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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德科德所谓的明智的唯物主义中的一条原则，他不相信男女之间存在友谊的可能性。
虽然他坚持这是一条绝对的原则，却允许有个例外。兄妹之间可以有友谊，就是那种人与人之间能坦率无保留交流思想和感情的关系；在这种思想交流中，人把自己内心最深层中的全部真挚感情生活都用来表达对另外一个人的深刻同情。
马丁·德科德有个心爱的妹妹，很漂亮，有点任性，不仅是个意志坚强的天使，还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住在巴黎一栋豪宅的首层公寓房中。德科德总是把自己的秘密透露给她，德科德的秘密不仅包括自己的思想、行动、目标、疑虑，甚至还包括失败。
“告诉我们在巴黎的小社交圈子，准备迎接一个新的南美共和国。不就是一个共和国，多一个，少一个，有何关系？世界上的共和国就像是腐烂社会的温床中蕴育出的邪恶花朵；但蕴育这个共和国的种子却是来自你哥哥的头脑，这就足以获得你衷心的认同。我是在一根蜡烛的光亮下给你写这封信的，这地方像一间小客栈，距离港口很近，开客栈的是个意大利人，叫维奥拉，古尔德夫人对他很是关照。就我所知，这栋房子是300年前一位从事捕捞珍珠业的西班牙征服者建造的，目前这栋房子里十分寂静。在城市和港口之间的平原地带，也很寂静；虽然宁静，但不像这栋房子里这样黑暗，执勤的意大利工人在房子周围燃起了篝火。昨天这个地方可不这样寂静，因为爆发了一次可怕的骚乱——平民突然暴动了，直到今天傍晚才平息下来。骚乱的目的，毫无疑问是抢劫，但被打败了，这你也许已经从旧金山和纽约昨晚发出的海底电报中看到了。你可能已经看到，由于建造铁路的欧洲人采取了积极的行动，才使这座城市免于破坏，而且你可能也相信了这条消息。这份电报是我写的。我们这里没有路透社记者。我还从俱乐部的窗户里向外面的暴民射击了，周围还有另外一些年轻人与我一起战斗。我们的目标是保证宪法大道的畅通，以便让妇孺撤退，他们正在港口外的几艘大船上避难。昨天的情况就是这样。你应该从那份电报中还看到了失踪总统里比热的消息，他在斯特玛尔塔战役之后就不见了，但如今突然在苏拉科冒出来了，当时正在进行巷战，他骑着一头瘸腿骡子走进了战场，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原来，他与一位名叫博尼法乔的赶骡人一起逃了出来，翻山越岭来到了苏拉科，虽然躲过了蒙泰罗的威胁，但走进了一群怒火冲天的武装暴徒中间。
“那位搬运工监工，就我曾经同你讲过的那个意大利水手，把总统救下来了，没让他不光彩地死掉。这个监工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本领，无论何时有怪事需要处理，他都能亲临现场。
“早晨四点钟，他与我一起在《波文尼尔报》的办公室里，他这么早来，就是为了通知我即将到来的混乱，并向我保证他会让搬运工站在秩序这一边。天大亮后，我们一起监视那些在广场上示威和向政府大楼的窗户里投掷石块的步行者和骑马者。诺斯特罗莫（这里的人这样称呼他）指给我看骚乱人群中他布置下的搬运工。
“苏拉科的天亮得很晚，因为太阳要爬上山顶。那是个晴朗的早晨，黎明刚过，诺斯特罗莫监视着整个大广场，在大教堂那边街道的尽头，一群贱人正在辱骂一个骑马人，这个人显然处境困难。诺斯特罗莫立即对我说，‘那是个陌生人。那群人对他干什么？’他拿出在码头工作时常用的银质哨子（这家伙蔑视任何比银更加便宜的金属），吹了两声，这显然是事先与搬运工们商量好的信号。他马上跑了出去，那些搬运工都跑来集合在他身旁。我也跑了出去，但迟了一步，没有能跟着他们去救那个陌生人，那个陌生人此时已经从牲口上掉了下来。我立即就被视为令人憎恨的贵族而受到攻击。我被允许进入俱乐部，这使我很高兴。在俱乐部里，杰米·贝尔赫斯先生（大约三年前，他去过咱们在巴黎的家）塞到我手中一支猎枪。屋里的人已经开始从窗户向外射击了。在几张打开的牌桌上，累积起了一小堆弹药筒。我记得屋里有几把倾翻的椅子，几个骑士们在打牌，满地都是丢弃的纸牌和到处滚动的酒瓶。他们会突然停止打牌，站起来向暴民开枪。由于预计到会有类似的战斗，大多数年轻人整夜都待在俱乐部里。储物柜上有两个枝状大烛台，蜡烛都烧到了蜡烛槽。当我走进屋里的时候，有一个大铁螺丝帽，可能是从铁路上偷来的，从窗户飞进来，打碎了墙上的一面大镜子。我看到有个俱乐部服务员被用窗帘捆住了手和脚，丢在角落里。我隐约记得杰米先生匆忙告诉我，此人企图在午餐的食物中下毒，但被发现了。但我清楚地记得，他一刻不停地尖叫，请求怜悯，但没有人想到要塞住他的嘴。由于他的叫声太过令人烦躁，我甚至想亲自去塞住他的嘴。但根本没有时间做这类小事。我占据了一个窗户，开始射击。
“我到了下午才知道，诺斯特罗莫带着搬运工以及几个意大利工人成功打败了那些喝醉的流氓。任何难以想象的困难任务，那个家伙都有办法对付。恢复平静后，我对他说了这番话。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他非常不高兴地说，‘先生，我能获得多少回报呢？’这下我明白了，或许这个人的虚荣已经开始厌倦普通人对他的夸奖和上司对他的信任了！”
德科德暂停了写信，点燃了一根香烟，但脑子里仍然思考着写信的事。他吐了一个烟圈，那烟圈遇到信纸后似乎又被弹了回来。他再次拿起铅笔写信。
“这话是他昨晚在广场上对我说的，当时他坐在大教堂的台阶上，双手夹在两膝中间，抓着他那匹著名的银灰色母马的缰绳。在这一整天的战斗中，他率领他的搬运工集体打得很漂亮。他此时看上去很疲惫。我不知道自己的样子如何。恐怕很脏。但我觉得心里很高兴。自从潜逃的总统被安排到了“密涅瓦”号轮船上后，暴乱的势头便开始衰落了。他们不仅被赶出了港口，还被赶出了城市比较好的街区，最后被赶入他们自己的破烂村庄。你需要知道这次骚乱有个不容怀疑的主要目标，那就是去劫掠保存在海关大厦地下室中圣托梅矿的银锭（还包括劫掠富人），但有一件事使之披上政治色彩。两个省议会代表加马乔先生、富恩特斯先生，他俩均来自波松，站到了骚乱人群的前头——这是下午发生的事，他俩确实来了，当时暴民劫掠的结果很令人失望，他俩站在狭窄的街道上大喊‘解放万岁！打倒封建主义（我不知道他们的封建主义是什么？）！打倒哥特人和醉鬼！’我真不知道这两位议员在做什么。他俩是很谨慎的绅士。在议会里，他俩自称是中间派，沉醉于博爱的思考中，反对一切积极的提案。蒙泰罗胜利的谣言刚传到他俩耳朵里，他俩便立即停止了思考，开始在主席论坛上对可怜的胡斯特·洛佩斯先生发动厚颜无耻的挑衅，那位可怜的老人只能茫然地捋胡须，摇晃主席的铃铛。当有可能消息证实里比热确实垮台后，他俩兴奋得就如同自由主义者，协调一致得就像连体兄弟，变成了骚乱的实际指挥者，为蒙泰罗摇旗呐喊。
“昨晚八点他们采取了一项新行动，组织起了蒙泰罗分子委员会，据我了解，他们是在一位退休的墨西哥斗牛士开办的小客栈里召开的会议，这位墨西哥斗牛士也是个很厉害的政客，但他的名字我忘记了。他们向我们发了一份通知，我们当时在阿马利亚俱乐部也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他们邀请我们达成省内停火协议。他们竟然厚颜无耻地说，‘自由主义者的理想是高贵的，不应该被保守派的过度自私自利所玷污！’我走出俱乐部，来到大教堂的台阶上，坐在诺斯特罗莫旁边，俱乐部里其他人则忙着在大厅里讨论如何回复的问题，此时的大厅的地板上到处是弹药筒、好多碎玻璃、血迹、烛台、垃圾。但他们都是在胡扯。城市里的人，除了铁路工人，谁也没有真正的力量，那些铁路工人占据了广场一边被拆除了的破房子，这些房子是铁路公司为建设火车站买下的。另一方面，诺斯特罗莫的搬运工都睡在安扎尼街的那些商店的屋檐下。有人从政府大楼里搬出破家具放在广场上燃烧，那些家具大部分是镀金的，火苗都高过了查尔斯四世的雕像。在那雕像底座的台阶上，躺着一个死人，双臂大张，脸上盖着他的墨西哥宽边帽——这可能是他的朋友给他的关照。火焰的光芒照亮了林荫大道旁的树枝，旁边的一条小路也被照亮了，这条小路上堆满了牛车和牛的尸体。一个蒙面暴徒坐在一个牲口的死尸上抽烟。你知道，这就是停火。除了我俩之外，整个广场上还有另一个人在活动，他是个搬运工，手拿着长刀，为那些在拱廊里睡觉的战友站岗。在这个漆黑的城镇夜晚里，唯一有光亮的就是坐落在大街转弯处的俱乐部的窗户。”
写到这里，马丁·德科德，这位巴黎来的花花公子，站了起来，走过“统一意大利”咖啡馆的满地是沙子的地板。这间咖啡馆是乔治奥·维奥拉那老头开办的，他是意大利革命者加里波第的追随者。在烛光下，墙上挂着的那位有信仰的英雄的版画，似乎正在凝视着这个毫无信仰、只相信自己感觉的男人。望着窗外，德科德的视线遇到了一片无法穿越的黑暗，他看不见远山，看不见城镇，看不见港口附近的建筑；四处静悄悄的，听不见任何声音，仿佛海湾里的阴暗从海上已经蔓延到了陆地上，把陆地变得既哑又瞎。这时，德科德感到地板在微微颤抖，远处有铁器的叮当声。黑暗中，一道白光出现了，越来越大，并发出打雷般的噪音。这是把停靠在林康村铁路岔线上的车皮拖回铁路调度场保管。火车发出一阵沉闷的喧嚣声，就好像火车头的前灯神秘地搅和了身后的黑暗一样，当火车从房子背后通过时，房子里所有的东西都震动起来。火车上，什么也看不清，只看见在最后一节平板货车厢上有个黑人，穿着白色的裤子，上身光着，手拿着一个燃烧着的火炬，晃动裸露的胳膊不停地在做着圆周运动。德科德一动没动。
他站了起来，身后的椅子背上挂着一件精致的巴黎产的外衣，里衬是珍珠灰色的丝绸。他走到桌子前，烛光照亮他那张肮脏的、伤痕累累的脸。他的红润的嘴唇被烤焦了，身上带着一股火药味。胡子楂上布满了尘土和锈迹。领口和袖口都是皱巴巴的；丝绸领带低垂在胸前就像一块破布；白白的前额上有一条油渍。他在过去的40个小时里，没有脱过衣服，没有洗过澡，仅匆忙地喝过点水。他处于极度疲惫之中，这说明他曾经进行过绝望的搏斗，干枯的眼睛中流露中缺少睡眠的呆滞。他用嘶哑的声音低声自言自语，“我想吃点面包。”他迷惑地看了看自己，又坐在椅子上，拿起笔继续写起来。他意识到自己很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
他想到，世上没有别人比妹妹更理解他了。当生死存亡之际，即使在那些相信世界除了感觉之外什么也不存在的不可知论者心里，也会不时地冒出想把自己的真正的感情印象留给后人的念头，这些留下的感情印象能在他们死后像灯光一样照亮后人的行动，让后人在灯光的照耀下去调查被他们的死亡带走的真相。因此，德科德没有去找吃的东西，或睡一会儿觉，而是在他的大笔记本上一页接着一页地给妹妹写信。
在这亲密的交往中，他无法赶走疲倦，他感到周身疲倦，这是他的身体能直接感受到的。他感觉自己好像正在与妹妹讲话。他感到妹妹仿佛就在眼前，于是写道，“我很饿。”
“我感到周围一片孤寂，”他接着说道，“难道这是因为我是唯一能在意志和希望都崩溃的情况下仍进行思考的人吗？但孤独是很真实的。铁路工程师们都离开了客栈，已经离开两天了，因为有国家中央铁路公司的财产需要照看，这条铁路是科斯塔瓦那的一项大工程，就是要把财富放入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德国人的口袋，只有上帝才知道到底有多少外国人在受益。我周围的寂静预示着危险。在这间屋子的中间，有个类似二层的夹层，窗户很窄像射击孔，也许是为了防备野蛮人用的，那时的土著不穿政客们常穿的西装，他们大喊大叫，半裸着，手里拿着弓箭。这家的女主人正在等死，我相信，现在她肯定与丈夫在一起。房子里有一段窄楼梯，只需一个人就能抵御一群匪徒。在楼梯上面，我透过墙壁听见那老头去厨房取东西。老人的动作很轻，像老鼠爬墙的声音。仆人们在昨天就跑光了，还没有回来，但不知道会不会回来。另外还有两个孩子，是女孩。她们的爸爸送她们下楼来了，躲在咖啡厅，也许是因为我在这里的缘故。她俩躲在角落里相互拥抱在一起；我也是在几分钟前才看到她俩的。我比刚才感到更孤独。”
德科德坐在椅子上，半转身问道：“这里有面包吗？”
琳达摇晃乌黑的头表示没有，长着金发的妹妹把头靠在她的胸前。
“你能为我弄点面包来吗？”德科德依然想要面包。孩子没有动，他看见她的大眼睛在黑暗的角落里闪动。“你害怕我吗？”他问道。
“不害怕，”琳达说，“我们不害怕你，因为你是与巴蒂斯塔一起来的。”
“你说的是诺斯特罗莫吗？”德科德说。
“这是英国人给他的名字，但这名字本不应该给人，连牲口也不应该给。”女孩说道，边说边抚摸着妹妹的头发。
“但他允许别人这样称呼他。”德科德评论道。
“在家里不能用这个名字。”那孩子反驳道。
“好吧，让我叫他监工先生吧。”
德科德不再坚持，又埋头写了一会儿信，然后再次转身。
“你们希望知道他何时回来吗？”他问。
“他带你来后，又骑马去城里找医生了，妈妈病了。他很快就会回来。”
“他在路上很可能要挨枪子。”德科德虽是自言自语，但声音能听得见；琳达尖叫道——
“没有人敢开枪打巴蒂斯塔。”
“你真信？”德科德问道。
“我真信，”那孩子说，态度很坚决，“在这个地方，没有人勇敢到敢攻击巴蒂斯塔。”
“在树丛里开冷枪不需要多少勇气，”德科德自言自语地说。“很幸运，夜晚天很黑，否则很难保护矿山的银锭。”
他打开笔记本，向前翻看了几页，拿起铅笔继续写起来。
“截止到昨天，‘密涅瓦’号带着逃亡的总统离开了港口，骚乱人群也被赶出了市区的主要街道。我先把电报发了出去，好让有好奇心的世人知道这里的情况，然后我与诺斯特罗莫一起坐在大教堂的台阶上。有一件事很奇怪，我们报社与电报公司在同一栋建筑物中，那些暴徒把我的报纸丢得满地都是，但没有去动对面的电报设备。就在我和诺斯特罗莫谈话的时候，报务员伯恩哈特手里拿着一张纸从拱廊里走了出来。这个小男人挎着一把大刀，腰间挂满了左轮枪。他的样子很滑稽，但他是至今为止会敲电报发报机键的且身材矮小的德国人中最勇敢的。他收到一封从凯塔发来的电报，电报说巴里奥斯的部队刚进入港口，电报有个特别的结尾，‘部队热情极高。’我去喷泉处喝了点水，竟然有人躲在大街的树背后向我射击。我没有理会，继续喝我的水；如今巴里奥斯抵达了凯塔，雄伟的科迪勒拉山脉横亘在我们与打了胜仗的蒙泰罗的军队之间，尽管有加马乔先生和富恩特斯先生捣乱，我构想的新国家似乎已经在我手掌心里了。我准备去睡觉，当我走到古尔德家的时候，发现他家院子里挤满了躺在稻草上的伤员。篝火在燃烧着，这是个炎热的夜晚，在封闭的院子里，空气中弥漫着氯仿麻醉剂和鲜血的味道。在院子的一边，矿山的医生蒙汉姆正在给伤员包扎；在另一边，靠近楼梯口的地方，考比兰神父正跪着听马上就要死去的搬运工做忏悔。古尔德夫人在遍地伤员中穿梭着，一只手拿着一个大瓶子，另一只手拿着棉花。她看了看我，连眼也没有眨一下。她的女佣跟着她，手里也拿着一个瓶子，轻轻地哭泣着。”
“我忙活了好一会儿从水池取水给伤员喝。然后，我上了楼，看到几个苏拉科大家族的女主人，她们的脸色比平时要苍白许多，胳膊上缠着绷带。并非所有人都逃跑到轮船上。许多人躲在古尔德家避难。楼梯的平台处有个女孩，头发有一半都散乱了，面对墙跪着，面前就是圣母马利亚的神龛，圣母穿着蓝色的长袍，头上戴着镀金的皇冠。我认出她是洛佩斯家的大小姐；我看不到她的脸，仅记得她穿着一双小巧的法国式高跟鞋。她默不作声，一动不动，没有哭泣；她就是静静地待着，一身黑衣服，面对着一堵白墙，这是一种宁静的虔诚。我敢说，她不比那些带着绷带的面色苍白的妇人更惊慌。在楼梯顶上，有个人正在把布匹撕成小条——本地一个大富翁的年轻妻子。我给他鞠躬，她停下手中的活跟我打招呼，就如同她正在乘坐着马车在林荫大道上向我招手一样。我们国家的妇女，在革命中是值得一看的。她们脸上的胭脂和珠光粉虽脱落了，但随之而去的是她们自幼女时通过教育、传统、习俗养成的对待外部世界的不积极主动的态度。我想到你的脸，从孩提时代，你的脸上就洋溢着一股聪明劲儿，而不是那种只有在政治骚乱中才被撕扯下来的忍辱屈从的假面具。
“在楼上的大厅里，一小群知名人士正坐在一起，他们是省议会的残余。胡斯特·洛佩斯先生手持一支旧式大口径散弹短枪，他有一半的胡子都被滚烫的枪口烤焦了，枪里装满了子弹，愿老天保佑他别打中自己。他一会儿左看看，一会儿右看看，让人感觉他的那身大衣里包裹着两个人，其中一个蓄着胡须、表情严肃，另一个面容不整洁、面带恐惧之色。
“我刚一进门，他们都站起来大叫，‘德科德！马丁先生！’我问他们，‘你们在考虑些什么，先生们？’虽然何塞先生坐在桌子的首席，但这群人似乎群龙无首。他们一起说道，‘讨论如何保护生命和财产。’洛佩斯先生向我介绍说，‘要等新的官员到来。’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正好是用表情严肃的那半边脸对着我。他的这番话，使我的建国思想成了落汤鸡。我听到耳朵里嗡嗡直响，屋里也似乎变暗了，充满了蒸汽。
“我像个醉鬼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到桌子前面。‘你们正在商量投降的事。’我说。他们都一动不动地坐着，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一张纸，上帝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只有何塞先生用手掩面，低声说道：‘绝不！绝不！’我看了看他，发现他看上去很虚弱、疲惫，我吹口气都能把他吹走。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他都无法生存。对他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承受不住太大的失望；不知道他是否看到自己那本《五十年的错误统治》的遭遇？这本书已经在《波文尼尔报》上连载，印着这本书的报纸散落在广场上、漂浮在水沟中、被当作旧式大口径散弹短枪的填充物、在风中飘、在烂泥中被人践踏。我看见港口的水面上到处都是他的书页。期望他能活下来是不合理的。那太残酷了。
“我向他们大叫道：‘你们知道投降对你们、女人、孩子、财产意味着什么？’
“我演讲了五分钟，连口气都没有喘。我滔滔不绝，好像不仅谈到了我们的最佳机遇，还谈到了蒙泰罗的残暴。我把他说成一头最厉害的野兽，因为他毫无疑问有足够的智力构想一个有系统性的残暴统治。在接下来的五分多钟里，我把对安东尼娅的爱化作激情，激动地呼吁他们拿出勇气和男人劲儿。对一个男人来说，他最应该说出自己的感情，那就是要谴责敌人，为自己做辩护，为那些可能比自己的生命更加珍贵的东西做辩护。我的好妹妹，我真是对他们大喊大叫了。我的声音撞到了墙似乎能爆裂成碎片。当我讲完了，我看到他们用恐惧的双眼投给我怀疑的目光。这就是我制造的全部效果！他们中只有何塞先生的头在胸前低垂着，而且越垂越低。我低头侧耳接近他干瘪的嘴唇，听出他用极低的声音说道：‘以上帝的名义，马丁，我的儿子！’我不是太理解他的话。我肯定他确实说到了上帝。似乎我是看到他喘最后一口气的人——他的灵魂在离开前喘的最后一口气。
“他仍然活着，真的。我亲眼看见了；但只不过是一具奄奄一息的肉体罢了，平躺在床上，被单覆盖到下巴，睁着眼睛，但你也许可以说他已经没有生气了。于是他离开了他，来到这家也有人在等死的小意大利客栈。安东尼娅留在了他的床边，一直跪着。但我知道何塞先生确实早就死了，死在古尔德家里。他死前轻声地催促我去努力的那个声音无疑是他的灵魂，那灵魂被外交协定的圣洁和宣言的庄重包裹着，肯定十分难受。我曾大声疾呼，‘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不主动自救，上帝肯定不会来自这个国家出手相救。’
“与此同时，洛佩斯先生在深思熟虑之后，已经开始讲演，但他那可笑的胡须破坏了讲演的效果。我实在不理解他在说什么。他似乎在为蒙泰罗做辩护（称蒙泰罗是将军），说他的意图可能并不坏。此后，他继续说，‘那个杰出的人物’（一周前他称蒙泰罗是个畜生）可能是‘手段使用不当’。你可以想象，我没有继续听下去。我知道蒙泰罗的弟弟佩德里托的真实意图。他是个游击队员，几年前我见过他，在巴黎一间南美学生常去的咖啡馆。他当时假装是大使馆秘书。他来咖啡馆一坐就谈几个小时，总是用那双多毛的爪子拧他的毡帽。他似乎有把一个热衷赛马的莫尔尼公爵变成统率千军万马的拿破仑的野心。他极力吹嘘他哥哥。他似乎不怕被人发现底细，因为布兰科党员家的孩子很少去大使馆，这点你可以想象得到。只有我德科德，一个没有信仰和原则的人，才常去大使馆寻找乐趣，因为那地方像是一群受过训练的猴子的聚集地，大家都这么说。我知道他的底细。我看到过他在餐桌上偷换盘子。宁可去死，我也不愿生活在恐惧之中。
“不，我没有听完胡斯特·洛佩斯先生试图说服自己相信蒙泰罗兄弟是仁慈的、正义的、诚实的、纯粹的庄严讲演。我突然想去找安东尼娅了。我看她正好在走廊里。当我推开房门时，她松开紧握的双手，向我伸过来。
“‘你来这里干吗？’她问道。
“‘讲演。’我盯着她的眼睛说。
“‘好，但是……’
“‘空泛的讲演，’我打断了她，‘他们用愚蠢的希望掩盖恐惧。他们都是英国人式的议员，这你是知道的。’我气愤得说不出话来。她做了一个绝望的手势。
“从我身后的那扇门里，我们听到胡斯特先生的有条不紊的讲演，一句接着一句，如同一场既恐怖又庄严的疯狂。
“‘最终，民主的愿望可能有合法性。人类的进步过程难以预测，但如果这个国家的命运掌握在蒙泰罗手里，我们应该……’
“我把门猛地关上；我听够了；他讲得太多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像安东尼娅那样美丽的面孔能表达出那么多的恐惧和绝望。我无法继续忍耐；我抓住了她的手腕。
“‘是他们杀死了我父亲？’她问道。
“她的眼睛里闪着愤怒的火焰，但我发现那双令人着迷的眼睛已经失去昔日的光芒。
“‘这是投降。’我说。我抓着她的手腕，使劲摇晃着。‘但我来不仅是做讲演。你父亲要我以上帝的名义继续战斗。’
“亲爱的妹妹，安东尼娅有能让我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的力量。只需看她的脸庞一眼，我就激动不已。我对她的爱无人可比——因为我是真心的。她对我的重要性，远比教堂对考比兰神父的重要性要大（神父昨晚从镇上消失了；可能是去找赫尔南德斯那帮人了）。她对我的重要性，远比富饶的矿山对那个感情用事的英国人的重要性要大。我不想谈他的妻子。她可能也感情用事过一次。如今圣托梅矿把他俩分隔开来。‘你的父亲，安东尼娅，’我再次说道，‘你的父亲，你明白吗？他要我继续干下去。’
“她转过脸去不看我，用痛苦的声音说——
“‘他是这样说的？’她哭着说，‘我怕他再也不会说话了。’
“她挣脱了被我抓在手里的她的手腕，开始用手帕掩面痛哭。我不想看她悲哀；我宁愿看她可怜，仅此而已；因为无论我是逃跑或留下等死，我俩不会白头到老，根本没有前途。由于这是事实，所以我不愿浪费时间看她哭泣。我含泪送她去找伊米莉亚夫人和卡洛斯先生。他俩的情绪对我的计划是否能成功关系重大；信奉理想主义的人，不会因为自己有强烈的欲望而采取行动，除非被包裹在公正的思想外衣里面。
“那天深夜，我们形成了一个四人小帮派——两个妇女、卡洛斯先生、我——地点在古尔德夫人的蓝白色相间的闺房。
“苏拉科之王正为自己考虑，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是个诚实的人。如果有人能看穿他的沉默，肯定能发现这点。或许他认为只有这样他的诚实才不至于遭受玷污。这些英国人生活在幻觉中，然后通过幻觉或其他什么手段来掌控现实。他说话很少有‘对’或‘错’，因为这是两个太不人性化的咒语。但他无法对我保持沉默。我知道他脑袋里想的东西；他想着他的矿山；他的妻子心里只想着自己的爱人，其余什么都不想，而她的爱人被捆绑在古尔德矿山开采权上，这等于给这个身材娇小的女人戴上了枷锁。不要紧。关键是让他把矿山的事讲给霍尔罗伊德（钢铁银矿之王）听，以便获得金融支持。昨天晚上，仅24小时前，我们还以为海关大楼里存放的银锭是安全的，只等着去北美的轮船来运走。只要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北美，那个大理想主义者霍尔罗伊德，不仅不会停止向这块愚昧的大陆输出正义、工业、和平，而且他还会继续做他钟爱的梦想，那就是要建立起一种更纯粹的基督教形式。稍后，欧洲在苏拉科的总负责人，就是那位铁路总工程师，从港口骑马赶来了。我们让他也参加我们正在进行的秘密会议。与此同时，大厅里的那帮知名人士，也正在进行讨论；他们中有个人从走廊里跑出来，问仆人有什么东西可以吃。总工程师走进女主人的闺房后，开口就说：‘古尔德夫人，看看你的家都成什么了。楼下是战地医院，楼上是饭馆。我看到他们把大盘好吃的东西送入大厅。’
“‘在这间闺房里，’我说，‘你看到的是这个欧洲人共和国的内阁。’
“他心事重重，听了我的话，竟然一点笑容都没有，甚至连吃惊的表情都没有。
“他对我们讲了他的情况。他当时正在布置保护铁路财产的事，但有人叫他去铁路电报室。在山脚下铺设铁路的工程师想与他通话。电报室里只有他和报务员。电报机嘀嘀嗒嗒，报务员立即译码，电报纸带盘绕在地上。这份电报，发自大森林深处的木工棚中，内容大概是说里比热总统正在被人追捕。这对我们这些身在苏拉科的人来说，确实是个新闻。后来，里比热总统被我们救了。在我们的照顾下，他恢复了精力，但他偏说自己没有被追捕。
“由于军队乱了，在朋友的恳请下，里比热孤身离开了司令部，由赶驴人博尼法乔做向导。博尼法乔愿意为这次冒险负责。里比热是在开战后第三天的黎明出逃的。那天晚上，他的军队土崩瓦解了。他和博尼法乔骑马向科迪勒拉山脉飞奔；他们找来骡子，通过了山隘口，并在一个寒流到达高原之前跨过了高山沼地。晚上，他俩躲在小石屋里，大雪厚得把石屋都掩埋了。此外，可怜的里比热遭遇许多冒险经历。他和向导失散了，又丢失了骡子，只能挣扎着步行到了大草原。如果不是一名牧场工人的怜悯，他早就死在去苏拉科的路上了。那位牧场工人认出了他是谁，给了他一匹新骡子，由于这位逃犯身体太重，驾驭技术又不佳，竟然把那匹骡子给骑死了。不过，他身后确实有追兵，不是别人，正是蒙泰罗将军的弟弟。他很有福气，高山沼地上的冷风把追兵阻挡在山隘口。冷风冻死了几个人和所有牲口。落伍的人都死了，但大部分继续前进。他们发现躺在一个雪山坡脚下奄奄一息的博尼法乔，并用刺刀按照内战方式刺死他。他们本可以抓住里比热，但他们不知何故偏离了老‘皇家路’，又在一座矮山坡脚下的森林里迷了路。就在这里，他们意外地发现了铁路建筑工人的工棚。那名打电报的铁路工程师告诉办公室里听电报的总工程师，佩德罗·蒙泰罗就在他身旁。蒙泰罗说他要以民主的名义占领苏拉科，态度很专横。他手下的士兵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屠杀了一些铁路公司的牲口，并用篝火煮肉吃。佩德罗问了几个有关银矿的问题，并想知道过去六个月的产量。他粗暴地说：‘发电报问一问你们的总工程师，他应该知道；告诉他新政府的大草原主席和内政部长佩德罗·蒙泰罗要求获得准确的信息。’
“他用染着鲜血的碎布裹着脚，面容憔悴，头发和胡子乱蓬蓬的，走路一瘸一拐，用一段弯树枝作拐杖。他手下的士兵状况更加恶劣，但显然没有丢弃枪支，还持有一定数量的弹药。电报小屋的窗户和大门口都被他们的瘦脸堵满了。这间电报小屋也是当地负责工程师的卧室。蒙泰罗一屁股坐在干净的毯子上。他一边躺在毯子上刮胡子，一边口授发往苏拉科的电报。他要求立即派车来运他们去苏拉科。
“‘对这个问题，我从这边给了回复，’总工程师告诉我们，‘我说不敢冒险调动内地的车皮，因为沿路上有人多次搞破坏。古尔德，我这是为你才这样说的。’那边的回答，用我下属的话说，‘那肮脏的畜生在我床上说，“想让我开枪杀了你吗？”’我的下属很机智，给予了回答说那也不会调车皮过来。听到这话，对方打了个哈欠说，‘没关系，大草原上不缺马匹。’然后，他转过身，在哈里斯的床上睡着了。
“亲爱的妹妹，这就是我为什么今晚成为了一名逃犯。从铁路工地传来的最后一份电报说佩德罗·蒙泰罗的人天亮时分出发了，他们吃烤牛肉整整吃了一夜。他们抢走了所有的马匹；沿路上他们会抢更多的马匹；他们只需30个小时就能赶到这里，所以苏拉科既容不下我，也容不下古尔德的银矿。
“但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埃斯梅拉达的卫戍部队向胜利的一方投降了。我们是从电报公司的一名报务员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他早晨就来到古尔德家通知这个消息。事实上，由于太早，苏拉科的天还没有亮。这位报务员在埃斯梅拉达的同事通知他，卫戍部队的士兵杀死了几个军官，占据了停泊在港口内政府的汽轮。这对我是个沉重的打击。我认为这个省的人是可靠的。但我错了。埃斯梅拉达爆发了蒙泰罗派的革命，其企图与苏拉科的是一样的，差别仅是前者成功了。那个报务员一有新情况就通知伯恩哈特，但在发送的最后一份电报中说，‘他们正要破门而入，并接管这个电报台。与你的联系就要被切断。不能再发了。’
“但他实际上躲过看守的警戒，那些看守企图切断他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他成功了。他是如何成功的，我不知道。但他在几个小时之后再次向苏拉科发送电报，他在电报中说，‘起义军队接管了政府在海湾里的运输船，士兵正在登船，企图沿海岸线去苏拉科。所以，保护好自己。他们在几个小时后出发，天亮时分可能就到你们那里。’
“这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他们把他从机器前拉走，再也没有回来，因为伯恩哈特一直在呼叫埃斯梅拉达，但此后再没有获得过回复。”
德科德在这本专供给妹妹写信用的笔记本上写完最后几个字，然后抬起头来探听周围的动静。但他没有听到一点声音，房间里没有，整栋房子里也没有，只有过滤器的水滴落入一只放在木架子下面的大陶罐的声音。屋外同样是一片寂静。德科德低下头继续在笔记本上写字。
“我没有逃跑，这你可以理解，”他继续写道，“我只不过是跟着那些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保护的财宝离开此地。从大草原一方来的佩德罗·蒙泰罗的部队，与从海上来的埃斯梅拉达的卫戍部队，正在向此地会合。他们准备攻占此地实属意外。因为他们真实的目标是圣托梅矿，这点你可以想象；在正常情况下，这个欧洲人的省份会在很长时间内不受侵犯，因为肯定是内战胜利者的囊中之物。卡洛斯·古尔德先生为拯救他的矿山，必须充分利用他的矿工组织；这个矿山，就是他的‘独立王国’，它能为他带来财富，他的理想主义给这座矿山赋予了一种奇怪的正义。他守护这座矿山，就如同某些人守护自己的爱意或恨意一样。除非我误读了此人，他会与这座矿山同生死的。一股激情爬入了他充满理想的冰冷生活中。这种激情，我是能用理性加以理解的。这是一种我们不熟悉的激情，因为我们流淌的血液是与他不一样的。但他的激情与我们的激情一样危险。
“他的妻子也理解这点。这就是为什么她是我的好同盟的原因。我的建议，她都接受了，因为她判断我的建议最终能保证古尔德银矿的安全。他顺从了她，这似乎让人觉得他相当信任她。但我猜测这是因为他是在故意犯小错误，借以弥补他在感情上的不忠诚，因为他为追求自己的理想却要牺牲她的幸福生活。那个小女人发现他并非为了她在生活，而是为了那座矿山。愿他心想事成，愿他的心愿成真，无论那心愿是感情方面的或是理想方面的。我提出一项建议，不惜任何代价立即把银锭运出这个国家。她支持我的这项建议，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卡洛斯先生的任务是保护他的矿山名誉不受损；古尔德夫人的任务是保护丈夫，不让他被那巨大且冰冷的激情所伤害。她害怕这个结局甚于她害怕他愚蠢地爱上另一个女人。诺斯特罗莫的任务是保护银锭。行动计划是把银锭装载在公司最大的一艘驳船上，让这艘驳船驶出海湾，越过阿苏厄拉半岛，停靠到科斯塔瓦那之外的一个小港口里，等待一艘去北美的轮船接手驳船上的银锭。海面很平静。我们应该能在埃斯梅拉达的叛军抵达前趁天黑驶出海湾；天亮的时候，在阿苏厄拉半岛的掩护下，就没有人能看见我们了，因为那时从苏拉科看半岛仅是一片海平面上的蓝色的云雾。
“正直的搬运工监工适合做这项工作；我，有激情，但没有任务，可以跟着他一起去，把这幕闹剧演完。如果成功，我将收获回报，世上只有安东尼娅能给我回报。
“我在出发前看不到她了。我曾经说过，我离开她时何塞先生就在旁边。街上很黑，临街的大门都是关闭的，我趁黑走出了城区。街上的路灯已经有两天都没有开过了，城门在黑暗中隐约像一座巨大的塔，我听到那塔发出低沉阴郁的呻吟声，还像是在低声回答什么人的问题。
“在那个热那亚水手的腔调中，我能听出某种冷漠的情绪，这本来就是他的特点，他这个人，因偶然原因被牵涉进来，对事态的发展和我一样抱有一种冷漠的轻蔑。有好名声，似乎是他唯一关心的东西，这点后来我也发现了。这样的野心很适合于高贵的灵魂，但对极为聪明的恶棍来说也是有利可图的。是的，他就是这样说的，‘先生，我要好名声。’他似乎怎么想就怎么说。我常猜想，这是一种纯粹的天真，还是一种狡猾？天下的奇才永远让我感兴趣，因为他们是人类精神状态的标志。
“在去港口的路上，他追上了我。此前，我看到他正在跟另外一个人站在一座昏暗的拱门底下说话，所以没有停下来等他，继续走我的路。跟他讲话的人是一个遇到麻烦的妇女。后来，他开始谈论起这件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跟他讲话的，是个老妇人，一个制作衣服花边的老工人，她正在找自己的儿子，市政府雇用她儿子扫大街。那天黎明时分，朋友来到他儿子住的陋室前敲门把他叫走了。他随那一伙人走了，自此她就再没有见到过儿子；所以，她把炉子熄灭，把煮得半熟的饭留在炉子上，就出了家门，一直走到了港口，在这里，她听说早晨镇上有一些年轻人被杀死了。一名守护海关大楼的搬运工拿出一盏提灯，帮助她在死尸堆里找。她没有在死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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