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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必有全国联贯一体者，或各地方须配合调剂者。凡此对外对内胥仰赖乎中央。联络中心云者，谓此也。其云监督地位者，则指二事。如前言揭穿时局真相之后，更指明强邻谋我之亟。诸元老宜邀诸巨头为盟订约，列举数事，申其儆戒。有不如约者，则与国人共弃之。除彼此互为监督外，中央特超然在上，秉公监督，不稍予姑容。此第一事也。内战果以是杜绝，则中国自登建设之途程。建设既规划于会议，而分别进行于地方，乃由中央课督其功，检考其绩。此第二事也。此监督任务最重要。然此不属法律之事，而为政治的。故不宜归诸监察院职掌。仍依恃诸元老之德望，以号召国人；资借全国人心之支持，以发挥其监督力量，措大局于盘石。愚意当于中央设元老院或枢密院等机关，俾诸元老居之；初无一定职守，而隐然关系甚重。譬如英王之于英国政治、日皇及西园寺等元老重臣之于日本政治，各有其无用之妙用。此所拟议之中央制，盖亦有其虚而不虚者。
二
愚在太原未多留。与阎两三晤；一视冯于晋祠而已。所有愚之意见，如上述者，与鸿一谈最多。与阎面谈外，并于离太原时留一书达之。返北平后，从报纸得悉阎与南京电文往复中，曾提出有设立枢机院之议，似本于愚之主张而来。第其内容又自不同。愚原主张诸巨头分负地方责任，而以诸元老居中央，监临于上。阎电则请蒋与冯、阎等皆解除实际责任，同入枢机院也（阎与南京蒋、胡往复电文计今尚可检考，此只记其大意如此）。
其后，愚离北平，居辉县河南村治学院，与外间消息颇隔。鸿一既鲜书信，愚亦不复过问。蒋、阎、冯之间，最后仍出于一战。从报纸所见，阎、冯对蒋之最后通牒，似为一漾（？）电。电文内容，专就党内第三届中央委员问题说话，主张付党员总投票公决。电末具名，阎、冯而外，胪列将领五十余人。著名土匪刘桂堂亦在其间。内战又作，固使我痛心失望，更有种种令人不解者。阎既求免内战而蒋实相逼，则何不宣布其间情节曲折，俾明战争责任之在蒋，而必取自己向蒋宣战之姿态？阎非忠实党徒，而蒋之罪状可数者甚多，何必专从党员立场，争一党内问题？在诸巨头各霸一方之情势下，公众意见无从取征；国民议会为自欺欺人之举，党员总投票抑又何殊邪？凡愚在太原所痛论而切戒者，一一蹈之而不辞，亦可怪矣！愚为之愤慨累日，即函辞顾问，并谢却其每月致送之厚币。
鸿一即于此时在太原得病，转至北平就医，不久故去。度其精神上必有难堪者邪。方病时不乐谈话，愚因亦不获悉此中真情。推想或系阎引汪以倒蒋，一切不免从汪、陈支配耳。然愚实未料其荒谬遽至此也。由十九年之中原大战，而国内元气大伤，而引张学良入关，而有“九一八”日寇之窃发，而有东北四省之断送，冀察之变局……如是种种巨祸奇灾相寻而至。蒋罪不可逭，阎亦当分任其咎。以彼天资优越而陷此大戾，则不学之过也。惜哉！
上述广州、太原各事，间及愚当时对大局种种意见，与后此主张未必悉合。半为适应时势则然；而由今视之，盖亦未成熟之思想也。述此，为民国政治存一史料，且以见愚过去思想行动之一斑。
三十四年（1945年）元月31日记于临江中学（广西贺县八步镇）
附录：会晤阎百川先生51
我于留滞西安的几天，以电报与阎先生约好，由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驻陕办事处派车送我去看他。他驻在宜川黄河边上的秋林镇，隔岸便是山西的吉县。车经三原，先晤赵戴文、贾景德二先生于李家花园。赵公为熟人，亦为多年以来于大局有关系之人，见面领教甚多。
从洛川到宜川，要盘过黄龙山，据说为杨虎城发祥地。可注意者，土地肥沃而久荒无人烟。车行草中，草高可隐车。雉鸡成群，飞起可以蔽天。今已辟为垦区。从宜川到秋林，汽车不能通，换马前进。古语：千里不运粮，现在不然。大宗粮草均走此路运济山西。兵站总监周玳驻洛川，调度一切。
秋林居山谷中，尚不到河岸。虽名其曰镇，大约原来只剩有几家人家。但现在则驻有军政人员几千人。大多数都是凿山为窑洞，如延安一样。建筑物只有大讲堂一座，可容二千人。我到达时，阎公正召集会议，所有各高级将领如孙楚、杨爱源、王靖国等均在。而且省政府各厅长、委员亦都在，并有中下级军官受训者一千五百余人。毛泽东先生数曾为我言：“战争改变一切”，信然。
阎公为十几年前相识，但自民十九以后未见面。此番相见，精神气色身体皆大胜于前，足使我吃惊。军中辛苦万分，又数度危险，而乃如此，岂不可异。细加理会，完全由于他兴趣好，而兴趣所以好则由对于前途乐观，对于抗战具有极大信心。我在他那里盘桓三天（旧正月一日到，四日走）。他每天早五时起床，传见高级军官，分别谈话，然后用膳。膳后即登讲座，为受训军官讲话极多。中午小睡，睡后即开会议，办公事。和我谈话，都在午后或晚上。天天骑一小驴，在山谷中跑上跑下，真是兴会淋漓的样子。
他的左右已经换了一班新人。他后来有一套自创的思想学说，此时似更新有进益。他有四句要言，或提作口号，或揭为标语，再三叮咛告之部下。四句是：建立中心思想；发展集体企图；健全组织责任心；要过自我批评互相检讨错误的严格小组生活。这似乎将共产党的精华，都能融会贯通了。所谓集体企图，是说不要你有你的打算，我有我的打算，他自己亦不作他的打算。所谓组织责任心，是说要认识组织关系，对于团体负其责任，不对个人。他除了承认共产党有其中心思想外，其余的似都嫌其中心思想未能建立。但他自己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他要建造“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社会；他不相信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从哲学到社会问题，所有经济政治之一切，他都有主张发表。
在阎先生领导下，原有两个大团体组织：一个名为“主张公道团”，是红军进攻山西时，寓有防共意义的组织。一个名为“牺牲救国大同盟”，是双十二事件前后所酝酿，以抗敌为意义的组织。两个组织不易并立，后来合并而为“牺公联合工作委员会”，实际以牺盟为主。牺盟的势力普遍全省，而又贯彻上下。第一，一切民众组织运动（大致与八路相同）皆在其手；第二，一切军队政训工作在其手；第三，区长、县长、行政专员一串地方行政系统在其手。后来我过陵川、晋城时，看见牺盟开某届代表大会的文件，其口气盖以国民党、共产党之间的第三党自居。同时有一种新兴的武力，名为“青年决死队”，是牺盟所发动培植，成为山西军队的新派。
不过此所说者，现在大半已为陈迹。政治上的牺盟派和反牺盟派，军事上的新军和旧军，其势力消长，冲突分裂，变化已多。阎先生在山西的势力，似降至第二位了。我承认阎先生在抗战中尽了他最大力量，并且很少有人能赶上他的本领。他常能把握几个正确的认识点而致力。例如在行政上，他提出“强民政治”一词，要强化人民力量；又提出“说服行政”一词，要事事取得人民谅解承认。他真看清楚，这是抗敌之本，非涂饰耳目。又如军队须要改造，提高其政治意识；要加强民众运动，组训一百万有国家观念、民族意识，有“自己负责，不容人不负责”政治力量的民众；都是很对的。但大体上都没十分成功。只有他用过的心思，这是后来人再用心时，所必要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