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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尔德家的马车第一个回到了空旷的镇子里。马车行驶在古老有花纹的路面上，由于路面上布满了车辙和窟窿，健壮的伊格纳西奥害怕这辆巴黎产马车的弹簧被颠簸坏，便让马车缓步前行。德科德躲在马车厢的角落里，闷闷不乐地凝视着城门的内立面。城门两侧是低矮的塔楼，塔楼支撑着一块巨大的石头构件，石头构件的上方生长着几束野草，石头构件是拱形的，在拱形的顶点有一块灰色的、沉重的、具有涡卷装饰的、刻着徽章的石盾，上面的西班牙兵器图案依稀可见，仿佛等着换上更能代表时代发展的某种新装备。
火车车厢发出的剧烈噪音似乎增添了德科德的气恼。他在低声自言自语点什么之后，开始碎嘴唠叨地大声说话，把愤怒的辞藻向那两个默默无语的女人抛过去。她俩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何塞先生，面色苍白呈半透明状，在灰色软帽的阴影下显得暗淡，坐在古尔德夫人旁边，身体随着马车微微晃动着。
“这声音给一个古老的真理赋予新的含义。”
德科德说的是法语，这也许是因为伊格纳西奥就坐着马车厢的顶上；这名老马夫，有宽阔的后背，把一件挂着银色穗的短茄克撑得满满的。他有一对大耳朵，厚厚的耳朵边缘，离着他的那剃得参差不齐的脑袋远远的。
“是的，城墙外面的噪音是新的，但本质依旧。”
他满脸愁容地思考了一会儿，然后重新从侧面瞥视安东尼娅。
“请设想我们的祖先，戴着头盔，穿着盔甲，被迫冲出这道城门，一群冒险者从港口登陆了。显然，他们是盗贼，是投机者。他们的行动是探险行为，而每次探险都是那些令人尊敬的视死如归的英格兰人发动的。正如那位荒唐的水手米切尔天天说的那样，这就是历史。”
“米切尔组织士兵登船的工作做得很完美！”何塞先生大声说道。
“不，不，其实是那个热那亚水手做的！还是让我谈论噪音的问题；过去，城门外还有喇叭声。就是军号！我相信他们吹军号。我在书上看到，德雷克[1]，就是这些强盗中的佼佼者，经常听着军号声，在大船的舱里一个人独自吃饭。那时这座城里都是财宝。他们把财宝全抢跑了。如今这片土地就好像是个财宝库，这些家伙都想破门而入，而我们却在相互厮杀。唯一能阻止他们的是他们之间的相互妒忌。但他们总有一天会达成协议的——等到我们停止争吵，有了尊严的时候，财宝已经没有了。情况永远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对他们实在是太好了，但命中注定要——他没有用“被掠夺”这个词——但他停顿一下，补充说道——“被剥削！”
古尔德夫人说，“哎哟，这样说可不公平！”安东尼娅突然插嘴道，“伊米莉亚，别理他。他是在攻击我。”
“你肯定没有想到我是在攻击卡洛斯先生！”德科德回答道。
这时马车停在古尔德家的大门口前。德科德伸手帮助女士们下车。他们一起走进了大门；何塞先生走在德科德旁边，患过中风病的老看门人在他们背后摇摇晃晃地跟着走，胳膊上挎着个小包袱。
何塞先生伸手挎住这位苏拉科首席记者的手臂。
“《波文尼尔报》必须刊登一篇长文章，对巴里奥斯表示信任，说他在凯塔的军队势不可当！必须使这个国家保持士气。我们必须把文章的摘要用电报传递到欧洲和美国，维持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
德科德低声说道：“哦，是的。我们必须安慰我们的朋友，或者说就是那些投机者。”
太阳已经照不到院子里的露天长廊了，沿着长廊栏杆摆放的盆装植物形成了一道幕布，虚构出一幅鲜花盛开的寂静景象。接待室的玻璃门全都打开了。远处传来一阵马刺的叮当声。
巴西利奥靠着墙站着，用温和的声音告诉从面前走过的女士们，“矿长刚从山上回来了。”
大客厅里面堆放着古老的西班牙家具和现代欧洲家具，就好像同一个高高的白色的天花板下有几个中心。银质和瓷质的茶具在一群小矮椅子中间发出微弱的闪光，看上去就好像是在女人的闺房中，让人感觉到一股女人般的亲密气息。
何塞先生坐在安乐椅上，帽子放在膝盖上。德科德从房间的一头走到另一头，一会儿经过摆着小玩意儿的桌子，一会儿转到高背沙发背后不见了。他满脑子都是安东尼娅的怒容；他有信心与她和好。他不是为了与安东尼娅吵架才留在苏拉科的。
马丁·德科德对自己很生气。他的所见所闻都证实了他对欧洲文明的看法。在巴黎的林荫大道上思考革命问题是与他目前所处的状况截然不同的。身处革命的现场，仅说句“这是一场闹剧”，根本无法让眼前的这幕悲剧谢幕。
政治局势越来越严峻，而安东尼娅对因果有自己的看法，这就让形势更加令人感到悲伤。面对如此的突变，他感到自己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他没想到自己竟然如此敏感。
“没想到我还真是个科斯塔瓦那人。”他心想。
他发现自己陷入了对安东尼娅的迷恋之中，对此他深表怀疑，这种怀疑又让他变得越来越孤傲。为了安慰自己，他不说自己是个爱国者，却说自己是个情人。
女士们进了屋，都没戴帽子，古尔德夫人坐在小茶桌前的矮凳子上。安东尼娅像往常一样坐在皮沙发的角落里，姿态虽优美，但显得很僵硬，手中拿着一把扇子。德科德走着走着，突然停下脚步，走到安东尼娅的背后，身体俯在高高的沙发背上。
他从背后对着她的耳朵说话，说了很长时间，他的样子很温柔，面带笑脸，好像是熟人在道歉。她把扇子放在膝盖上，轻轻地握在手里。她没有看他一眼。他说话很快，而且越来越执着，越来越亲切。最后，他竟然微笑了起来。
“不能这样。你必须原谅我。人必须有严肃的时候。”他停下话语。她微微抬起头；她那双蓝色的眼睛缓慢地转移到他身上，微微地上扬，虽然态度有所缓和，但仍然面带疑惑。
“如果我每天都在《波文尼尔报》上骂那个蒙泰罗是狗娘养的，你会认为我是严肃的吗？报纸不是个严肃的职业。根本就没有严肃的职业，即使惩罚失败的子弹穿心而过也很不严肃。”
她抓紧了扇子。
“你知道，理智，我的意思是说某种感觉，有可能会爬入你的思维中；让你领略到真理。我是指某些有用的真理，而政治或新闻是没有任何真理的。我仅是偶尔说说我想到的。你却生气了！如果你把我想得善良点，你会看出我说的都是爱国的话。”
她朱唇微张，开始说话了，话虽不友好，但也并非绝情。
“是的，但你眼里没有目标。人活着就必须有用。我认为没有人能做到无私。马丁先生，或许你能。”
“老天在上！我最不希望你把我视为一个正人君子。”他轻松地说道，然后不再开口。
她开始缓慢地晃动扇子，但手并没有抬起来。过了一会儿，他热情地低声说道——
“安东尼娅！”
她微笑了，因为查尔斯·古尔德走到她的面前，并鞠了一躬。她用英国人的方式伸出手给对方。与此同时，德科德的胳膊肘仍然架在沙发靠背上，垂下眼帘，低声用法语说道：“你好”。
圣托梅矿的矿长弯腰跟妻子低声交谈了几句话，其中只有古尔德夫人说出的“极大的热情”这几个字能被听见。
“是的，”德科德开始低声咕哝了，“他也一样！”
“这纯属诽谤。”安东尼娅说道，但语气并不严厉。
“你可以试一试请他为伟大的理想把他的矿山投入熔炉。”德科德在她耳旁低语道。
何塞先生提高了嗓门儿。他高兴地摩拳擦掌。部队看上去极好，大量杀伤力强大的新枪架扛在这些勇敢的士兵身上，这似乎让他充满了一阵狂喜般的信心。
查尔斯·古尔德站在何塞先生的椅子前面，显得又瘦又高，除了毕恭毕敬之外，脸上毫无其他表情。
与此同时，安东尼娅站起来，走过屋子，来到三个立式窗户前，向屋外的街上瞭望。德科德跟着她。窗户是打开的，他斜靠在坚实的墙壁上。从宽大的黄铜檐板坠下的锦锻窗帘掩盖住了他的一部分身体。他双臂抱胸，平静地从侧面看着安东尼娅。
路上全是从港口返回城里的人群；窗户里涌进人群混杂的脚步声和低语声。不时有马车缓慢地驶过宪法大道。在苏拉科，有许多人家有私人马车；在交通最繁忙的时候，林荫大道上一眼能看到许多辆。这些大家族的人坐在皮制弹簧垫子上摇摇晃晃，脸上涂满了白粉，黑眼睛显得异常灵活。最先看到的是省议会主席胡斯特·洛佩斯先生，他与三个可爱的女儿一起乘坐马车通过了。他穿着庄严的双排扣长礼服，系着直挺挺的白色领带，就好像刚开完一个高级会议一样。马车上的这一家人都抬眼向上看了，但安东尼娅没有像往常那样挥手致意，而他们也假装没有看到窗前的这两个年轻人。苏拉科的大家族都私下里议论这两个举止像欧洲人的科斯塔瓦那人。接下来驶过的是寡妇加维拉索·德瓦尔德，既美丽又有威严，她乘坐的是一辆大马车，她乘坐着这辆马车经常去她在乡下的别墅，马车周围是骑马的武装随从，他们穿着皮衣服，戴着大墨西哥宽边帽，马鞍上挂着卡宾枪。她来自一个非常显赫的家族，为人高傲，不仅富有，还很善良。她的二儿子杰米作为巴里奥斯的参谋人员这次也随军行动。她的大儿子是个无用之才，性情喜怒无常。整个苏拉科都知道他挥霍无度的恶名，整天在俱乐部里赌博。她的年龄较小的两个小儿子，帽子上戴着里比热党的徽章，坐在马车的前排座位上。她也假装没有看到德科德和安东尼娅在公开场合谈话，这无论如何都等于是在挑战习俗。要知道他还不是她的情郎啊！即使他俩是情人关系，那也算是一桩大丑闻。这位威严的老妇人，当地贵族都很尊敬她，如果她听到了那对年轻男女之间的对话，她肯定会感到更加震惊的。
“你不是说我没有目标了吗？我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目标。”
她微微地摇了摇头，表示反对，但注意力仍然放在街对面的阿韦兰诺斯家的灰色房子上，那房子已经老朽，窗户上安装着铁栅栏，跟监狱一样。
“这很容易实现，”他继续说，“我的目标，无论你是否知道，我一直牢记在心——自从那天你在巴黎对我进行了一番可怕的斥责之后，这你肯定还记得。”
一丝微笑似乎掠过了她的嘴角，而且是她的那个离他比较近的嘴角。
“你是个非常可怕的人，很像那个穿着学生装的夏绿蒂·科黛（译注：夏绿蒂·科黛在法国大革命中刺杀了马拉）；你是个疯狂的爱国者。你敢用匕首刺进古兹曼·本托的身体吗？”
她打断了他的话。“你太恭维我了。”
“无论如何，”他突然用一种令人不快的轻浮腔调说，“你会在丝毫不受良心谴责的情况下派我去刺杀古兹曼·本托。”
“哈，这仅是个假定！”她用震惊的腔调低声说道。
“噢，”他用讽刺的口吻争辩说，“你让我在这里写一些绝对没有意义的东西。对我来说绝对没有意义！这对我的自尊是个打击。你可以设想一下，”他以开玩笑的口气继续说，“如果蒙泰罗成功了，他肯定会像个畜生一样报复那个不顾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每周骂他三次狗娘养的人。这对知识分子来说简直就是死亡；但像我这样有能力的记者有另一种可能的死法。”
“如果他成功了……”安东尼娅若有所思地说道。
“你看到我命悬一线就满意了，”德科德回答道，脸上露出了笑容。“另一个蒙泰罗，就是宣布暴动那个人的亲弟弟，他是个游击战分子——我曾经报道过，他在我们巴黎使馆里搞间谍活动时偷窃客人的大衣和钱，你忘了此事吗？他要用鲜血洗刷那个神圣的真理。用我的血！你看上去生气了，为什么？这显然是伟人的一小段历史情节。你认为他会怎样对付我？广场旁边有一段修女院的墙，在斗牛场的大门对面。你记得吗？斗牛场的大门上写着‘地狱的入口’。好像很恰当！那地方就是这家主人的叔父丧命的地方，他在那里放弃了他的英国人具有的南美灵魂。请注意，他本来是可以逃跑的。打仗的人是可以逃跑的。如果你真关心我，你本应该允许我跟着巴里奥斯一起走。我要拿起一支寄托着何塞先生希望的步枪，带着极大的喜悦站在那些既没有理性也不懂政治的穷苦力和印第安人的队伍里。但在这支最孤单、最没有获胜希望的军队里，我的处境比你让我待在这里要安全一些。当我去打仗时可以撤退，可我在这里招惹蠢人，只能等死。”
他仍然维持着轻松的腔调，就好像没有意识到她就静静地站在旁边。她双手轻轻地交叉握着，扇子从手指缝中垂落着。他等待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我现在就去站到那堵墙前面去。”他用诙谐的语气表达了一种绝望的情绪。
即使如此的情绪表达也没有让她看他一眼。她的头仍然一动不动，她的眼睛紧盯着阿韦兰诺斯家的房子，看着那残破的壁柱、破旧的屋檐，看着街上的尘土正在覆盖这栋尊严已经衰败的房子。她一动不动，仅是动了动嘴唇，吐出了几个字——
“马丁，你让我想哭。”
他沉默了一会儿，内心里感到震惊，好像被一种令人敬畏的幸福感给压倒了，但他的嘴角上仍然还挂着愚弄人的微笑，眼睛里流露出的是惊异但不敢相信的眼神。那句话的价值，隐含在说话人的性格之中了。虽然这是一句男人和女人最常说的话，但对马丁来说，他绝对想不到安东尼娅能说出这几个字。他的这个印象，完全是他自己在他俩之间数次小交往中形成的。这时，她开始缓慢地以一种僵硬的优雅把身体转向他，可还没有等她转身完毕，他又开口恳请道——
“我妹妹正等着拥抱你。我父亲高兴地想见你。我母亲就不必说了。你我的母亲像姊妹一样亲密。下周有一班邮轮去南方。莫拉加是个傻子！像蒙泰罗这类人肯定收受贿赂。这个国家就是这个风气，有这样的传统——这就是政治。看看《五十年的错误统治》就知道了。”
“马丁先生，请你不碰我可怜的父亲。他是有信念的……”
“你父亲最让我感到亲切，”他慌忙改口说，“但我爱你，安东尼娅。莫拉加把这件事搞砸了。或许你父亲也办了错事；具体情况我不清楚。蒙泰罗这人是可以用贿赂的方法搞定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知道他其实就是想要从国家发展基金中捞一把。为什么斯特玛尔塔的笨蛋们不给蒙泰罗在欧洲或其他什么地方找个工作？他会要求预付五个月的工资，然后去巴黎鬼混。这个愚蠢的、凶残的印第安人。”
面对马丁的感情迸发，她却若有所思异常平静地说道：“那个男人陶醉于虚荣。我们掌握了有关他的全部情况，不仅来自莫拉加，还有来自其他人的信息。此外，他的兄弟是阴谋家。”
“哦，是的！”他说，“你当然知道。你知道一切。你读过所有的信件，所有回信都是你写的——所有的政府文件都是在这里构思出来的，就在这间屋子里，就在一种对政治纯洁度理论的盲从心态的影响下。每次写文件时，查尔斯·古尔德是不是就在你面前？那个苏拉科之王！想要知道什么叫成就，就看看他和他的矿山就行了。你认为他成功是因为坚守情操吗？当然，那些铁路工人做出了令人敬佩的工作！然而，如果不满足窃贼的要求，你能成功吗？他是一位绅士，难道他不应该告诉约翰爵士他是怎样贿赂蒙泰罗的吗？难道他不应该告诉约翰爵士蒙泰罗及其党羽实际上都是靠他来养活的吗？蒙泰罗浑身上下所有的东西都是贿赂——他的靴子、军刀、马刺、高帽子等。”
她微微摇了摇头。“这不可能。”她咕哝道。
“他什么都要，难道不是吗？”
此时，她在窗户角深处面对他站着，非常靠近，一动不动。她嘴唇快速上下跳动着。德科德背靠着墙，双臂在胸前交叉着，低垂着眼帘。他汲取着她的音调，甚至包括声音，看到她的喉咙在激烈运动，就好像她的情感波澜借着她的言语从内心世界逃逸到空气中一样。他有自己的期盼，他期盼能带着她远离这些极为无益的政治宣言和改革。所有这一切都是错误的——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然而，她让他神魂颠倒。有时，她会说出一句绝对睿智的话，令他清醒过来，这时他的神魂颠倒会突然转变为一种不自愿的强烈兴趣感。他心想，实际上有些女人几乎接近于天才了。但她们对外部世界不求甚解，仅听凭情绪的支配。他宁愿相信，她们的一些惊人般的深刻评论、一些对人品格的评价、对事件的判断几乎能够达到奇迹的地方。虽然安东尼娅已经长大成人，但他从她身上看到原先那个严厉年轻女学生的极为生动的形象。她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不由自主地低声表示同意；他不时以相当严肃的态度提出反对意见。过了一会儿，他俩开始争论；客厅里的人只能隐约看到他俩在窗帘的背后嘀咕着什么。
屋外天黑了。在房子阴影的深处，闪耀着路灯微弱的灯光，苏拉科的夜晚来临了；城里变得寂静起来，偶尔能听到几辆马车在街上行驶，几匹没有打马掌的马在行走，几只轻便凉鞋的脚步声。古尔德家窗户射出的光芒在阿韦兰诺斯家的墙上投下平行四边形的影子。楼下不时传来脚步声，墙角下闪动着香烟的红色火光；夜晚的空气，好像被伊格罗塔峰的冰雪给冷却了，让他俩的面庞感到清爽。
“我们这些西方人，”马丁·德科德用苏拉科当地人的自我称谓说，“一直都很独特，处于分离状态。只要我们能守住凯塔，什么都打不着我们。我们虽然麻烦很多，但没有军队能逾越这些山峰。中部省份发生革命，我们立即就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你看我们现在就完全处于孤立状态下！有关巴里奥斯的军事行动的消息，将会用电报传给美国，只有这样才能通过海路抵达斯特玛尔塔。我们有巨大的矿藏、土地非常肥沃、大家族的血缘纯洁、人民勤劳。这个欧洲殖民者的省份应该独立。早期的联邦制对我们来说并不坏。后来出现了统一运动，但遭到亨里克·古尔德的反对。统一导致独裁；从此，科斯塔瓦那其余地区成了套在我们脖子上的磨盘。这片欧洲殖民者的土地足够大，能建成一个国家。看看这些山峰！大自然似乎在向我们呼唤，‘快独立吧！’”
她用力做了一个手势，表示反对。双方陷入一阵沉默。
“哦，是的，我知道这与《五十年的错误统治》这本书中提出的学说不符合。我只不过说说我的想法。但我的想法似乎总是引发你的抗议。我的合理愿望让你吃惊了吗？”
她摇了摇头。她没有吃惊，但他的想法动摇了她原先的判断。她骨子里其实是很爱国的。她从来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性。
“这样你才能维护自己的某些信念。”他预言道。
她没有回答，似乎累了。他俩并排依靠在小阳台的栏杆上，气氛友好，由于政治话题已让他俩厌倦，于是沉默地紧挨着站着，这显然是热情波涛中一段完美的宁静。在通往广场的大道两旁，做小买卖的妇人开始点火做饭，煤炭的火光闪亮起来。路灯下出现了一个男人的身影，他默不作声，披着有五颜六色反向三角形花边的斗篷，整齐地披在肩上，下垂到膝盖以下。从大街尽头海关大楼那边，缓步走来一名骑手。每当走到路灯下的时候，黑衣骑手的坐骑就会闪耀出微弱的银灰色。
“看那大名鼎鼎的搬运工监工，”德科德轻声地说，“下班了，光彩夺目地回来了。在苏拉科，他是仅次于卡洛斯·古尔德先生的人物。但他人很善良，我要与他交个朋友。”
“确实！”安东尼娅说，“你怎样交朋友？”
“记者应该去感受平民的脉搏，而这个男人是平民的领袖。记者应该去认识不寻常的人——这个人确实有不寻常之处。”
“哦，是的！”安东尼娅若有所思地说，“大家都说这个意大利人有很大的影响力。”
那骑手从他俩视线下走过，昏暗的路灯照亮了那匹银灰色母马的宽大躯体，照亮了沉重的马镫，照亮了长长的马刺；但那黄昏中黄色的灯光，难以照亮隐藏在墨西哥宽边帽下看不见面孔的黑暗人影的神秘。
德科德和安东尼娅俯在阳台栏杆上，他俩离得很近，胳膊肘都接触上了，两人的头都伸到夜空中去了，明亮的客厅落在他俩的身后。如此亲密交谈极为不合时宜；在科斯塔瓦那，可能也就是安东尼娅能做到，因为她自小没有了母亲，她的父亲只知道教给她知识。即使是德科德本人，他也未必希望此时就能和她如此亲密交谈，他本是希望在革命过去之后，带她去欧洲，远离这无休止的内讧，其愚蠢程度似乎比其无耻程度更加令人难以容忍。蒙泰罗之后，肯定还会有另一个蒙泰罗，到处都是无法无天的人，他们有各种不同的肤色，来自不同的种族，要么是野蛮未开化的人，要么是无可救药的独裁者。伟大的解放运动领导者玻利瓦尔曾经痛苦地说：“美洲是无法治理的。那些为独立而奋斗的人，仿佛是在大海里种庄稼。”德科德大胆地宣称，他不在乎这个国家怎样；他竭力寻找机会告诉他，虽然他为布兰科党办报纸，但并不是个爱国者。首先，对有文化的人来说，爱国毫无意义，因为其狭隘的信念使人厌恶；其次，爱国在这个步履艰难的国家里被玷污了；爱国变成了黑暗的野蛮行径，变成了掩盖伤害、抢劫、偷窃等罪行的外衣。
他对自己说话时的热情感到吃惊。他不想降低声音；他觉得自己的说话声一直都低，仅是在早晨和晚上关闭了百叶窗的寂静的黑屋子里咕哝，这是苏拉科风俗。只有古尔德家的四个窗户都是打开的，散发着挑战的光芒，成为暗淡街道上吸引人的亮点。小阳台上的低声对话在停顿了一小会儿后又重新开始了。
“但我们正在努力改变这一切，”安东尼娅反驳道，“这是我们渴望做的，是我们的目标，是个伟大的理想。你所轻视的那个词还代表着牺牲、勇气、坚守、磨难。我爸爸他……”
“我还轻松在大海里种庄稼。”德科德低垂着双目，插了一句话。这时下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你的叔父，我们教区的神父，进门来了，”德科德看了看后说道，“他今天早晨在广场为部队做了弥撒。士兵们用军鼓为他搭建起了一个祭坛，这你知道。士兵把所有涂着颜色的木头块搬到室外。所有木制的神像，像军人站好了队，布置在几级大阶梯的顶上。他们就像神父耀眼的卫兵一样。我是在报社的窗户里看到这一盛大的仪式的。你叔父的表现很惊人，他是考比兰族中最有影响力的人。他穿着法衣，背后有一个巨大鲜红天鹅绒十字。在整个仪式期间，我们的大救星巴里奥斯坐在阿马利亚俱乐部的窗户前喝甜酒。这就是我们的强人巴里奥斯。我以为你叔父会宣布把广场对面窗户里戴着黑眼罩的人逐出教会。但什么都没有发生。最终部队出发了。稍后，巴里奥斯和副官们离开俱乐部，军装的扣子都是敞开着的，在人行道上交谈起来。突然你的叔父出现了，脱下了闪亮的衣服，换上一身黑衣服，站在教堂门口，一脸不高兴的神情——你知道，就好像复仇天使一样。他四下看了看，径直向那群穿军装的人走去，把将军拉走了。他和将军在墙荫下走了一刻钟的时间。他的手臂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将军，一边走一边兴高采烈地谈着，用长长的黑色手臂作手势。这是个很奇怪的场景。副官们似乎都惊呆了。你传教士叔父绝对不是个凡人。他恨不信教的程度远不如恨异教徒的程度，而且他喜欢野蛮人的程度要超过喜欢不信教的程度好几倍。有好几次，他放下做神父的架子，优雅地称我是个野蛮人，这你是知道的。”
安东尼娅手扶着栏杆听着，手中的扇子一会儿被轻轻地打开，一会儿又被轻轻地合上；德科德说话时很紧张，不敢停下了，害怕一停她就找借口离开。此时，他俩几乎相当于独处，拥有亲密无间的珍贵感受，胳膊肘微微接触着，德科德的心都被软化了；温柔的爱意不时爬入他讽刺人的咕哝中。
“安东尼娅，你家亲戚所表示出的任何微小的善意，我愿意接受。或许他最终能理解我！但我也认识他，他是考比兰人的神父。由于教堂的财产被没收了，所以对他来说，收回这些教堂的财产代表着政治成就、公平正义、诚实守信。只有用这个理由才可能吸引野蛮的印第安人摆脱野蛮，转而为里比热的事业服务！只有这个疯狂的希望有可能成功！为了唤起支持者，他会对任何政府宣战。卡洛斯·古尔德脑袋里想的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因为他是典型的英国人，深不可测。或许他除了自己的矿山，其余一概不想；他想自己的‘独立王国’。对古尔德夫人来说，她想的是自己的学校、医院、孩子的母亲、村落里的老男人。如果你现在转头看看，你会看到她正在引用那个穿方格衬衣的歹毒医生写的报告。那家伙叫什么名字？对了，他叫蒙汉姆。她也有可能在听帕皮先生说话，或者是罗曼神父。他们今天都来了——这几个人是她的大臣。不错，她是个有理智的女人，或许卡洛斯先生是个有理智的男人。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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