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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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斯先生常常对杜歇夫人说，后者的观点跟他完全一致。他说，一个人苦苦渡过大西洋来到这儿，为的什么，还不是为了摆脱共和国！
“咳，夫人，从前我坐在香榭丽舍大街实业宫对面，总看到从推勒里宫[4]驶出的马车来来往往，一天共达七次。我记得有时还多达九次。可现在你看到什么？说也没用，这种排场都过去了。拿破仑知道，法国人民需要什么，现在笼罩在巴黎——我们的巴黎上空的乌云，要等帝国恢复才会消失。”
到了星期日下午，卢斯夫人的客人中有一个年轻人，伊莎贝尔跟他谈过不少话，发现他肚里装满各种有价值的知识。爱德华·罗齐尔先生——人们称他内德·罗齐尔——出生于纽约，在巴黎长大，他住在那里的时候，由他的父亲管教，事有凑巧，这位父亲跟已故的阿切尔先生是相识多年的知交。爱德华·罗齐尔记得，当年伊莎贝尔还是个小女孩。有一次，阿切尔姐妹几个住在讷沙泰尔一家旅馆里，她们的法国保姆跟一个俄国亲王跑掉了。那时爱德华·罗齐尔的父亲正好带着孩子路过那个地方，也住在那家旅馆里，正是他救了阿切尔姐妹三个，因为那几天里，阿切尔先生一直行踪不明。伊莎贝尔对那个衣冠端正的小男孩也记得很清楚，他的头发上总有一股发蜡的香味，他也有一个法国保姆，只是她在任何引诱下都没有离开他。伊莎贝尔常常与他俩在湖边散步，觉得小爱德华漂亮得像一个天使——这种比喻在她心目中是不同寻常的，因为她所想象的天使，在外形上具有非常明确的特征，而她新认识的这位小朋友，正好体现了这些特征。一张小小的粉红色脸庞，头上戴一顶蓝天鹅绒童帽，脖子上围一条绣花硬领，这就是她童年梦想中的天使的外貌。后来有一段时期，她还坚决相信，那些天国居民彼此讲的是又古怪又可爱的英法混合语，他们用它表达最高尚的情绪，因为爱德华就用这种语言跟她交谈。他告诉她，他的保姆为了“保卫”他，不让他靠近湖边，还说一个孩子必须听保姆的话。现在内德·罗齐尔的英语已大有进步，至少那种法语腔调已经减少了。他的父亲死了，他的保姆也辞退了，但年轻人还遵守着他们的教导，从不靠近湖边。他的身上仍有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以及一种能给更高级的器官带来快感的气息。他是一位非常斯文的、彬彬有礼的青年，具有风雅高尚的趣味——懂得古瓷器、美酒和书籍的装帧，熟读《戈塔年鉴》[5]，知道高级的商店，高级的旅馆，以及火车时刻表。他点菜的本领几乎可以与卢斯先生媲美，也许，随着经验的增长，他可以成为后者当之无愧的接班人，他也拥护那位先生的严峻的政治观点，只是口气较为柔和而天真罢了。他在巴黎有一所漂亮的寓所，室内装饰着古色古香的西班牙圣坛花边，这是使他的女朋友们惊羡不止的，她们宣称，他的壁炉架上铺的花边比许多公爵夫人披在高贵的肩膀上的更美丽。然而他每年冬天往往要在波城度过一段时间，有一年还在美国待了两个月。
他对伊莎贝尔很感兴趣，还清楚地记得他们在讷沙泰尔散步的时候她老是喜欢靠近湖边。他仿佛从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叛逆性的疑问中也发觉了同样的倾向，但他还是温文尔雅地回答我们的女主人公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也许是不配得到这么好的待遇的。“阿切尔小姐，你说这有什么出路吗？嗨，巴黎是四通八达的，路多得很，哪里都能去。每一个到欧洲来的人，必须先通过这里。你主要不是这个意思吗？你是说这能有什么结果吧？但一个人怎么能洞察未来呢？你能告诉我，前面有些什么吗？只要这是一条愉快的路，我就不管它能通向哪里。我喜欢这条路，阿切尔小姐，喜欢这古老而可爱的柏油马路。你不可能对它感到厌倦——哪怕想厌倦也不可能。你认为你会厌倦，实际不会，这儿经常有出乎意外的新鲜事儿。就拿特鲁奥大厦来说吧，那儿一星期总有三四次大拍卖。除了这里，哪儿还有这样的便宜货？不论人家怎么说，我坚持只有在这儿才能买到真正价廉物美的东西，只要你懂得上哪儿去购买。我知道许多这样的地方，但我都保守秘密。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这是我对你破格优待，只是你绝对不能泄漏给任何人。你不论要买什么，先问我一声，我要求你同意这点。一般说，不要上那些林荫大道；在林荫大道上机会是不多的。凭良心说——sans blague[6]——我不相信谁会比我更熟悉巴黎。你和杜歇夫人改天务必到我那儿去吃顿早饭，我可以把我收藏的小玩意儿给你看看，je ne vous dis que a！[7]近来大家谈伦敦谈得很起劲，吹捧伦敦成了风气。可那儿什么也没有——你在那儿什么也找不到，没有路易十五时期的风格，没有第一帝国的风格，有的永远只是安女王时期的式样。这种东西只配放在寝室里，放在盥洗室里，永远登不了大雅之堂。我把生命消磨在拍卖商场吗？”罗齐尔先生继续说，回答伊莎贝尔的另一个问题。“哦，不，我没有财产。我希望我有，可是没有。你认为我游手好闲，啥也不干，我从你的脸色看出来了，你的脸非常富有表情呢。我这么讲，请你不要见怪，我只是向你提出一个警告。你认为我应该干点儿什么，我也这么想，我总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点。可是一旦认真要做起来，你就看到什么也不能干。我不能回国去，开店当老板。你认为我非常合适？唉，阿切尔小姐，你把我估计得太高了。我会买东西，可是我不会卖东西。有时我想出卖一些什么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了。让别人来买你的东西，比你去买别人的东西，需要大得多的能耐。那些能叫我去买他们的东西的人，我想一定是非常聪明的！唉，不成，我不会开店当老板。我不能当医生，那是一种讨厌的职业。我也不能当牧师，因为我并没有信仰。而且《圣经》上那些名字，我也讲不清楚。它们很难念，特别在《旧约全书》中。我不能当律师，我不懂——你叫它什么来着？——美国诉讼程序。此外还有什么事可干呢？没有了，在美国一个上等人能干的就这些。我倒想当一个外交家，但美国的外交——那也不是上等人干的。我相信，如果你见过前一任部……”
罗齐尔先生大多在下午较晚的时候来拜访伊莎贝尔，那时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往往也在。他讲话的方式就像我上面描写的那样，每逢年轻人讲到这种地方，亨利艾塔便打断他的话，把他教训一通，要他记住美国公民的责任。她认为他极不合人情，比拉尔夫·杜歇更坏。不过这时期，亨利艾塔比以前更喜欢作道德说教，因为她的良心一直为伊莎贝尔感到不安。她没有向这位小姐祝贺她得到了一笔财产，却请她原谅她不能这么做。
“如果杜歇先生跟我商量，要不要给你钱，”她坦率地说，“我会对他说：‘绝对不要。’”
“我知道，”伊莎贝尔回答，“你认为，事实上这只是变相的灾祸。也许是这样。”
“把它送给一个你不太关心的人——这就是我要说的。”
“比如说，给你？”伊莎贝尔开玩笑道。接着又用完全不同的口气问：“你真的相信它会毁了我吗？”
“我希望它不会毁了你，但毫无疑问，它会助长你那些危险的倾向。”
“你这是指我爱好奢华，善于挥霍？”
“不，不，”亨利艾塔说，“我是指你的精神方面。我不反对奢侈，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可能打扮得漂亮一点。请你想想我国西部城市的那种豪华生活，我看这儿根本没法跟它相比。我希望你不满足于粗俗的物质享受，但我并不怕它。你的危险在于你过分沉湎在你梦想的天地中，你跟现实，跟你周围那个辛勤劳动的、努力挣扎的、苦难重重的、甚至可说是罪恶的世界，接触得太少。你又要求太高，你抱着许多美丽的幻想。你新近得到的那几万英镑，正好使你越来越陷入那些自私的、残忍的少数人的圈子中，这些人是巴不得你永远沉湎在这些幻想中的。”
伊莎贝尔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瞪着她未来的这幅可怕的图景。“我有什么幻想？”她问，“我在竭力防止任何幻想呢。”
“得啦，”亨利艾塔说，“你认为你可以过一种理想的生活，可以过得使自己愉快，也使别人愉快。你会发现你错了。不论你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必须把整个心灵投入进去，这样才能使它多少有些意义。但从你那么做的一刻起，我告诉你，它就不再是理想了，它变成了严峻的现实！再说，你不能老是使自己愉快，有时你必须使别人愉快。我承认，这是你完全愿意做的。但还有一件事更重要，这就是你常常必须使一些人不愉快。你必须随时准备这么做，你必须决不退缩。那是你根本办不到的——你太喜欢赞扬，你希望别人把你想得很好。你以为我们可以凭不切实际的观念避免那些令人不快的义务——那是你最大的幻想，亲爱的。但是我们办不到。生活中有许多场合，你必须准备你根本不能使任何人感到愉快——甚至包括你自己在内。”
伊莎贝尔伤心地摇摇头，她显得烦恼而惶恐。“亨利艾塔，”她说，“对你说来，现在大概就是这种场合之一吧！”
毫无疑问，斯塔克波尔小姐访问巴黎期间，没有生活在梦想的天地中，她业务上的收获比她的英国之行丰富得多。班特林先生开头陪伴了她四个星期，现在已经回英国，何况在班特林先生身上是连一点梦想的影子也没有的。伊莎贝尔从她的朋友那里得悉，他们两人非常投机，而且由于这位先生对巴黎了如指掌，因此这种友谊更使亨利艾塔获益不浅。他向她解释一切，带她参观一切，成了她寸步不离的向导和讲解员。他们一起用早餐，一起用午餐，一起上剧场，一起吃晚饭，实际上就像完全生活在一起。亨利艾塔不止一次告诉我们的女主人公，说他是一位忠实的朋友，她从没想到她会对一个英国人发生这么大的好感。伊莎贝尔说不出为什么，但是她总觉得，《会谈者报》记者和彭西尔夫人的弟弟之间的来往，包含着一种令人发笑的东西；尽管她承认，这从双方说，都是值得称道的，她还是觉得有趣。伊莎贝尔不能消除自己的怀疑，总认为他们有些像在打哑谜，彼此都因单纯而上了当。然而不论就双方的哪一方说，这种单纯仍是可敬的。在亨利艾塔方面，这是值得赞美的，因为她相信，班特林先生是对发展生动活泼的新闻事业，对巩固女记者的地位，发生了兴趣；在她的同伴方面，这也是值得赞美的，因为他认为，《会谈者报》记者的采访活动——他对这份刊物从未形成过明确的概念——如果剥开它巧妙的伪装（班特林先生觉得他完全能做到这点），不过是斯塔克波尔小姐需要满足自己奔放的感情而已。两位独身者在暗中摸索，但他们都提供了对方所缺乏的东西，满足了彼此的需要。班特林先生是一个性情迂缓散漫的人，现在这位果断、敏锐、自信的女人使他感到别有风味，她那对明亮而咄咄逼人的眼睛，那优美整齐的仪表，都吸引着他，在这颗对日常生活感到平淡无味的心灵中，燃起了活跃的情趣。另一方面，亨利艾塔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同伴，这位先生不愁衣食，无牵无挂，几乎像“鬼差神使”似的来到了她的身边。他的无所事事，一般说来固然不足为训，但对一位到处奔走的伙伴却是绝对有利的。他对她可能提出的任何社会的或实际的问题，几乎都能作出简单明了的、合乎传统的、尽管绝不是十分透彻的答复。她常常发现，班特林先生这些答复非常合用，在争分夺秒赶发美国邮件的时刻，它们可以成为通讯中现成的材料，跟读者见面。伊莎贝尔警告过她，要当心自己在滑向哪里，并希望得到她善意的反驳，现在她才真的担心，她会滑进那神秘的深渊中去。就伊莎贝尔而言，固然也存在着这种危险，但斯塔克波尔小姐如果乐于利用别人的观点，弄虚作假，她就无法指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伊莎贝尔继续好心地警告她，于是彭西尔夫人这位殷勤的弟弟，有时在我们的女主人公嘴上就成了不太光彩的取笑对象。然而亨利艾塔对班特林先生总是温情脉脉，不可动摇，她往往明知要遭到伊莎贝尔的讽刺，还是得意扬扬地畅谈她跟这位熟知人情世故的先生——这称呼在她那里已和以前不同，没有恶意了——一起度过的时刻。她会把她们刚才讲的玩笑话一下子丢诸脑后，情不自禁地提起她在他陪同下出游的经历。她会说：“啊，我现在对凡尔赛的一切已了如指掌，我跟班特林先生到那儿去过。我必须作全面的参观，一到那里，我就关照他，我要全面看一下。因此我们在那儿旅馆里呆了三天，跑遍了所有的地方。那几天天气晴朗，有点像印度的夏季，只是没那么好。我们就住在那一片园林里。真的，关于凡尔赛，你再没什么可以告诉我的了。”看来，亨利艾塔已经跟她那位殷勤的朋友约定，春天在意大利会面。
* * *
[1] 乔万尼·契马部埃（1240—1302），意大利画家，作有《圣母和天使》等名画。
[2] 法国发生资产阶级“七月革命”的一年，路易-菲力浦于这年接位，建立“七月王朝”。
[3] 指1870年被推翻的拿破仑三世。
[4] 法国旧王宫，拿破仑三世住在这里。
[5] 德国出版商尤斯图斯·佩特斯（1749—1816），自1763年起在戈塔地方出版的一种法文刊物，记载世界各地系谱学等方面的统计资料。
[6] 法文：不吹牛。
[7] 法文：其余就不必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