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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略
康有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生清咸丰八年戊午，卒民国十六年丁卯，1858－1927年七十。祖赞修，官连州教谕，治程朱学。有为亲受教，有志为圣人，开口辄曰「圣人圣人」焉，里党戏号之曰「圣人为」。年十九，游同县朱次琦门。六年而次琦卒。光绪十四年戊子，有为年三十一，初至京师，上书请变法，格不达。乙未，中日和议成，有为集各省公交车上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事。是年，成进士，复独再上书。南返，于上海开强学会。光绪二十三年丁酉，胶湾事起，适有为又赴京，上书陈事变之急。翌年戊戌，光绪命王大臣传见有为于总理衙门，有为上疏，论变法须统筹全局。又立保国会于京师。是年得蒙召见，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特许专折言事。旋召侍读杨锐、中书林旭、主事刘光第、知府谭嗣同参预新政，废八股，开学堂，汰冗员，广言路，方锐意为维新。有为又奏请行宪法，开国会。未几而政变作，有为出亡。盖所谓新政之设施，先后仅三月也。自是亡命海外，作汗漫游者十六年，足迹所至，遍十三国。组保皇党，与革命党相抗衡。民二归国，刊行不忍杂志，唱虚君共和之说。多掎摭时病为箴砭。民六，结张勋谋复辟，事败，避居美使馆，着共和平议一书，仍持夙见不少变。盖当前清时力主维新，举国目之为狂，至是力主守旧，举国又目之为怪云。所著书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论语注、孟子微、大学中庸礼运注、大同书诸种。
康氏之长兴讲学
言近三百年学术者，必以长素为殿军，而长素学术生命可记者，则始于其长兴之讲学。长兴，羊城里名，长素以陈千秋、梁启超请，讲学于里之万木草堂，着[长兴学记]为学规。时光绪十七年辛卯，长素年三十四也。陈千秋为学记作跋，谓：
孔子剙造六经，改制圣法，传于七十，以法后王。虽然，大义昧没，心知其意者盖寡。汉之学发得春秋，宋、明之学发得四书，二千年之治赖是矣。国朝之儒，刳心绌性而宋学亡，经师碎义逃难而汉学亦亡。陵夷至道、咸之季，大盗猖披，国命危阽，民生日顇，莫之振救，儒效既覩，而世变亦日新矣。吾师康先生，思圣道之衰，悯王制之缺，慨然发愤，思易天下……爰述斯记……。其词虽约，而治道、经术之大，隐隐乎拨而檖光晶之。孔子之道，庶几焕炳。……缀学之士，知所趋向，推行渐广，风气渐移，生民之托命，或有赖焉。
此当时师弟子长兴讲学之精神也。长素亦自言之，曰：
顾亭林鉴晚明讲学之弊，乃曰：「今日祇当著书，不当讲学。」……后进沿流，以讲学为大戒。江藩谓刘台拱言义理而不讲学，所以可取，其悖谬如此。近世著书，猎奇炫博，于人心世道，绝无所关。戴震死时，乃曰：「至此平日所读之书，皆不能记，方知义理之学可以养心。」段玉裁曰：「今日气节坏，政事芜，皆由不讲学之过。此与王衍之悔清谈无异。故国朝读书之博，风俗之坏，[亭林为功之首，亦罪之魁]也。今与二三子剪除荆棘，变易陋习，昌言追孔子讲学之旧。
时长素之意，固已欲判然划一境界，以自别于亭林以来清儒博雅之学矣。其所谓「孔子讲学之旧」者，大意谓：
天下道术至众，以孔子为折衷。孔子言论至多，以论语为可尊。论语之义理至广，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言为至该。按：长素此时，尚未专以礼运、公羊说孔教，故仍尊论语，与以后见解不同。逮既取公羊，则不得不舍论语。刘逢禄述何、戴望论语注，早已走上绝路，长素亦无从再进也。
因举四言为纲，分注条目如下：
志于道，四目：
一曰格物。言为学之始，首在扞格外物。乐记：「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也。」孟子曰：「先立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不为物所引夺，非扞格外物而何？
二曰厉节。后汉、晚明之儒，皆以气节自厉。劲挺有立，刚毅近仁，卑污柔懦，终难振起。按：此说后亦不取，谓东汉虽美，未足尽孔子之道。
三曰辨惑。大道以多歧而亡，学术以小辨而惑。近世声音、训诂之学，则所谓小言破道，足收小学之益，决不能冒大道之传，则辨之不足辨也。
四曰慎独。刘蕺山标为宗旨，以救王学末流。按：格物、慎独皆宋学语，长素此后亦不取，谓孔子决不若宋人之拘且隘。
凡此所列，主人生实行，不主训诂考订，与干、嘉以来风尚绝异。宋儒理欲之辨，为戴东原所极诋，今则以「存天理，去人欲」训「格物」，奉为入学之首义焉。因字义明经训，为惠、戴所盛唱，今则谓其决不能冒大道之传焉。曰厉节、慎独，则求返之晚明东林、蕺山，亦干、嘉诸儒所绝口不道也。
据于德，四目：
一曰主静出倪。
二曰养心不动。
三曰变化气质。
四曰检摄威仪。
依于仁，四目：
一曰敦行孝弟。
二曰崇尚任恤。
三曰广宣教惠。
四曰同体饥溺。
游于艺，四目：
一曰义理之学。原于孔子，析于宋贤。今但推本于孔子。
二曰经世之学。经世之学，令今可行，务通变宜民。
三曰考据之学。碎义逃难，便辞巧说，则博而寡要，劳而鲜功，贤者识其大，是在高识之士。
四曰词章之学。
学与时异，周人有六艺之学为公学，有专官之学为私学，皆经世之学也。汉人皆经学，六朝、隋、唐人多词学，宋、明人多义理学，国朝人多考据学，要不出此四者。
此分四学，较之戴东原、姚惜抱，多经世一项；此远起道、咸以来，近如朱一新诸人皆然。又以义理归宋，考据归清儒，皆其卓然异于干、嘉者。又曰：
孔子之学，有义理，有经世。宋学本于论语，而小戴之大学、中庸及孟子佐之。朱子为之嫡嗣，凡宋、明以来之学，皆其所统；宋、元、明及国朝学案，其众子孙也。多于义理者也。汉学则本于春秋之公羊、谷梁，而小戴之王制及荀子辅之。而以董仲舒为公羊嫡嗣，刘向为谷梁嫡嗣，凡汉学皆其所统；史记、两汉君臣政议，其支派也。近于经世者也……夫义理即德行也，经世即政事也。言语、文学亦发明二者。按：此亦长素初见，后乃专就公羊一路，谓论语非孔教正统矣。又此处所举尚不及礼运，知以春秋三世会通礼运讲大同，尚是后事。
庄生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故孔子经世之学，在于春秋……凡两汉四百年政事、学术皆法焉。非如近世言经学者，仅为士人口耳简毕之用，朝廷之施行，概乎不相闻也。……
今与二三子，通汉、宋之故，而一归于孔子，譬犹导水自江、河，则南北条皆可正。
是谓汉、宋经世义理，分得孔门四科之旨，而清儒经学，实不得谓汉学。孔门四科之教，陈东塾已言之，然东塾不轻言经世，又以郑、朱并举，不数西汉，仍不脱干、嘉诸儒牢笼，故不免以劝人读注疏终。康说微近东塾，然舍郑玄而取董仲舒，以西汉议政易东汉之说经，以经世、义理为孔学两干，局度恢张，意趣宏括，实较东塾为胜。此长兴讲学之纲领也。至其教人读书则曰：
本原既举，则历朝经世之学，自廿四史外，通鉴着治乱之统，通考详沿革之故，及夫国朝掌故，外夷政俗，皆宜考焉。宋、明义理之学，自朱子书外，陆王心学为别派，四朝学案为荟萃。至于诸子学术，异教学派，亦当审焉。博稽而通其变，务致之用，以求仁为归。
此处所举，首史籍，次理学，又次诸子，而干、嘉以来一切考据训诂必治之书不得与，此亦当时讲学态度之绝异于干、嘉者也。[梁启超记初见长素之情景]，谓：
余以少年科第，梁以十七岁中举，时年十八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于南海之门。
又曰：
辛卯，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讲学于广东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日课则宋元明学案、二十四史、文献通考等。梁氏三十自述
当时长兴讲学，卓然与干、嘉以来学风划一新线之情景与其意义及影响，亦俱可见矣。然长素长兴规模，盖有所受之，受之其师[朱次琦]也。
次琦字稚圭，一字子襄，学者称九江先生。亦南海人。生嘉庆十二年丁卯，卒光绪七年辛巳，年七十五。1807－1881以早慧受知于阮元，为学海堂都讲。其学亦主融汉、宋，尝谓：
汉之学，郑康成集之；宋之学，朱子集之。朱子又即汉学而稽之者也。会同六经，权衡四书，使孔子之道大着于天下……朱子，百世之师也。……然而攻之者互起。有明姚江之学，以致良知为宗，则攻朱子之格物。乾隆中叶至于今日，天下之学，多尊汉而退宋，以考据为宗，则攻朱子为空疏。一朱子也，而攻之者乃相矛盾。……彼考据者，不宋学而汉学矣，而猎琐文，蠹大谊，丛脞无用，汉学之长有是哉？……学孔子之学，无汉学无宋学也。简朝亮朱九江先生年谱讲学大旨
是子襄虽亦主融汉、宋，而与陈东塾之为见复异。东塾之旨，在融朱子于康成；九江之论，则在纳康成于朱子。故曰：「朱子又即汉学而稽之，会同六经，权衡四书，为百世师。」故东塾教人，不免于读注疏，而子襄居九江，讲学礼山下，诏学者以四行五学焉。其言曰：
[礼山讲学规模]修身之实四，曰：惇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读书之实五，曰：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辞章之学。年谱讲学大旨
此四行五学，即长兴学记之所本。节目之间，大同小异，要之万木草堂之规模，袭取之于礼山，其事甚显。长素年十九，始从子襄问学，自谓：
未冠，以回、参之列，辟咡受学，康父及伯、叔父，皆九江弟子则先生年垂七十矣。光绪二年，九江年适七十也。才质无似，粗闻大道之传，决以圣人为可学，而尽弃俗学，自此始也。
又曰：
先生厉节行于后汉，探义理于宋人。既则舍康成，释紫阳，一以孔子为归。朱九江先生遗集序。按：朱卒光绪七年冬十二月，康文谓在八年春，一误也。简朝亮编集九江诗文付梓，在光绪二十三年之冬，而康文在光绪三十四年，谓「先生卒，同门友议遗文，简竹居、胡少恺相约勿刻，至于今又垂三十年」，二误也。康谓朱氏舍康成，释紫阳，恐特由融汉、宋之说而凿深扬高言之耳；亦不如简谱论学要旨一节为得朱氏真意。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谓：「朱先生极推尊韩昌黎，先师<康>谓昌黎道术浅薄，朱先生素方严，贵为猖狂，同学亦暗讥之。是年冬即欲束装归，明年别礼山草堂归卧」云云，见康氏在朱门，实未深契。
此长素自述师门宗旨，亦与长兴学记所倡导者大体脗合。故学记开首即云「鄙人常侍九江之末席，闻大贤之余论，谨诵所闻，为二三子言之」也。窃谓九江之有南海，盖犹蕺山之有梨洲，问学请业，皆在早年，而晚岁声名，远越师门。三百年学术，有此遥遥相对，足成佳话。惟梨洲自言：「始学于子刘子，志在毕业，不能有得，聊备门人之一数。天移地转，殭饿深山，尽发藏书而读之，近二十年，胸中窒碍解剥，始知曩日之孤负。」今不论朱、刘造谐深浅，惟九江之死，既尽焚其遗书，而南海奔波海内外，从政问俗之心殷，讲道治学之日浅，亦似无梨洲晚年一番境界。此则长兴学舍之成就，所由不能与证人并论也。
康氏之新考据
抑长素长兴讲学，所可大书特书者，厥为力反干、嘉以来考据之学，而别求辟一新径。然长素未能自赴其所志也。方长素讲学长兴，而已有[新学伪经考]之作。学记成于光绪十七年二月，伪经考序在四月，相差仅两月。伪经考刊成在七月「新学伪经」者，谓东汉以来经学，皆出刘歆伪造，乃新莽一朝之学，与孔子无涉。其书亦似从干、嘉考据来，而已入考据绝途，与长兴宗旨并不合，而长素不自知。且伪经考大意，亦已粗见于学记，谓：
刘歆挟校书之权，伪撰古文，杂乱诸经。……郑康成兼揉今古，尽乱家法，深入歆室。……国朝经学最盛，顾、阎、惠、戴、段、王，盛言汉学，天下风靡，然日盘旋许、郑肘下而不自知。于是二千年皆为歆学。……诸儒用力虽勤，入蔀愈深，悖圣愈甚……可谓之新学，不可谓之汉学，况足与论夫子之学哉！既无学识，思以求胜，则大其言曰：「欲知圣人之道，在通圣人之经；欲通圣人之经，在识诸经之字。」于是古音古义之学，争出竞奏。以此求道，何异磨碑作镜，蒸沙成饭？西汉之学，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谏，以洪范说灾异，皆实可施行。自歆始尚训诂，以变异博士之学，段、王辈扇之。乃标树汉学，耸动后生，沈溺天下，相率于无用。可为太息！
推其意，不过谓干、嘉以下段、王所治古音古义之学，悉无当于治道世事耳。乃以牵涉于今古文家法，归罪于刘歆，若干、嘉汉学导源皆在歆，非无根不经之谭乎！汉儒家法，特博士章句之学，班孟坚所议「禄利之途然」者。至当时治古学者，大率务通大义，不事章句。莽、歆缘饰经术，施之政事，正是禹贡行河、洪范说灾异之类耳。长素以变乱博士之学罪歆，亦未深晓汉代学术真相。盖长素伪经考一书，亦非自创，而特剽窃之于川人廖平。犹长兴学记之言义理，皆有所闻而张皇以为之说，非由寝馈之深而自得之也。朱重义理，融汉归宋，廖主考核，蔑宋伸汉，精神意趣绝不同，长素左右牵引，知其于两家所涉皆浅。学记先云：「孔子言论至多，以论语为可尊。」而其下即云：「论语为后世语录之类，不尽可据。」一篇之中，自为矛盾，则已露两家冲突之破绽矣。
[廖平]，字季平。四川井研人。生咸丰二年，卒民国二十一年，年八十一。自称早年研求宋学，渐而开悟，主张尊孔。又谓：
幼笃好宋五子书、八家文。丙子，光绪二年，廖氏年二十五从事训诂文字之学，博览考据诸书。庚辰光绪六年，廖氏年二十九以后，厌弃破碎，专求大义。按：廖氏又称庚辰在家时专治春秋，则所谓「专求大义」者，即指治春秋也。此盖已受刘、龚诸家影响矣。
而及其成学，则专以分析今古为说。谓：
国朝经学，顾、阎杂事汉、宋，惠、戴专申训诂，二陈左海、卓人渐及今、古。论学三书与宋芸子论学书
其分今、古也，又自称有五变。
癸未：今古。光绪九年，廖氏年三十二。
戊子：尊今抑古。光绪十四年，廖氏年三十七。
戊戌：小大。光绪二十四年，廖氏年四十七。
壬寅：天人。光绪二十八年，廖氏年五十一。
此所谓「经学四变」也。见四益馆经学四变记序目，刘申叔摘本及戊午，民国七年，廖氏年六十八改去「今古」名目，归之「小大」，专就六经分天人、大小，则谓之经学之「五变」。五变记其书最先成者曰[今古学考]，在光绪十二年丙戌，廖氏年三十五。自谓「不过初变、二变萌蘖之生耳」。五变记小注其书
据五经异义所立今、古二百余条，专载礼制，不载文字。定为今学主王制、孔子，古学主周礼、周公。
然不久即变其说，谓六艺皆新经，非旧史。以尊经者作知圣篇，辟古者作辟刘篇。则所谓「尊今抑古」之候也。又后有[古学考]，谓：
丙戌刊学考……谨守汉法，中分二派。八年以来，历经通人指摘，不能自坚前说，谨次所闻，录为此册。以古学为目者，既明古学之伪，则今学大同，无待详说。古学考成于光绪二十年甲午四月，廖氏年四十三。
此季平治经学，初主今、古中分，既则尊今抑古之大略也。
[康廖交涉]长素辨新学伪经，实启始自季平。此为长素所深讳，而季平则力揭之。谓：
广州康长素，奇才博识，精力绝人，平生专以制度说经。戊、己间，从沈君子丰处得学考，谬引为知己。及还羊城，同黄季度过广雅书局相访，按：赵丰田康长素先生年谱稿：「长素返粤，在光绪十五年己丑之冬，而移居羊城安徽会馆，则在十六年庚寅之春。」季平己丑在粤，庚寅至鄂，二人初晤，应在己、庚冬春之际。余以知圣篇示之。驰书相戒，近万余言，斥为好名骛外，轻变前说，急当焚毁。当时答以面谈再决。后访之城南安徽会馆。按：此在庚寅春两心相协，谈论移晷。明年，闻江叔海得俞荫老书，而新学伪经考成矣。甲午，晤龙济斋大令，闻孔子会典已将成……然则王制义证可以不作矣。生公说法，求之顽石，得此大国，益信不孤。长素刊长兴学记，大有行教泰西之意……长素或亦儒门之达摩，受命阐教者乎？经话甲编一
又曰：
己丑在苏，晤俞荫甫先生，按：此当廖先在苏，后至粤也。极蒙奖掖，谓学考为不刊之书。语以已经改易……先生不以为然，曰：「俟书成再议。」盖旧误承袭已久……一旦欲变其门户，虽荫老亦疑之。乃辟刘之议，康长素踰年成书数册。
又曰：
外间所祖述之改制考，即祖述知圣篇；伪经考即祖述辟刘篇，而多失其宗旨。
又曰：
戊子以前，尊经友人撰王制义证，藁已及半，后乃散失……继闻康长素会典即是此意，即决意不作。
又曰：
丁亥，光绪十三年，廖氏年三十六。作今古学考。按：廖氏古学考序，自称今古学考刊于丙戌，此又云作于丁亥，必有一误。戊子成为二篇，述今学为知圣篇，古学为辟刘篇。按：据此则知圣、辟刘两书均已成，何以又云「己丑在苏见俞荫甫，曰俟书成再议」乎？抑犹未为定稿乎？大抵廖既屡变其说，又故自矜夸，所言容有不尽信者。昔李恕谷欲为毛西河作年谱，苦其自述先后紊乱不可据而止。以廖视毛，尤甚。庚寅，晤康长素于广州，议论相克。逾年，伪经考出，倚马成书，真绝伦也！经话甲篇卷二
季平既屡屡自道其事，又亲致书长素争之，曰：
龙济之大令来蜀，奉读大着伪经考、长兴学记，按学记成书在康、廖会谈之后，所以中亦釆及寥说也。并云孔子会典已将成书。弹指之间，遂成数万宝塔，何其盛哉！……后之人不治经则已，治经则无论从违，伪经考不能不一问途，与鄙人今古学考，永为治经之门径，欣忭何极！惟庚寅羊城安徽会馆之会，鄙人左传经说虽未成书，然大端已定，足下以左学列入新莽，则殊与鄙意相左。……今观伪经考，外貌虽极炳琅……而内无底蕴，不出史学、目录二派之窠臼，尚未足以洽鄙怀也。当时以为速于成书，未能深考……乃俟之五、六年，仍持故说，殊乖雅望。昔年在广雅，足下投书相戒，谓今古学考为至善，以攻新莽为好名。……今足下大名……百倍鄙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久宜收敛……又吾两人交涉之事，天下所共闻知。余不愿贪天功以为己力，足下之学自有之可也。然足下深自讳避，使人有向秀按：应作郭象之谤。每大庭广众中，一闻鄙名，足下进退未能自安，浅见者又或以作俑驰书归咎，鄙人难于酬答，是吾两人皆失也。天下之为是说，惟我二人，声气相求，不宜隔绝，以招谗间。其中位置，一听尊命。谓昔年之会，如邵、程也可，如朱、陆也可，如白虎、石渠亦可。称引必及，使命必道，得失相闻，患难与共。且吾之学详于内，吾子之学详于外，彼此一时，未能相兼，则通力合作，秦、越一家，乃今日之急务，不可不深思而熟计之也。四益馆文集致某人书
龙济之至蜀在甲午，据前引经话甲编古学考刊于甲午四月，已引及伪经考，则龙之至蜀，应在甲午初春也。长素伪经考后序，谓「伪经考初出时，海内风行，上海及各直省，翻印五版。徐仁铸督学湖南，以之试士，而攻之者亦羣起，朝野哗然」。故季平谓「今足下大名，震动天下，百倍鄙人」也。是年二月，长素入京会试未第，六月归粤，七月清廷即下谕毁禁其书。季平与长素书当在其时；故有「久宜收敛」又「患难与共」之语，而犹未知毁禁之令，故书中亦未及。其曰「称引必及」，盖名士相标榜之故智。伪经考既享大名，季平欲藉其称引，自显姓字，故为古学考先两引长素伪经考云云，我以此施，亦期彼以此报。盖长素骤得盛名，全由伪经考一书，公交车上书，尚在明年乙未宜季平健羡不能置。而长素则深讳不愿自白。然季平亦震于盛名，方期相为桴鼓，故书辞亦逊，而古学考亦未及长素攘己书事。及戊戌，长素得罪，季平亦尽弃旧说，则经学之三变，不复为今古之辨矣。
伪经考一案，凡季平之龂龂于其事者，具如上述。而长素则藏喙若噤，始终不一辨。及民国六年丁巳为伪经考后序，始稍稍道及之，其言曰：
吾向亦受古文经说，然自刘申受、魏默深、龚定庵以来，疑攻刘歆之作伪多矣，吾蓄疑于心久矣。吾居西樵山之北，银塘之乡，读书澹如之楼，卧七桧之下，碧阴茂对，藤床偃息。藏书连屋，拾取史记，聊以遮目，非以考古也。偶得河间献王传、鲁共王传读之，乃无「得古文经」一事，大惊疑。乃取汉书河间献王、鲁共王传对较史记读之，又取史记、汉书两儒林传对读之，则汉书详言古文事，与史记大反。乃益大惊大疑。按：此实无足惊疑者，辨详后……于是以史记为主，徧考汉书而辨之；以今文为主，徧考古文而辨之。……先撰伪经考，粗发其大端。按：撰伪经考在羊城，不在银塘，上文皆饰说也。长素又谓撰礼运注亦在银塘澹如楼七桧之下，亦饰说，辨详下。……今世亦有好学深思之士，谈今古之辨，或闇有相合者。惜其一面尊今文而攻古文，一面尊信伪周官以为皇帝王霸之运，矛盾自陷，界畛自乱。其它所在多有，脉络不清，条理不晰，其为半明半昧之识，与前儒杂糅今古者无异，何以明真教而导后士？或者不察，听其所言，则观其尊伪周礼一事，而知其道不相谋，翩其反而也。按：长素先亦尊信伪周官，闻廖氏之论而变，今乃转以讥廖，亦一奇也。
「无情者不得尽其辞」，此文有之。其回翔瞻顾，诚如季平所谓「进退未能自安」者。谓自刘、魏、龚以来疑攻刘歆者多矣，此特微见彼之所为不必出自季平，抑不悟其与伪经考初成书时所言异也。长素当日之言曰：
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阅二千年……咸奉伪经为圣法……亦无一人敢违者，亦无一人敢疑者。……窃怪二千年来，通人大儒，肩背相望，而成为瞀惑，无一人焉发奸露覆，雪先圣之沈冤，出诸儒于云雾者，岂圣制赫闇，有所待耶？
又曰：
孤鸣而正易之，吾亦知其难。然提圣法于既坠，明六经于闇曶……吾虽孤微，乌可以已！
则长素在当时，应不知有廖季平其人，不知有知圣、辟刘其书，且不知有刘、魏、龚诸氏而可。不然，知圣、辟刘之篇，固足以助我之孤鸣矣。此无怪乎季平之喋喋而道也。长素谓「道不相谋，翩其反而」，事亦有之，惟其事在后不在前。即季平亦自言之，谓：
忆昔广雅过从，谈言微中，把臂入林。弹指之顷，七级宝塔，法相庄严，得未曾有。巍然大国，偪压弹丸，鄙人志欲图存，别构营垒，太岁再周，学途四变。由西汉以进先秦，更由先秦以追邹、鲁，言新则无字不新，言旧则无义非旧。前呈四变记摘本一册，求证高明，周璞郑鼠，不知何似？与康长素书。文载中国学报第八期，民国二年四月十六日出版。
盖时过境迁，季平已不守旧解，而犹未忘夙恨，故如此云云也。然谓「志欲图存，别构营垒」，则亦一时之遁辞。此已在季平经学四变之后，有与江叔海书，谓：
忆昔治三传时，专信王制，攻左氏者十年，攻周礼者且二十余年，抵隙蹈瑕，真属冰解。后来改左传归今学，引周礼为书传，今古学说，变为小大，化朽腐为神奇，凡昔年之所指摘，皆变为精金美玉，于二经皆先攻之不遗余力，而后起而振救之。伍氏曰我能覆楚，申氏曰我能兴楚，合覆、兴于一身，以成此数千年未有之奇作。说详二变、三变，无暇缕述。四益馆杂着答江叔海论今古学考书。作于民二癸丑夏六月四变记刊本初成之时。
是则积二十余年之攻驳，而一旦尽变其故说，此固三百年来考证诸家所未有。季平不自惭恧，转以为伍胥能覆，申胥能兴，覆、兴之能事萃于一身，自诧为数千年未有之奇，是何其与干、嘉以来所谓「实事求是」之意相异耶！夫既昔年之所指摘皆变为精金美玉，则方者尊今抑古之见，固宜如鹪鹩之翔寥廓矣。故季平又言之，曰：
足下谓吾崇今摈古，以周礼、左传为俗学云云。案学考平分今古，并无此说；此乃二变，康长素所发明者，非原书所有。旧说已改，见于四变记中。答江叔海书
至是而又以尊今摈古之见，推为长素所发见，不惟不愿贪天功，抑若不欲分人谤，出朱入素，前后判若两人矣。夫考证之事，贵乎有据，所据苟确，则积证益富，历年益信。未有前据必摇，后说必移，一人之学，若四时之代谢，以能变为出奇者也。而季平顾不然，其言曰：
为学须善变，十年一大变，三年一小变。
不幸而季平享高寿，说乃屡变无已，既为五变记，又复有六变。先号「四益」，后改「五译」，继称「六译」。及其死，而生平之所持说，亦为秋风候鸟，时过则已。使读其书者，回皇炫惑，迁转流变，渺不得真是之所在。盖学人之以戏论自衒为实见，未有如季平之尤也！而长素以接席之顷，惊其新奇，穿凿张皇，急成巨着，前后一年外，得书十四卷，竟以风行海内，骤获盛誉。及戊戌毁版，至丁巳复辟既败，幽居美使馆，不忘前业，重付诸梓，距书之初成，则既二十有七年矣。顾独如吕览之悬书咸阳门，一字不易，则何其成书之迅，造说之确，与六译善变，其事虽异，盖可俱讥矣。
抑长素书出于季平，长素自讳之，长素弟子不为其师讳也。其书亦本由其弟子助成之，而其弟子即不尽以师书为然。梁启超曾言之，曰：
[梁启超记康廖著书交涉]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着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廖平晚年，受张之洞贿逼，复著书自驳。按：此指戊戌三变，廖氏自饰谓「志欲图存，别构营垒」者也。其人固不足道，然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可诬也……有为弟子陈千秋、梁启超，并夙治考证学……伪经考之着，二人多所参与，亦时时病其师之武断，然卒莫能夺。实则此书大体皆精当，其可议处乃在小节。乃至谓史记、楚辞经刘歆羼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力持之……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此其所短也。清代学术概论。是书成于民十辛酉，在复辟失败后四年。谓有为受廖平影响为不可诬，不啻针对其师之自辨发也。
梁氏之言如此，然而犹未尽。伪经考所持，为事理之万不通者尚多，论大体亦无是处。昔全谢山谓毛西河著书，伪造证据，然毛书固多可传，不如长素抹杀一切，强辩曲解，徒乱后生耳目也。方植之有言：「考证学衰，陆王将兴。」若康、廖之治经，皆先立一见，然后搅扰羣书以就我，不啻「六经皆我注脚」矣，此可谓之[考证学中之陆王]。而考证遂陷绝境，不得不坠地而尽矣。昔万充宗有云：「非通诸经，则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此数言者，盖不啻为清代经学开先河。自公羊家专以一经之义说羣经，而通诸经以通一经之意失。又主口说家法为微言大义所在，而以经通经以悟传注之误之意亦失。而后说经者皆为小夏侯之「左右采获，具文饰说」焉。至于长素则并不说经，洵如季平所讥为「史学、目录二派窠臼」者，特以己意进退诸经，以赴我之所欲云云，经学乌得而不趋绝境哉！
长素书继新学伪经考而成者，有[孔子改制考]，亦季平之绪论，季平所谓伪经考本之辟刘，改制考本之知圣也。今刻知圣篇，非廖氏原著；原书稿本，今藏康家，则颇多孔子改制说。顾颉刚亲见之。季平必谓孔子造六经者亦有说。彼谓：
以经为古史，则刍狗陈迹，不足自存，故必以孔子为空言待后。四益馆丛编尊孔篇
又曰：
海外法政学说昌明，因时立法，三王且不同礼，五帝且不袭乐，果系古史，刍狗糟粕，今日已万不能见之实行，更何能推之万世以后？[经非古史论之背景]此必须改为至圣立言，师表万世，决非已往陈迹，而后经乃可以自立。民二癸丑在北京世界哲理进化退化演说辞
又谓：
凡属史事成迹，刍狗糟粕，庄、列攻之，不遗余力。孔经新非旧，经非史。四益馆杂着旧说以经为史之弊一条
此季平必主孔经非史之微意也。又谓：
学经四变，书着百种，而尊孔宗旨，前后如一。尊孔篇
盖季平必求所以尊孔者而不得其说，乃屡变其书以求一当。其学非考据，非义理，非汉，非宋，近于逞臆，终于说怪，使读者迷惘不得其要领。其弟子亦言之：
海内读四译书者，每苦不得门径。盖自考据、义理专行已久，学者先入为主，于四译新解，辄多扞格。故初学尚易领悟……从事汉、宋工深者，转多迷罔。四译宬经学穿凿记二卷侄师政跋
此可谓真率之言也。
长素剽窃廖说，倡为伪经、改制之论，当时有遗书相纠匡者曰朱鼎甫。[朱一新对康说之诤辨]其言曰：以下所引，杂采佩弦斋文存及无邪堂答问
[史记汉书之详略并非刘歆作伪之证据]当史公时，儒术始兴，其言阙略，河间传不言献书，鲁共传不言坏壁，正与楚元传不言受诗浮邱伯一例。若史记言古文者皆为刘歆所窜，则此二传乃作伪之本，歆当弥缝之不暇，岂肯留此罅隙以待后人之攻？足下谓歆伪周官、伪左传、伪毛诗、尔雅，互相证明，并点窜史记以就己说；则歆之于古文，为计固甚密矣，何于此独疏之甚乎？按：史记不言而汉书言之者甚多，即如淮南王传不言淮南著书，而汉书有之，固不得以此疑淮南王书为伪也。长素自谓着新学伪经考动机始于读河间一传，可证其思理之粗矣。且足下不用史记则已，用史记而忽引之为证，忽斥之为伪，意为进退，初无证据，是则足下之史记，非古来相传之史记矣。按：崔适依长素意为史记探源，较长素益专辄。诚如康、崔说，将史记中彼辈所谓伪者抹去，史记当全部改观，且不可读矣。长素又谓汉书非班固作，班固只得二万许字，此更谬。长素一面根据史、汉，以证刘歆之伪，其与己说相冲突者，亦一并伪之。凡有一条可以证古文非刘歆伪造者，彼即可曰此亦刘歆之伪造也。如此为辨，将永无止息之日。
此言伪经考所用考证方法之不可恃也。又曰：
[左氏不传经非即为伪书]汉儒龂龂争辨者，但谓左氏不传经，非谓其书之伪也。左氏与国语，一记言，一记事，义例不同，其事又多复见，若改国语为之，则左传中细碎之事将何所附丽？按：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即多据左氏，若左氏系国语改为，则必谓国语本系编年，可乎？且国语见釆于史公，非人间绝不经见之书，歆如离合其文以求胜，适启诸儒之争，授人口实，愚者不为……史记多采左传，不容不见其书，或史公称左传为国语则有之，谓歆改国语为左传，殆不然也。仪礼、左传、国语、战国策，皆后人标题，故无定名，诸子书亦多如是；犹「史记」非史迁本名，即称「太史公书」者亦杨恽所题，史迁当时初不立名也。
左氏书之晚出，自不待辨。但张禹以言左氏为萧望之所荐，其事实不能伪造。尹更始、翟方进、贾护、陈钦之传授，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讲习，耳目相接，不能凿空。歆是时虽贵幸，名位未盛，安能使朝野靡然从风，羣诵习其私书耶？按：余有刘向歆父子年谱，即专从汉书事实驳康说，推极康论，非谓汉书亦刘歆伪造不可。公羊之学，盛行西汉，班史所载臣工诸条奏，本春秋褒贬灾异以立说者甚多，初未及素王制作之事。惟梅福传福据此以求立孔子世为殷后，成帝推迹古文，以左氏、谷梁、世本、礼记相明，遂立孔子后为殷绍嘉公。当时据以立二王后者，乃用古文及左氏、谷梁，并非据公羊。刘申受欲明三统之义，而反黜左氏，亦傎甚矣！
此言左氏春秋未必为歆伪，不可深斥也。按：余有周官著作时代考，证周官出六国，非歆伪书。
[春秋改制说之无稽]以春秋为汉兴而作，此尤纬说之无理者。盖自……秦人焚书……儒术久遏不行。武帝罢黜百家，诸儒亟欲兴其学，窜附纬说，以冀歆动时君，犹左传之增「其处者为刘氏」也。此在立学之初，诸儒具有苦心……俗语不实，流为丹青。光武好言图谶，东汉诸儒从风而靡，何邵公遂以春秋演孔图之说解获麟，可云寡识。
陆贾新语术事篇：「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及三王，述齐桓、晋文之小善。鲁之十二公，至今之为政，足以知成败之效，何必于三王？」此可见秦、汉之际言春秋者，尚无改制谬说。汉儒泥于阴阳，推迹五运，乃始以是羼入公羊耳。新语或以为伪作，实非也，严铁桥漫稿已详辨之。
此推证春秋公羊改制说之所由来也。
[公羊改制包括不得六经大义]且亦惟公羊为然，于二传何与？于诗、书、礼、易、论语又何与？乃欲割裂经文以就己意，举六经微言大义尽以归诸公羊，然则圣门传经，独一公羊耳，安用商瞿、子夏诸贤之纷纷也？又曰：「圣人但作一经足矣，曷为而有六？」
六经大义，戴记经解篇、庄子天下篇皆言之，周人之言经义，初未尝通六经为一……繁露玉杯篇：「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着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董生之言如是，曷尝通六经为一乎？今以六经之言，一切归之改制，其巨纲细目散见于六经者，转以为粗迹而略置之。夫日以制作为事，而不顾天理民彝之大，以涂饰天下耳目者，惟王莽之愚则然耳，曾谓圣人而有是乎？按：谭复生仁学谓改制必先改教，亦见及此矣。后长素不忍杂志诸论，亦转与朱合，惜悟之不早也。
此言公羊改制，特一家之言，未可推之六经，而徧以为说也。
王制一篇，汉儒后得，为殷为周，本无定论，[王制晚出不尽合于公羊]康成于其说之难通者，乃归之于殷，今更欲附会春秋改制之义，恐穿凿在所不免。又曰：「王制乃汉文集博士所作，卢侍中明言之。当孝文时，今学萌芽，老师犹在，博采四代典礼以成是篇，乃王制摭及公羊，非公羊本于王制。周尺东田，明是汉人常语，与月令之有太尉，大戴记之有孝昭冠辞略同。太尉与冠辞，犹可云偶赘及之；周尺东田，乃王制一篇节目，谓亦赘文耶？」又曰：「王制首篇即述孟子之言，故郑以为在孟子之后。」[论语与公羊亦难合]论语二十篇，可附会者惟「夏时殷辂」、「文王既没」数言，然既通三统，则韶乐、郑声，何为而类及之？……近儒为公单学者，前则庄方耕，后则陈卓人。方耕间有未纯，大体已具；卓人以繁露、白虎通说公羊，乃真公羊家法也。非常可怪之论，至于董子、邵公可以止矣。刘申受于邵公所不敢言者，毅然言之，卮辞日出，流弊甚大。公羊与论语初不相涉，而作论语述何以沟通之；戴子高复推衍之，谓论语当如是解，然乎否乎？近儒惟陈卓人深明家法，亦不过为穿凿。若刘申受、宋于庭、龚定庵、戴子高之徒，蔓衍支离，不可究诘。凡群经略与公羊相类者，无不旁通而曲畅之，即绝不相类者，亦无不锻炼而傅合之。舍康庄大道而盘旋于蚁封之上，凭臆妄造，以诬圣人，二千年来经学之厄，未有甚于此者！国朝公羊之学，始于阳湖庄氏，筚路蓝缕，例尚未纯；卓人学出凌晓楼，晓楼言礼制，已颇穿凿；至刘、宋、戴诸家，牵合公羊、论语而为一；于庭复作大学古义说以牵合之；定庵专以张三世穿凿羣经。皆所谓以艰深文浅陋也。足下曩言西汉儒者乃公羊之学，宋儒者乃四子书之学……既知四子书与公羊各有大义矣，奚为必欲合之？
此言论语、王制之未可与公羊强通也。
[汉学家走上公羊之背景]汉学家琐碎鲜心得，高明者亦悟其非，而又炫于时尚，宋儒义理之学，深所讳言。于是求之汉儒，惟董生之言最精；求之六经，惟春秋改制之说最易附会。且西汉今文之学久绝，近儒虽多缀辑，而零篇坠筒，无以自张其军。独公羊全书幸存，繁露、白虎通诸书，又多与何注相出入，其学派甚古，其陈义甚高，足以压倒东汉以下儒者，遂幡然变计而为此。
此指陈晚清公羊学骤盛由来也。
[推公羊家法说群经之非是]公羊家言，如以祭仲为行权，乃假祭仲以明经、权之义，非真许祭仲；以齐襄为复九世之雠，乃假齐襄以明复雠之义，非真许齐襄。此类颇多，皆文与而实不与。但此惟公羊为然，近儒乃推此义以说羣经，遂至典章、制度、舆地、人物之灼然可据者，亦视为庄、列寓言，恣意颠倒，殆同戏剧，从古无此治经之法。按：长素改制考即由此误。
诸子书发摅己意，往往借古事以申其说，年岁舛谬，事实颠倒，皆所不计。或且虚造故事……庄生所谓「寓言十九」也。后世为词章者亦多此体。至刘子政作新序、说苑，冀以感悟时君，取足达意，亦不复计事实之舛误。盖议论之文源出于子，自成一家，不妨有此。……六经与诸子体制迥殊……近人惑于诸子之恢怪，以为圣人立言亦复如是……谬尤不待辨矣。按：长素以诸子创教改制证孔子之创教改制，读朱说自见其误。
此言引申公羊家法谓儒家六经为托古改制之无当也。
今文先立学，故显于西汉，古文至东汉而始显，此乃传述之歧互，非关制作之异同。「今学」、「古学」之名，汉儒所立，秦以前安有此分派？文有今古，岂制亦有今古耶？按：鼎甫「传述歧互，非关制作异同」一语，已足尽破廖氏之古今学考而有余矣。廖氏亦知以古学为孔子中年思想，今学为孔子晚年思想之说不能成立，乃始一转而为今学乃孔子真传，古学尽刘韵伪造，彼不知传说之本可有歧互也。
[今文十四博士并不同条共贯]足下谓今文与今文，古文与古文皆同条共贯，因疑古文为刘歆所伪造。夫……今文固不尽同，西汉立十四博士，正以其说有歧互也。立鲁诗复立齐、韩，立欧阳尚书复立大、小夏侯，一师所传且如此，况今、古文之学，岂能尽同？今文家言传者无多，自东汉时师法已乱，其仅存者，乃始觉其同条共贯耳，岂西汉诸儒之说果如斯乎？「如鲁诗说关雎与齐、韩异，此类今犹可考。由此推之，今文必不能同条共贯也。乃执所见以概所不见，未免轻于立说矣。」又曰：「陈恭甫疏证五经异义，所采有今文与今文，古文与古文各异者，亦间有今文与古文相同者。就其所采已如此，况许、郑之辨，不尽传于今者乎？」西汉有家法，以经始萌芽，师读各异，至东汉而集长舍短，家法遂亡，由分而合，势盖不能不如此。儒者治经，但当问义理之孰优，何暇问今、古文之殊别？近儒别今、古文，特欲明汉人专家之学，非以古文为不可从，必澌灭之而后快也。
公羊「通三统」之义，非后世所能行，辨之极精，亦仍无益。汉时近古，犹有欲其行说者，故诸儒不惮详求。……凡学以济时为要，六经皆切当世之用，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后世学术纷歧，功利卑鄙，故必折衷六艺以正之，明大义尤亟于绍微言者以此，宋儒之所为优于汉儒者亦以此。质文递嬗，儒者通其大旨可耳。周制已不可行于今，况夏、殷之制为孔子所不能征者乎？穿凿附会之辞，吾知其不能免也。按：鼎甫举学以济时为说，而竟谓宋儒优于汉儒，则此意湛深，虽陈兰甫亦所不憭，遥遥二百年，成矍眼矣。
[辨今古文无益时用]夫今之学者，义理之不明，廉隅之不立，身心之不治，时务之不知，聪颖者以放言高论为事，谓宋、明无读书之人，卑陋者以趋时速化为工，谓富强有立致之术，人心日伪，士习日嚣，是则可忧耳！不此之忧，而忧古、今文之不辨，吾未闻东汉兴古文以来，世遂有乱而无治也……二千余载羣焉相安之事，忽欲纷更，明学术而学术转歧，正人心而人心转惑，无事自扰，诚何乐而取于斯！按：鼎甫此论，正是朱子襄、廖季平两人学术不同之点，亦是长素长兴学记与新学伪经考两书中之歧趋，惜乎长素不能自辨耳。
此言剖辨汉儒今古文家法之无益时用也。按：治公羊「通三统」之说，固必求其制度，而尤有一更要义焉，则帝王非万世一姓，及其德衰，必择贤禅让是也。此汉儒自董仲舒以下皆言之，极于王莽之代汉，亦自公羊通三统之义而来。长素盛尊公羊而力诋莽、歆，高谈改制而坚主保皇，则义不条贯，非真能知汉儒公羊家精神也。鼎甫所辨亦不及此。
[义理风俗为制度之本不可徒言变法]干、嘉诸儒，以义理为大禁，今欲挽其流失，乃不求复义理之常，而徒侈言义理之变。将以吾圣贤经传为平澹不足法，而必以其变者为新奇乎？有义理而后有制度……义理殊斯风俗殊，风俗殊斯制度殊，今不揣其本而漫云改制，制则改矣，将毋义理亦与之俱改乎？……法之弊也，非立法之失，而行法者之失也。人心陷溺于功利，则凡行法者皆得借吾法以逞其私。而易一法，适增一弊。故治国之道，必以正人心、厚风俗为先，法制之明备，抑其次也。按：定制必先以精义，而行法尤待乎美俗；非精义则制不立，非美俗则法不行。当时治公羊言改制者昧之，流弊迄于今兹。习俗相沿，莫不以改制变法为急，惟易复古为崇外耳。鼎甫之言，虽若平淡，实足为一时之诤友也。民国肇建，百务更张，长素创为不忍杂志，持论多箴砭，乃与鼎甫之意转近。
[言春秋不当混夷夏]公羊三科，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戎狄……而徒侈言张三世、通三统，不思异外内之义，吾恐猖狂恣肆之言陷溺其心者既久，且将援儒入墨，用夷变夏，而不自知。呜呼！是亦不可以已乎！按：长素是时单提公羊改制，尚未及礼运大同，故鼎甫得以此析之；及长素倡大同之说，则夷夏之防本属小康，不足道矣。然长素不忍诸论，仍转与朱合，不能自守旧见也。
此则言主公羊改制者，实为援儒入墨，用夷变夏，此尤道着[康学症结所在]。凡鼎甫所云云，陈义平实，援证明碻，可谓长素之诤友矣！惜乎长素不之信，及鼎甫卒，长素为祭文，犹谓：
今学口说，三统大义，囊括四海，可扫霾曀。相契远虑，顿释宿滞，手出答问，属商疑异。
又自编年谱，谓：
既请我打破后壁言之，乃大悟。其与人言及见之书札，乃其门面语耳。此据赵丰田康氏年谱
识者讥之，不啻方望溪之于李恕谷。鼎甫复长孺第二书，谓：「凡事不可打通后壁，老、庄、释氏，皆打通后壁之书也。」若长素书打通后壁，不过如鼎甫所云「援儒入墨，用夷变夏」而已，不过如谭复生仁学所谓「冲决网罗，以改教而改制」而已。其是非且勿论，要之决非鼎甫所能首肯，而长素云云，为诬其死友，则极显也。又按：无邪堂答问尚多针时之见，可取与康书并观者，如[论气节]，谓：
气节，遇事乃见，平日只有集义养气之功，无所为气节也。高谈气节者，不甚可信……在己只见义理之当言当为，初无气节之见存，人之闻其风者，乃称之曰气节。气节者，人所加之名，非己可以袭取也。袭取焉，即气易馁，而节不固矣。气之所以能不馁者，以其于义理确有所见，言之而犁然有当人心，行之而灼然不惑于利害……若激于一时，而非裕于平日，乃意气也，非气节也。诩诩然以此自矜，乃客气也，尤非气节也。意气有时或可成事，客气则无不偾事。
又[论清议]名节云：
士人立身，首重名节；名节者，清议之所从出也……然清议、名节之立，尤在乎厚风俗……梨洲但知清议出于学校，不知横议之亦出于学校也。但知陈东、欧阳澈之为太学生，不知为贾似道颂功德者亦太学生也。学校之习一坏，则变乱是非之说，多出乎其中。
此又可与长兴学记特励气节与提倡晚明之意互观者也。
康氏之大同书
梁氏清代学术概论，序列长素三着：一曰新学伪经考，二曰孔子改制考，三曰大同书。谓：「若以新学伪经考比飓风，则后二书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又谓：「伪经考、改制考皆有为整理旧学之作，其自身创作则大同书也。」梁氏又谓：「大同书全书凡数十万言。有为虽着此书，然秘不示人。其弟子最初得读此书者，惟陈千秋、梁启超。启超屡请印布，久不许，卒乃印诸不忍杂志中，仅三之一，杂志停版，竟不继印。」按：大同书属稿虽早，成书尚迟，有辨详后。又近有中华书局铅印本，乃全稿也梁氏又谓：
大同书最要关键，在毁灭家族。有为谓佛法出家，求脱苦也，不如使其无家可出。谓私有财产为争乱之源，无家族则谁复乐有私产？若夫国家，则又随家族而消灭者也。有为悬此鹄为人类进化之极轨。
今按：大同书目录凡十部：
甲、入世界，观众苦。乙、去国界，合大地。丙、去级界，平民族。丁、去种界，同人类。戊、去形界，保独立。己、去家界，为天民。庚、去产界，公生业。辛、去乱界，治太平。壬、去类界，爱众生。癸、去苦界，至极乐。
长素之言曰：
一览生哀，总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九界者何？一曰国界，分疆土、部落也。二曰级界，分贵、贱、清、浊也。三曰种界，分黄、白、棕、黑也。四曰形界，分男、女也。五曰家界，私父子、夫妇、兄弟之亲也。六曰业界，私农、工、商之产也。七曰乱界，有不平、不通、不同、不公之法也。八曰类界，有人与鸟、兽、虫、鱼之别也。九曰苦界，以苦生苦，传种无穷无尽，不可思议。
而救苦之道，则在破除九界。梁氏记大同书条理如下举：
一、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
二、总政府及区政府皆由民选。
三、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
四、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
五、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
六、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
七、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
八、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最高之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
九、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
十、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
十一、警惰为最严之刑罚。
十二、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院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
十三、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此大同书内容大体也。梁氏谓：「有为着此书时，固一无依傍，一无剿袭，在三十年前，而其理想与今世所谓世界主义、社会主义者，多合符契，而陈义之高且过之。真可谓豪杰之士已！」然自今论之，近代世界主义、社会主义之产生，皆有相当之背景，及其逐步实现之方法；当长素时中国固无应趋大同之需要，亦无可向大同之步骤，而无端发此奇想，何也？陈义虽高，唐大不实，亦几于以空想为游戏而已。且此等思想，亦自有其来历，并非绝无依傍剿袭也。朱鼎甫尝论之，谓：
足下自处甚高，凡所论撰，皆为一世人心风俗计……然冀足下铲去高论，置之康庄中，使坐言可以起行，毋徒凿空武断……原足下之所以为此者，无他焉，盖闻见杂博为之害耳。其汪洋自恣也取诸庄，其兼爱无等也取诸墨，其权实互用也取诸释，而又炫于外夷一日之富强，谓……可以旋至而立效也。故于圣人之言灿着六经者，悉见为平澹无奇，而必[扬之使高，凿之使深]。佩弦斋文存卷上复长孺第四书
鼎甫此言，虽不指大同书，然可谓洞窥康学隐微，而有以发其蔽矣。长素论学极尊孔子，乃持论若高出孔子远甚，与己不合者则以为伪书俗说，若惟己始得孔学之真传。实则凡彼所谓孔学者，皆杂取之孔子以外一切新奇可喜之理，不问其合否、通否，而并以归诸孔，遂使孔子为高出一切之圣人也。梁氏以「男女同栖当立期限」为大同书第一眼目，此已非孔子所传之教义，亦非长素特创之新思，特长素偶感于西人婚姻自由之制，而故为此扬高凿深之言耳。梁氏又言：「康氏谓佛法出家，不如使其无家可出」，则其主毁灭家族，又是对佛法为扬高凿深矣。至于去国界、去种界，长素粤人，适处中外接触频繁之点，对于种姓、国别为扬高凿深，故云然。[长素思想之来历]，在中国则为庄子之寓言荒唐，论语注卷五，谓：「孔子大同之道，再传为庄周，在宥天下，大发自由之旨。」又曰：「善读孔子书者，当知六经不足见孔子之全，当推子贡、庄子之言而善观之。」为墨子之兼爱无等，礼运晚出，本杂道、墨思想。又谭复生仁学亦力尊墨子，其风亦沿晚清治子学之遗绪，又附会之于西国耶教而然。炫于欧美之新奇，附之释氏之广大，而独以孔子为说。分析大同书含义，虽若兼容并包，主要不过两端：一曰平等博爱，此西说也，而扬高凿深之，乃不仅附会之于墨翟，并牵率之于释迦。一曰去苦求乐，此则陈义甚浅，仅着眼社会外层之事态，未能深入人性、物理之精微。试问如长素说，无国界、种界，乃至无形界，男女同栖，一年一换，乃至无类界，人与鸟、兽、虫、鱼一视平等，果遂为至乐矣乎？孔、释、耶立教，皆有「无我」一义，大同书首曰「入世界观众苦」，此等描写，乃佛书滥套耳。苟会得孔、释、耶之无我，则此所谓众苦者，或皆非苦矣。长素独不虑此，虽打破国界、种界、形界、类界，苟使有我见尚存，恐终难觅极乐之趣。要之长素此书，[其成之于闻见杂博者，乃长素之时代：其成之于扬高凿深者，乃长素之性度]。三百年来学风，久务琐碎考据，一旦转途，筚路蓝缕，自无佳境。又兼之时代之剧变，种种炫耀惶惑于其外，而长素又以好高矜奇之心理遇之，遂以成此侈张不实之论也。张氏南海康先生传，谓：「先师年二十七，以法越之役，粤城戒严，还西樵，居一楼，名曰澹如。涉猎西书，并研究佛典。上自婆罗门，旁通四教，万缘澄绝，所悟益深。因显微镜而悟大小齐同之理，因电机、光线而悟久速齐同之理。既知无去来，则专以现在为总持；既知无无，则专以生有为存存；既知知气神精无生死，则专以示现为解说：既知无精粗、无净秽，则专以觉悟为受用；既以畔援、韵羡皆尽绝，则专以仁慈为施用。其道以元为体，以阴阳为用，以勇、礼、义、智、仁五运论世宙，以三统论诸圣，以三世推将来，而务以仁为主，故奉天合地，以合国、合种、合教，一统地球。又推一统之后，人类语言、文字、饮食、衣服、宫室之变，男女平等之制，人民同公之理，务致诸生于极乐。抉经、子之奥言，超儒、佛之微旨，融中、西之新理，穷天、人之赜变」云云，其叙述大同书思想来历，至为明备。又云：「先师年二十八，从事算学，以几何理着人类公理，并手定大同之制。」可见大同书思想，实自涉猎西书与研究佛典，二者相合，又适以兵祸战乱，多所枨触，遂为此大同至乐之游想，而附会于中国经典，则以周易「元」与「阴阳」，春秋之「三世」，论语之「仁」为说。鼎甫所讥「闻见杂博，扬高凿滦」者，正为深中其病候。至其书初名「人类公理」，并不名「大同书」，其取名大同，又附会之于礼运，事尚在后，辨见下文。然康氏此书，在当时非无其深重之影响也。梁氏言：「初得读此书，大乐，锐意欲宣传其一部分。有为弗善也，而亦不能禁其所为。后此万木草堂学徒，多言大同矣。」今梁氏所谓急欲宣传之一部，其详已不可考。至当时有切实发挥大同书含义，著书而传诵一时者，则为谭嗣同之仁学。
[谭嗣同]，字复生，又号壮飞。湖南浏阳人，生同治四年乙丑，卒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65－1898年三十四。中寿罹祸，不得竟其学，然所著仁学特闻。仁学宗旨，在于[冲决网罗]。自叙谓：
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羣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
其书大意如是，而尤致愤于世俗之所谓[名教]。谓：
仁之乱也，则于其名。名忽彼忽此，视权势之所积；名时重时轻，视习俗之所尚……俗学陋行，动言名教。……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乎？……忠孝，臣子之专名，终不能以此反。虽或他有所据，意欲诘诉，而终不敌忠孝之名为名教之所尚。反更益其罪曰怨望，曰觖望，曰怏怏，曰腹诽，曰讪谤，曰亡等，曰大逆不道。以为当放逐，放逐之，当诛戮，诛戮之，曾不若孤豚之被絷缚屠杀，犹奋荡呼号以声其痛楚，而人不之责也。
此较之戴东原所谓「宋儒言理以意见杀人」者，愤激犹过之。挽近世以来，学术思想之路益狭，而纲常名教之缚益严，然未有敢正面对而施呵斥者；有之，自复生始也。复生之言君臣，曰：
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
又曰：
[君臣与夷夏]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不始今日……然而有知辽、金、元之罪浮于前此之君主者乎？其土秽壤也，其人膻种也，其心禽心也，其俗毳俗也。一旦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砺猰貐之巨齿，效盗跖之肝人，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锋刃拟华人，华人靡矣。乃犹以为未餍，峻死灰复燃之防，为盗憎主人之计。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王道圣教、典章文物之亡也，此而已矣！与彼愈切近者，受祸亦愈烈。故夫江、淮、大河以北，古所称天府膏腴……衣冠文物之薮泽，诗、书藻翰之津途也，而今北五省何如哉？古之暴君，以天下为己私产止矣；彼起于游牧，直以中国为其牧场耳。……虽然，成吉思汗之乱，西国犹能言之；忽必烈之虐，郑所南心史纪之；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是。……亦有号为令主者焉，及观南巡录所载淫掳无赖，与隋炀、明武不少异，不徒鸟兽行者之显著太义觉迷录也。
又曰：
[变法与排满]君主之祸，无可复加，非生人所能忍受……国与教与种，将偕亡矣，惟变法可以救之，而卒坚持不变。岂不以……方将私其智、富、强、生于一己，而以愚、贫、弱、死归诸民，变法则与己争智、争富、争强、争生，故坚持不变也。究之智、富、强、生，决非独夫所任为，则又以华人比牧场之水草，宁与之同为虀粉而贻其利于人，终不令我所咀嚼者还抗乎我。此非深刻之言也，试征之百年之行事，及近今之政治及外交……其迹较然不可以掩。东事亟时……且曰：「宁为怀、愍、徽、钦，决不令汉人得志。」固明宣之语言，华人宁不闻而知之耶？乃犹道路以目，相顾而莫敢先发……故华人慎无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儒者轻诋游侠，比之匪人，乌知困于君权之世，非此益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言治者不可不察也。
又曰：
中兴诸公，正孟子所谓「服上刑」者，乃……湘人既挟以自骄，各省遂争慕之，以为可长恃无败。苟非牛庄一溃，中国之昏梦，将终天地不稍苏。
此则自君臣而及于种族之见，大体似吕晚村，而愤激亦过之。以当时情势言，非革命排满，无以变法，复生见之甚透，论之甚切。又复生主以暗杀伸民气，亦为此后革命党人成功一因。然复生仁学成，不二年，即膺荐至北京，为军机章京，同罹戊戌之祸，是终未能自践其冲决网罗之见也。复生论君臣，又推及于[父子、夫妇]，谓：
君臣之祸亟，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此皆三纲之名之为害也。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君臣之名，或尚以人合破之；至于父子，则真以为天之所命，卷舌而不敢议。不知天命者，泥于体魄之言也，不见灵魂也。子为天之子，父亦为天之子，父非人所得而袭取也。……庄曰：相忘为上，孝为次焉。相忘则平等矣。虽然，又非谓相忘者遂有不孝也……孝且不可，何况不孝哉？梁传谓复生幼丧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之苦，故言此尤慨切。
又曰：
自秦垂暴法，于会稽刻石，宋儒炀之，妄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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