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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此而有教人细读注疏之说，东塾集卷四与王峻之书：「于切要处用心力，于不用心力处惜精神。愈繁难，愈从容为之。耐繁难者养性之功，求易简者心得之学。见解贵高贵通，功夫贵平贵钝。」此即由细心求大义之教也。曰：
[由汉、唐注疏以明义理]而有益有用，原注：「繁醵之文，无益无用者，置之。」由宋儒义理归于读书而有本有原，原注：「师心之说，无本无原者，弃之。」此学思录大恉也。读书记论语卷即主以读书解「学」。
又曰：
宋儒经说，正当择而取之，以为汉注、唐疏之笺，岂可分门户而一概弃之乎？读书记朱子卷有「朱子自读注疏，教人读注疏，而深讥不读注疏者。昔时讲学者多不读注疏，近时读注疏乃反訾朱子，皆未知朱子之学」一条，已见上引。
则东塾所谓汉、宋兼采者，似以宋儒言义理，而当时经学家则专务训诂考据而忽忘义理，故兼采宋儒以为药。至于发明义理之道，大要在读注疏，而特以宋儒之说下侪于汉注唐疏之笺焉。故东塾所欲提倡之新学风，与其谓之兼采宋儒之义理，毋宁谓其特重汉、唐之注疏也。今读书记中推尊汉、唐注疏之意随处可见其言曰：
读注疏既明其说，复读经文者，经学也；不复读经文者，非经学也。读注疏自首至尾读之者，经学也；随意检阅者，非经学也。读之而即写一简题目，作一篇文字者，尤非经学也。学者之病，在懒而躁，不肯读一部书，此病能使天下乱。读经而详味之，此学要大振兴。东塾集卷四示沈生：「经学者，非谓解先儒所不解也。先儒所解，我知其说；诸家所解不同，我知其是非；诸家各有是各有非，我择一家为主而辅以诸家；此之谓经学。若随意涉猎，随手翻阅，得一二句，辄自出其说以驳先儒，假令先儒起而驳我，我能胜之否？甲胜之矣，先儒解全经，我但解一二句，相去岂不远哉？奉劝足下，收敛聪明，低头读一部注疏，勉为读书人。若十三部注疏未读一部，辄欲置喙于其间，此风断不可长，戒之慎之！」
又曰：
读注疏使学者心性静细，大有益。学思录必须说此，不止知经学之本原也。
又曰：
毛、郑、赵、何、王、孔、贾七家注疏，须发明其精善处。
此皆东塾提倡读注疏之说也。东塾谓[「学者之病，在懒而躁，不肯读一部书，此病能使天下乱]。乱」。东塾劝人读注疏，可使心性静细，此当时学者之实病，亦即东塾之苦心。然何以劝人必读注疏？东塾之意，在使人求义理，求义理必于经，注疏则说经之书也。宋人非不言义理，然或无考据，语见前引故不如注疏之依经为说。此东塾之旨。故东塾又言：
余[不讲理学，但欲读经]而求其义理；不讲文章，但欲读经而咀其英华；不讲经济，但欲读经而知其所法戒耳。
此彻头彻尾之读经主义也。又曰：
能寻味经文，则学行渐合为一矣，经学、理学不相远矣。按：此仍是亭林「经学即理学」之见解矣。人通一经而详味之，此真汉学也。学思录当大提倡此学。
又曰：
专习一经以治身心。吾之学，如此而已，此学思录宗旨归宿处。
然则东塾所欲提倡之新学风，扼要言之，可谓是[人通一经]之学也。何以谓之人通一经？易辞言之，即人读一部注疏之意也。东塾自标学思录大恉，其首条即为劝经生读一部注疏，故知人通一经，即是劝人读一部注疏也。何以必劝人读一部注疏？以当时学者懒而躁，至于不肯读一部书，东塾谓足以乱天下，故特举此以为对症之药也。东塾又自言之，曰：
学思录排名、法而尊孟子者，欲去今世之弊，而以儒术治天下也。排王肃而尊郑君者，欲救近时新说之弊也。排陆王而尊朱子者，恐陆王之学将复作也。另一条云：「姚姬传、方植之、李申耆，陆、王禅学将兴。」今按：方植之攻汉学考据，亦恐此后陆、王禅学将兴，东垫此条意不知何指？岂谓似姚、方、李之反对汉学，则此后陆、王禅学将作乎？故今读书记仍是十分汉学考据之面目也。凡此等处均见当时学者目击汉学流弊而无从开辟一新门径，彷徨烦闷，莫知所适之概。着此书非儒生之业也，惩今之弊，且防后人之弊也。
东塾讲学精神，在[惩今之弊，且防后人之弊]。今经学之弊已极，然若径舍经学不讲，则恐陆王复起。欲惩今弊且防后弊，则莫如劝人读注疏。故东塾又曰：
合数百年来学术之弊而细思之，若讲宋学而不讲汉学，则有如前明之空陋矣。若讲汉学而不讲宋学，则有如干、嘉以来之肤浅矣。况汉、宋各有独到之处，欲偏废之而势有不能者。故余说郑学则发明汉学之善，说朱学则发明宋学之善，道并行而不相悖也。[郑朱并行汉宋兼采]
此见东塾讲学宗旨，全在救弊，而所谓讲郑学、讲朱学，在东塾之意，仍是劝人读注疏耳。此细读读书记郑学、朱子两卷自见故我谓当时学者之懒且躁，至于不肯读一部书，实当时之实病，亦即此见东塾之苦心也。当时学者既若是其懒且躁，至于不肯读一部书，而专涉猎小节，寻其碎义，不问其平正通达之大意，而惟择取难解难详之训诂考据，以见己长而求胜乎古人，纵博学而全不知服善。此其病中于心术，而害及人才。故东塾论学，常求一反其弊，归本乎心术、人才以通乎世道。其言曰：
孟子论天下一治一乱，而曰：「我亦欲正人心。」顾亭林之言足以畅其旨，其言曰：「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纲纪为不可阙矣。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与人书亭林在明末，亦一孟子也。[推挹亭林]此条见读书记卷三
东塾读书记所以拟日知录，其意亦欲转移人心，自比于孟子、亭林。而东塾又谓「大凡变法者，渐则行，骤则不行」。文集卷二科场议东塾乃欲以渐变。当时学者方相矜以经学，故东塾以读注疏通一经之说进。其言则在注疏，其意则在心术，此又东塾论学之微旨也。若其人本不治经，则东塾亦不以读一经注疏为说。其文集有与周孟贻书云：
前者在学海堂，足下问读书法……因劝足下专治一经。……归而思之……足下才高志博，专经非性所近也。……凡为学者当于古人中择师，仆为足下择之，其昌黎乎？……仆劝足下先取昌黎集熟读之，又取尚书、春秋、左氏、易、诗、庄、骚、太史、子云、相如十书熟读之，然后披览百家，提要钩玄，一一如昌黎之所为，而尤以孟、荀为宗，而又取荀之醇，去荀之疵，凡昌黎之学，一一奉以为法。积之以十年、二十年，吾不知其所成如何，虽与李习之、皇甫持正如骖之靳不难也。仆尝叹天下之言文者，谁不称昌黎……昌黎诚不易学，而亦实无学昌黎者。此等议论极通明，其主因才成学之意颇似章实斋、焦里堂。东塾早年为学从诗文入，与朴学家专治经籍、小学者意识自不同。
言文之士莫不称昌黎，而实无学昌黎者，其病正犹言经学者之不读经、不读注疏也。东塾论学，既主于古人中择师，故亦重视师法。其言曰：
[师法必宜守]而不失。盖学问文章议论能为人师者，其成之甚不易。天下虽大，而其人不多遘，其遇之也又不易，其弟子安可不谨守其法耶？
东塾本论语而言四科，使学者各就其性之所以专攻乎其一，又言博学知服，欲学者博学而知服乎古人之善，此又极言师法不可废，欲学昌黎者，必效昌黎之所学。凡此云云，皆深砭乎当时之懒且躁，不肯读一部书，而务于碎义以求胜古人者，而特举读注疏以示例。今善推东塾之意，特谓未有不肯细心读一部书，专摘小节以难前人，而可以谓之学。则真学者自必细心读书，求其大体，而其本在乎服善，在乎虚心向学，而无先以求胜乎前人之心。如是而心术正，学风变，而人才自此出，世运自此转。[东塾论学真意]此东塾提倡新学风之微旨也。东塾以此深推郑君与朱子，不仅以郑、朱弭汉、宋之门户也。以两人之学，皆深细博大，足以药当时之病。否则以懒且躁之心习，而骤开之以微言大义之说，彼且舍其繁碎，逃入空疏，则为陆王矣。东塾盖深防之，故不徒不言陆王，亦不喜言二程，凡皆恐懒且躁者之得所藉而逃也。其言郑学，则兼宗主与不同；言朱学，则兼考证与义理，其详已见上引此等处皆见东塾论学之斟酌尽善，博通而无偏碍也。东塾又自言其为学曰：
时习论语、孝经、孟子，粗览诸经注疏、宋儒理学、周秦诸子，略涉礼乐、律数、训诂、音韵、天文、地理、文章、诗词。余之学如此耳。
[反约与时习]何以曰时习论语、孝经、孟子，此东塾反约穷源之说也。东塾谓：
书以甲部为主，疏解繁多，约之以郑君、朱子。经文浩博，约之以孝经、论语。约而又约，则学而一篇而已。
约之于孝经、论语者，即采取郑君、朱子之意见也。何以于粗览诸经注疏之外，复旁及诸子、理学以至天文、地理、训诂、音韵、文章、诗词之繁博，此东塾[博学知服]之说也。其博学之精神，亦有似于郑君、朱子遗稿有学思录要指一则，可以见其为学之涯略。今复摘录如次：
[学思录大指]：／劝经生读一部注疏。见上引救惠氏学之弊。见读书记卷四、五救高邮王氏学之弊。见上引辟王阳明之谲。分别士大夫之学、老博士之学。见上引辨语录不由佛氏。参读文集卷四复戴子高书明朱子之为汉学。见读书记卷十五于晋人尊陶公，明其非诗人，非隐逸。辟老氏流为申、韩、李斯。见读书记卷十二明法家之弊。同上发明狂狷之说。见读书记卷三发明性善。见读书记卷三发明论语学而章。见读书记卷二发明学记。见读书记卷九发明四科之说。见读书记卷二拈出以浅持博。参读文集卷四复王倬甫书。又与王峻之有云：「浅非浅尝之谓，即约之谓，约而易知之谓也。」尊胡安定。见读书记卷二尊江慎修。指出欧阳之病。参读文集卷四跋欧阳文忠公集发明昌黎之学。参读文集卷四与周孟贻书昌言科举八股之害。参读文集卷二科场议三篇明训诂之功。见读书记卷十一分别内传、外传之不同。见读书记卷六指汉易之病，拈出费氏家法。见读书记卷四标出礼意之说。见读书记卷八标出诗谱大指。见读书记卷六辨周礼之谆。见读书记卷七。按：谆字似误发明礼记之体裁。见读书记卷九标举孝经为总会根源。见读书记卷一标出中庸「博学」五事为中庸之妥此字似误要。辨格物。见读书记卷九辨明德。同上引申格物补传。同上。卷十五感时事。辨别先师名臣之不同。拈出陆清献「书自书，我自我」之语。考周末儒者。见读书记卷十二说自己著书之意。明郑学维持魏晋南北朝世道。见读书记卷十三引申阮文达春秋学术之说。见读书记卷十辨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见读书记卷二论语言理欲一条明辑古书之功与其误处。明读书提要钩玄之法。／以上三、四十条乃其荦荦大者。
上之所列，其十之八、九胥见于读书记，其为学之精神细广大，博通而无偏碍，盖诚深有得于郑君、朱子之风者。东塾尝自言：
四十岁以前，不知读书；十年来稍知之，而精力已衰……此时只开得基址颇大而不能起屋，垦得田地颇宽而不能种禾。
观其学思录要旨，真所谓「基址颇大，田地颇宽」矣。此等气象，与东吴惠氏之专言汉学者不同；与高邮王氏之专事训诂者亦不同；与休宁戴氏之别辟新说以求推倒前人如孟子字义疏证之所为者又不同；与当时经学家之各为经籍作新注疏，句句而求，字字而解，而陷于屑碎不务得其大意者复不同；与同时及其后起之所谓公羊今文学派，专讲孔子微言大义，而发为非常可怪之奇义者更不同。而读东塾之书者，皆确然认其为一经师，终不得摈而不预之经学家之列也。凡东塾所欲提倡之新学风，大率如是，是其用心至苦，而成就亦至卓矣。今要而论之：其言学问偏主读书，议论似不如颜习斋；言读书惟重经籍，识解似不如章实斋；治经籍一依注疏，谓宋儒义理特如汉、唐注疏之笺，其说更可商。观其读书记所得至明通，至坚实，而仍无以出当时经学家之范围，以视颜、章诸人，户牖一新，以豁人明照于天地之别一方者，固稍逊矣，然其砭流俗，挽风气，防弊杜渐之意，则与二家皆近，而于实斋为尤似。今日者，学风之坏，有甚于东塾之当年。士情之懒且躁，不肯读一部书，而好以胜古人，东塾忧之，所谓足以乱天下者，方复见于今日。安所得东塾其人者，以上挽之于朱子、郑君，相率趋于博学知服之风，而求以作人才、转世运哉？此余于东塾之一编，所尤拳拳深致其向往之意也。
附：朱鼎甫
朱一新，字鼎甫，浙江义乌人。生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卒光绪二十年甲午，1846－1894年四十九。光绪二年进士。官至陕西监察御史，上疏论事，劾及内侍李莲英，降主事，告归。张之洞聘至粤，任端溪、广雅两书院山长。
鼎甫论学语
鼎甫至粤，陈兰甫卒已五年，然两人论当时汉学流弊颇相合。鼎甫谓：
[鼎甫论汉学流弊]有学问，有学术。学问之坏，不过弇陋而已，于人无与也；学术之坏，小者贻误后生，大者祸及天下。无邪堂答问卷一明儒学案质疑
又曰：
[嘉道后无名臣名儒]李次青国朝先正事略，自嘉、道后求一二名臣、名儒而不可得，乃以琐琐者当之。经学虽盛，亦复得失参半。学术之衰熄，人才之消乏，汉学诸公不得辞其咎也。佩弦斋杂存卷下评某生论科举
而于干、嘉诸儒尤严词呵斥，不稍假借，谓：
干嘉诸老，逐末忘本，曼衍支离，甚且恣肆无忌者，诚为经学之蠹。杂存卷下复王子裳。答问评汉学弊病不一而足，如云：「因文以求道，训诂皆博文之资；畔道以言文，训诂乃误人之具。」<卷一>「近人读书而不穷理，实事而不求是。」<卷二>又曰：「惠氏九经古义、臧氏拜经日记，殆类刘昭注后汉书，所谓人有吐果之核，弃药之滓，愚者重加捃拾，洁以登荐。」<卷一> 又曰：「西河东原，记丑而博，言伪而辨；申受、于庭，析言破律，乱名改作，圣人复起，恐皆不免于两观之诛。」<文存卷上>
推其弊源，则在[门户之见张皇之已甚]，故曰：
学得其正，则识日以明；不正，则识日以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其为蔽也弥甚。干、嘉后经学愈甚，人才愈衰。李次青作先正事略，求一二名臣、名儒而不可得，乃不能不降格取焉以充其数。古之儒者，通经所以致用；今之儒者，穷经乃以自蔽，岂非大可哀之事？然其所谓形声、训诂、校勘、名物、天算、舆地之学，古人亦曷尝不从事于斯？俛焉孳孳，博观约取，汉、宋巨儒，盖无不如此；而近时学者，流弊独多，则以其张皇过甚之故也。天下事张皇过甚，则百弊丛焉，岂独学术为然欤？文存卷下复濮止潜同年书
而鼎甫以为干、嘉以下汉学最大流弊，尤在其蔑弃心性而不谈。谓：
言心言性，乃大义所从出，微言所由寓。汉学家独禁人言之，则无论周易一书专明性道，即四子书中言心性者何限？子贡谓性道不可得闻，第戒人躐等耳。七十子后学者，何一不明乎此？近人乃借口此言，以文浅陋，则六经几可删其半矣。……[亭林习斋皆矫枉过正]顾亭林谓：「学者辨辞受取予，不当言心性。」夫辞受取予之节，孟子辨之至精；存心养性之功，亦惟孟子言之至悉；取其一而遗其一，不可也。……亭林特鉴于明末心学之流弊，故有激而云然，非竟废方寸之良田，使之芜薉不治也。近儒乃专取之以佐其私说，不亦傎乎？原注：「颜习斋之学，大旨与亭林略同，皆矫枉过正者。」
又曰：
王学末流之弊，不知治心而尚知有心。若如近儒之言，则目自能视，耳自能听，手自能持，足自能行，而吾心漠然一无所与。[戒人言心]此其为说，又在戴氏之下。戴氏特昧于理欲之辨，未尝禁人言心，此则并心而去之，古所未闻也。按：此自阮氏以来始然。苟有稍及此心者，必诃以为释氏之说……呜呼！误天下后世，而骛于口耳，相率为破碎无用之学者，非此言欤？孟子谓：「心之官则思，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中庸亦言：「尊德性而道问学。」盖德性尊，大体立，而后学问有所附丽，破碎支离，固不足以言学也。陆象山以此为宗旨，本不误，而欲以六经注我，则流弊甚大。圣门教人，学、问与思、辨并重。……去思以言学，近儒乃始有之，盍弗与读孟子？
其它鼎甫论汉学缺弊者皆甚精卓。如论考证则谓：
宋学以阐发义理为主，不在引证之繁。义理者，从考证中透进一层，而考证之粗迹，悉融其精义以入之。非精于考证，则义理恐或不确。故朱子终身从事于此，并非遗弃考证之谓也。按：此言略近东塾，而较湛密矣。若汉之董江都、刘中垒、匡稚圭、扬子云诸人皆有此意，西汉之学术所以高出东汉也。／考证须字字有来历；议论不必如此，而仍须有根据。所谓根据者，平日博考经史，覃思义理，训诂名物、典章制度无不讲求，倾羣言之沥液以出之，而其文亦皆琅然可诵，并非凿空武断以为议论也。此其功视考证之难倍蓰，而学者必不可无此学识。考证须学，议论须识，合之乃善。识生于天而成于人，是以君子贵学。学以愈愚，学而无识，则愈学愈愚，虽考据精博，颛门名家，仍无益也。识何以长？在乎平心静气以读书，一卷之书，终身紬绎不尽，返之于身，验之于事，而学识由此精焉。
又曰：
[引书与暗袭]引书备着出处，近例始严，以为可免暗袭。然暗袭与否，仍视其人，吾见着出处而暗袭尤工者多矣。古惟疏体如是，传注不拘。
论校雠则谓：
刘中垒父子成七略一书，为后世校雠之祖。班志掇其精要，以着于篇。后惟郑渔仲、章实斋能窥斯旨，商搉学术，洞澈源流。……目录、校雠之学所以可贵，非专以审订文字异同为校雠也。国朝诸儒，于此独有偏胜，其风盛于干、嘉以后。其最精者，若高邮王氏父子之于经，嘉定钱氏兄弟之于史，皆凌跨前人。[钱氏史学及王氏经学之短长]竹汀史学绝精，即偶有疏误，视西庄辈固远胜之。第此为读史之始事，史之大端不尽于此也。王文肃、文简之治经亦然，其精审无匹，视卢召弓辈亦远胜之，顾往往据类书以改本书，则通人之蔽。……然王氏犹必据有数证而后敢改，不失慎重之意；若徒求异前人，单文孤证，务为穿凿，则经学之蠹矣……此学终古不废……第以此为登峯造极之事，遽欲傲宋、元、明儒者，则所见甚陋。汉学家诃佛骂祖，不但离文与行而二之，直欲离经与道而二之，斯其所以为蔽。若舍其短而专取其长，庸非三代小学之遗法乎？原注：「习斋于射与数略有所得，此亦艺事之常，而遂欲以此立异，毋乃虚骄之气未除欤？」
又曰：
世徒以审订文字为校雠，而校雠之途隘；以甲乙簿为目录，而目录之学转为无用。多识书名，辨别板本，一书估优为之，何待学者乎？
其论博约，则谓：
宋学有宗旨，犹汉学有家法。拘于家法者非，然不知家法，不可以治经；好立宗旨者非，然不知宗旨，不可与言学术。……故学虽极博，必有一至约者以为之主，千变万化，不离其宗。六经无一无宗旨也。苟徒支离曼衍以为博，捃摭琐碎以为工，斯渺不知其宗旨所在耳。
论虚实则谓：
异端以虚无立说，其弊固不胜言，近人因攻宋儒之故，遂欲去「无」以言「有」，理既偏而不全，且欲去「虚」以言「实」……不知……凡物皆有虚有实，非实无体，非虚无用，以实触实，未有不激者也。[虚实之辩]近人以「虚灵」二字出于道家，不可以状心体，然则心体固当实而蠢乎？……读书穷理，实事求是……亦曰以致用焉耳。读书实也，穷理虚也；实事实也，求是虚也；虚实相资为用……近人惟读书而不穷理，实事而不求是，故歧之又歧。程朱之学所以可贵者，以其本末兼尽也。……孙夏峯言：「晦翁没而天下之实病当泻，姚江没而天下之虚病当补。」此夏峯述张逢元之言窃谓夏峯之言未尽确，若汉学家乃正当泻者耳。
鼎甫之见，仍主[汉宋兼采]，谓：
有义理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有词章之学。此较戴东原、姚惜抱所举，多经济一类，可征当时思想风气之变。故汉学必以宋学为归宿，斯无干、嘉诸儒支离琐碎之患；宋学必以汉学为始基，斯无明末诸儒放诞之弊。此仍主汉、宋兼采之说……如黄梨洲、顾亭林、江慎修，皆汉、宋兼治，学博而识精……故国初学术为极盛。干、嘉以后精深过之，而正大不逮矣。此正与江郑堂汉学师承记见解相反。[东原与西河]……戴东原集其成……而偏戾之气，博辨之词，与毛氏西河相近。当时海内翕然从风，不七十年而魏默深诋之已无完肤矣。此知学贵定识，不必随时俯仰也。按：此即章实斋勿趋风尚意。杂存卷上复傅敏生妹婿
盖清初学术所以胜干、嘉者，正以其犹有宋学之精神；而干、嘉以下尊汉斥宋之见，则亦不得不谓清初诸儒已开其兆，故曰：
汉学家以汉儒专言训诂，此浅陋之说，不足信也。此陈兰甫所以有汉儒通义之作。以宋儒为不讲训诂，此矫诬之说，尤不足信也。此陈兰甫东塾读书记朱子一卷所为作。汉、宋诸儒，无不学贯天人，门径不同，及其成功则一。而宋儒义理之学，茧丝牛毛，析之不极其精，斯发之不得其当。黄、顾二先生学问为本朝诸儒弁冕，高风亮节，亦足兴起百世，而持论时有偏宕者，正以析理未精之故，后学相承，误人不浅。原注：「亭林不喜宋儒；梨洲虽承学姚江，而论义理多粗浅。」杂存卷下评某生论科举。
此鼎甫自据干、嘉以下学风流弊，推本溯源，因以责备清初诸儒之说也。鼎甫又谓：
汉学家所当辨者固无几。有百世之著述，有一时之著述。囿于一时风尚者，风尚既移，则徒供后人指摘矣。答问卷一国朝学案小识书后
此则非在汉学风气已衰、人心向厌之后，不能道此。不仅章实斋时绝不如此说，即陈兰甫著书，亦尚不如此说也。即此可见当时汉学颓波日衰日落之态。而鼎甫主张所以转换学风以开此后之新趋向者，则在史不在经。其言曰：
尝谓古人致治之法存诸经，后人致治之法存诸史。……徒沾沾名物器数，繁称博引，震炫一世，而治术、学术之广大精微者，转习焉不察。国事、人心，亦复何补？若当多事之秋，则[治经不如治史]之尤要。佩弦斋杂存弟怀新跋
鼎甫论史学，清代惟佩钱竹汀，宋儒颇推郑渔仲。其言曰：「近时史学，惟钱竹汀为超绝，其精审固视渔仲远胜，而孤怀闳议，亦远不逮渔仲。」又曰：「干、嘉诸儒，东原、竹汀为巨擘，一精于经，一精于史。竹汀博洽过东原，湛深不逮，而弊亦较少。」皆见答问卷一。
汉时史学未兴，太史公书、汉着纪之类，班志皆附于春秋。其经学即其史学。而去古未远，制度、风俗皆于经义为近，故致用在乎穷经，犹今人之言经济当读史也。史愈近者愈切实用，故国朝掌故必须讲求，明史亦须熟读。汉之视周，犹今之视明耳。答问卷二评读汉书艺文志。又曰：「竹汀史学绝精，第此为读史之始事，史之大端，不尽于此也。杜君卿通典、秦文恭五礼通考，通经于史，皆振古奇作，曾文正论学恒推之。」朱氏此等处颇与湘乡为近。
鼎甫此论极得实斋「六经皆史」之意。又谓：
学者不致力羣经而专讲六书，不博稽诸史而搜罗金石，异乎吾所闻。承平之世，学士大夫闲暇无事，出其余技，寄兴于斯，小道可观，贤于博奕。若时尝多故，旋乾转坤，儒者之责，匪异人任也。人不必有是事，要不可不立此志。志趣坚卓，乃能为学。……四部书当读者甚多，日有孳孳，犹虞不给，岂暇究心于琐碎无用之物哉？答问卷四问金石
盖清自道、咸以下，内忧外患，病象日显，一时学者，羣悟文字考订之业不足挽世运，乃转而求为致用淑世。陈兰甫极言于先，鼎甫又继之于后，惟兰甫主教人治注疏，仍不脱经学牢笼，似不如鼎甫以治史代治经之论，更为透切也。鼎甫又谓：
学术与治术之分久矣，学与行盖亦未尝不分。逮至近世，则汉与宋分，文与学分，艺与道分，一若终古不能合并者。然窃考董、郑、程、朱之所以为学，进而求诸圣门之所以教人，则但有本末先后之分，而初无文、行与学术、治术之分也。文存卷下答濮止潜同年书
学问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其弊使人为纤儿细士，与天地世界无预，此在黄梨洲已深论之，汉学之病正坐此。鼎甫之论，盖有鉴于当时汉学分析琐碎之病，而求有以为之合。[不徒求学术与治术合，又求学与行合]。盖仍主宋儒以来以修、齐、治、平为学之全量者。故曰：
学之精者，在乎天人之际，性命之微；其大者，在修、齐、治、平之实。文存卷下答濮止潜同年书
此可见鼎甫论学大旨也。鼎甫著述最著者，有[无邪堂答问]五卷。无邪堂者，南皮张之洞督粤时辟广雅书院课士而因以名其堂也。光绪己丑十五年孟冬，鼎甫自端溪移主斯院，越三年十八年秋成此书，自言：
将两三年来与诸生问答之语钞录成帙。其中有订经史疑义者，有商古今学术者，有论边疆形势者，有谈国朝掌故者，门类甚多，而不别分门类，似语录非语录，似札记非札记。汉、宋学术，务持其平……大旨学必期其有用，功必归诸实践。由训诂进求义理，而如汉学家溺于训诂以害义理者则不取；由义理探源性道，而如讲学家空衍性天以汨义理者则不从。言治术必求可行……言时务必明大势……此书与干、嘉以前儒者之言可相印证，与干、嘉以后儒者之言则多不合，与吾江、浙学者之言尤多不合。文存卷下答龚菊田刺史书
此鼎甫自道其书之大略也。又两年而鼎甫遽卒。大抵答问为书，不能如东塾读书记之湛深而坚实。盖兰甫治学，仍循干、嘉以来经学涂辙，而稍变其体，前有所承，易于为力；鼎甫欲移治经为治史，蹊径别辟，事待创探，难于为功。故自鼎甫论学之态度言之，尚不能跨出兰甫以至实斋范围之外。如其崇宋学，尊朱子，见杂存卷下答陈生锺璋问王阳明学术发明孟子性善，见杂存卷下答周生梁基问苏颖滨驳孟子性善之说以辨戴氏字义疏证之失，答问卷三其论旨大体，皆近兰甫。其主治史通今以致用，遂力辨老、释虚无之义，答问卷二因深驳颜习斋之泥古无变，杂存卷上答某生而并及黄梨洲之明夷待访录，答问卷三其大意在规崇古而奖达变，亦无以异乎实斋之所持。而年仅中寿，无以赴其所志。故答问一书，遂若抨弹之高，过于建树，泛滥之广，胜其持守，徘徊汉宋，出入经史，博而无统，杂而寡要，旧辙已迷，新轸尚远，终于为一过渡之学者。同时两浙学人如李慈铭炁伯、谭献复堂之流，皆不免也。
[鼎甫与康长素]当鼎甫时而清代二百年经学复有轩然大波起为最后之一浪者，厥为公羊今文学之说。鼎甫亲与南海康有为相识，上下辨难，其事亦可记。将以并着于康篇，此故不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