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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常州庄氏
言晚清学术者，苏州、徽州而外，首及常州。常州之学，始于武进庄存与，字方耕，生康熙五十八年，卒乾隆五十三年，年七十其学不显于当世，而颇为后之学者所称许。阮元序其书，谓其「于六经皆能阐抉奥旨，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又谓其「所学与当时讲论或枘凿不相入，故秘不示人。通其学者，门人邵学士晋涵，孔检讨广森及子孙数人而已」。见阮元庄方耕宗伯经说序，此文刻入味经斋遗书卷首，而阮氏揅经室集未之收。董士锡序其书，谓：「不知者以为乾隆间经学之别流，而知者以为乾隆间经学之正汇也。」又曰：「方乾隆时，学者莫不由说文、尔雅而入，醰深于汉经师之言，而无溷以游杂。其门人为之，莫不以门户自守，深疾宋以后之空言。固其艺精，抑亦术峻，而又乌知世固有不为空言而实学恣肆如是者哉！」见董氏易说序。亦刊味经斋遗书卷首魏源之序其书则曰：「韩诗外传之言曰：『儒者，需也。千举万变，其道不穷，六经是也。无类之言，不形之行，不赘之辞，君子慎之。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朋友之序，则日切磋而不舍也。』春秋繁露之言曰：『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不然，传于众辞，观于众物，说不急之言而以惑后进者，君子之所甚恶也。』韩傅、董生，处西汉之初，而其言若是。汉书艺文志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经，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词巧说，破坏形体，说尧典五字之文至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大患也。』徐干中论曰：『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考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通其大义所极。故使学者劳思虑而不知道，费日月而无成功。』夫班、徐二子，生东汉之世，而其言又若是。清之有天下，百余年间，以经学名家者数十辈，独先生尝支离釽析，如韩、董、班、徐四子所讥，是以世之为汉学者罕称道之。乌虖，公所为真汉学者庶其在是！」见魏氏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刊庄书卷首三家之序，出愈后者，推之愈崇，辨之愈畅。庄氏之学犹是也，而世风既变，人心既易，则出主入奴之见自异焉。然阮氏刻经解，仅收其春秋正辞，其意盖犹取乎其专家，非取乎其大义也。至龚自珍为庄氏神道碑铭，定庵文集卷上举庄氏之不辨尚书今古文真伪者而亦曲誉婉称之，谓：「学足以开天下，自韬污受不学之名，为有所权缓亟轻重，以求其实之阴济于天下。」夫而后稽古之业，不如济世，轩轾之间，断然舍此而就彼矣。至于魏氏之论，乃更入室操戈，即以汉儒之说驳汉学，而若惟庄氏为得学术之正统。此皆风气之变，未必即是非之准。干嘉之盛斥宋明，宋明未必非；道咸之转而不满于干嘉，因以推尊庄氏，庄氏亦未必是。庄氏为学，既不屑屑于考据，故不能如干嘉之笃实，又不能效宋明先儒寻求义理于语言文字之表，而徒牵缀古经籍以为说，又往往比附以汉儒之迂怪，故其学乃有苏州惠氏好诞之风而益肆。汪中与毕沅书，自谓：「为考古之学，实事求是，不尚墨守，以此不合于元和惠氏。」王引之与焦里堂书，亦谓：「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王念孙拜经曰记序，亦谓：「世之言汉学者，但见其异于今者则宝贵之，而于古人之传授，文字之变迁，多不暇致辨，或以细而忽之。」惠学流弊，当时已多能言之者。其实则清代汉学考据之旁衍歧趋，不足为达道。而考据既陷绝境，一时无大智承其弊而导之变，彷徨回惑之际，乃凑而偶泊焉。其始则为公羊，又转而为今文，而常州之学，乃足以掩胁晚清百年来之风气而震荡摇撼之。卒之学术、治道，同趋澌灭，无救厄运，则由乎其先之非有深心巨眼、宏旨大端以导夫先路，而特任其自为波激风靡以极乎其所自至故也。方耕有侄曰述祖，字[葆琛]，生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卒嘉庆二十一年六月，年六十七所著曰珍执宦丛书，颇究明堂阴阳，亦苏州惠学也。葆琛有甥曰刘逢禄申受、宋翔凤于庭，葆琛称之曰：「吾诸甥中，刘申受可以为师，宋于庭可以为友。」常州之学，盖至是始显。
又阳湖[恽敬]，字子居，生乾隆二十二年，卒嘉庆二十二年，年六十一与葆琛略同时，着三代因革论，谓：
汉兴百余年之后，始讲求先王之遗意，盖不见前古之盛，六百余年矣。朝野上下，大纲细目，久已无存，遗老故旧，亦无有能传道者。诸儒博士，于焚弃残剥之余，搜拾灶觚蠹简，推原故事，其得之也艰，故其信之也笃。书之言止一隅，必推之千百隅而以为皆然；书之言止一端，必推之千百端而以为不可不然。呜呼！何其愚也！三代因革论一
又曰：
彼诸儒博士者，过于尊圣贤，而疏于察凡庶；敢于从古昔，而怯于赴时势；笃于信专门，而薄于考通方，岂足以知圣人哉！是故其为说也，推之一家而通，推之众家而不必通；推之一经而通，推之众经而不必通；且以一家、一经亦有不必通者。至不必通而附会穿凿以求其通，则天下之乱言也已。三代因革论八
其言极悍廉明尽，惜乎其邑之人未能深领，遂辗转牵引，至于二千年前汉博士专门绝业，掇拾补缀，谓可以当二千年后经世之大任，则何啻所谓「过于尊圣贤而疏于察凡庶，敢于从古昔而怯于赴时势，笃于信专门而薄于考通方」，如汉博士之所为哉？夫苏州惠氏专门之学，其意本在于考古，而常州诸贤，乃尊之为大义，援之以经世，此则其蔽也。
二 刘宋
刘逢禄，字申受，生乾隆四十一年，卒道光九年，年五十四亦籍武进。幼传外家庄氏之学。葆琛故有意治公羊，而申受成其业。谓：
清之有天下百年，开献书之路，招文学之士，以表章六经为首，于是人耻乡壁虚造，竞守汉师家法。若元和惠栋氏之于易，歙金榜氏之于礼，其善学者也。禄……尝以为学者莫不求知圣人；圣人之道，备乎五经；而春秋者，五经之筦钥也。先汉师儒略皆亡阙，惟诗毛氏、礼郑氏、易虞氏有义例可说。而拨乱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响。然则求观圣人之志，七十子之所传，舍是奚适焉？公羊何氏释例叙
又曰：
[条例与家法]余尝以为经之可以条例求者，惟礼丧服及春秋而已。经之有师传者，惟礼丧服有子夏氏，春秋有公羊氏而已。汉人治经，首辨家法，然易施、孟、梁邱，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师说今皆散佚，十无二三。世之言经者，于先汉则古诗毛氏，于后汉则今易虞氏，文辞稍为完具。然毛公详故训而略微言，虞君精象变而罕大义。求其知类通达，微显阐幽，则公羊传在先汉有董仲舒氏，后汉有何邵公氏，子夏传有郑康成氏而已。先汉之学，务乎大体，故董生所传，非章句训诂之学也。后汉条理精密，要以何邵公、郑康成二氏为宗。丧服之于五礼，一端而已。春秋始元终麟，天道浃，人事备，以之纲罗众经，若数一二、辨白黑也。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叙
申受论学主家法，此苏州惠氏之风也；戴望刘先生行状，记嘉庆五年，刘举拔贡生入都，父孰故旧徧京师，不往干谒，惟就张惠言问虞氏易、郑氏三礼。张氏为学亦由惠氏家法入也。刘氏有虞氏易言补，即补张氏书，又有易虞氏五述。此刘氏之以家法治易者。主条例，则徽州戴氏之说；又主微言大义；拨乱反正，则承其外家之传绪；[公羊春秋特盛之背景]值时运世风之变，而治经之业乃折而萃于春秋，因其备人事治春秋又折而趋于公羊焉。因其具师传，详条例。惠士奇论春秋，曰：「春秋无左传，则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闇室中。左氏最有功于春秋，公、谷有功兼有过。」此与申受专尊公羊，深抑左氏者大异，然无害谓常州之学原本惠氏。
前乎申受者，有曲阜[孔广森]巽轩，生乾隆十七年，卒乾隆五十一年，年三十五为方耕门人，而亦从学戴氏，为公羊通义，已不遵南宋以来谓春秋直书其事，不烦褒贬之义，然于何休所定「三科九旨」，亦未尽守。至申受乃举何氏「三科九旨」为圣人微言大义所在，特着春秋论上、下篇，极论春秋之有书法，上篇针对钱竹汀潜研堂集春秋论而加驳难。钱氏文例证坚明，而刘氏非之，此如庄方耕不斥古文尚书，实同为考证学之反动。近人乃认晚清今文学为清代经学考证最后最精之结果，则尤误也。与条例之必遵何氏。下篇针对孔巽轩公羊通义而发。何氏「三科九旨」不见传文，而刘氏信之，则以家法师说之论为辨，此焦里堂所讥为「据守」之学也。常州公羊学之渊源于苏州惠氏家法之论，此等处最显。遂为公羊何氏释例、公羊何氏解诂笺、发墨守评、谷梁废疾申何诸篇，重兴何氏一家之言。又为左氏春秋考证、箴膏肓评，谓其书称左氏春秋，与晏子春秋、吕氏春秋同类，非传春秋，而刘韵增书法，改名春秋左氏传。又为论语述何，则并欲以何氏之学说论语。其意若谓孔门微言大义，惟何氏一家得之也。
[宋翔凤]字于庭，长洲人。亦述祖甥。生乾隆四十一年，卒咸丰十年，年八十五着论语发微，大意谓论语微言通于春秋，盖亦申受述何之旨。今续经解有宋氏论语说义十卷，乃论语发微之前稿。又为大学古义说，以明堂阴阳相牵附。此亦吴学惠氏遗风也[今古文与汉宋门户]晚年编过庭录，又深推两宋道学，以程朱与董仲舒并尊，盖几几泯汉宋之见焉。见过庭录卷十二「道学」条。干、嘉学者严辨汉、宋，道、咸以下辨今、古文，而宋学转非所斥，为一变。干、嘉研习讨论，多在三礼、小学，易与春秋鲜所尽心。易自惠氏开其端，武进张氏继之；春秋公羊自孔氏及于刘氏；宋氏则欲以公羊、易理说论语；自训诂、考据转而治易、春秋，为又一变。此后南海康有为亦极推易、春秋，遂又以礼运说春秋，不知易传、礼运皆战国晚世杂采老、庄，邹衍所成，岂诚孔门大义所在哉？要之常州公羊学与苏州惠氏学，实以家法之观念一脉相承，则彰然可见也。
三 魏默深
继刘、宋而言今文者有龚、魏。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生乾隆五十九年，卒咸丰六年，年六十三初尚宋儒理学，后主今文。谓毛诗晚出，据齐、鲁、韩三家撰诗古微，又申史记、伏生大传及汉书载欧阳、夏侯、刘向遗说难马、郑，为书古微。又谓孔、刘皆公羊专家，亦止为何氏拾遗补缺，于董书未之详，撰董子春秋发微。尝谓：
今日复古之要，由训诂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古微堂外集卷一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刘魏之异点]刘氏惟尊家法，故以公羊、毛诗并言；魏氏则转尚西汉，故既斥毛诗，又尊董于何。然主微言大义，重经术、政事，则仍当治易、春秋。魏氏诗、书古微之作，仍不脱家法观念之作祟，仍落考据窠臼，非能真于微言大义、经术政事处见精神也。
[今文与公羊]然后今文学之壁垒渐立，与常州之所谓公羊者又异焉。刘氏治公羊，不斥毛诗，即是一绝大异点。然默深之求微言大义，颇不据于传注，谓：
经有奥义，有大义。研奥者，必以传注分究而始精；玩大者，止以经文汇观而自足。外集卷一论语孟子类编序
又曰：
自明以来，学者争朱陆；自本朝以来，学者争汉宋。今不令学朱学陆，而但令学孔孟焉，夫何诤？然近日治汉学者，专务记丑，屏斥躬行，即论洙泗渊源，亦止云定、哀间儒者之学如是，在子思、孟子以前。其意欲托尊论语以排思、孟，甚至训「一贯」为「壹行」，以诂经为生安之学，而以践履为困勉之学。同上。按：所讥似指阮元。
是默深之说经，本主摆脱传注，直求经文，此意较后来陈兰甫为强。又主以躬行践履求经文也。此则几由汉返宋矣。故曰：
明之季，梁溪、蕺山以躬行返天下虚习，敦于实际，体明用光，厥施未昌，而国初诸子裂之。守朱者曰户庭之儒，考经者曰涂辙之儒，皆将以挢虚就实，而叩其自得则瞠然，以所见诸用则瞠然。卷四张铁甫墓志铭。按：陈兰甫提倡郑康成、朱子，仍不过返诸清初之户庭涂辙，然如魏氏诗、书古微之作，则路径更窄，更不实际，更无所谓「体明用光」矣。是魏氏晚年之所致力，即其当身之所呵斥也。
默深于干嘉学风颇不满，此与定庵态度微不同，以二人环境自异耳。尤于当时四库馆臣之好讥弹宋儒者致深嘅焉。谓：
[默深论四库馆臣]乾隆中修四库书，纪文达公以侍读学士总纂。文达故不喜宋儒，其总目多所发挥，然未有如宋名臣言行录之甚者也。曰：「兹录于安石、惠卿皆节取，而刘安世气节凛然，徒以尝劾程子，遂不登一字。按：此数语见尽言集提要，魏氏误记为言行录以私灭公，是用愤懑。」是说也，于兹录发之，于元城语录发之，于尽言集发之，又于宋如珪名臣琬琰录发之，按：此乃「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之误，提要惟以朱子之取安石、惠卿，例大珪之载及丁谓诸人，未尝言及刘安世，亦魏氏误忆之也。于清江三孔集发之，按：三孔集提要亦不及刘安世，惟元城语录提要有「道命录备载孔平仲诸人弹论程子疏议，以示讥贬，独不载安世之疏，盖亦知安世人品，世所共信，不可动摇，未敢丑诋」一条，遂以误忆。于唐仲友经世图谱发之。昌言抨辟，汔再汔四，昭昭国门可悬，南山不易矣。虽然，吾不知文达所见何本也？兹录前集起宋初，后集起元佑，而刘公二十余事在焉。南宋黄震日钞亦评骘兹录诸人，亦厕刘公于王岩叟、范祖禹间，次第脗符。是宋本、今本，五百年未之有改也。文达殆徒睹董复亨繁露园集之瞽说，适惬其隐衷，而不暇检原书，遂居为奇货。至书目于庆元党禁谓「南宋亡于诸儒，不得委托之侂冑」；于龟山集谓「东林起于杨时，遂至再屋明社」；按：此均见四库书目庆元党禁，杨龟山集无之，亦魏氏误忆。则固无讥焉。卷四书宋名臣言行录后。按：南宋胡致堂读史管见，四车斥其书不入著录，提要引王应麟通鉴答问，谓「胡氏但就一事诋斥，不究其事之始终」，以为笃论。而考答问实无此语，姚椿通艺阁文集卷五书读史管见后以此为讥。然尚不如默深所发之甚也。魏文亦多误，然所论提要门户之见则甚是。李慈铭日记驳魏文，至谓四库所收言行录或非足本，则有意回护矣。夏仲子集卷五读四库提要，谓：「国初若张杨园、李二曲、魏环溪、刁蒙吉、左翊宸、耿逸庵诸儒，皆卓然理学，无片祇只字录入四库，其所采国朝之书，朱竹垞、毛西河、阎百诗、万充宗、万季野、惠仲儒、惠定宇、江慎修之书，最为详备。」讥为「不知体要」。又读简明目录，谓：「各门类书一涉宋儒，即有微词讽语，至程、朱所训各经颁在学宫者，仅详卷什，不置一词。」谓：「四库馆诸公竟专与宋儒为怼。」要之，提要门户抑扬之见过深，不足以持平服众也。
干嘉所以诋宋儒者如此，默深之所以诋干嘉者又如此，此亦可以见世风之骤变，而是非之无定矣。[默深尤力诋东原]，谓其「平日谭心性，诋程朱，无非一念争名所炽，其学术心术，均与毛大可相符」。又历指其著书之不德。魏氏遗文书赵校水经注后，见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卷五。同时平定张石州穆，有全氏水经注辨诬，亦证东原攘窃，文见薛刊全校水经注附录，张氏｛殷－殳｝斋文集亦未收。近人又颇推东原，而王国维氏复有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发其覆，本文见观堂集林卷十二。至杨守敬最为近代治水经专家，其为水经注疏要删，亦谓戴窃赵书，此案殆成定论。今大典水经注已由商务影印行世，孟心史告余，曾通体校读一过，知戴窃赵书确然无疑也。
默深又尝赞贺长龄纂辑皇朝经世文编，着海国图志及圣武记诸书，感切时变，有志经济，而晚节仍以辨汉儒经学今古文名家。则甚矣时风世业之难回，苟非大力斡旋气运，足以驱一世而转趋，则仍必随逐因循至于途穷而后已也。晚清今文一派，大抵菲薄考据，而仍以考据成业。然心已粗，气已浮，犹不如一心尊尚考据者，所得犹较踏实。其先特为考据之反动，其终汇于考据之颓流，魏、龚皆其着例也。
四 龚定庵
常州之学，起于庄氏，立于刘、宋，而变于龚、魏，然言夫常州学之精神，则必以龚氏为眉目焉。何者？常州言学，既主微言大义，而通于天道、人事，则其归必转而趋于论政，否则何治乎春秋？何贵乎公羊？左氏主「事」，公羊主「义」，义贵褒贬进退，西汉公羊家皆以经术通政事也。亦何异于章句训诂之考索？故以言夫常州学之精神，其极必趋于轻古经而重时政，则定庵其眉目也。
传略
龚巩祚，原名自珍，字璱人，别号定庵。浙之仁和人。生清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卒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792－1841年五十。父闇斋，名丽正，为段玉裁女夫。定庵天才早秀，年十二，即得闻其外祖小学之传。年二十八，从刘逢禄受公羊春秋。道光九年己丑，成进士，时年三十八。负才气，久困闲曹，以礼部主事弃官归，为道光十九年己亥。越两年卒。
定庵之论政
清儒自有明遗老外，即尠谈政治。何者？朝廷以雷霆万钧之力，严压横摧于上，出口差分寸，即得奇祸，习于积威，遂莫敢谈。不徒莫之谈，盖亦莫之思。精神意气，一注于古经籍，本非得已，而习焉忘之，即亦不悟其所以然。此干、嘉经学之所由一趋于于训诂考索也。[学者政论之复兴]嘉、道以还，清势日陵替，坚冰乍解，根蘗重萌，士大夫乃稍稍发舒为政论焉，而定庵则为开风气之一人。定庵虽自幼濡染于朴学，而早年持论，颇已着眼于世风时政。嘉庆十九年甲戌，定庵年二十二，为[明良论]，大意谓：
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历览近代之士，自其……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清暇之宫，知作书法、赓诗而已……堂陛之言，探喜怒以为之节，蒙色笑，获燕闲之赏，则扬扬然以喜，出夸其门生、妻子。小不霁，则头抢地而出，别求夫可以受眷之法。……如是而封疆万一立有缓急，则纷纷鸠燕逝而已，伏栋下求俱压焉者尟矣。洪稚存亮吉卷施阁文甲集补遗有廉耻论，已先定庵言之，可参看
盖定庵一家，自其祖匏伯、敬身，字屺怀父闇斋，两世仕宦。定庵年十一，即侍父居京师。至嘉庆十七年壬申，其父简放徽州知府，定庵随侍南行。居京国适踰十载，当时朝廷士大夫风习，定庵虽少年，英才卓荦，固已得其涯略矣。定庵又夙工韵语，为怀人馆词，其外王父段懋堂为之序，深奖其词之工，而谓：「有害于治经史之性情，为之愈工，去道且愈远。」叮咛教戒，欲其锐意于经史。经韵楼集怀人馆词序，亦在嘉庆壬申又寄书勉学，嘱问业于程易田。经韵楼集与外孙龚自珍札，事在嘉庆十八年癸酉[定庵与章实斋]而其时定庵学问志趣，似不屑屑为经生，而颇有取于其乡人实斋章氏文史经世之意也。嘉庆十九年甲戌，闇斋议修徽州府志，延歙汪蛰泉龙、阳湖洪孟慈饴孙诸人为纂修，定庵亦预其甄综人物、搜辑掌故之役。有与徽州府志局纂修诸子书，见定庵文集卷上大意谓：「府志非史，特为省志底本，以储他日之史。君子卑逊之道，直而勿有之义，宜繁不宜简。」其议论已俨然似实斋。而尤著者，则在所为乙丙之际箸议，此等题目亦仿实斋盖创稿于嘉庆乙亥、丙子间，时定庵年二十四、五也。其大意不取于嫥嫥治古经籍，而有志为昭代治典之探讨，畅见其趣于箸议之第六，其言曰：
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一代之学，皆一代王者开之也……载之文字谓之法，即谓之书，谓之礼，其事谓之史职。以其法载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谓之太史，谓之卿大夫。天下听从其言语，称为本朝。奉租税焉者，谓之民。民之识立法之意者，谓之士。士能推阐本朝之法意以相诫语者，谓之师儒。王之子孙大宗继为王者，谓之后王。后王之世之听言语奉租税者，谓之后王之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与以有成者，谓之治，谓之道。若士若师儒，法则先王、先冢宰之书以相讲究者，谓之学。师儒所谓学有载之文者，亦谓之书。是道也，学也，治也，则一而已矣。[定庵之治学合一论]乃若师儒有能兼通前代之法意，亦相诫语焉，则兼综之能也，博闻之资也，上不必陈于其王……下不必信于其民。陈于王……信于民，则必以诵本朝之法，读本朝之书为率。师儒之替也，源一而流百焉，其书又百其流焉，其言又百其书焉，各守所闻，各欲措之当世之君民，则政教之末失也。虽然，亦皆出于其本朝之先王。……后之为师儒不然。重于其君，君所以使民者则不知也；重于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则不知也。生不荷耰锄，长不习吏事。故书雅记，十窥三四，昭代功德，瞠目未覩。上不与君处，下不与民处。由是士则别有士之渊薮者，儒则别有儒之林囿者。昧王霸之殊统，文质之异尚。其惑也，则且援古以刺今，嚣然有声气矣。是故道德不一，风教不同，王治不下究，民隐不上达，国有养士之赀，士无报国之日。殆夫，殆夫！终必有受其患者，而非士之谓乎？此文亦名治学
此其陈义至新颖，而实承袭实斋「六经皆史」之说也。定庵外王父段氏，为东原大弟子，卒于嘉庆二十年乙亥，正其外孙属草箸议之年。学术随风气而变，风气依时代而易，观于此，而实斋所谓「学术当以经世，勿趋风气追时尚」者，其意良可深玩矣。盖实斋之唱六经皆史，与常州庄氏之所谓「寻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者，同为一时之孤径。方其生，声名落漠，而终不能抑塞其后世之大行。至定庵之学，虽相传以常州今文目之，而其最先门径，则端自章氏入。亦以章氏学之与常州，若略其节目，论其大纲，则同为干嘉经学之反响，故游其樊而得相通也。定庵之不满于当时所谓经学者，又见其意于所为江子屏所著书叙，文成嘉庆二十二年丁丑其言曰：
三王之道若循环，圣者因其所生据之世而有作……孔门之道，尊德性、道问学二大端而已。二端之初，不相非而相用，蕲同所归。识其初，又总其归，代不数人，或数代一人，其余则规世运为法。我朝儒术博矣，然其运实为道问学……是有文无质也，是因迭起而欲偏绝也。圣人之道，有制度名物以为之表，有穷理尽性以为之里，有诂训实事以为之迹，有知来藏往以为之神，谓学尽于是，是圣人有博无约，有文章而无性与天道也。
此其抨弹汉学，大旨与实斋通义之说绝类。定庵既为江书作序，又附笺极论江氏书名之不安，谓：
[定庵论汉学师承记]大着曰国朝汉学师承记，名目有十不安……「实事求是」，千古同之，……非汉人所能专……本朝自有学，非汉学。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琐碎饾饤，不可谓非学，不得谓汉学……汉人与汉人不同，家各一经，经各一师，孰为汉学乎？……若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不足概服宋儒之心。……近有一类人，以名物训诂为尽圣人之道，经师收之，人师摈之，不忍深论。以诬汉人，汉人不受……汉人有一种风气，与经无与而附于经……大易、洪范，体无完肤……本朝何尝有此恶习？……本朝别有绝特之士，涵泳白文，创获于经，非汉非宋，亦惟其是。……国初之学，与乾隆初年以来之学不同，国初人即不专立汉学门户，大旨欠区别。此笺亦在丁丑冬至，即乙丙箸议之后一年也
凡定庵早年深不满于当时所谓汉学者如是。而定庵之学业意趣，乃亦一反当时经学家媚古之习，而留情于当代之治教。于是盱衡世局而首唱变法之论，其意见于乙丙之际箸议第七。其言曰：
[定庵之变法论]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陊，以俟踵兴之改图……孰若自改革？……天何必不乐一姓？此文亦名劝豫。管同因寄轩文初集卷一有永命篇，先定庵言之。又安吴包世臣为说储，在嘉庆辛酉，已切实为清廷拟新制矣。越后以公羊言改制最激者，极于戊戌之变政，然如废八股、开言路、汰冗员诸要端，包氏书亦一一先之也。
然当嘉、道之际，去雍、干盛世未三十年，一世方酣嬉醉饱，而定庵已忧之，曰「将败，其豫师来姓」。汲汲为一姓劝豫，人其孰信？抑且目为狂。定庵乃深愤懑而见其意于箸议之第九。其言曰：
[定庵之人才论]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世有三等……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尟君子也，抑小人甚尟。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才者自度将见戮，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夫悖且悍，且睊然瞷然以思世之一便已，才不可问矣！向之伦，｛聒心｝有辞矣！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此文又称乙丙之际塾议二
定庵抱掩世之才，具先覩之识，危言高论，不足以破一世之訑訑。其后三十年而洪、杨难作，定庵所谓不远者，乃不幸言中。夫徒法不能以自行，而变法则尤有待于一世之人才，人才则有待于百年之培养，而定庵之世何如者？定庵谓世之衰征于无才，而无才则原于无培养。定庵又微见其意于所为江南生橐笔集叙，谓：「本朝纠虔士大夫甚密，纠民甚疏，视前代矫枉而过其正。」此意管同异之拟言风俗书已畅论之。安吴包慎伯着说储，主罢八股，以明经术、策时务应之。又主设给事中，以新进茂才除授，直门下，主封驳诏勅，国有大政、大狱下九卿者，国子监祭酒得手教诸生各以意为议，呈本师汇择奏之。其书与管文略相先后。管氏谓清政安静于庙堂、学校之间，大臣无权，台谏不争，清议之持无闻于下，而务科第。包书则正从正面立法以矫其弊也。包氏已大胆为清廷草拟改制书矣。经学家承其后，乃以孔子春秋相附会。其[所谓「纠虔士大夫甚密」者，于定庵集中亦可得其二事]。其一为[太仓王中堂掞奏疏书后]，其文绝瑰丽，如怨如慕，极动宕之致。谓：
圣朝受天大命，以圣传圣，家法相诒，不立皇太子。纯皇帝尝申命曰：「万世子孙之朝，有奏请立太子者，斩毋赦。」以数大圣人之用心持识，夐然前后千万岁，不但汉、唐、宋诸朝不足为例，即羲、炎、顼、喾以来，统祚之正，气运之隆，岂有伦比！掞区区抱蝼蚁之忠，逞隙穴之窥，于康熙五十六年、五十九年、六十年，奏请册立皇太子，疏前后十余上。圣祖始优容，不报，掞疏不止，自撄震怒。然犹扩天地之量，垂日月之鉴，愍其愚忠，怜其耄昏，廷议以远戍上。其子奕清请代父往，竟曲从之。按：王掞时年八十四……恭读圣祖谕曰：「王掞敢将国家最大之事妄行陈奏。」又曰：「朕心深为愤懑。」又曰：「王奕清请代父谴戍，伊等既自命为君为国之人，着即前往西陲军前效力。」是故君父之慈臣子，无所不容，教诲委曲，至夫斯极！王氏世世万子孙，宜何如感泣高厚以塞罪过者哉！高宗皇帝临御六十年，如尧勌勤，乃兢兢付托，为百神择主，为先圣择后圣，为兆民择父母。诞以我皇帝嘉庆册立皇太子，明年行授受礼，尧坐于上，舜听于下，重光迭照者且四年，不徒如前史册太子事。则固出于一人之断，而岂待夫奏请之者？可见至大至深之计，圣明天纵之主，又自能运于一心而成之，固不必区区儒生，抱蝼蚁之忠，逞隟穴之窥，自命忠孝，始克赞夫景烈与鸿祚也。惟是夷考掞上疏之年，亦恭值仁皇帝勌勤之际，与高宗六十年时，时埒事均，又值废太子理密亲王锁禁后。老臣衰惫，其愚忠近似于不得已者。意者纯皇帝读实录之暇，俛见掞之私忧过计，默思仁皇帝不加罪之故，翻然以泰山而取尘，以东海而受勺，故卒有是至大至深之显休命耶？未可知也。信若斯，公虽一时触忤君父，而其言且大用于七、八十年之后，为神圣师，公顾不荣也哉！此文成于丁丑，亦在乙丙箸议后一年
又其一则为[杭大宗逸事状]，其文绝冷隽，如泣如诉，极凄婉之致。谓：
乾隆癸未岁，按：事在乾隆八年癸亥，此定庵误记也杭州杭大宗以翰林保举御史，例试保和殿。大宗下笔为五千言，其一条云：「我朝统一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是日旨交刑部，部议拟死。上博询廷臣……意解，赦归里。乙酉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召见问：「汝何以为活？」对曰：「臣世骏开旧货摊。」上曰：「何谓开旧货摊？」对曰：「买破铜烂铁，陈于地卖之。」上大笑，手书「买卖破铜烂铁」六大字赐之。癸巳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名上，上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返舍，是夕卒。此文作年无考，疑亦在定庵入京前。又按：癸巳亦无南巡事，龚文盖出传述之误。汪涤源杂记云：「乙酉，四举南巡，在籍文员迎驾湖上。上顾杭世骏问曰：『汝性情改过么？』对曰：『臣老矣，不能改也。』上曰：『何以老而不死？』对曰：『臣尚要歌咏太平。』上哂之。」龚或由此误也。
以若是之朝廷，士大夫出而仕，奈何开口言政事？更奈何言气节廉耻？又奈何言人才？定庵又嘅言之于古史钩沉论之首篇曰：
[定庵之廉耻论]气者，耻之外也；耻者，气之内也。……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殄、既狝、既夷，顾乃席虎视之余荫，一旦责有气于臣，不亦莫乎！本文亦名觇耻。又按：吴昌绶所为定庵年谱，谓：「国朝诗征序：年三十四<乙酉>着古史钩沉论七千言，具槀七年，未写定。己亥杂诗注则系于癸巳岁，盖其时方成。今所存四篇，不足五千言，则删省多矣。」
定庵又极言之于与人之笺，曰：
缚草为形，实之腐肉，教之拜起，以充满于朝市，风且起，一旦荒忽飞扬，化而为泥沙。与人笺
嘻，何其言之沈痛而深刻耶！以若是之世界，若是之人才，又何以言变法？定庵于是又唱为[尊隐之论]。其诗谓「少年尊隐有高文」，是尊隐亦早年作也。其文曰：
丁此也以有国，而君子适生之。不生王家，不生其元妃、嫔嫱之家，不生所世世豢之家……古先册书，圣智心肝，人功精英，百工魁杰所成。如京师，京师弗受也，非但不受，又裂而磔之……则反其野矣……百媚夫不如一猖夫也，百酣民不如一瘁民也，百瘁民不如一之民也。
然定庵实不能为一之民，定庵不能隐，终且如京师。定庵以嘉庆二十三年戊寅中式浙江乡试，即以[是年入都]。明年，己卯会试不售；又明年，庚辰会试仍不售，仅得为内阁中书；真所谓「京师弗受」矣。然定庵自负其才气，敢为出位之言，是年即为东南罢番舶议已佚，国学扶轮社本龚集注云：「为其子所匿。」又按：管同因寄轩文初集卷二有禁用洋货议，包世臣说储亦主之。及西域置行省议。及其晚年，犹津津自道之，曰：
[定庵之微官吟]五十年中言定捡，苍茫六合此微官。己亥杂诗
其后合肥李鸿章黑龙江事略序亦言之，曰：
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氏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施于今日。此云道光朝，误
则所谓五十年而譣者，固非夸诞。然而定庵终自无奈其为微官何也？定庵则又嘅言之，曰：
东华飞辩少年时，伐鼓撞钟海内知。牍尾但书臣向校，头衔不称閷其词。己亥杂诗。自注：「在国史馆日，上书总裁，论西北塞外部落原流，山川形势，订一统志之疏漏，初五千言，或曰：非所职也。乃上二千言。」按：其事在道光元年辛巳，定庵年三十。
其后又三经会试不第，乃稍稍寄媚于经术，又放情于金石，流玩于释典而终不忘其用世。及道光九年己丑，定庵年三十九，始得会试中式，赐同进士出身，朝考以知县用，自请仍归中书原班，则自庚辰以来，适十年矣。其廷试对策，祖王荆公上仁宗皇帝书，自咏当日事，谓：
霜豪掷罢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己亥杂诗
其兀傲自喜，不欲中绳墨如此。乃又不胜愤懑，激而为吊诡，自以楷法不中矩，「中礼部试，殿上三试不及格，不入翰林；考军机处，不入直；考差，未尝乘轺车。」干禄新书自序乃托言为干禄新书，用以嘲世。时已道光十四年，定庵年四十三，其成进士亦六年矣。而定庵终自无奈其为一微官何。翼教丛编：「叶德辉讥魏默深已试令，有何政绩？龚定庵干禄新书序，胸怀猥鄙，何能致用？窃谓怀才愤懑，似不当专以猥鄙说之。」定庵乃于是而又唱[尊命之论]。其言曰：
儒家之言，以天为宗，以命为极，以事父事君为践履……后之儒者……其于君也，有等夷之心，有吾欲云云之志。曰：「吾欲吾君之通古今之故」，实欲以自售其学；「欲吾君之烛万物之隐」，实欲以自通其情；「欲君之赏罚予夺，不爽于毫发」，实欲以自偿其功。其于君也，欲昭昭爆爆，如贸易者之执券而适于市，亵君嫚君孰甚！……是故若飞若蛰，闷闷默默，应其不可测；如鱼泳于川，惟大气之所盘旋，如木之听荣枯于四时，蠢蠢傀傀，安其不可知。
此定庵之无聊赖，乃欲设此自逃遁。然定庵不徒不能尊隐，抑亦不能尊命，以定庵之聪明才气，终不能「闷闷默默，应其不可测；蠢蠢傀傀，安其不可知」。而定庵终自无奈其为微官何。困郁闲曹，既不得一伸意，乃于是又激而为[宾宾之说]。其言曰：
五行不再当令，一姓不再产圣。兴王圣智矣，其开国同姓魁杰寿耇，易尽也。宾也者，异姓之圣智魁杰寿耇也。其言曰：「臣之籍，外臣也；燕私之游不从，宫库之藏不问，世及之恩不预，同姓之狱不鞫，北面事人主而不任叱咄奔走，捍难御侮而不死私雠。」……古者开国之年，异姓未附，据乱而作，故外臣之未可以共天位也，在人主则不暇，在宾则当避忌。……又易世而太平矣，宾且进而与人主之骨肉齿。然而祖宗之兵谋，有不尽欲宾知者矣；燕私之禄，有不尽欲与宾共者矣；宿卫之武勇，有不欲受宾之节制者矣；一姓之家法，有不欲受宾之议论者矣。四者，三代之异姓所深自审也。是故周祚四百，其大政之名氏……皆姬姓也。其异姓之闻人，则史材也。且夫史聃之训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所以自位，则不辱矣；知所以不论议，则不殆矣；不辱不殆，则不顦顇悲忧矣。孔子曰：「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吾从周。」从周，宾法也。又曰：「出则事公卿。」事公卿，宾分也。孟轲论卿，贵戚之卿异异姓之卿；夫异姓之卿，固宾籍也……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恃前古之礼乐道艺在也。故夫宾也者，生乎本朝，仕乎本朝，上天有不专为其本朝而生是人者在也……孔子述六经，则本之史也。史也，献也，逸民也，皆于周为宾也，异名而同实者也。若夫其姓宾也，其籍外臣也，其进非世及也，其地非闺闼燕私也，而仆妾色以求容，而俳优狗马行以求禄，小者丧其仪，次者丧其学，大者丧其祖，徒乐厕于仆妾、俳优、狗马之伦，孤根之君子，必无取焉！此篇又名古史钩沉论四
定庵之唱为宾宾之义者如是。则其先所谓六经皆史，士大夫皆当守本朝之法以为本朝之用者，至是乃不得不转而谓生乎本朝，仕乎本朝，而上天有不专为其本朝生是人者焉。其人则宾，其学则史，其所待乃在后起之新王。此其为说，固断断非章氏初创「六经皆史」论之所知，亦非定庵早年着议乙丙之际时所能自逆料者矣。古史钩沉论创始于乙酉，完成癸巳，已在乙丙箸议后十年至十七年。故定庵谓：「六经，周史之宗子；诸子，周史之小宗。」见古史钩沈论二此皆章氏之绪论，而定庵袭之。定庵又谓：「孔子述六经本之史。史也，献也，逸民也，皆于周为宾，乃异名而同实。」则奇思奥旨，别开天地，前人所未敢知。然而其气激，其志愤，其意亦可哀矣！而定庵终亦未能守其宾宾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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