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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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四是赶集日，那些伙计经常一大早就把牲畜赶到市场上。他们的圆脸红得像南瓜，穿着脏乎乎的工装裤，特大号的靴子上沾着干牛粪，手里拿着长长的榛树枝。几个钟头的时间里，市场上一片闹哄哄的：狗在汪汪叫，猪在尖声嚎；买卖商货车上的伙计为了在混乱的人群中挤出一条道，鞭子扯得啪啪响，嘴里还骂骂咧咧；买牛、卖牛、用牛的人吆喝着，手拿树条抽打着。有人牵着一头公牛来市场上时，总会引起一片喧闹。即使在那个年纪，我已经领悟到绝大多数公牛是于人无害、遵纪守法的牲畜，它们只想悄悄到达牛圈。但对一头公牛来说，如果不能吸引半个镇的人出来看它，追赶它，就被认为算不上一头公牛。有时一些被吓着的牲畜————通常都是半长成的小母牛————往往挣断绳子顺着一条小街冲下去。然后，要是小街上刚好有人，他就会站在路中央把手臂往后抡得像风车片，嘴里还呜呜地叫。这种动作被认为对牲畜有催眠作用，的确，那样也真的能吓住它们。

    半晌里，有些农场主会走进铺子用手指捻试种子样品。事实上，我爸很少跟农场主做生意，因为他没有送货马车，而且负担不起长期赊账，但最主要是他的经营范围很窄，只是家禽饲料和供应各个店主的马饲料什么的。米尔农场的布鲁厄老头是个老吝啬鬼，长着灰白色山羊胡子。他总是在铺子里站上半个钟头，手里捻着喂鸡谷，装着漫不经心地把谷粒漏进他的口袋，然后当然总是什么没买就走人了。到晚上，酒馆里满是醉汉。那时候啤酒二便士一品脱，而且不像现在的啤酒，当时的还有点儿酒劲。整个布尔战争期间，那个负责征新兵的中士每星期四、星期六晚上总是在乔治旅馆的麦芽酒吧，穿戴得正儿八经，花钱很随便。有时候在第二天上午，可以看到他拉着某个极为腼腆、红着脸的农场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在他醉得看不清时，拿了他一先令，结果花了二十镑才能脱身。他们走过时，镇上的人总是站在自家门口看着他们，一边摇着头，似乎那是场葬礼。“哎呀呀！入伍当兵！想想看吧！那可是个好小伙子！”他们感到震惊，入伍当兵在他们眼里，就像一个姑娘变成妓女一样。对于战争和军队，他们的态度很是耐人寻味。他们拥有根深蒂固的老英国观念，即穿红外套24的都是人渣，谁参军就会死于酗酒，直落地狱。但他们同时又是忠贞的爱国者，他们把国旗贴在窗户上，而且坚定不移地相信英国从来没吃过败仗，也永远不会。同时每个人，就连不信国教的人25也会唱关于“细红线”26和当兵的小伙子在遥远战场上殒命之类的伤感歌曲。那些当兵的小伙子总是“在子弹、炮弹横飞之时”殒命，这我还记得，小时候让我迷惑过。我能理解子弹横飞，可是它让我脑子里有了幅蛤壳在空中飞来飞去的奇怪景象27。马非京28解围时，镇上人们的欢呼声几乎掀翻了房顶。他们也始终坚信布尔人把娃娃扔到空中，然后用刺刀插透这种传闻。布鲁厄老头受够了小孩子在他背后大喊“克鲁格29！”，到战争快结束时，他把连鬓胡子剃掉了。镇上人们对政府的态度，也是完全一般无二。他们都是立场坚定的英国人，坚信维琪30是古往今来第一女王，外国人一钱不值。但谁都从来不会想到交税，就连养狗牌照费，人们都能躲则躲。

    战前和战后，下宾菲尔德都是个自由党选区。战争期间有过一次补缺选举，那次保守党胜了。我当时还太小，不明白都是在干吗，只知道我拥护保守党，因为比较而言，红、蓝两色旗中，我更喜欢蓝色的。我记得那主要是因为有过一个醉汉在乔治旅馆外面脸朝下摔在人行道上，一片兴奋中，根本没人注意到他，结果他在毒太阳底下躺了好几个钟头，他身旁流的血都晒干了。血干后颜色是紫的。到了一九〇六年选举到来时，我年龄大得对它有了些了解，这时我已经是个自由党支持者了，因为周围的人全是。镇上的人把保守党候选人一直撵了有半英里地，还把他扔进长满浮萍的池塘。那年头，人们对政治很是正儿八经，经常在选举前几个星期就开始准备臭鸡蛋。

    我很小时，布尔战争爆发后，我记得我爸和伊齐其尔叔叔大吵过一架。伊齐其尔叔叔在接着大街的某条街上有间小小的靴子铺，还干一点儿修鞋的营生。他的生意不大，而且呈缩小趋势，但影响不是太大，因为伊齐其尔叔叔没娶老婆。他是我爸的同父异母哥哥，比我爸大很多，至少大二十岁。在我见着他的差不多十五年里，他的样子丝毫没变，是个相貌堂堂的老头，个子很高，白头发，长着我所见过的最白的连鬓胡————就像蓟草种子上的白毛。他的习惯是拍打着皮围裙，身子站得挺直————我想那是腰弯了很久后的反应————然后，他会冲着你的脸大着嗓门表达意见，之后在一连串瘆人的咯咯笑声中结束。他是个真正的老式十九世纪自由党人，就是那种不仅问你格拉斯顿31在一八七八年说了什么，还会告诉你答案的人。他还在整个战争期间认死一条理，这种人在下宾菲尔德为数极少。他总是在贬损乔·张伯伦一伙，称他们是“公园大道上的地痞流氓”。我现在好像还能听到他的声音，正在跟我爸争论：“他们，还有那些扔得远远的帝国疆土！那些疆土扔得再远我都无所谓。嘿嘿！”然后是我爸反驳他的声音，平静却充满焦虑，是那种小心谨慎的声音。他提到白人的责任32，还有当布尔人可耻地对待可怜的黑人时我们的责任问题。伊齐其尔叔叔宣布他支持布尔人，并且自称是个小英格兰人33之后，他们一星期左右几乎谁也不搭理谁。有关暴行的传闻开始传播时，他们又吵了一架。我爸听到那些传闻忧心忡忡，拿这件事跟伊齐其尔叔叔理论。不管他是不是个英格兰本土主义者，肯定他不会认为布尔人把娃娃扔到空中，然后用刺刀插是件正当的事，即使那是黑娃娃。伊齐其尔叔叔只是冲着他的脸大笑。我爸全弄混了！不是布尔人把娃娃扔到空中，而是英国兵！他总是紧紧抓住我————我当时肯定有五岁了————来演示一番。“扔到半空再插透，就像插青蛙，我告诉你！就像我可能把这个小家伙扔出去一样！”然后，他把我抡起来，几乎要松开手，我当时脑子里有副生动的景象：我飞上半空，然后扑通一声掉到刺刀尖上。

    我爸跟伊齐其尔叔叔很不一样。我对我爷爷奶奶所知不多，他们在我出生前就不在了，我只知道我爷爷是个鞋匠，死前没几年娶了个种子商的寡妇，我们那间铺子就是这样来的。这个营生对我爸来说不是很适合，虽然他对这行熟到了家，而且永远在干活。除了礼拜天和一星期内很偶然的某个晚上，我记得他手背和脸上的皱纹里总是沾着磨粉，不多的头发上也是。他三十几岁结的婚，我最初记得他的样子，肯定是他快四十岁时的。他是个小个子，头发有些灰白，言语不多。他总是穿着衬衫，系着白围裙，因为沾着磨粉的原因，总是灰头灰脸的样子。他的头是圆的，蒜头鼻，胡须很浓密，戴眼镜，头发跟我一样是黄油色，但差不多掉光了，而且总是沾着磨粉。我爷爷因为娶了种子商的寡妇而让家境改善许多，所以我爸是在沃尔顿文法学校34上的学，农场主和经济状况较好的买卖商送儿子上的学校就是这间。伊齐其尔叔叔喜欢吹嘘他一辈子从来没上过学，是在干完活后点着蜡烛自学认字的。他比我爸聪明得多，能跟任何人辩论，而且时不时会引用卡莱尔和斯宾塞35的话，顺手拈来。我爸的脑筋转得有点儿慢，他从来不喜欢“读书本”————那是他的说法，他的话说得也不标准。礼拜天下午是他唯一可以真正松口气的时候，他会坐在客厅壁炉边读礼拜天的报纸，按他的话是“读上一通”。他喜欢看《大众报》，我妈喜欢看《世界新闻报》，她认为这份报纸上刊登的谋杀案更多。我现在好像还能看到他们。礼拜天下午————在夏天，当然总是在夏天————烤猪肉和青菜的气味还在缭绕，我妈坐在壁炉的一边，从最新的谋杀案看起，后来慢慢就张着嘴睡着了。我爸坐在壁炉的另一边，穿着拖鞋，戴着眼镜，费力地看着一块黑乎乎的铅字。那种夏天的软绵绵感觉在周围无所不在，天竺葵摆在橱窗里，有只八哥不知道在哪里咕咕叫，而我在桌子底下读我的《B.O.P》36，假装桌布是个帐篷。之后，在用下午茶时，我爸费劲嚼着小萝卜和葱时，会有点儿像反刍似的讲起他读到的东西：火灾，沉船和上流社会的丑闻，还有当时刚刚问世的飞行器，还有个伙计（我留意到，直到今天，此人在礼拜天报纸上的出现频率是每三年一次）在红海被一条鲸鱼吞下，过了三天才被人拉出，还活着，只是被鲸鱼的胃液漂白了。我爸对这种事总有怀疑，对新飞行器也是，除此之外，他相信他所读到的一切。直到一九〇九年，在下宾菲尔德，谁也不相信有一天人能学会飞翔，大家一致的看法是，如果上帝的本意是要我们飞翔，那他当初就该赐给我们一双翅膀。伊齐其尔叔叔忍不住反驳说，如果上帝的原意是要我们乘车，那他当初就该赐给我们轮子。可是就连他，也不相信有什么新的飞行器。

    只有在礼拜天下午，或者是工作日的哪天晚上，我爸在去乔治旅馆喝上半品脱啤酒时，才会关注一下这些事情，其余时间里，他总是被生意上的事占据了差不多全部心思。说真的，也没有那么多事情要做，但他似乎总是在忙，要么在院子后面的阁楼里费力地取放包啊袋啊，要么在柜台后边有点儿灰扑扑的小窝里面，用铅笔头在一个本子上加数。他很诚实，也乐于助人，不遗余力地想提供好的货色，童叟无欺，就算在那年头，这种做法也不是维持生意的上上策。他应该去干一份不起眼的办公室工作，比如说邮政局长，或者乡村火车站的站长。他放不下面子，也没胆量借钱扩展生意，或者是没有眼光，不懂增加新货种。有一点可以说明他的性格：他表现出想象力的唯一一次，是创新性推出了一种喂笼养鸟的混合种子（叫“保灵混合饲料”，在差不多方圆五英里内很有名），那实际上应该归功于伊齐其尔叔叔。伊齐其尔叔叔算是个爱鸟人士，在他那间又小又暗的铺子里，养了许多金翅雀。他的理论是如果笼养鸟总是吃一种食物，就会掉颜色。铺子后面的院子里，我爸开了一小片地，经常种有二十种左右的野草，上面罩着铁丝网。他把草晒干后，把草籽跟喂金丝鸟的普通种子混合起来。杰基————就是挂在橱窗里的那只红腹灰雀————原意就是为“保灵混合饲料”做广告。不用说，杰基不像多数笼养红腹灰雀那样，它的羽毛颜色从来没变黑。

    自打我记事起，我妈就长得胖。毫无疑问，我就是从她那里遗传了脑下腺分泌造成肥胖的这一缺陷，不是这个就是别的，反正就是那种引起肥胖的因素。

    我妈的块头很大，比我爸还高一些，头发也比他的浅了很多。她喜欢穿黑裙子，除了在礼拜天，我不记得有什么时候她没有系着围裙。我也记得她总在做饭，这样说得夸张，但也不算太过分。回首多年以前的事情时，你好像会记得某个人总是固定出现在某个特定地点，举动具有其人特点，好像他们总在做着一成不变的事情。这么说吧，想起我爸时，我记得的他总是在柜台后面，头发上沾满了磨粉，正在用一个不时在嘴唇间润湿的铅笔头加数字。我想到伊齐其尔叔叔时，他总是留着带点儿鬼气的白色连鬓胡，正在尽力伸展腰肢并拍打皮围裙。想起我妈时也这样，我记忆中的她，总是在厨房里的桌子上揉一大块面，手臂上沾了一层面粉。

    你也知道那年头一般人家里的厨房是什么样：地方很大，里面很暗很低，天花板上横着一道粗大的梁，石头地板，下面还有地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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