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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先生的评价：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先生逝世已经十五年了！这些年来尤其是全国解放后，关于研究鲁迅遗著与阐发他的思想的文章年年增多，这是应该有的一个好现象。足见鲁迅————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与革命家，对于文艺，对于思想，对于我们新文化的方向的指导，他的影响是怎样巨大，虽是他的死距今已经十五年，可是他所遗留下的著作、译述，与伟大坚强的精神则历久不朽，永有它的可宝贵的可尊崇、可学习与研究的价值。
鲁迅的一生，从开始以文章与世人相见始，他是一个一贯的坚强不屈的战斗者；是一个将他的身心完全贡献于中国新文艺运动的伟大指导者；是一个具有高度分析力批判力的思想家；是现代的现实主义的伟大导师之一；又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与国际主义者。
自然，我们考证他从幼小时候直至他在上海逝世的一生经过，详密研究他的著作以及他的思想的转变，谁也不能否认他那“如火如荼”的热诚，他那“一往无前”的勇敢与毅力，他那锐利明确的分析一切的观察，他那勤劳、奋迅、与“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工作的努力。但，他之所以能有这样可宝贵、可敬爱的热诚、勇敢与毅力、观察以及工作的努力，我以为全由于他一生是完全忠诚地实行了他的爱国主义，并把这样高度的爱国主义用各种形式的文章表达出来，献与全国人民。这其中自有他的忠实热烈的性格，也有与困苦危难搏斗的经验，也有随时随地受到的刺激，但可以说都是附因并非主因。主因还在他自青年的早期对热爱祖国的信念，与救护祖国的决心，早已扎下深根，坚固不拔，后来才能长成树木，开花、结果。
鲁迅在少年期所经历的不幸与对于旧社会的观感，已经使他具有了反抗与改革陈旧的因袭的封建主义的意念。而在勤于搜寻、抄录一些并不属于那时代的正统书籍的野史、杂记等书，以及对于故乡先贤中具有反抗精神与爱国精神的诗人学士的著作有特别爱好与崇念；再则，他曾亲身接触那时的农村社会，知道农民的痛苦与被压迫的情况。这些，都已使他在幼年时期受感深重，培植起爱国思想的萌芽。及至他十八岁由于憎恶与对他故乡的周围的人们的反感，决意离开绍兴，另走新路。便用他母亲张罗来的八元路费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不久，因不满意这个学洋务的学堂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自然，他也还不满意。现在我们查证鲁迅在南京的四年中，那时的中国曾经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
当鲁迅十四岁那年正值甲午中日之战，七月一日两国宣战，第二年二月中国的北洋海军完全覆灭，日寇把台湾及澎湖列岛强行占夺。这年四月满清政府投降于日帝国主义，订立了《马关条约》。这是中国在“鸦片战争”后更大的一次对外作战的失败，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亚耀武扬威进攻中国的第一步。而当一八九八年，鲁迅初到南京那年，日本又对满清政府要求福建及沿海不得割让他国，而德帝国主义者已强占山东的胶州湾，筑路、开矿，法帝国主义则把广州湾强行租去。这些接二连三地丧权辱国的大事件，正表明各个帝国主义者向中国这片广大市场用明争暗斗的手段，进行分割，把要全中国逐渐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也就是这一年“戊戌维新变法”，中国那时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运动正式开始。可是，就连这种不彻底的改良主义运动己引起满清政府中的守旧派的不满，于是很快即被所谓“后党”扑灭，于是有六君子被杀，与康、梁逃亡的一连串事件。一九○○年是鲁迅在路矿学堂的第二年，有义和团反帝斗争，和八国联军攻陷京津的大事。至一九○一年，满清政府在势迫力逼，毫无反抗的快到崩溃的局面下，与帝国主义者订立了《辛丑条约》。鲁迅以二十岁上下的青年正在南京读书，当然，几年内这些惊心动魄的大事件，这个古老的中国已到了瓜分豆剖的关头，以他的热诚与对于国家社会的关念，岂能无动于衷？虽在这几年的学校生活中，鲁迅没有文章留传下来，而外面的热烈的激动与对他内心的启发如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这四年内，他反对满清皇朝的统治，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的思想，当然已深深地有了坚固的根基了。
由于他在校时读了好些译出的新书，尤其是严复译的《天演论》曾给予他颇大的影响。
及至一九○二年他考上官费往日本留学，直到一九○九年他回国在浙江任教，这些年来使他日益坚定了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想。而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以及走什么途径方能达到这革命的目的，即在他，当时也还是没有明确的认识。而在同时他坚信文艺起的宣扬与启发的大力，可以更有效更普遍地治疗中国人的病根。所以，在一九○六年他便决心离开学过两年的日本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专心一志从事新文学的运动。这是他献身于文艺事业的最早期。据他自己的记述，在仙台医校时，起初是由于第一学年考试成绩颇好，惹起日本同学们的猜疑。认为这个中国学生所以考得好，是他们的先生————藤野先生在鲁迅的讲义上作了记号，“漏”了题目，于是向这位到异邦留学的失败国的青年提出警告，加以侮辱。后来虽经证明，真相大白，日本学生再也无的可说，可是这给鲁迅以何等刺激！至于第二学年因学校教细菌学，用影片显示，间映时事片子，这正是日本维新后施行“军国民”教育的新颖方法。正当一九○五年，是日俄战争终止的一年。据鲁迅所作《呐喊·自述》所述：
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我那同学们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密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他们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从此中止了医学的研究，投身于中国的新文艺运动。他经过深刻的思考，他决定要以文艺表达他的爱国热诚，视文艺为他最好的，最有力的战斗武器，就这样决定了。这个决定是他的一个重大的也是有关中国新文艺运动的转折点。可以证明他的热切而深入的爱国思想是如何的时时刻刻萦绕心头，又如何地寻出最易达到启发、宣传、激动的效果的大道，而自己确是最合于作这样实践的工作的一个。
还有，我们从他对于章太炎先生的始终敬佩上，可以见出他对于富有革命精神与实际行动者的推崇，更可明了他对于那时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怀抱着如何的热情与期望。
章太炎于一九○六年由上海出狱到日本，主持提倡革命的刊物《民报》，鲁迅对《民报》也是爱读的。又因他对章太炎的坚强的人格素来崇仰，便与几个朋友同往听章太炎讲学。据他后来的记述是：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我的知道中国有章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很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
一九○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即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且介亭杂文末编》）
鲁迅在逝世不久以前，还追念太炎先生写出此文，足见他对于这位富有反抗与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的老人具有深沉的怀念。虽因太炎晚年有些举动言论不满人意，而鲁迅从青年时对这位革命思想传播者，却认得很清楚。以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他这样怀念并推崇章太炎，基本上是由于敬佩这位有学问的革命家的坚定的人格与爱国的表现。
鲁迅从一九○六年春回到东京，决心从事文艺运动，到一九○九年六月回国任教止，这几年中他的著译文章，奠定了他以后创作与大量译述的基石。曾经发起策划专办一个名叫《新生》的文学杂志，因受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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