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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略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生嘉庆十六年辛未，卒同治十一年壬申，1811－1872年六十二。家世力农，五、六百年无以科目显者。及其祖始向学；父老儒，县学生员。先生以道光戊戌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七迁为礼部侍郎。咸丰二年丁母忧归，遂起乡兵讨太平军。先后在军中十三年，卒平大难，称清代中兴首功焉。
曾氏学术渊源
涤生为晚清中兴元勋，然其为人推敬，则不尽于勋绩，而尤在其学业与文章。其为学渊源，盖得之桐城姚氏，而又有闻于其乡先辈之风而起者。初乾隆时，海内争务博雅考订，号为汉学，而[桐城姚鼐]姬传，独以古文辞名，学者相从，称桐城派。其持论颇与汉学家异。尝谓：
秦、汉以来，诸儒说经者多矣，其合与离固非一途。逮程朱出，实于古人精深之旨所得为多。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实足践行其言，为后世之所向慕。故元、明皆以其学取士。自利禄之途开，为其学者以为进趋富贵而已。其言有失，犹奉而不敢稍违，其得亦不知所以为得也。斯固数百年来之陋习。今世学者，乃思一切矫之，专宗汉学，以攻驳程朱为能。倡于一二专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为学术之害。惜抱轩文集六复蒋松如书
又曰：
孔子没而大道微，汉儒承秦灭学之后，始立专门，各抱一经，师弟传受，侪偶怨怒嫉妒，不相通晓，其于圣人之道，犹筑墙垣而塞门巷也。久之，通儒渐出，贯穿羣经，左右证明，择其长说。其弊也，杂以谶纬，乱以怪僻猥碎，世又讥之。魏、晋之间，空虚之谈兴，以清言为高，以章句为尘垢，放诞颓坏，迄亡天下。自是南北乖分，学术异尚，五百余年。唐一天下，兼采南北，定为义疏，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时，真儒乃得圣人之旨，群经略有定说。元、明守之，着为功令。至今学者，颇厌功令所载为习闻，又恶陋儒不考古而蔽于近，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阙隙攻难为功，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巨，夫宁非蔽欤？文集七赠钱献之序
又曰：
说经古今自有真是非，勿徇时人之好尚。如近年海内诸贤所持汉学，与明以来讲章诸君何以大相过哉？夫汉儒之学非不佳也，而今之为汉学乃不佳。偏徇而不论理之是非，琐碎而不识事之大小，哓哓聒聒，道听途说，正使人厌恶耳。
姚氏晚主锺山书院讲席，门下着籍者，有上元[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尤称高足。按：此据曾氏欧阳生文集序。方植之年谱以管、梅、方及刘开孟涂为姚门四大弟子，不数石甫。管氏集中屡言士习吏治，谓：
世事之颓，由于吏治；吏治之坏，根于士风；士风之衰，起于不知教化。因寄轩集初集卷六与朱干臣书
又曰：
今之士不外三等：上者为诗文；次者取科第；下者营货财。为诗文者，猎古人之辞华，而学圣希贤无其志。取科第者，志一身之富贵，而尊主庇民，建立功业无其心。至若营货财，则轻者兼商，重者兼吏，甚者导争讼，事欺诈，挟制官府，武断乡曲；民之畏之，若虎狼毒螯。历观史传以来，士习之衰，未有甚于今日者。二集卷二说士上
又曰：
国家承平百七十年矣，长吏之于民，不富不教，而听其饥寒，使其冤抑。天下幸无事，畏愞隐忍，无敢先动；一旦有变，则乐祸而或乘以起。而议者皆曰：「必无是事。」彼无他，恐触忌讳而已。天下以忌讳而酿成今日之祸，而犹为是言。初集卷六上方制军论平贼事宜书
而其拟言风俗书尤深美，其言曰：
俗美则世治且安，俗颓则世危且乱。以古言之，历历不爽。清承明后，明之时大臣专权，今则阁、部、督、抚，率不过奉行诏命。明之时言官争兢，今则给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论列。明之时士多讲学，今则聚徒结社者渺焉无闻。明之时士持清议，今则一使事科举，而埸屋策士之及时政者皆不录。大抵明之为俗，官横而士骄，国家知其弊，而一切矫之，是以百数十年天下仔仔亦多事矣。顾其难皆起于田野之奸，闾巷之侠，而朝宁、学校之间，安且静也。明俗弊矣，其初意则主于养士气，蓄人材，力举而尽变之，则于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祸。朝廷近年，大臣无权而率以畏恒，台谏不争而习为缄默。门户之祸不作于时，而天下遂不言学问，清议之持无闻于下，而务科第，营货财，节义经纶之事，漠然无与于其身。盖国家之于明，鉴其末流而矫之过正，是以成为今之风俗也……天下之安危系乎风俗，而正风俗者必兴教化。……天子者，公卿之表率也；公卿者，士民之标式也。以天子而下化公卿，以公卿而下化士庶。有志之士，固奋激而必兴；无志之徒，亦随时而易于为善。不出数年，而天下之风俗不变者，未之有也。初集卷四。又与朱干臣书，谓「乡者私作议俗一篇，以为当今之风，坏于好谀而嗜利」云云，与此可互观。
异之有深议能持论，惜乎未极其年寿。姚氏卒后，其辈行最尊推祭酒者为[梅伯言]。梅氏亦本其师姚氏之言以为言，尝谓：
昔李文贞、方侍郎苞，以宋、元诸儒议论，糅合汉儒，疏通经旨，惟取义合，不名专师。其间未尝无望文生义，揣合形似之说，而扶树道教，于人心治术有所裨益……其解经虽不必尽合于经，而不失圣人六经治世之意……后之学者，辨汉、宋，分南、北，以实事求是为本，以应经义、不倍师法为宗。其始亦出于积学好古之士为之倡，而末流浸以加厉。言易者首虞翻，而黜王弼；言春秋者屏左氏，而遵何休。至前贤义理之学，涉之惟恐其污，矫之惟恐其不过。因便抵巇，周内其言语文字之疵，以诡责名义，骇误后学，相寻逐于小言辟说，而不要其统。党同妒真，而不平其情。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其患，未可谓愈于空竦不学者也。柏枧山房集卷五姚惜抱九经说书后
此即姬传赠钱献之序之意也。又曰：
我朝文治翔洽，士之高节亢行，无所激而施，而专务于通经博古之学，则大科鸿博之士彬彬出矣。岂非士之趋舍，一视乎时之所贵贱为盛衰哉！
又曰：
以一时之习尚，使后世谓士气不可伸，而名贤亦为之受垢，驯至清议不立，廉耻道消，庸懦无耻之徒，附正论以自便，则党人者亦不能无后世之责也夫！卷四书复社人姓氏后
又曰：
天下之患，居官者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为寄，汲汲然去之，是之为大患。卷一臣事论
今以士之有类于商贾负贩，而谓用商贾负贩无异于用士，此士之所以终不出。卷一士说
此等即异之拟言风俗书之旨也。今读其集，于当时吏治之窳，民心之不就宁，大祸猝发之无日，无往而不流露其深忧焉。桐城派古文家，议者病其空疏。然其文中尚有时世，当时经学家所谓「实事求是」者，其所为书率与时世渺不相涉。则所谓「空疏」者究当何属，亦未可一概论也。同时有临桂[朱琦]伯韩，亦为姚氏学，为名实说，亦足见当时士风之一斑。其言曰：
天下有乡曲之行，有大人之行。世之称者曰谨厚，曰廉静，曰退让。三者名之至美，而不知此乡曲之行也。大人之职，在于经国家，安社稷，有刚毅大节，为人主畏惮；有深谋远识，为天下长计；身之便安不暇计，世之指摘不敢逃也。谨厚、廉静、退让三者，可以安坐无患，又有天下美名，士何惮不争趋此？故近世所号为公卿之贤者，此三者为多。当其峨冠襜裙，从容步趋于庙廊之间，上之人不疑而非议不加，其深沉不可测也。一旦遇大利害，抢攘无措，钳口桥舌莫敢言，而藏身之固，莫便于此三者。孔子之所谓鄙夫，其究乡愿也，是张禹、胡广、赵戒之类也。
而[姚莹]石甫，与其邑人[刘开]孟涂，于汉宋是非，主持益坚，诤辨尤力。李慈铭日记有评石甫中复堂集一则，于石甫尊宋诋汉门户之见，颇有纠弹。谓：「其覆黄又园书谓：『自四库馆开之后，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是以风俗人心日壤，不知礼义廉耻为何事。至于外夷交侵，辄皆望风而靡，无耻之徒，争以悦媚夷人为事，而不顾国家之大辱，岂非毁讪宋儒之过』云云，尤猖狂无理。道光中年以后，时事日亟，正坐无读书人耳。夷变时，当国者潘、穆二公，非能为汉学者也。广事坏于耆龄、琦善、奕山，江事坏于牛鉴，浙事坏于乌尔恭额、伊里布、奕经、文蔚，闽事坏于颜伯焘、怡良，皆不识一字者也。而御史陈庆镛一疏，最足持当时朝局之弊，陈固汉学名家也。石甫非世外人，何竟混沌至此乎？」又谓：「惜抱先生孤立于世，与世所称汉学诸贤持异趋。夫惜抱以郎中告归不出，诚为恬漠。然汉学诸贤中，若西庄<王鸣盛>以阁学左迁光卿时，仕仅五稔，年力方盛，遽遂杜门。竹汀<钱大昕>以少詹，抱经<卢文弨>以学士，皆清华首选，毕志名山。兰皋<郝懿行>官户部十余竿，不转一阶。此岂皆出姬传下者？他若顨轩<孔广森>之纯孝，北江<洪亮吉>之孤忠，皋文<张惠言>之鲠直，虚谷<武亿>之廉峻，鄦斋<李赓芸>之循良，南江<邵晋涵>之清介，以论风节，奚媿宋儒？而檠斋<金榜>、左海<陈寿祺>，则锐屣词林；子田<任大椿>、颐谷<孙志祖>，则投簪台府；小雅<丁杰>、孝臣<李惇>，终身进士；里堂<焦循>、叔辰<汪龙>，绝意公交车；懋堂<段玉裁>、申耆<李兆洛>，宰县而早归；溉亭<钱塘>、仲子<凌廷堪>，注令而改教；又岂以郑、许为系援，虫鱼为钓弋者乎？」李氏所举，颇足为汉学雪诬。门户之见，持之已甚，均足以启不平，易地则皆然也。又刘孟涂文集卷二学论上、中、下，卷三上莱阳中丞书，卷四与蒋砺堂、上汪瑟庵，卷五与朱鲁岑，卷六姚姬传寿序、沈晓堂寿序，卷七论语补注自序诸篇，于人才风俗、教化政术之间，颇善持论。刘氏以才气为干谒，同时侪偶或未之推敬，要亦足见当时桐城派古文家持论之一面。此一派也。清儒考证之学，盛起于吴、皖，而流衍于全国，独湖、湘之间被其风最稀。[湘学之两派]嘉、道之际有善化唐鉴镜海，以[笃信程朱]倡为正学，蒙古倭仁、六安吴廷栋、昆明何桂珍、罗平、窦垿皆从问辨，涤生亦预焉。唐氏为学案小议十五卷，以陆陇其、张履祥、陆世仪、张伯行四人为传道，余为翼道、守道，涤生为之跋，推服甚至。而善化贺长龄与唐氏相友善，倡为[经世致用]。邵阳魏默深受知于安化陶澍，为贺长龄编辑经世文编。湘阴左宗棠亦客陶氏，相与缔姻；而胡林翼则陶之子壻也。善化又有孙鼎臣芝房，亦治经世学，为刍论，至以洪、杨之乱，归罪于干、嘉之汉学。湖、湘之间讲学者一时风气如此，此又一派也。吴廷栋字竹如，生长桐城，持论亦颇有与管、梅诸人近者。其复沈舜卿书，谓：
来书所示官场之弊，谓士大夫无耻如此，安得不江河日下！实深中今日人心风俗之弊。欲挽回尽人之无耻，必先视乎一二人之有耻。权足以有为，则挽回以政教；权不足以有为，则挽回以学术。即伏处一隅，足不出里闬，但使声气应求，能成就一二人；即此一二人，亦各有所成就；将必有闻风兴起者。纵不幸而载胥及溺，犹将存斯理于一线，以为来复之机。是亦与于维持补救之数也。
其于当时风俗之颓败，与夫贤有志者之所以为自处之道，尤可谓言之深切而着明也。
曾氏之风俗论
涤生之来京师，盖犹得接闻桐城诸老绪论，又亲与唐鉴、吴廷栋诸人交游，左右采获，自成一家。其论学，尤以[转移风俗、陶铸人才]为主。其言曰：
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才，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然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文集一原才
此文所论，与上举吴竹如复沈舜卿书，如出一口，而言之尤深笃。所谓「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才」，此即其毕生学术所在，亦即毕生事业所在也。此意惟晚明遗老如亭林诸人知之，干、嘉鸿博尚考订者已不知。此种意念之复活，则唐、吴诸人相从讨论之效也。然将求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人才者，其理想上之人格又何如乎？涤生之言曰：
天之生贤人也，大氐以[刚直]葆其本真，其回枉柔靡者，常滑其自然之性而无以全其纯固之天。即聿而苟延，精理已销，恒干仅存，君子谓之免焉而已。国藩尝采辑国朝诸儒言行本末，若孙夏峯、顾亭林、黄梨洲、王而农、梅勿庵之徒，皆硕德贞隐，年登耄耋，而皆秉刚直之性，寸衷之所执，万夫非之而不可动，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夺。故常全其至健之质，跻之大寿而神不衰。不似世俗孱懦竖子依违濡忍，偷为一切，不可久长者也。文集一陈仲鸾父母七十寿序
又曰：
朝有媕娿之老，则羣下相习于诡随；家有骨鲠之长，则子弟相习于矩矱；倡而为风，效而成俗，匪一身之为利害也。同上
夫将以己之所趋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才，此非具刚直之性，所谓「寸衷所执万夫非之不可动」者固不胜其任。至于媕娿回枉柔靡之徒，极其至不过如朱伯韩氏之所谓「谨厚、廉静、退让」而止，决不足以转风习而振人才可知也。涤生之所提倡，其秉诸性者曰刚直，其见之事业者则曰[忠诚]，涤生又言之曰：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鸣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羣伦，历九州岛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与！文集二湘乡昭忠祠记
拙与诚者之处世，又有其必具之心理焉，曰不求报。涤生于此尤力言之曰：
自浮屠氏言因果祸福，而为善获报之说深中于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占毕咿唔，则期报于科第禄仕。或少读古书，窥著作之林，则责报于遐迩之誉，后世之名。纂述未及终编，辄冀得一二有力之口，腾播人人之耳，以偿吾劳也。朝耕而暮获，一施而十报，譬若沽酒市脯，喧聒以责之贷者，又取倍称之息焉。禄利之不遂，则徼幸于没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谓孔子生不得位，没而俎豆之报隆于尧舜，以相证慰，何其陋欤！夫三家之市，利析锱铢，或百钱逋负，怨及孙子。若通阛贸易，瓌货山积，动逾千金，则百钱之有无，有不暇计较者矣；富商大贾，黄金百万，公私流衍，则数十百缗之费，有不暇计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犹有不暇计其小者，况天之所操尤大，而于世人豪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学，而一一谋所以报之，不亦劳哉？古之君子，盖无日不忧，无日不乐。道之不明，己之不免为乡人，一息之或懈，忧也：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俯不怍，乐也。乐以终身，无所于析，何所为报？文集二圣哲画像记
涤生又有一名言，曰[「不问收获，但问耕耘」]，此即其不祈报之理论，实即历古儒家相传义命之辨也。曾氏覆郭筠仙书亦谓：「吾尝举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运气一囊之中，久而弥自信其说之不可易也，然吾辈自尽之道，则当与彼赌乾坤于饿倾，校殿最于锱铢，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此实曾氏一至坚碓之观念，亦即其毕生事业成功一至要之因素也。积其不求报之心理，而渐济之以学业，则其见之于外者曰[器识]，涤生又言之曰：
古之君子所以自拔于人人者，岂有他哉？亦其器识有不可量度而已矣。试之以富贵贫贱而漫焉不加喜戚，临之以大忧大辱而不易其常，器之谓也。智足以析天下之微芒，明足以破一隅之固，识之谓也。器与识及之矣，而施诸事业有不逮，君子不深讥焉。器识之不及，而求小成于事业，末矣。事业之不及，而求有当于语言文字，抑又未矣。故语言文字者，古之君子所偶一涉焉而不齿诸有亡者也。文集一黄仙峤诗序
凡涤生理想中之人格，将求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者，其规模大率如是。则试问当时之习俗又何如乎？涤生复贺耦庚书有云：
[曾氏对于世风之嘅叹]窃以谓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今之学者，言考据则持为骋辩之柄，讲经济则据为猎名之津，言之者不怍，信之者贵耳，转相欺谩，不以为耻。至如仕途积习，益尚虚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涂饰，聊以自保，泄泄成风，阿同骇异。故每私发狂议，谓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翫之后，振之以猛，意在斯乎？书札卷一
此书在道光庚子，按：是年即沈子敦卒岁。当时官方士习，可参读子敦章犹远在大乱未起之前也。其复彭丽生书有云：
足下称「今日不可救药之端，惟在人心陷溺，绝无廉耻」云云，国藩私见实与贤者相脗合。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书札卷二
其覆江岷樵左季高书有云：
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独赖此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庶几万有一补。不然，但就局势论之，则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
此则已在咸丰癸丑，洪、杨过长沙而北，奉命办团防之后矣。又曰：
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尝之。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当责以中庸之道，且当怜其有所激而挢之之苦衷也。书札四覆黄子春。道光三十年，咸丰初立，涤生应诏陈言，谓：「京官通病退缩琐屑，外官通病敷衍颟顸。故习相沿，但求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难，国家必有乏材之患。」所言可与朱伯韩名实说并观，皆足为当时官方士习之写照也。
又曰：
国藩入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国，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轮囷肝胆，又与掀振一番。与刘孟容
又曰：
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揄修袂而养姁步，倡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次骨。与龙翰臣
又曰：
方今世变孔棘，而宦场泄沓之风，曾无少为振作。有识者以是深惧，皆怀入山恐不深，入林恐不密之志。书札五与胡咏芝
又曰：
今人心日非，吏治日坏，军兴十年，而内外臣工惕厉悔祸者，殆不多见。书札九覆吴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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