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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略
陈澧字兰甫，学者称东塾先生。生嘉庆十五年，卒光绪八年，1810－1882年七十三。少肄业粤秀书院，年二十三中举人，六应会试不中。为学海堂学长数十年，老为菊坡精舍山长。
著书大要
[东塾之时代]东塾生当干、嘉盛极之后，身值鸦片战争及洪、杨之乱，正朴学考据盛极趋衰风气将变之候，而东塾为其过渡之人物。自谓：「少好为诗，及长弃去，泛滥羣籍。」自述「凡天文、地理、乐律、算术、古文、骈体文、填词，无不研究。」东塾集与人书「中年读朱子书，读诸经注疏、子、史，日有课程。」自述其书著者，有声律通考十卷、书成于咸丰八年，东塾年四十九切韵考六卷、书成于道光二十二年，东塾年三十三外篇三卷、书成于光绪五年，东塾年七十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七卷，书成于道光二十八年，东塾年三十九又着[汉儒通义]七卷、东塾读书记十五卷。通义创始咸丰四年，自记刻成于咸丰八年。据胡锡燕跋文时北方乱正炽，英、法联军于七年十一月陷广东省城，总督叶名琛被捕；东塾挈家避于横沙村舍。年四十八通义大旨谓：「汉儒善言义理，无异于宋儒，宋儒讥汉儒讲训诂而不及义理，非也，近儒尊崇汉儒，发明训诂而不讲义理，亦非也。」自述及通义自序其意与干、嘉盛时惠、戴所唱「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者迥殊焉。其书仅亦纂辑之体，自着条例，谓：「凡所录皆经部书，史、子、集皆不录。又汉儒说经多有本，如韩诗外传多荀子语，但韩氏既取入外传，则是汉儒之书，故亦录之。」又谓：「集众家之说分类为书，汉有白虎通，宋有近思录，今兼仿其例。专采经说，白虎通之例也；题某家之说，近思录之例也。每一类中，各条次第以义相属，则仿初学记之例。」通义序录初稿凡三千条，嗣乃多所删削，而成今书。其删削亦具微意：其于诸家书，如孟、京易说存者寥寥，犹采录一二，而马融之说则不采。其于一家之书，何氏公羊注则采之，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则不采。其于一字之义，白虎通训「臣」为「坚」则采之，说文训「臣」为「牵」则不采。此于人品、学术及当世之弊，各有深意存于文字之外。其排比次第，取一义之相属，尤取两义之相辅。盖取汉儒二十二家之说，会萃精要，以成一家之书。胡锡燕跋其论撰之用心如此，与当时学者博嫥于字义训诂，名物考订，以及龂龂为汉宋门户之辨者，固自异焉。惟其书既限于辑录，又所录专采说经之书，于两汉学术精要所在，尚未能发挥呈露。又排比众说，不欲讲家法而但求通义，其意虽是，而于两汉四百年诸儒，流变派别，因亦无所发明。其去取抉择，在作者虽自有微意，而自今言之，则其书亦不得为研治汉儒思想者一完备之参考书也。
然通义特东塾中年一纂辑之书，尚非东塾重要之著述。论其精心结撰，为毕生精力所寄，可以代表东塾论学之全部意旨者，当推其晚年所为之[读书记]。其书远始咸丰六年，东塾年四十七初为学思录，至同治十年东塾年六十二大病几殆，撰自述，述生平著书学行大要，则读书记尚未成书也。今自述刊读书记首自后乃思力疾缀学思录旨要为读书记，至光绪五年东塾年七十自订读书记凡十五卷付刊。行状及七年，年七十二又自定读书记西汉一卷。其卒后门人廖廷相编录付梓翌年而卒。其书良可为东塾晚年巨著。首孝经，以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会也。此据郑康成六艺论次论语，谓论语及五经之錧辖也。此据赵邠卿孟子题辞首辨论语「学」字义旨，次及「仁」及「一贯」，又次论孔门四科成材之大要，又次为论语言五经，又次为孔门诸贤，又次为历代注说论语诸家；全书条理俱如此。所论皆各书宏纲巨旨，要义大端，融会贯串，有本有末，不尚空谈，不事繁证，而一字一句之音训，一名一物之考究，有不务焉。卷三为孟子，尤东塾所好。自述首论性善大义，次孟子述五经，次孟子称述古人，次孟子论狂獧，次孟子论治乱，阐发详明，指陈剀切，尤东塾论学要旨所寄也。卷四至卷十为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三传，亦皆举大纲，删小节，而于干嘉诸儒为学偏弊，尤多诤辨。如论易驳惠定宇，驳张皋文。论尚书驳江艮庭，谓：「蔡传亦有易伪孔传而甚精当者，艮庭集注多与之同，如为暗合，则于蔡传竟不寓目，轻蔑太甚；如览其书，取其说，而没其名，则尤不可。」论诗，谓：「有毛、郑之说实非，朱子之说实是。拘守毛、郑，不论是非，为汉学之病。」论周礼，谓：「周礼乃古之政书，治此经者宜通知古今，陋儒不足以知之。」论仪礼，谓：「近儒经学考订，正是朱子家法。」又谓：「古今同有之礼，倍宜钻研；今所不行者，但掇其大要可矣。」论礼记，谓：「讲道学者必讲礼学，不然则不成，此尤有关千古学术。」论春秋三传，主参取不主墨守。此皆针对干、嘉以来学风而发也。卷十一为小学，谓：「仁字、敬字，后儒讲之最多，而古人造字早传其精意。」此则传述阮氏意见者。卷十二为诸子，备引各家可取语而折衷于儒。卷十三为郑康成，谓：「有宗主，亦有不同，此郑氏家法。郑六艺论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议别。」其注周礼、仪礼、论语、尚书，皆与笺诗之法无异。何邵公墨守之学，有宗主，而无不同；许叔重异义之学，有不同，而无宗主，惟郑氏家法兼其所长，无偏无弊。」按：陈寿祺恭甫刻五经异义疏证序已论及郑、许异同，方植之书林扬觯「著书争辨」条下引之。此层东塾乃沿恭甫之意而益进者。又谓：「自非圣人，孰无参错？辨其参错，不可没其多善。后儒不知此义，既失博学知服之义，则开露才扬己之风，由失郑氏家法故也。读郑君周礼序，所谓如入宗庙，但见礼乐器；读何邵公公羊序，则如观武库，但覩矛戟矣。郑学非何所及，可于两序见之。」卷十四三国，多辨郑玄、王肃异同。卷十五朱子，谓：「朱子自读注疏，教人读注疏，而深讥不读注疏者。昔时讲学者多不读注疏，近时读注疏者乃反訾朱子，皆未知朱子之学也。」又谓：「朱子好考证之学，而又极言考证之病。读书玩理，与考证自是两种工夫。朱子立大规模，故能兼之；学者不能兼，则不若专意于其近者。」又曰：「朱子时为考证之学甚难，今则诸儒考证之书略备，几于见成物事矣。学者取见成之书而观之，不甚费力，不至于困；至专意于其近者，尤为切要之学。而近百年来，为考证之学者多，专意于近者反少，则风气之偏也。」又谓：「朱子既谓穷理必在乎读书，又以读书为第二事、第二义，穷理为第一事、第一义，然则第一事必在乎第二事，第一义必在乎第二义也。除此第二事、第二义，更无快捷方式。若以为第二而轻视之，则误矣。」凡读书记十五卷要旨略如是。大抵语、孟两卷精言义理，郑、朱两卷极论方法，尤为全书骨干。其五经诸卷则对当时经学上诸重大问题，综述前人成绩，附以己见，虽亦箴切时病，而与方植之轻肆诋诃者不同，亦与章实斋之主于史学而评经学者有异也。
东塾遗稿
东塾读书记主汉、宋兼采，勿尚门户之争，主读书求大义，勿取琐碎之考订，而其书本身，即为一至佳之榜样。盖东塾不欲以空言启争端，而求以实绩开先路。故其书对当时学风弊端为东塾所不满者仅时时露其微辞，引而不发，不肯为直率之攻击也。然东塾读书记本由晚年整理平时剳记诸稿而成，而其平时积稿，为[读书记所未收者尚多]，今犹往往流传人间。近年广东岭南大学购得东塾遗稿钞本六百余小册，标题有默记、学思自记、学思录序目、杂论学术，及经史子集诸目，皆读书记之前身也。曾摘要刊载其一部于岭南学报之第二卷第三、四期其中议论，虽读书记所未收，而实可说明东塾论学意趣，为读书记已刻诸卷之引论。且其畅言当时学风流弊，尤为考论干、嘉以下汉学所以穷而必变之绝好材料。其书流布未广，故重为摘录以见梗概。读者持此以读读书记之刻本，必更有以见其著书立说之所以然。而东塾之有意于引人入郑君之宗庙，不愿示人以何氏之武库者，其意尤可思也。
东塾论汉学流弊
东塾论汉学流弊，本已见旨于读书记，然大率引而不发，婉约其辞，读书者或不识。其意乃畅写之于未刊之遗稿。此如章实斋讥弹汉学，着文史通义，书不遽刻，而待之身后。然今观实斋全书，其评核汉学，大抵辞旨隐约，非善读者不深晓。故自章氏之卒，迄今百三十年，学者尽推章氏文史见解，而当时所以挽风气、砭经学之深衷，则知者尚尠。东塾之生，尚在实斋卒后九年，及其中岁，汉学流弊益彰着，故东塾之笔于书者，与实斋显晦大异。[东塾与实斋]然其书亦未刊，使其遗稿不复见于今日，则读其读书记者，亦不必尽能揣见当日论学之渊旨。盖深识之士，彼既有意于挽风气，砭流俗，而又往往不愿显为诤驳，以开门户意气无谓之争，而惟求自出其成学立业之大，与一世以共见，而祈收默运潜移之效。此在实斋、东塾靡不然。若袁简斋、方植之，则态度迥异，亦可以窥学者深浅之一端也。
经学家所以自张其门户者，则曰古圣贤之义理存是尔。然经学之流弊，则极于专务训诂考据而忘义理。[东塾论汉学流弊]东塾论之曰：
谓经学无关于世道，则经学甚轻。谓有关于世道，则世道衰乱如此，讲经学者不得辞其责矣。盖百年以来讲经学者，训释甚精，考据甚博，而绝不发明义理，以警觉世人；其所训释考据，又皆世人所不能解。故经学之书汗牛充楝，而世人绝不闻经书义理，此世道所以衰乱也。[忽忘义理]
又曰：
今人只讲训诂考据，而不求其义理，遂至于终年读许多书，而做人办事全无长进，此真与不读书者等耳。此风气急宜挽回。
经学家既专务考据训诂而忘义理，遂至有不读经、不读注疏者。东塾论之曰：
近人讲训诂者，辄云：「训诂明而后义理可明」，此言是也。然诂者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读经传之言，固多古今不异，不必训诂而明者，何不先于此而求其义理乎？汉儒训诂精矣，唐人训诂虽不甚精，然亦岂尽不识训诂者？何不先于汉、唐注疏训诂不误者而求其义理乎？
又曰：
试问今之说经者，非欲明其文义乎？明其文义之后，将再读之乎？抑置之不读乎？若置之不读，则明其文义何为也？若明其文义，将再读之，则注疏文义已明者甚多矣，何不再读之乎？何以文义已明者不读，而独觅其文义未明者而读之乎？愿经师有以教我也！[专务说经而不读经]
又曰：
说经者，欲经文明白无疑也；欲经文之明白无疑者，将以讽诵而得其义也。若既解之明白无疑，而不复讽诵以求其义，则何必解之乎？且经文之本明者，世人不读也；而惟于其难明者解之，既解亦仍归于不读而已矣。解经而不读经者，其必曰：「我既解之已皓首矣，使后之人读之而无疑可也。」然而后之人又慕其解经，于是又解经，而又不读经，不知待何人而始读之也！
故初务于训释考据者，其意在求经籍之易读，而风气所播，相率以趋于训诂考据者，其弊必至于置经籍而不读。此犹章实斋所讥：「专尚襞续补苴者，苟生秦火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今苟专尚训释考据，则使圣人遗经大义明白，无待考释，彼亦且无所用心也。继此而流弊所及，又有可得而指者，则曰好难而忽易。束塾论之曰：
学记：「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朱子亦尝言之。近人则先其难者，故大误也。
专务训诂考据，则遇明正通达处转不留意，惟择其难晓者，以可施考释之功也。循此为之，流弊又起。一曰琐碎，不务明正通达而务其难，则往往昧其大体而玩其细节，其必陷于琐碎无疑也。东塾论之曰：
韩非子曰：「言有纤察微难，而非务也；论有迂深闳大，非用也；行有拂难坚确，非功也。」外储说左上今之讲经学、小学者，往往纤察微难而非务。[考据繁琐]余非不能考据繁琐者也，水道、声律、切韵三书，可谓繁琐矣，特不欲效近人说经解字繁琐之习气耳。东塾论清儒，颇推江永、程瑶田，此等处路径极似。
又曰：
汉书艺文志云：「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缺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此一段竟似为近代经学言之，句句字字说着近儒之病。
其又一弊则曰好胜，苟专务其难以求施我考释之功，则前人学术大体有不暇问，而惟求于小节僻处，别出新解以凌跨乎其上，此又自然必至之势也。东塾论之曰：
王西庄云：「大凡人学问精实者必谦退，虚伪者必骄矜。生古人后，但当为古人考误订疑；若凿空翻案，动思掩盖古人，以自为功，其情最为可恶！」[凿空翻案]十七史商榷卷一百此所谓博学以知服。读书记卷十三郑学篇，论近儒失博学知服之义，开露才扬己之风一修，已见上引。又卷八仪礼下引毛西河、汪尧峯、程易畴，皆着其轻议古人之失。
又曰：
读书者若平心静气，自首至尾读之，于其误者考而辨之，则虽言经误可也，况注疏乎？若随手抽阅，搜求一二以作文字，则言注疏之误亦僭也。[随手抽阅]
又曰：
若真读注疏，自首至尾，于其疎误而驳正之，虽寥寥数语，亦足珍。若不自首至尾读之，随意翻阅，随意驳难，虽其说胜于先儒，而失读书之法。此风气之坏，必须救。东塾集卷四与王峻之书：「经学者，贵乎自始至末读之、思之，整理贯串发明之，不得已而后辨难，万不得已而后排击。惟求有益于身，有用于世，有功古人，有裨后人，此之谓经学也。有益有用者不可不知，不甚有益有用者姑置之，其不可知者阙之，此之谓经学。」
又曰：
高邮王氏述闻之书善矣，学之者则有辨。如十三经注疏，卷卷读之，句句读之，不紊不漏，其无疑者熟而复之；有疑，然后考之；考之而有悮，然后驳之，然后自为说以易之。既自为说矣，而又思彼说果误，我果不误欤？然后着于书，如是则善矣。若随手翻阅，搜求古人之悮而驳之，而自为说，虽条条的确，弗善也。若乃古说不误，而自为说误，则更不足言矣。读书记卷十一小学下极推阮元，而于王氏不甚谀。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二有一条，谓：「二王治经，精审无匹，顾往往据类书以改本事，则通人之蔽。」可参看。
又曰：
朱子云：「近日学者意思都不确实，不曾见理会得一事彻头彻尾。东边掉得几句，西边掉得几句，都不曾贯穿浃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答胡季随书朱子论当时道学之弊如此。然今之说经者，尤多此病。凌次仲与焦里堂书云：「足下不融会礼经之全而观之，仅节取其一二语，宜乎多窒碍也。」论路寝书此最中近人学问之大病。但能全观礼经者已少，况欲其融会乎？皆节取一二语为题目，作经解耳。[节取一二语为题目不融会全体]
此皆言以好胜之心读书，专务小节，不暇通体细玩之病也。继此则复有一病相连而俱起者，曰[浮躁]。东塾论之曰：
近人治经，每有浮躁之病。自注：「阮文达公题凌次仲校礼图诗云：『浅儒袭汉学，心力每浮躁。』」随手翻阅，零碎解说，有号为经生而未读一部注疏者。……且浮躁者，其志非真欲治经，但欲为世俗所谓名士耳。此条见读书记卷九礼记
东垫又曰：
余尝言近人多言朴学，然近人之经学，华而非朴。
又曰：
近来朋友说经者，只乾隆、嘉庆数十年间学派，若与论康熙、雍正以前学问，便不晓得，何况汉、唐、宋耶？云汉学者，妄语耳！[媚近忽远]
此皆箴当时学风浮躁不实之病也。李慈铭日记有一条云：「嘉庆以后之为学者，知经之注疏不能徧观也，于是讲尔雅，讲说文；知史之正杂不能徧观也，于是讲金石，讲目录，志已偷矣。道光已下，其风愈下，尔雅、说文不能读，而讲宋版矣；金石、目录不能考，而讲古器矣。至于今日，则诋郭璞为不学，许君为蔑古。偶得一模糊之旧椠，亦未尝读也，瞥见一误字，以为足补经注矣。闲购一缺折之赝器，亦未尝辨也，随摸一刻划，以为足傲汉儒矣。金石则欧、赵何所说，王、洪何所道，不暇详也，但取黄小松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数册，而恶金石萃编之繁重，以为无足观矣。目录则晁、陈何所受，焦、黄何所承，不必问也，但取钱遵王读书敏求记一书，而厌四库提要之浩博，以为不胜诘矣。若而人者，便足抗衡公卿，傲睨人物，游谈废务，奔竞取名；然已为铁中之铮铮，庸中之佼佼，可不痛乎！」观此云云，正与东塾为同感矣。东塾又尝列举当时经学诸弊而总言之，[总说经学诸弊]曰：
今时学术之弊，说经不求义理，而不知经。好求新义，与先儒异，且与近儒异。著书太繁，夸多斗靡。墨守。好诋宋儒，不读宋儒书。说文字太繁碎。信古而迂，穿凿牵强。不读史。以骈体加于古文之上。无诗人。门户之见太深。辑古书太零碎。原文下有「汉易、虞氏易、泰誓、孟子字义疏证、孙渊如讲天文」凡十九字。盖东塾于此诸端均不满，特举示例，拟加箴砭也。今论惠氏汉易、张氏虞氏易，见读书记卷四；论戴氏孟子字义疏证，见读书记卷二，已引见戴东原章。
凡此诸端，皆为当时汉学家大病。而推溯厥源，则以风尚既成，俗士羣趋，淳者渐漓，真者日伪，学术之变，必至于弊，固不独清儒考证之学为然也。东塾又论之，曰：
讲道学者以经书为讲学话头，作时文者视经书为时文题目，讲经学者看经书为经解题目，而五经之道亡矣。
此言道学、经学与夫时文科举之学三者之异途同归也。故曰：
彼徒以讲经学为名士，则其所作经解，不过名士招牌而已。即使解说可取，而其心并不在圣贤之经书，此不得谓之读经书之人也。试问其心曾有一念欲依经书所言以做人否？[以讲经为名士招牌]因读震川论科举之学，感而书此。
科举之士以一句经书为题，作一篇时文；经学之士，以一句经书为题，作一篇经解。二者无以异也，皆俗学也，其心皆不在圣贤之经书也。
故一种学术之渐盛而成为风尚，乃至为俗士所羣趋，则必漓其本真，而终变为争名逐利之具。虽其流弊之为态有不同，而其情则一。学术之弊至于是，而复有一象必相随以俱来者，曰贵近而贱远。盖近者即风尚之所由而起，俗士以争名逐利之心趋风尚，自亦以争名逐利之心贵乎其主风尚者尔。东塾论之曰：
我未见贵远而贱近者也，大都贵近而贱远耳。于近时之风气，则趋而效之；于古人之学术，则轻而蔑之。自宋以来皆如此。宋儒贵周、程而轻汉儒，[近儒贵惠、戴而诋宋儒]，吾安得贵远贱近者而与之论学问哉！
是又汉、宋学术末流同归之一例也。东塾深叹之，曰：
解释辨论者多，躬行心得者少，千古如斯，良可浩叹！虽圣贤复起，殆亦无如之何。宋、明讲理学如此，今人讲经学亦如此，即晋之清谈、唐之禅宗亦如此。
由是观之，不徒清儒经学、宋儒理学为然，即推而上之，以至于唐之佛学、魏晋之玄学，及其成风尚而为俗趋，则学术全成口说，而[躬行心得者少]，虽圣贤无如何，是又末流同归之一例也。学术之弊至是，则非绝世之姿，毅然有志于古者，不足以自拔而有所挽回。东塾又言之曰：
四库全书野趣有声画简明目录曰：「元杨公远撰。其诗不出江湖之派，盖风气所趋，非绝世之姿，毅然有志于古者，弗能自拔也。」今人零碎经学、小学，尤[为风气所趋]，其有绝世之姿，毅然有志于古而自拔之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又曰：
风气之坏，至今日而极，无事不坏，盖数百年所未有。而吾乃身当其间，虽发愤著书，岂为过乎？
故知东塾之在当时，实目击汉学家种种流弊，而有志于提倡一种新学风以为挽救者也。
东塾所欲提倡之新学风
东塾所欲提倡之新学风果何如？东塾尝自言之，曰：
中年以前治经，每有疑义，则解之、考之。其后幡然而改，以为解之不可胜解，考之不可胜考，乃寻求微言大义，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而后解之、考之、论赞之，着为学思录一书，今改名曰东塾读书记。东塾集卷四复刘叔俛书，时为同治十二年，东塾年六十四
盖当时经学流弊，专务为零碎之考解。东塾亦固习为之；中途知悔，主[先求经学之微言大义]，与其源流正变得失所在，以为考解之本源。此其不同者一也。东塾所谓「考之不胜考，解之不胜解」，方植之亦有此论。东塾又谓：「训诂考据有穷，义理无穷。『终风且暴』，训为『既风且暴』，如是止矣。『学而时习之」，『何必曰利』，义理愈绌绎，愈深愈博，真无穷矣。」盖舍义理大体而为琐碎之考释，则漫无统类，考释不可胜穷。而自考释本身言之，则「终风且暴」训为「既风且暴」，其事即穷，后来者不得不别寻材料，别为考释。故专惟考释是务者，其事乃以有穷而无穷，非愈趋于繁碎无统类不止也。东塾又曰：
仆近年为学思录……以拟日知录。……日知录上帙经学，中帙治法，下帙博闻；仆之书但论学术而已。[读书记与日知录之比较]仆之才万不及亭林。且明人学术寡陋，故亭林振之以博闻。近儒则博闻者固已多矣。至于治法，亦不敢妄谈。非无意于天下事也，以为政治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学术，吾之书专明学术，幸而传于世，庶几读书明理之人多，其出而从政者，必有济于天下。[政治人材学术三者之关系]此其效在数十年之后者也。天下人才败坏，大半由于举业，今于此书之末，凡时文、试律诗、小楷字，皆痛陈其弊。其中发明经训者，如论语之四科，学记之小成、大成，孟子之取狂狷、恶乡愿，言之尤详，则吾意之所在也。东塾文集卷四与胡伯蓟书。时为同治三年，东塾年五十五，上距始为学思录已八年。
但论学术，不尚博闻，尚博闻往往琐碎无统类，论学术则务乎大体，尚博闻往往与身世无涉，论学术则所以作人才、经世务。此又不同之一端也。东塾又明辨之曰：
[士大夫之学与博士之学之辨]有士大夫之学，有博士之学。近人几无士大夫之学。士大夫之学，更要于博士之学。士大夫无学，则博士之学亦难自立矣。此所以近数十年学问颓废也。／昌黎答侯继书云：「仆少好学问，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求得而不观者也。然其所志，惟在其意义所归。至于礼乐之名数，阴阳、土地、星辰、方药之书，未尝一得其门户。」此即所谓略观大意，士大夫之学也。汉书艺文志云：「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此即所谓略观大意，不求甚解。不独士大夫之学为然，即老博士之学亦然。老博士专明一艺，其余诸书岂能皆求甚解哉？
士大夫之学在观大意，而博士之学在精考释。然考释必依附于大义。大义既昧，则考释无统，而陷于琐屑。故曰「士大夫之学更要于博士之学，士大夫无学，则博士之学难自立」也。然东塾重大义，亦不废考据，其言曰：
微言大义，必从读书考古而得。学思录说微言大义，恐启后来不读书、不考据之弊，不可不慎。必须句句说微言大义，句句读书考据，勿使稍堕一偏也。读书记全书体例即如此
又曰：
本朝诸儒考据训诂之学，断不可轻议；若轻议之，恐后来从而废弃之，则成明儒之荒陋矣。今人考古者少，已大不如国初以来之渊博，断不可顺其风气而一空之也，但当取义理以补之耳。学思录必须有一段说明此意。今读书记卷十五论朱子，谓「第一事必在乎第二事，第一义必在乎第二义」是也。已见上引。
又曰：
近人有诋汉学而以程朱为言者，试问为程朱之学，能不读程朱之书而考证之乎？原注：「尝见士人有不知程、朱朝代事迹者。」务科举而荒陋，因懒惰而空疏，而以程朱借口，程朱岂荒陋空疏者？试问其曾读程朱之书否，则无可置喙矣。然人多好懒惰而安于空疏，将来此等议论盛行，读书种子绝矣。大可忧也！
又曰：
世之不学者，或以务科第，或以乏书籍，而欲入于作者之林，则诋考据而言程朱。如段懋堂、程易畴、阮文达，则可以诋汉学矣。
又曰：
凡风气必有所因而转之，若今忽然举程朱道学以教人，则必无应之者。且讲道学而不读经，则亦非程朱之学也。专经而明理敦行，此汉以来[学术之中道]，人可共由之者矣。读书记用意，实欲因当时共尚之经学，转移当时共尚之风气，所由与章实膏、方植之诸人不同也。又按：此两条意近沈子敦。
又曰：
汉儒之书，有微言大义，而世人不知也。唐疏亦颇有之，世人更不知也。真所谓「微言绝，大义乖」矣。宋儒所说，皆近于微言大义，而又或无所考据，但自谓不传之学。夫得不传，即无考据耳，无师承耳。国初儒者，救明儒之病；中叶以来，拾汉儒之遗，于微言大义未有明之者也。故予作学思录，求微言大义于汉儒、宋儒，必有考据，庶几可示后世耳。原注：「汉儒得传，宋儒得不传，皆未可尽信。」
此东塾所主汉、宋兼采以求微言大义之说也。余观东塾立说，其力主大义，以及挽救风气之说，颇似章实斋；其论汉学流弊，颇似方植之：然此乃明照所及，不期而同，非有所蹈袭。实斋导源浙东；植之本于桐城；而东塾之学，渊源似在学海堂。[东塾论学渊源]象州陈献甫小谷避乱至粤，与东塾交好。其补学轩文集，议论与东塾相通者甚多，东塾为序盛推之。小谷卒，东塾为之传，独举其经世之见，拟之东汉王符、仲长统；而东塾著书颇不涉经世，此则其异。要之一时风尚之变可征也。
其浸沉于汉学者深且久，乃有以灼知其弊而谋为转变。故其论学尊阮元，阮元建学海堂在甲申，时东塾年十五。十七应学海堂季课。二十五总督卢坤选高才生肄弃学海堂曰专课生，而东塾为举首。三十一岁举为学海堂学长，自是遂为学长十数年。<以上均见学海堂志>三十二岁赴会试，过扬州谒阮元。<自记>三十五岁又以赴会试，谒阮元于扬州。四十岁复北上，阮元已卒。曰：
阮文达公诗书古训，后之讲经学者，当以为圭臬。此真古之经学，非如宋以后之空谈，亦非如今日所谓汉学之无用也。我辈宜崇尚之。读书记小学卷极尊阮元，已见上引
是则东塾讲学，所谓汉、宋兼采以求微言大义者，其实仍是经学盛时惠、戴所称「古训明而后义理明」之见解。东塾之意，不过欲挽汉学末流弊病，勿使放滥益远，成所谓零碎纤屑、无关要紧之经学，此亦东塾语而惟以发明古训大义为经学考释之范围耳。故曰：
余为学思录，凡无当大义者皆删。
此一语可见东塾讲学宗旨。而所以求大义者，则东塾之意，似仍不出于古训。本此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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