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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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于思考的读者也许不会觉得奇怪，拉尔夫·杜歇在他的表妹结婚以后，跟她见面不如以前多了，因为他对这件事采取的观点，很难证明是促进友好关系的表现。我们知道，他说出了他的想法，这以后就保持缄默了，伊莎贝尔没有要求他重新进行讨论，因而使这次讨论成了他们关系中划时期的界线。它造成的分歧使他感到害怕，这不是他所希望的后果。它没有使姑娘履行婚约的热情冷淡下去，但它却使他们的友谊达到了几乎破裂的危险边缘。拉尔夫对吉尔伯特·奥斯蒙德的看法，在他们之间从此再没提起，他们让神圣的沉默笼罩着这个问题，企图以此来保持外表上的融洽。但分歧依然存在，正如拉尔夫时常告诫自己的，分歧依然存在。她没有宽恕他，她也永远不会宽恕他，这就是他所能得到的全部收获。但她认为她已经宽恕了他，她相信她对他并不介意。由于她非常宽大，又非常高傲，这些信念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但不论他做得对还是不对，他实际上是伤害了她，而这种伤害是女人不容易忘记的。作为奥斯蒙德的妻子，她不可能再作他的朋友。如果她在扮演这种角色以后，得到了她所希冀的幸福，那么她对曾经在事先企图破坏这珍贵的幸福的人，除了蔑视之外没有其他。但如果是另一种情况，他的警告得到了证实，那么她决心向他隐瞒真相的愿望，会成为她精神上的负担，使她永远恨他。拉尔夫在表妹结婚之后的一年中，对未来的悲观预测便是这样。如果说他的胡思乱想是病态的，那么我们不应忘记，他本来不是身强力壮的人。他尽量安慰自己，表现得落落大方（他自认为这样），还参加了伊莎贝尔和奥斯蒙德先生的结婚典礼——那是六月间在佛罗伦萨举行的。他听他的母亲说，伊莎贝尔本来打算回到家乡去举行婚礼，但是一切从简是她的主要愿望，因此尽管奥斯蒙德表示即使跋涉万水千山也在所不辞，她最后还是决定，体现从简的最好办法，还是由住得最近的一位教士，在最短的时期内给他们完成这个仪式。因此婚礼是在一所小小的美国教堂中举行的，那天气候酷热，参加的只有杜歇夫人母子，帕茜·奥斯蒙德和格米尼伯爵夫人这么寥寥几个人。我刚才提到的这件事的简陋性质，一部分也由于两个应该到场的人没有到场，否则就不会显得这么冷冷清清。梅尔夫人收到了请帖，但梅尔夫人不能离开罗马，写了贺信来表示歉意。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没有收到请帖，因为戈德伍德先生虽然向伊莎贝尔宣称，她要从美国到欧洲来，事实上她的职务使她不能实现这个计划。但是她也寄了一封信来，只是不像梅尔夫人那样表示祝贺，而是通知伊莎贝尔，要是她能一步跨过大西洋，她不仅要作为一位参加者，而且要作为一位批评者，在她的婚礼上出现。她的重返欧洲推迟了一段时间，直到秋季她才在巴黎跟伊莎贝尔会面，并且大大发挥了她的批评才能——也许还稍稍过头了一点。批评的矛头主要指向可怜的奥斯蒙德，他为此提出了强烈抗议，以致亨利艾塔不得不向伊莎贝尔宣称，她走的这一步已在她们之间造成了一道障碍。“这完全不是因为你嫁了人，而是因为你嫁给了他。”她认为她的责任使她必须指出这点。由此可见，她的意见跟拉尔夫·杜歇的大同小异，这是她没有想到的，只是她不像后者那么迟疑不决，悔恨交加而已。然而亨利艾塔的第二次访问欧洲不是毫无收获的，因为就在奥斯蒙德向伊莎贝尔宣称他不得不反对那位女记者，而伊莎贝尔回答说，她认为他对亨利艾塔太严厉的时候，那位好好先生班特林来到了巴黎，他提议他们应该到西班牙去。她从西班牙发出的通讯，是她发表的最受欢迎的作品，尤其是从阿尔汉布拉宫[1]发出的一篇，题目是《摩尔人和月光》，大家公认是她的杰作。伊莎贝尔觉得，她的丈夫对这个可怜的女孩子失之过严，不够风趣，她为此暗暗感到失望。她甚至怀疑，他的幽默感，那种风趣和轻松的性格，是否已一下子烟消云散。至于她本人，当然，她现在的幸福使她可以对亨利艾塔混乱的良知不予计较。奥斯蒙德把她们的友谊称作咄咄怪事，他不能想象，她们有丝毫共同之处。对他来说，班特林先生的旅伴不过是庸俗不堪的女流之辈，他还声称她是无耻之尤。对这最后一句判决，伊莎贝尔提出了抗议，她的激烈措词使他对妻子的某些审美能力重新发生了怀疑。伊莎贝尔的唯一解释只是说，不论人们跟她本人多么不同，她愿意认识他们。奥斯蒙德问她：“那你为什么不跟你的娘姨交朋友呢？”伊莎贝尔回答道，她倒是怕她的娘姨不会这么关心她，而亨利艾塔是非常关心她的。

    她结婚后的两年，拉尔夫大多没有跟她见面。她开始定居罗马的那个冬季，他又是在圣雷莫度过的，到了春天，他的母亲到那儿探望他，然后同他一起前往英国，她要去检查一下银行的业务，这事她是无法交代他去完成的。拉尔夫在圣雷莫的房子是租的，那是一幢小小的别墅，他在那儿又住了一个冬季。但到第二年四月末，他来到了罗马。自从伊莎贝尔结婚后，这是他跟她第一次见面，那时，他想跟她重新见面的愿望已发展到了顶点。她不时有信给他，但他需要知道的事，她的信偏偏只字不提。他曾问他的母亲，她的日子过得怎样，她的母亲只是回答说，她猜想她过得还不错。杜歇夫人缺乏想象力，对未曾目睹的事一概不问不闻，而且她现在不想跟她的外甥女打交道，她们很少碰头。那位年轻夫人的生活似乎相当体面，但杜歇夫人还保持原来的看法，认为她的出嫁是一件丢脸的事。想起伊莎贝尔的所作所为，她便觉得不痛快，她相信，那不会有好结果。在佛罗伦萨，她不时遇到格米尼伯爵夫人，她总是尽量少跟她接触。伯爵夫人使她想起奥斯蒙德，而奥斯蒙德又使她想起伊莎贝尔。在这些日子里，提到伯爵夫人的人少了，但杜歇夫人认为这也不是好兆，这只是证明她以前给谈得太多了。还有一个人更使她直接想起伊莎贝尔，那就是梅尔夫人，但是梅尔夫人和杜歇夫人的关系已发生了明显变化。伊莎贝尔的姨母直截了当对她说，她扮演了一个很不简单的角色。梅尔夫人从不跟人吵嘴，似乎她认为没有一个人是值得她吵的，她跟杜歇夫人来往了这么些年，从没有过一星半点不愉快的表情，这更是一大奇迹。但就是这位梅尔夫人，现在却提高了嗓门宣称，对于这样的指责，她没有必要为自己辩护。然而她还是认为有必要补充道，她的行为一向光明正大，她只相信她所看到的，而她看到的是伊莎贝尔并不急于结婚，奥斯蒙德也并不想讨得她的欢心（他的一再拜访是毫无用意的，他只是在他的山顶上厌烦得要死，想出来散散心罢了）。伊莎贝尔的感情只有她自己明白，在希腊和埃及旅行的时候，她一直声色不露，把她蒙在鼓里。梅尔夫人没有反对这件事，因为她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出乖露丑的事，但如果说，她在这里边耍了什么花招，不论是跟人串通的，或是单独搞的，这都是莫须有的罪名，她要高傲地提出抗议。毫无疑问，就是由于杜歇夫人的态度，也由于在许多美好岁月中形成的习惯遭到了损害，梅尔夫人这以后跑到英国去了，她一住就是好几个月，因为在那里，她的声誉还是完美无缺的。杜歇夫人辜负了她，有些事是不能宽恕的。但是梅尔夫人默默地忍受了一切，她的尊严始终令人肃然起敬。

    正如我所说，拉尔夫希望亲自来看看，但是当他从事这项探索时，他重又感到他实在太傻了，他已引起了女孩子的防备。他出错了牌，现在全部输了。他什么也不会看到，什么也不会知道，在他面前，她始终戴上了假面具。他当初真正应该做的，是对她的结婚表示祝贺，然后，照拉尔夫的说法，让事实水落石出，到那时，她会主动来找他，说他是一只呆头鹅。于是他高高兴兴地承认自己是呆头鹅，让伊莎贝尔把真相一股脑儿讲出来。但现在她既不奚落他胡言乱语，也不自鸣得意，声称她的信任已得到事实的证明。如果这是假面具，那么这假面具已把她的脸整个儿遮盖起来。画在那上面的安详神色显得呆板、机械，拉尔夫说，这不是一种表情，只是一种脸谱，甚至这是一张骗人的画皮。她失去了孩子，这是一种不幸，但对这不幸，她很少提起，实际上这有许多话可谈，岂止她跟拉尔夫说的那一点儿。何况这事已经过去，它发生在六个月以前，悼念的标志早给她撇在一边。她似乎领导着当地的社交生活，拉尔夫听她谈到，她占有一个“迷人的地位”。他发觉，她给了人一种特别值得羡慕的印象，许多人认为，哪怕见她一面也不胜荣幸。她的公馆并非人人得以问津，她一星期接待一次客人，但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理所当然地受到邀请。她过着豪华阔绰的生活，但你得先跨进她的圈子才能目睹它的一切，因为在奥斯蒙德夫妇的日常活动中，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也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甚至没有什么可以羡慕的。拉尔夫看得出来，这一切都是主人的安排，因为他知道，伊莎贝尔缺乏这种心计，不可能制造预期的效果。她给他的印象是她非常喜欢活动，喜欢热闹快乐，喜欢夜生活，喜欢兜风，喜欢疲倦。她热衷于宴会，热衷于寻欢作乐，甚至不怕厌烦，她爱好交际，爱好会见知名人物，爱好考察罗马的四郊，爱好接触旧时代的一些霉烂不堪的遗物。她对这一切都不分彼此，同样喜欢，这跟他以前为了理解事物的发展而运用智力完全不同。她的某些冲动带有狂热性，某些尝试显得粗鲁，这使他感到骇异。他甚至觉得，她说话也比以前快了，行动也比以前急了。毫无疑问，她已变得喜欢夸夸其谈，可是她却一向那么重视质朴无华的真理。过去，她陶醉于心平气和的论争，忘情于智力的角逐（她最可爱的时刻，就是在热情洋溢的辩论中，对迎面而来的沉重打击，只当鸡毛一样满不在乎），现在，她似乎觉得，意见上的分歧和一致都是毫无意义的。过去，她充满好奇心，现在她却对一切无动于衷，然而尽管她的态度那么淡漠，她的活动却比以前多了。她的身材还是那么苗条，但风度比以前好了，外表也没有显得太成熟。然而她的举止仪态却流露出一种讲排场、摆阔气的意味，这给她的美貌抹上了一层傲慢的色彩。可怜的温柔仁慈的伊莎贝尔，有什么不如意的事咬啮着她的心呢？她那轻快的脚步后面有了长长的拖裙，她那智慧的头脑上面增加了豪华的首饰。那个无拘无束、机智灵活的少女，仿佛已成了另一个人，出现在他眼前的，只是一个代表着某种力量的华贵夫人。拉尔夫不禁问自己，伊莎贝尔代表着什么呢？他只能回答，她代表着吉尔伯特·奥斯蒙德。“我的天哪，这是怎样的一种职能啊！”他伤心地喊道。他对事物的神秘莫测感到惊慌失措。

    正如我所说，他认出了奥斯蒙德的影子，他看得出来，奥斯蒙德在主宰着一切。他看到，他怎样把一切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怎样调节、控制和推动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奥斯蒙德正如鱼得水，踌躇满志，他终于取得了他可以支配的物质条件。他一向重视效果，他的效果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它们不依靠庸俗的手段，但动机是庸俗的，尽管技巧是高明的。使他的小天地笼罩在一种令人眼红的神圣光辉中，使外界对它感到可望而不可即，使人们相信他的屋子跟别人的一概不同，使自己以冷漠的高人一等的神采出现在世界面前——这就是这个人所不遗余力地追求的效果，而伊莎贝尔却把崇高的道德附会在他的身上。拉尔夫对自己说：“他掌握了优异的物质手段，他的资源比以前不知丰富了多少。”拉尔夫是个聪明人，但是在他看来，他还从未这么聪明过，以致能在私下的观察中发现，在只关心内在价值的幌子下，奥斯蒙德关心的其实只是世俗的荣誉。他假冒是世界的主人，实际根本不是，只是它最卑贱的奴隶，它对他的重视是他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他的眼睛从早到晚对着世界，而世界却这么愚蠢，从来没有怀疑他的诡计。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pose[2]——一种经过周密考虑的pose，谁如果不提防，就会把它当作自发的行动。像这么完全以利害得失为准则的人，拉尔夫还从没遇到过。这个人的趣味，思考，作为，以及他所收藏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他在佛罗伦萨那个山顶上的生活，也是保持多年的有意识的姿态。他的离群索居，他对生活的厌倦，他对女儿的爱，他的礼貌和不礼貌，都是同一精神状态的不同表现，这种精神状态在他看来，始终是孤芳自赏和神秘莫测的最高境界。他的野心不是取悦于世界，而是取悦于自己，同时引起世界的好奇，但又不让它得到满足。玩弄世界永远使他感到自己伟大。他在一生中，为了取悦于自己而干的一件最直接的事，便是把阿切尔小姐弄到了手。在这件事上，可怜的伊莎贝尔给他玩弄于股掌之上，实际只是体现了那个轻信的世界。拉尔夫当然看到，他不必改弦易辙，他原来怀有的一份信念仍然有效，他为它蒙受过痛苦，他也不忍心抛弃它。我现在只是按照这些信条的本来面目，勾勒了一个轮廓。毫无疑问，在用事实来印证他的理论方面，他还是十分擅长的。眼前这件事，即他在罗马停留的一个月中，他所爱的那个女人的丈夫，丝毫也没有把他当作敌人这一点，也可以靠他的理论来得到说明。

    在吉尔伯特·奥斯蒙德眼里，拉尔夫目前已无足轻重。这不是指他作为一个朋友的意义，实际他已经什么意义也没有。他是伊莎贝尔的表兄，他已病入膏肓——奥斯蒙德对他的态度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他作了一些恰如其分的问候，提到了他的健康，提到了杜歇夫人，提到了他对冬季气温的感想，以及他在旅馆里是否舒适等等。在他们仅有的几次会见中，他只字不提不必要提的话，但他的态度始终温顺恭敬，表现了一个胜利者在一个失败者面前所应有的礼貌。尽管这样，到这一个月的末了，拉尔夫的内心明确意识到，奥斯蒙德已让他的妻子感到，继续接待她的表兄，会给他们带来不快。这不是嫉妒——他没有嫉妒的理由，谁也不会对拉尔夫产生嫉妒。但是他使她为过去的友谊付出了代价，而这种友谊现在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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