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十八年秋季太原之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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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者，愚凡三度游太原。民国十年（1921年）岁杪，讫十一年初，应阎（锡山）、赵（戴文）邀聘作讲演，住太原约一个月；初度也。十八年（1929年）春，由广州北上游历，考察山西村政（有《北游所见纪略》一文），盘桓亦约一月；二度也。是年秋季，复有太原之行；是为三度。今记第三度游太原事。

    是时，盖正在蒋解决桂系之后，对冯阎作战之前，冯既离去军队，息居晋祠（去太原六十里），由阎向蒋力任调停之时也。各方代表云集太原，议论纷呶，多所酝酿；而汪（精卫）、陈（公博）则尚未北来。愚时居北平，方草《中国民族之前途》一稿（即后来之《乡村建设理论》一书）。阎氏特嘱友人王鸿一先生邀愚入晋一谈。

    先是，愚在广州（十七年），阎氏既以顾问聘书见寄，并嘱鸿一致书道意。鸿一与愚为至交。其人粗豪任侠，虽文采不足，文理不密，固一世之豪杰，卓然有志圣贤之学者。（有《悼王鸿一先生》一文，以上各文并见《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华书局出版。）尝以世俗靡然于欧化（指欧美资本主义化）、俄化（指苏联共产主义化）为不平，纠集同志，草拟建国方案，深信吾华立国自有其道。愚素留意乎中国文化，立言不同于俗，鸿一故引为同调，雅相契重。据其此次来书，则谓阎、赵深感中国必须别求出路，誓愿尽力村治建国运动，亟盼愚北来，共商一切。当时愚未之应。

    然阎、赵实各有长处，值得钦佩。赵公热诚有肝胆，感受其乡贤徐松龛先生（继畲）学风，颇宗陆、王。惜天资非高明一路，然固一可交之朋友也。阎氏为人未易品评，民十年，愚来太原，尝参预其所谓“进山会议”者，谈人生问题，社会问题，游心于远，椒思入深。每周定期集会，勤勤不倦。其天资特出，则无疑也。粤局既变，愚留于北方，即受其聘。此时见召，遂行。

    一

    此行确期，不复省忆，但记似于太原度中秋。阎、冯、蒋彼此间之种种交涉，当时虽有所闻，今已不能言之。但记阎初求避免战争，卒知其不可得，转而谋改造政局。其改造理想，初意盖有如鸿一所云“别求出路”者。别求出路：意指中国不当追从于欧美或苏联。其时值革命高潮没落，青年苦闷彷徨，而国民党内则值改选第三届中央委员，当局多以圈定出之，群不承认，发生党统问题。党外，则各方久受排斥者（如同家主义派等）无不乘机思动。一时颇有以民治代党治之呼声。而老辈革命家章太炎（在南方）、周震鳞、黄一欧等（在北方）唱之尤力。十三年改组以来之国民党，步趋于苏联者也。及其既衰，国人观念乃复返于西欧之旧，一如清末民初之所为者。抑何不知悟之甚也！愚著《中国民族之前途》书中，弁首《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章，曾为核论。阎氏从鸿一备闻之，故欲以具体规划征询于愚。其后汪等北来，阎所以语汪者殆亦在此。汪在北京，特发表《两种模型心理之瓦解》一文以和之，是其征也48。

    阎氏以为欧美民主、苏联党治，各有其制度，吾人今皆不取，而必求其所谓中国者；然则其制度当云何？索愚为规划。此则有所未达也。真制度皆从事实逐渐形成，非悬想可得。愚信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一切制度，三十年后当可眉目粗具，五十年而体制大定。然非所语于今日也。今日者，吾人正于旧制度崩溃新制度未成之过渡期间。假愚闭户构思，悬揣以成文章，纵或得之，亦非今兹所适用。故愚对阎氏之问，首以不作空文章覆之。49

    一纸文章，不可为制度也；倏兴倏废，不可为制度也。真制度皆相当稳定，而非必著在文书。虽不必著见文书，顾乃为人所承认而生效。此岂可得之民族文化根本崩溃，外来文化杂然并陈之今日邪？今日非只制度不良之为患也。今日所大患，在法制屡更而均归无效。《大公报》尝痛论“法律制度在今日都无可凭，唯凭枪杆”是已50。处兹际也，仁人志士唯运以至诚恻怛之心，尽力之所及，冀求消弭祸难于万一而已。他无可言也。故愚覆阎氏，深奖其避免内战之用心，而益勉励之。愚请其委曲小心，不易不移，终竟斯志。

    至于法制问题，则且去其太甚，可矣。不宜猛骤更张之。例如以一党为治，此模仿外国而模仿不成者，吾侪久所不取。然不尊一党，则必尊民意。民意诚美名也，顾此枪杆势力弥天盖地之世，安得民意而尊之乎？其时太原颇有人主张开国民会议以解决时局问题者（唐生智派来代表即其一）。欲解除党治，殆必行此一着。愚极不赞同。政争主角，南北诸巨头耳；于吾民几若无与。选举代议之事，国人素所未习；而诸巨头则各霸一方。谁信其能从容以行自由投票邪？假有国民代表来自山西，有不被人指目为代表阎某者乎？其来自浙江，则代表蒋也；来自吉黑辽宁，则代表张也……如是名为国民代表，而实不外诸巨头之所遣。自欺，欺人，彼此相欺。民国以来乱无已时，由此道也。何解决时局问题之有！今后欲睹清明，不在虚慕民主，而必在国人肯说老实话始，愚故劝阎氏，以沉痛之言，揭穿时局真相，一切党治民主之名，均无所用之。直自承与过去军阀局面并无本质不同，唯视诸巨头自己是否甘心作军阀？如不甘心，宜自警觉，而互尽规箴，更求国人为之监督。在绝对避免内战，力求相安之局面中，发展经济，普及教育，建设民主政治。————所谓中国的民主制度当于此出现。

    揆之当时情势，党治亦未易骤废。然此甚不洽国情而适为专横者作凭借之制度，不可不有以缓弱其势。愚主张对于当时所谓党统问题，作如下之解决：

    一、新产生之第三届中央委员，尊重舆论不予承认。

    二、第一届、第二届中委，早失时效，且彼时容共，现在清党，情势绝然不合，自亦不能再予承认。

    三、假令总理尚在，一切自有所秉承；今既不可得，唯有公请党中先进，追随总理最久者吴、蔡、张、胡等诸元老，出而领导一切，重新建立中央。

    盖如是，则党统之统不啻打破。而以诸公受中国文化陶养较多，识见较老成，必鲜少年躁妄之失。且皆为人公正，借以制蒋氏之偏私专横。蔡先生尝言：党外无党，则党内不能无派。此论甚通。“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既事实所不可得；则与其党内有派，盖不如党外有党。国民党应自今后承认异党之存在。盖国民党在政治上之领导地位，于大局本有利而无害；所不可存者，其独据之统治地位耳。凡此改革，表面上不为大更张，而内里精神倾向已移。愚命曰：“虚党制。”

    在虚党制之外，愚更有所谓虚中央制者。以今日国际竞争之剧烈言之，以经济建设将必趋于统制经济计划经济言之，今后皆应有统一强大之中央政权。然两千年传统之中国政治，大抵以消极为得计，过强之中央非所素习，且疆域广大而交通未便，亦难于集权。吾人固无安于旧习之理，而转变太骤，亦非历史所许。民国以来，统一鲜能久者，半由当局见不及此。为国家计，若并统一而不得，固毋宁以宽大处之矣。窃意中央之于地方，（一）宜以领导地位自处；（二）以联络中心自处；（三）以监督地位自处。今世建国不能无方针，如孙先生所云三民主义者，大端可谓不谬。中央领导云者，谓谋此方针之统于一也。试以经济建设为例。召集会议，统盘规划，方针自寓于其中。设施之事，则委于地方自为之。国际经济竞争今世最烈。此非一地方所能应付也。又在统盘规划内，必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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