八年禘祭，遂以夫人與享於廟，因致之于莊宫。左氏譏其非禮者，爲其不當致而致，違周公之禮也。夫夫人之薨焉，有不在寢者。不在寢，非姦則亂，故絶之，使不得配先君、與祭享。此聖人所以正家謹禮，垂訓于後。而僖公以區區之仁，違禮犯義。厚則厚矣，其如先君之禮法何？此事本末甚完，不可更從他説。
左傳趙盾事，首尾皆實，惟越境乃免，語意不備，故學者多疑之。若曰越境不反乃免，則語意備矣。又趙盾之罪，與欒書、中行偃不同。書、偃親爲弑逆，然經却又只書晉弑其君，又不曾書討弑君賊，當是時莫是書、偃爲政，[8]而别不曾討賊，則弑主非書、偃而何？此等處，雖欲不信左傳亦不可也。若歐公只據經文，則書、偃得免於弑君之罪，如此却出脱了多少惡逆之人。澤於此等處，用工數十年，甫乃得之，須俟一部春秋筆削本旨成，而後其説乃定。今固未可盡發其機也。
左氏「罪在寗氏」之説，澤數年前，猶深闢之，以爲甚贅。及後豁然既有所悟，然後知其謬誤乃在澤，不在左氏。然則讀書而不深思，乃率意譏議古人，大不可也。
公羊傳「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公羊此處有斷制，亦看得稍活，不窒滯。凡春秋最難明者，是篡弑。穀梁「陳殺其大夫洩冶」，「稱國以殺，殺無罪也」。澤謂穀梁此例，則不知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及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晉殺其大夫里克、晉殺其大夫胥童、齊殺其大夫崔杼，不知如何分别，此春秋所以難説。
春秋所以難明者，蓋春秋是事，易涉訛謬。今同居一城府，城東之事，城西忽爾妄傳，况於春秋列國事最繁，傳聞者有遠近、詳略、真僞，或雜以好惡，即乖其實，如齊東野人之流，蓋不一而足也。公羊、穀梁所據之事，多出於流傳，非見國史，故二傳所載，多涉鄙陋，不足信，但其間却有老師宿儒相傳之格言，賴此二傳以傳於世，辯之亦易也。較之左傳記事有本末，真可以發明聖經，則相去天淵矣。
春秋當詳考事實，以求聖人筆削之旨。而三傳去聖未久，已多異同。如魯隱公不書即位，左氏、公羊以爲是攝，穀梁以爲讓桓不正，三者所見各不同。君氏卒，左氏以爲隱公之母，二傳以爲天子之卿。夫人子氏薨，一以爲惠公妾母，一以爲桓母仲子，一以爲是隱公之妻，遂使三世母妻不辯，汩亂人倫。説春秋之最謬，未有甚於人倫不辯者。僖公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一以爲立妾母爲夫人，見廟。一以爲哀姜有罪，既没，不得入廟，故因大禘而致之，使得與享。一以爲僖公立妾爲妻，因禘而廟見。蓋此一事，或以爲生，或以爲死，或以爲妾母，或以爲妾妻，或以爲適母哀姜，其間非無正説，但爲曲説所蔽耳。
據凡例，考國史，説三叛人名之類，此左氏有益於經。舉大義，正名分，君子大居正之類，此公羊有益於經。桓無王、定無正之類，此穀梁有益於經。
公羊名義亦多，如七缺之類，不可廢。所謂七缺者，如「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澤舊未見此説，却頗與之合。
晦菴言：「春秋制度大綱，左氏較可據，公、穀較難憑。」又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又曰：「左傳一部，載許多事，未知是與不是，但道理是如此。」又曰：「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却詳。」
朱子説三傳，以爲左氏見國史，但義理未明，公、穀大義正，却未見國史，此言最要切。又蘇子由教人讀左傳，只是據其事實，而以義理折衷，此亦最爲簡當，學春秋者，不可不知也。
* * *
[1] 「切」，四庫本作「」，通志堂本作「」。
[2] 「切」，四庫本作「」，通志堂本作「」。
[3] 「曄」，四庫本作「煜」。
[4] 「反」，原作「無」，四庫本、通志堂本皆同。經典釋文卷五引韋昭曰：「（車）古皆音尺奢反，後漢以來始有居音。」今據改。
[5] 「左氏援經繫傳……亦並不知經」，元刻本字迹模糊，今據通志堂本補，四庫本作「左氏之作傳也，後人見其有乖忤處，多不信其傳，豈可因其短而棄所長哉！若欲舍傳以求經，非惟不知左氏，亦並不知經」。
[6] 「使二百四十二年……夫子斷不出此也」，元刻本、通志堂本皆闕，據四庫本補。
[7] 「公羊、穀梁不見國史……但後之學者」，元刻本字迹不清，據通志堂本、四庫本補。
[8] 「越竟……爲政」，元刻本字迹不清，據通志堂本補，四庫本作「越竟有罪乃免，則語意備矣。又趙盾之罪，與欒書、中行偃不同。書、偃親爲弑逆，然經却又只書晉弑其君，又不曾書討弑君賊，當是時莫是書、偃爲政」。
論古注得失
杜元凱作春秋經傳集解之外，自有釋例一部，凡地名之類，靡不皆有。此自前代經師，遞相傳授，所以可信，而學者開口只説貴王賤伯，内夏外夷[1]，尊君卑臣，如事物名件、地理遠近、風俗古今之類，皆置不問，如此則焉往而不疏謬乎？近嘗見一家解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謂是譏其遷延次宿，不急於救。若澤解此事，便須先考究雍榆地屬何國，去晉、魯遠近幾何。凡師出裹糧，所經過之國，勢須假道，告以救晉之故。又當考究當時救晉者有幾國。今經皆不書諸侯救晉，而獨魯遣豹，次于雍榆，豈得以遷延不救爲罪？且夫救晉者獲貶，則安居坐視者，率皆可褒乎？其非經旨决矣。其不足取信，抑又明矣。[2]推變例以正褒貶，信二傳而去異端，此杜元凱所得，可以爲法，[3]傳之萬世而無弊也。蓋事之異同，雖有其例，而必以義爲斷，方與聖經不背。[4]今人却去了「義」字，只説元凱以例説經，亦可歎也。
杜元凱説春秋，雖曲從左氏，多有背違經旨處，然穿鑿處却少。如説「春秋」二字，云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如説「東宫」二字，杜氏却云太子謙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宫。他人於此等處必不取，然澤却取之者，以其説簡質正大，有所包含，非穿鑿之比。
杜元凱信左氏，澤亦只是信左氏，但立意却微有不同，亦只是毫釐之差，中間却有大相遠處。年四十時，周正之説已分明。至四十五六，春秋忽大有所悟。
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杜氏遂分春秋之事，以類相從，推之以合此五者。然不知有一事而備數義，杜氏蓋未之思也。凡此皆拘滯，而失春秋之大指焉。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此是予忽也。予忽，正也。世子則明當爲君；明當爲君，則突之彊暴簒奪可見矣。杜氏以爲貶忽，非也。
魯僖公夫人姜氏，杜氏以爲是齊桓公兄弟同出于齊僖。據傳則僖公即位之初，距齊僖之後四十年矣，元凱何不思之甚歟？若以爲是齊襄公女，則於適母哀姜爲妹，父子同娶於齊襄，亦恐無此理。若以爲是齊桓女，則於事體無嫌，何故經傳皆不載其事？又况齊女素貴，魯若無慶父之難，則僖公不過庶公子耳，彼豈肯嫁庶公子乎？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説者遂謂立妾爲妻，其誣罔甚矣。夫姜者，齊姓。僖公既未嘗娶于齊，何故有姜姓娣姪，立以爲妻乎？又禮記稱：「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魯昭公始。」則昭以前，皆須請命于周，無立妾之事。又傳稱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如此則謂僖立妾致廟以當廟見者，豈非誣罔之甚哉？曰：「然則此夫人姜氏兩書于經者，誰女也」？曰：「去古既遠，雖無明文可憑，然以意推之，疑是子糾之女耳。」子糾死，而其妻孥在魯。僖公爲庶公子，年長，故得聘其女焉。事既在前，經傳無由得見，然則姜氏自與齊桓爲讎，但僖公却又與齊桓共修伯業，以翼戴天子，所以同會齊侯于陽穀，[5]又會齊桓于卞，以桓公是叔父，焉可無勞？爲其舊有讎怨，故須久而後見。[6]此固無明文，但以胡文定推論哀姜事例之則，有可信之理耳。[7]蓋春秋是事，須先考事實，而後可以求經旨。若不得其事之實，而遽欲評論是非，則如杜氏之詳密，亦不免於誤也。
魯十二公，惟莊公、成公是適，然獨莊公經傳皆見，成公則經傳皆無明文，但據杜氏，以穆姜爲成公母，穆姜是宣公夫人，則成公當是適，然經既不書成公之生，則杜氏之説亦未可據也。又陸氏作音義，十二公惟成公不書母氏，蓋經傳無所據故也。然又有説春秋諸侯會盟征伐多故，設令是適長，而始生之時，君或在外，亦不得行舉子之禮，此又以事情知之。
説春秋，如杜預、范甯儘精詳，蓋猶是推究書法，有所憑依，特識見尚有未到，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近世説春秋，謂孔子用夏正。考之三傳，未嘗有夏正之意。何休最好異論，如「黜周王魯」之類甚多。若果用夏正，則何氏自應張大其事，今其釋公羊傳，亦止用周正，如「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何氏云：「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是也。」惟「西狩獲麟」，解云：「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据魯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詳其説，亦只謂孔子書狩於春者，以周之正月、二月是建子、丑之月，於夏時爲冬，故書狩。夫以春而書狩，此何氏所以謂之去周正而行夏時，蓋緣此年不書王正月而止書春，故何氏有此論。然以前二百四十一年，皆据周正以解公羊矣，獨此年有此論，亦所謂立異論之一者。又按何氏云：「絶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絶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又春者歲之始，能常法其始，則無不終竟。」又曰：「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没，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紀散，孔不絶。”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鳥，化爲白書，署曰衍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觀何氏此説，怪誕穿鑿，則無怪其於春秋之終而謂孔子改周正也。然何氏亦只謂此一年耳，而近世説春秋者，遂謂周不改時，又謂二百四十二年，皆用夏正，大失聖人尊王之旨，豈非何氏作俑之過哉？
「齊人取子糾，殺之。」穀梁以爲千乘之國，而不能存子糾。范甯序謂：「穀梁以不納子糾爲内惡，是仇讎可得而容。」又注引何休曰：「三年，溺會齊師伐衛，故貶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8]故卑之曰人。今親納讎子，反惡其晩，恩義相違，莫此之甚。」鄭君釋之曰：「於讎不復，則怨不釋。而魯釋怨，屢會仇讎，一貶其臣，一卑其君，亦足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譏也。至於伐齊納糾，譏當納而不納耳。此自正義，不相反也。」甯謂：「讎者，無時而可與通。縱納之遲晩，又不能全保讎子，何足以惡内乎？然則乾時之戰，不諱敗。齊人取子糾殺之，皆不迂其文，正書其事。内之大惡，不待貶絶，居然顯矣。二十四年，公如齊親迎，亦其類也。惡内之言，傳或失之。」澤謂鄭君之説，雖或未備，然大抵却是委曲推究，與近世説春秋者不同。范氏「讎，無時而可與通」之説，雖若正大，然不察事之情實，而失之執滯也。若果不可通，則此後桓公伯諸侯四十餘年，率諸侯以尊王，魯亦常在其中，却如何説？夫鳥獸行，殺桓公者，齊襄也。齊襄之罪，王法所當誅。王室既不能誅，魯力又不足復讎，而襄公已爲國人所弑，則魯又如何欲遷怒餘人乎？子糾、桓公乃僖公之子，襄公之弟，聖人蓋恕魯力之不能復讎，而深責其不當與讎通，故已屢書而致其意矣。及讎人貫盈而自罹於禍，國内無主，魯若於此時奉糾而立之，誅其凶亂，則亦庶幾可以雪恥。此實無害於義，惟莊公之意，亦豈不欲如此，然第失事機，故非但無益，而更取敗耳。若如此看，則春秋始可通，而無執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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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夏外夷」，四庫本作「詳内略外」。
[2] 「其不足取信，抑又明矣」，元刻本、通志堂本皆闕，據四庫本補。
[3] 「推變例以正褒貶……可以爲法」，元刻本字迹不清，據通志堂本、四庫本補。
[4] 「傳之萬世而無弊也……方與聖經不背」，元刻本、通志堂本皆闕，據四庫本補。
[5] 「業，以翼戴天子，所以同會齊侯于陽穀」，元刻本字迹不清，據通志堂本、四庫本補。
[6] 「焉可無勞？……久而後見」，元刻本字迹不清，據通志堂本補，四庫本作「焉可無勞？爲其夙有讎怨，故須久而後見」。
[7] 「論哀姜事例之則，有可信之理耳」，元刻本字迹不清，據通志堂本、四庫本補。
[8] 「郜」，四庫本作「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