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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纯真的英国理智之一就是不要求太多；只关注目前有用的东西。他们与我们不同。我们没有政治理性；我们有政治热情——不是总有，是有时才有。什么是信念？是对个人利益的看法，可能是现实的，也可能是精神的。没有人光爱国却什么都不图。这个说法对我们也一样有效。但我看得很清楚，我不打算把这个说法放在你身上，安东尼娅！我不幻想成为爱国者。我只幻想成为一个超级爱人。”
他停顿了一下，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咕哝道，“不过，爱能使人走得很远。”
在他俩的背后，那每24小时就在古尔德家客厅里涌起一次的政治浪潮，如今又在人说话的嗡嗡声中越涨越高了。人们三三两两地走进客厅：不仅有省政府的高官们，还有铁路工程师们，这些铁路工程师，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穿着粗花呢衣服，在一群面带渴望之情的年轻人中间，那个头发花白的总工程的脸庞上流露出迟钝的、幽默的、放纵的微笑。斯卡夫是西班牙舞的爱好者，早就溜走了，他想到市郊的什么地方找个跳舞的机会。胡斯特·洛佩斯先生在把女儿送回了家之后，庄严地走了进来，穿着有条纹的黑色外套，纽扣都系上了，下巴上布满了棕色的胡须。有几个省议会的议员马上围住了议会主席，讨论起叛乱分子蒙泰罗的新宣言。可耻的蒙泰罗在这份宣言里说，由于“民主已经被激怒”了，所以他要求省议会停止开会，直到他用宝剑建立起新和平、人民的意志能获得考虑之后。这实际上就是要解散议会：这是那个邪恶的疯子说过的最厚颜无耻的话。
在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周围聚集着一小伙人，他们显得特别义愤填膺。何塞先生坐在他常坐的那把椅子上，提高了声调，大声说道：“今天，苏拉科做出了反应，出兵进攻叛乱分子的侧翼。如果其他省份的爱国热情能有我们这个欧洲人的省份一半多的话……”
布兰科党的灵魂人物中爆发出一阵震颤的高昂欢呼声。是的！是的！这是真的！苏拉科永远站在斗争的前线！人群里一阵自负的骚动，那天发生的事非常能激起人的希望，那些来自大草原的骑士想到了自己的牧群、土地、家庭成员的安危。局势危机，命悬一线……不对！蒙泰罗无法成功！他是个罪犯，无耻的印第安人！喧闹了一会儿之后，屋里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胡斯特先生那一伙人。此时的胡斯特先生就好像主持省议会一样，态度既庄严又公正。德科德受到噪音的吸引，转过了身子，背靠在栏杆上，用尽全身力气向着屋子里的人大喊道：“蠢驴！”
这出乎意料的叫喊让屋里的噪音平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窗户，期待听到令人满意的答复；但德科德已经转过了身子，背对着屋里了，再次面向宁静的街道。
“这是我做记者的看家本领；这个辩论办法最高明，”他对安东尼娅说，“我发明了这种辩论办法，遇到大难题，到最后就说这句话。但我不是爱国者。我不比那个搬运工监工更爱国。那个热那亚人为这座港口做了如此伟大的事情——让我们能积极主动地引进社会发展所需的各种重要工具。你肯定听米切尔船长多次说过，在他找到这个监工之前，他都不知道多长时间能卸完一艘船的货。这对发展不好。你已经看见他下班后骑着他那匹著名的马去土造的舞厅与迷惑姑娘们。他是个有福气的家伙！他的工作就是展示个人权威；他的消遣就是记录别人给予他的超乎寻常的奉承。他很喜欢这样。有谁比他更有福气？有别人的敬畏和羡慕是……”
“马丁先生，难道这就是你的最高愿望？”安东尼娅插嘴道。
“我是说他那类人，”德科德简短地回答，“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敬畏和羡慕英雄。除了这些，他还想要更多的东西吗？”
德科德感到，在安东尼娅的吸引力面前，自己能说讽刺话的习惯经常自动就瓦解了。她让他生气，就好像她也染着那种难以解释的女性顽固劲，这种顽固劲通常是比较普通的男女之间相好的障碍。但他立即就克服了自己的恼怒。他一点都不相信安东尼娅是个普通女人，无论他多么怀疑自己的结论。他用极具穿透力的温柔语言向她保证，他的愿望不过是获得幸福，这个目标是如此之高，他似乎无法在这个地球上实现。
她脸变红了，虽然别人看不见，但仍然有烫人的感觉，从那呈齿状的雪山中吹来的微风似乎也失去了冷却作用。虽然他的语气充满了热情，足以融化冰冷的心，但他的耳语仍然没有感动安东尼娅。她突然转身要走开，好像要把他的热情拿到身后的房间中存放，那里充满了光亮和喧闹。
在宽敞客厅里的四堵墙内，政治投机的热情高涨，就好像是被一阵充满希望的大风刮起来的一样。人们都很激动，大声争论着，胡斯特先生那扇形的络腮胡须是争论的中心。所有发言都充满了自信。在查尔斯·古尔德身旁有几个欧洲人——有个丹麦人、几个法国人、一个谨慎的肥胖德国人微笑着低垂着沮丧的眼睛，他们所代表的物质利益在苏拉科受到了圣托梅矿的有力保护——他们的阿谀奉承中夹杂着大量笑话。他们正在向查尔斯·古尔德献殷勤，因为只有他有能力稳定由于革命带来的动荡局势。他们觉得他们正在进行的各种业务都是有希望的。有两个法国人，其中一个长着浓密的络腮胡须，一对小黑眼珠子在胡须丛中闪耀着，不断挥舞着棕色的小手和细细的手腕。他此行是为一个欧洲财团去内陆省份跑业务。在乱哄哄的谈话声中，每分钟都能听到他大声尖叫，“矿长先生”。他正在讲述他内陆的所见所闻，而且陶醉其中。查尔斯·古尔德有礼貌地看着他。
古尔德夫人有个习惯，在会议开到一定的时候，便悄悄地离开大客厅，去旁边的小客厅休息，而且特别喜欢独自去。此时，她已经站了起来，一边等待安东尼娅，一边有礼貌但略带忧虑地听着铁路总工程师说话，这位总工程师向她微微地欠着身子，缓慢地讲着话，一点手势都没有打，但显然很风趣，因为他正幽默地眨着眼睛。安东尼娅在走进客厅去找古尔德夫人前，转头瞥了德科德一眼，不多就一眼。
“为什么你和我要认为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她迅速地说。
“安东尼娅，我要不懈地追求我的愿望。”他咬着牙回答，深深地鞠了一躬，表情有点冷漠。
总工程师还在讲他的有趣故事。他在南美建造铁路时遇到许多有趣的事，他能敏锐地发现其中的荒谬。他不仅列举自己故作聪明的狡诈，还列举了自己的各种无知偏见。他陪着女士们走出客厅，古尔德夫人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他身上。最后，这三个人走出了走廊的玻璃门，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只有一个高大的神职人员对客厅里的噪音感到厌倦，停下脚步看着他们。此人就是考比兰神父，他在走进古尔德家大门时被德科德看见了。在客厅里，他没有与任何人讲过话。他穿了一件黑色长袍，很瘦，凸显出他的身高；他的高大身躯向前倾；在他的脸上，两道漆黑的横眉几乎要连在一起，脸骨突出，给人好斗的感觉，面颊刮得铁青，有白色的伤疤（这证明了不信教的印第安群众是热情洋溢的），这暗示他的神职工作曾经遇到不法行径，说明给匪徒做牧师的工作性质。
他放开原先握在背后骨瘦如柴的手，用颤抖的手指着马丁。
德科德跟着安东尼娅走进客厅，但没有走远，留在了客厅里，背靠着窗帘，一脸漫不经心的表情，好像一个大人正在参加孩子们的游戏。他平静地盯着那只威胁着他的手指。
“我看到你在广场上威风凛凛地给巴里奥斯将军做皈依布道。”他说道，身体纹丝不动。
“真是荒唐得可怜！”考比兰神父深沉的声音在大客厅里回响，引得大家都抬头观望。“那家伙是个酒鬼。先生们，你们的将军，他的上帝是酒瓶子。”
他的这句草率、任性的话，让所有人都紧张地停下了交谈，就好像人群的自信被重重地打了一拳。但也没有人敢质疑他的断言。
众所周知，考比兰神父是个勇敢得近乎疯狂的人物，他在没有同情心、没有信仰且嗜血成性的野蛮人中间宣传教会的神圣权力。他的成功被人们用故事传诵，令基督徒不敢相信。他曾经与野蛮部落住在一起，为许多部落做过洗礼。有人说看见他与印第安人一起骑马外出好几天，半裸着，拿着牛皮盾牌，当然手里还拿着长矛——有谁知道其真假？在科迪勒拉山脉的冰雪线附近，他穿着兽皮衣，寻找潜在的信教者。有关这些寻觅教徒的活动，考比兰神父从来没有对人说过。但他公开表示，斯特玛尔塔的政客比那些他正劝说信教的野蛮人更加心毒、腐败。他为教堂争财产的热情很不明智，损害里比热党的事业。众人皆知，他曾拒绝接受欧洲人居住区大主教的头衔，除非把正义归还给一所遭抢劫的教堂。苏拉科的省长（就是那个在暴乱中被米切尔船长救下的高官）凭直觉推测出，部长大人们之所以派遣这位教父在最寒冷的季节翻越高山去苏拉科，就是想在高寒带冻死他。每年都有赶骡人在冰天雪地中被冻死。难道这个神父冻不死？部长们恐怕还不知道这位神父的厉害。与此同时，百姓中开始谣传，里比热党的改革就是想把土地从百姓手中抢走。一部分土地给建造铁路的外国人；更大的一部分要给神父。
这些就是这位教区大主教热情产生的结果。即使他在广场上给部队做短暂讲演的时候（级别比较高的士兵才能参加），他也禁不住要说起教堂的愤慨，因为他坚信教堂正等着有悔过心的国家给予赔偿。省长被激怒了，但无法将何塞先生的这位表兄投入教会的监牢。这位省长，是一位平易近人、很受大家欢迎的人物，那天也来古尔德家做客了。他在日落后从政府大楼出来，没带随从人员，路上遇到跟他打招呼的人，无论贵贱，他都有礼节地给予答谢。那天晚上他直接找到了查尔斯·古尔德，轻蔑地说他想把神父驱逐出苏拉科，什么地点都行，比如，可以是沙漠中的某处，也可以是伊莎贝尔岛。“最好找个没有水的地方——卡洛斯先生，你说是不是？”他话中带话，态度介于俏皮与渴望之间。这位不受控制的神父，拒绝去专门供主教的宫殿居住，却偏爱在垃圾成堆、蜘蛛网密布的已经被没收的多明我会修道院里睡他的破烂吊床。他甚至还提议给赫尔南德斯那个强盗提供无条件宽恕！这还不够；他似乎还与近几年来最大胆的罪犯保持着联系。苏拉科的警察当然知道这些情况。考比兰神父获得了那个草莽的意大利搬运工监工的帮助，这个人是唯一适合为教父传话的信差。考比兰神父在罗马上过学，能说意大利语。那监工总是晚上去修道院。一名为神父工作的老妇人听到了“赫尔南德斯”这个名字；上个星期六下午，有人看到监工骑马飞奔离开了这座城市，两天后才回来。警察本可以逮捕那个意大利人，但因为害怕搬运工闹事才作罢。如今的苏拉科治理起来很不容易。许多坏蛋都蜂拥而来，因为他们看上了铁路工人的钱包。居民在考比兰神父的煽动下变得很不本分。省长向查尔斯·古尔德说明了目前的状况，由于省里已经没有军队，如果出现骚乱，官方将无能为力。
然后，他找了一把椅子坐下来生闷气，抽了很长时间的烟，是那种很细的烟卷。何塞先生坐在不远的地方，侧着身子，他俩不时交换几句话。当神父走进客厅时，他没有理睬，无论背后的神父说什么，他都不耐烦地耸一耸肩。
考比兰神父相当平静地站了一会儿，虽然他的样子平静，但给人一种要复仇的感觉，他的所有站姿都似乎反映了这点。强烈的信念使他那黑色的身影显露出令人害怕的光芒。然而，当神父看到德科德的时候，眼睛中的凶狠软化了，他缓慢地举起穿着黑衣服的长胳膊，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方式——
“你，你是个彻头彻尾的野蛮人。”他说道，声音柔和、低沉。
神父向前走了一步，用手指着年轻人的胸脯。德科德很镇定，头靠在窗帘背后的墙上。他把下巴微微翘起，微笑起来。
“很好，”他表情略显冷淡地表示同意，因为他对这类斗嘴习惯了。“那也许是因为你还没有发现我的信仰，对不对？为我们的巴里奥斯寻找信仰是一件比较容易的工作。”
神父简单地做了个手势，表示失望。“你是什么都不信。”他说。
“我连酒瓶子也不信，”德科德不动神色地加以纠正。“你最信任的那个家伙也什么都不信。我是说搬运工监工。他不喝酒。你对我性格的判断说明你有很好的敏感性。但为什么称我是野蛮人呢？”
“我没有说错，”神父反驳道，“你比他坏十倍。奇迹也无法让你皈依。”
“我根本不信奇迹。”德科德平静地说。考比兰神父耸了耸他那高大、宽厚的肩膀表示怀疑。
“一个不信神的法国人——唯物主义者。”他缓慢地说，好像在非常慎重地挑选词汇。“一个没有祖国的人。”他若有所思地继续说道。
“事实上，几乎不是人。”德科德喘了口气后评论说，他的头靠在墙上，眼睛盯着天花板。
“一个无信仰时代的受害者。”考比兰神父用柔和、低沉的声音说。
“但我做记者还是有点用的。”德科德调整了一下姿态，用一种更加活泼的口吻说。“你对神的热爱是否妨碍了你读我的报纸？我向你保证我们的报纸与其他家的一样好。我们的指导方针是不停地骂蒙泰罗畜生，并污蔑其兄弟，就是那位游击队员，骂他是个马屁精和间谍。还有什么比这更加有效？在地方事务上，我们要求省政府把赫尔南德斯这帮匪徒招安，让他们加入军队——此人显然受教会保护——至少是受主教保护。这再合理不过了。”
神父点头称是，然后转过身去，他脚上穿着的是一双带着钢鞋扣的方头鞋。他再次在客厅里背着手来回走起来，步履坚定。当转身反方向走的时候，动作很猛，他身上的黑色长袍能微微地膨胀起来。
大客厅渐渐空荡起来。政治首脑们起身走了，其他人猛地站起来表示尊敬。何塞先生也停止了摇晃他的安乐椅。那位和蔼的高官向查尔斯·古尔德挥了挥手表示尊重，小心翼翼地走了。
客厅里比刚才安静多了，但那个柔弱、多毛的法国人仍然在呼唤“矿长先生”，他的叫声具有一种超自然的刺耳力。这位财团派来的探路者，此时依然兴致盎然。“值一千万美元的铜矿就在眼前啊，矿长先生。一千万美元啊！还要通一条铁路——要有铁路了！他们肯定不会相信我的报告。这真是太好了！”他在尖叫中陶醉了，周围的人都附和地点头称是。查尔斯·古尔德仍然保持着沉着冷静。
只有神父依旧在客厅里踱步，每次转身，他的黑色长袍都猛地鼓起。德科德低声对神父说了一句讽刺的话：“这些绅士在谈他们的上帝。”
这时，围着查尔斯·古尔德的欧洲人开始散去，随着客人的潮水退去，最后这位大银矿的矿主终于显露出瘦高的身材，从头到脚都显露出来了，并搁浅在那块巨大的方地毯上，他那双棕色的皮靴如同站在五颜六色的花丛中一样。考比兰神父走近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的安乐椅旁边。
“兄弟，”他以兄弟间既亲密又坦率的口气说，就好像是在一场基本上没有意义的仪式之后释放出内心的不耐烦。“回家吧！回家吧！都是空谈。让我们离开这里，思考一下上天给我们的启示。”
神父抬眼看着上方。他此时站在布兰科党的灵魂人物、那位身体脆弱的外交家旁边——他似乎像一个巨人，目光里透射出一股疯狂。作为这位布兰科党的发言人或喉舌，那个从巴黎回来的“德科德家的孩子”，为了安东尼娅甘愿去做记者的德科德，把眼前的一切看得很清楚，这位神父并非一个巨人，他仅是一个顽固地坚持一个理念的神职人员，这才致使女人怕他，男人恨他。马丁·德科德，这位生活中的业余艺术爱好者，此刻幻想着自己正在饶有兴致地欣赏一幅生动的绘画作品。在那画面中，一个受到诚挚得几乎达到神圣的理念驱使下的人，可能会陷入极端顽固的状态。“这是疯狂。肯定是疯狂——因为它代表自我毁灭。”德科德经常对自己这样说。在他看来，好像每一个理念，一旦发挥作用，就变成那种当上帝想毁灭谁就给谁的那种特殊形式的疯狂。但他欣赏着这个例子中的苦涩滋味，就好像一个充满激情的内行艺术鉴赏家一样。眼前的这两个男人合作得很好，因为他俩似乎都觉得，凭着一个蛮横的理念，加上极端的怀疑主义精神，就能让一个人在政治这条道路上走得很远。
何塞先生跟着那只多毛的大手离开了。德科德跟在何塞先生的表兄后面。空荡荡的大客厅里，到处弥漫着吸烟者吐出的蓝色烟雾，烟雾中还留下一个访客。他眼神昏沉，圆圆的脸，下垂的胡须，是个从埃斯梅拉达来此地做牛皮生意的。他是与几个苦力沿着海边的一条路来到苏拉科的。他非常在乎这次行程，主要是为了见一见圣托梅矿的矿长，希望在出口牛皮的业务中获得帮助。既然这个国家将要稳定下来，所以他希望扩大业务。他重复了好几遍说这个国家将要稳定下来。他说的西班牙语很蹩脚，速度很快，就好像说绕口令。一个普通人能在这个国家做点小生意，甚至还想扩大业务量——安全地扩大。能行吗？他似乎在乞求查尔斯·古尔德给予肯定的答复，只需要低声表示同意就行，甚至点一点头也行。
他得不到任何回答。他越来越害怕。他停住嘴里的话，左看看，右看看；最后，不情愿地放弃了。然后，他谈起自己来的时候在路上遇到的危险。赫尔南德斯这个大胆的盗贼，已经离开了原来神出鬼没的地盘，穿越了苏拉科大草原，大家都认为他就潜伏在了沿海山脉的峡谷中。昨天，在距离苏拉科还有几小时的路程时，这位皮革商人和侍从在路上看到了三个可疑的骑着马的男子。其中有两个人立即骑马消失在左手边那条浅浅的小溪中了。“我们停下了脚步，”那个埃斯梅拉达商人继续说，“我躲进一个小树丛背后。但我的侍从不愿前去看个究竟。我们发现他们中的第三个似乎在等我们过去。不用躲了。我们被发现了。于是我们缓慢地骑马上前，浑身战栗。那人让我们过去——他骑着一匹灰马，帽子压低到眼睛——没有打一句招呼；但我们能听到他骑马跟在我们背后。我们转过身，但没有能吓住他。他骑马快跑过来，用脚尖碰了碰我的脚，向我要一根香烟，然后报以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他似乎没有带武器，但他拿火柴时，我看到他腰间挎着一把大左轮手枪。我吓得发抖。卡洛斯先生，他胡须很可怕，他不让我们走，我们不敢动。他抽了几口我给他的香烟，让烟从鼻孔里喷出来，然后说，‘先生，也许让我骑马跟在你们背后比较好。你们现在离苏拉科不远了。愿上帝伴你同行。’我们能说不吗？我们继续走。我们没有抵抗，他可能就是赫尔南德斯本人；我的侍从曾经多次从海上去苏拉科，他向我保证说，此人就是搬运工的监工。那天晚上，我看到此人在广场角落里与一个女孩交谈，是个混血女孩，她站在马镫旁边，手摸着那匹灰马的鬃毛。”
“赫希先生，我向你保证，”查尔斯·古尔德低声说，“在这种情况下，你是没有危险的。”
“先生，也许是吧，但我是发着抖来的。他是我看到的最可怕的人。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轮船公司的雇员与强盗有来往——先生，他俩相差无几；那个骑马的人就是个强盗——在僻静处，他就跟强盗一样！管我要一支香烟没有什么，但如果他管我要钱包又当如何？”
“不会的，不会的，赫希先生，”查尔斯·古尔德咕哝道，并把视线从那张圆脸上移开，而那圆脸汉子像小孩一样噘着嘴。“如果你遇到的是搬运工监工——这是毫无疑问的，对吧？——你肯定很安全。”
“谢谢你。你太好了。那是个样子可怕的人，卡洛斯先生。他用最普通的方式向我要烟抽。如果我当时没有香烟，那会怎样？我现在仍然害怕得发抖。他与强盗偷偷摸摸地有何贵干？”
但查尔斯·古尔德的注意力已经明显放在了别处，没有再做表示，也没有再说话。古尔德采矿权深不可测，在古尔德的脸上都留下了阴影。沉默是不幸的，因为让人痛苦；但苏拉科之王为维持其沉默寡言的威力已经说了足够多的话。他的沉默与说话结合在一起，展示出语言的真正意义，表达出认同、怀疑、反对——甚至是简单的评论。比如，有时他似乎在说，“请再想一想”；再比如，“请继续”，或点头表示，“我知道了”，用于结束半个小时的耐心听话，其作用与语言是一样的，与他谈话的人必须学会适应，因为他背后是伟大的圣托梅矿，它是物质利益的门面，这个门面是如此的强大，完全不依赖于这个庞大的欧洲殖民省份中任何人的良好意愿——那可是花10倍的贿赂也买不来的善意。但那个埃斯梅拉达来的长着鹰钩鼻子的男人，焦急地想出口皮革，查尔斯·古尔德的沉默意味着拒绝。现在显然不是小商贩扩大业务的时机。他诅咒整个国家、所有的居民、里比热的党派、蒙泰罗的党派；他的眼眶中开始涌出眼泪，因为他想到有无穷张牛皮将会在梦幻般的大草原上被浪费掉，而大草原上的每一棵棕榈远看就好像大海里的帆船，静止的森林就好像是漂浮在草的波浪上的岛屿。在大草原上会有牛皮腐烂掉，没有人能从中获利——只要哪里有人急着被叫去闹革命，那里肯定就会有牛皮腐烂掉。赫希先生是个讲究实际的商人，他彻底地反对这样的愚蠢。然而，他怀着尊敬和惊恐的心情就要离开宏伟的圣托梅矿了，离开这个矿的代表人物查尔斯·古尔德。他止不住地低声说了一句令人心碎的话，这句话好像是从他那痛苦的内心中拧出来的。
“这是一件大大的傻事，卡洛斯先生，所有这一切。汉堡的牛皮价格要高涨——很高很高。当然，里比热政府将会破坏这一切——当价格高涨之后。另一方面……”
他叹了口气。
“是的，另一方面。”查尔斯·古尔德高深莫测地重复了一遍。
对面的人耸了耸肩。但他还不想走。他还有一件事想提一提，如果主人允许的话。他说，他在汉堡有几个朋友（他提及了公司的名字）很想做炸药的生意，即为圣托梅矿提供炸药，日后还能为其他矿山提供——这个埃斯梅拉达的小男人很想扩大这个业务。但查尔斯打断了他的话。似乎矿长的耐心已经达到了极限。
“赫希先生，”他说，“我在山上储备的炸药足够炸毁整座峡谷的”——他又提高了点声音——“如果我愿意，我能把半个苏拉科炸上天。”
查尔斯·古尔德看着那皮革商人被惊呆的圆眼睛微笑了，商人低声急速说道：“正是如此。正是如此。”商人起身要走了，因为他在拥有如此多炸药的矿长这里根本找不到生意。他受尽了马背上的煎熬，还落入赫尔南德斯这个强盗的手中，如此这一切都白费了。皮革和炸药生意都没有做成——这位敬业的以色列人看上去垂头丧气。在门口，他向总工程师深深地鞠了一躬。走到楼梯口，他突然停下了脚步，用短粗的手指捂住了嘴，好像想到了什么令他吃惊的念头。
“他存储这么多炸药干吗？”他低声说道，“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情况？”
总工程师站在空荡荡的客厅的门口，看到客厅里原先高昂的政治热情已经荡然无存。他亲密地向客厅的主人点头打招呼，这位客厅的主人如今好像一座灯塔，伫立在一堆如同死鱼一般的家具中间。
“晚安，我要走了。楼下有我的脚踏车。如果铁路工人缺少炸药，如今他们知道去哪里去找了。我们已经挖掘了一段时间了。我们马上就要开始炸出一条通路。”
“别来向我要，”查尔斯·古尔德用异常平静的口吻说，“我不会给别人一盎司炸药。即使我有个兄弟，而且他是一条世界上最有前途的铁路的总工程师，我也不会给他一盎司。”
“这是什么意思？”总工程师镇定地问，“不友好？”
“不是，”查尔斯·古尔德麻木地说，“这是政策。”
“我认为这太极端了。”总工程师在门口评论道。
“这样说恰当吗？”查尔斯·古尔德站在客厅中央说。
“我想说，你是极端的极端，”总工程师解释道，心情很快乐。
“是的，”查尔斯缓慢地说，“古尔德矿深深地躲藏在这个国家这个省的深处，深深地藏在峡谷里，只有炸药才使之改变位置。把它炸掉是我的选择。我的最后一张牌。”
总工程师低声地吹着口哨。“真是个好计划，”他略加判断后说，“你告诉霍尔罗伊德你握有的这张王牌了吗？”
“这种牌只能在游戏就要结束的那一刻才能丢下去。到了那个时候，你才能称之为……”
“武器。”这位铁路总工程师建议道。
“不。你也许应该称之为一种论点，”查尔斯·古尔德轻声地纠正道，“我就是这么告诉霍尔罗伊德的。”
“他怎么说？”工程师问道，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兴趣。
“他……”查尔斯·古尔德稍微停顿了一下后说，“他说要坚持到底，要相信上帝。我觉得他受到了相当大的震动。但后来……”这位圣托梅矿的矿长继续说，“但后来，他态度显得非常疏远，你知道，就像人们在这个国家说的那样，上帝高高在上。”
总工程师被逗乐了，他的笑声渐渐消失在楼梯口。在楼梯口的那个浅浅的壁龛里，圣母抱着圣子似乎正在注视着总工程师的摇摇晃晃的背影。
* * *
[1] 译注：德雷克，1540-1596，英国航海家，最初环绕地球航行一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