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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此《李济深先生略历》（刊《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七辑）之笔录稿，颇觉其间有待补充和纠正之处不少，特写出此文用备考证。
首先应将我与任潮先生相识交往的经过一为叙明，此大约可分三段：一、在北京的阶段；二、在广州的阶段；三、我离粤北归之后。
一、在北京的阶段民国九年即公历1920年，伍庸伯先生（观淇）每周假日在西什库夹道冯竹贤家聚合一些朋友谈学，任潮先生为其中最勤恳之一人，我亦偶然一往旁听，就在那里开始与任公相识。
彼时任公似是任职于陆军部军学司，家住在东四牌楼钱粮胡同，而我任北京大学讲席，位居崇文门外缨子胡同，他曾到我家来过，穿长衫便衣，而非军服。
二、在广州的阶段信如任公自述所云，1920年秋季，他返粤，就开始了新的生活，那亦就是后此他一生业绩的造端。但他之所以返粤，则有两点前提事实在：（一）当时北京政府各官署学校，除交通等部门自有收入者外，均发不出薪金，每月每人只发有很少的几成，以致莫不生活困窘。（二）当时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函电交驰邀请伍先生返粤担任参谋长，但伍先生则绝意仕宦而志在服务其乡里。于是，转荐了李任公。————以上情节因彼时我与伍、李二公相熟，是以清楚知道。
我是1927年旧历五月偕同王平叔、黄艮庸到广州，而在1929年旧历正月离去广州的。初到粤时，我居住新造细墟黄艮庸家之时为多，任公未征求我同意遽然电南京中央政府宣布我为广东省政府委员，我未就职。1928年春在两广政治分会下设立建设委员会，我代表任公主持其事。1929年因为要成立乡治讲习所，我有北上考察之行，就在我离粤后不久，任公突被蒋介石拘留于南京汤山，我便不回广州而留于北方了。
三、我离粤北归之后即留于北方致力乡村运动，先在河南，后在山东，每因奔走四方仍与任公不断有相遇晤面机会。例如，他在南京任训练总监时，抗日军兴，他和白崇禧在南京时，我们均曾相遇晤会；后来国民政府退守重庆，他任战地党政委员会事，我在国民参政会，亦曾同聚重庆；他担任桂林办公厅主任时，我们又曾在桂林共同策划大局之事；以及末后毛主席领导建国，我们又同在北京之类；直到任公病故之前，彼此都有不少晤对交谈机会。
根据从上所述我和任公的交往，我有资格对任公晚年自述此一笔录稿，就我所知提出一些异议。这些异议，有因笔录者不谙悉往昔情事而致误者；更有任公自己于往昔之事记忆不清而致误者。但我的记忆亦岂能保证一切不差？故而我于此所提异议仅限于我本身亲历之事，以示郑重而可信（其他我觉得有疑问者暂且不谈）。试分条列举如下：
一、笔录者之误1928年广东局面大致无扰之后，乃更进行绥靖工作，全省划分为四区，陈铭枢任南路，徐景唐任东路，陈济棠任西路，其负北路责任者为王应榆氏（号芬庭，一个富有学识的人），笔录稿一四二页却误写为“黄应如”。笔录稿一四二页此处记有陈铭枢就职省主席，对于任公讲话我感动流泪一层，借此顺便一为说明。李、陈二公原都是我的熟友至交，然任公厚重少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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