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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能独立营生，必群居以为生。既相群居，则必求其同。而相与群居者，则仍属各个人。个人与个人间，终必有异。故异中求同，同中求异，乃为人生一大艺术。
男性女性相异，无此男女之异，则人类生命无可延续。故男女乃天生有异，乃得延续有大生命。男女之间，可以自由追求，自由结合，而成为夫妇，则成为一同体。于是双方不得再向其他异性有追求有结合，而人生在此一方面之自由，遂告一终结。故西方人谓婚姻乃恋爱之坟墓，若求再有恋爱，则必至离婚。中国人认为结成夫妇，始是爱之开始。百年偕老，此爱仍在。西方人看重此结合之开始，中国人则更看重此结合之终极。故西方人重创，而中国人重守。一曰创新，一曰守旧。然而西方人生少理想之结局，而中国人生则常望此结局之美好。西方人生则已见其功，如希腊罗马各有创新，迄于近代，西班牙、葡萄牙、英、法诸邦，亦莫不各有其创新，此非成效之已见乎。而中国五千年来，甚少创新，但亦尚未见一结局，各有得失，极难判定。
西方文学每以男女恋爱为主题，其过程确能震人心弦，若为人生一快乐，但终结则多成悲剧，乃为西方文学之上乘。中国文学内容则多在夫妇方面，少涉及未为夫妇以前。如《西厢记》中之张生与崔莺莺，未成婚前已有男女私爱，亦因崔夫人先有许婚之预诺而生。先许终身，但两人误犯此会真之一幕，遂使两人遗留此下毕生一大憾。幽会先成，事后追忆，欢欣之情已淡，而惊悸之魂犹在，遂成张生之薄幸。西厢之月夜，非礼越矩，此则有创而难守，新者已如梦之过，而旧者则回首已非，收场之卒成一悲局，亦其宜矣。故《西厢》一书虽其文字优美，然终不得为中国文学之上选。后来演此故事之剧本，不得不以红娘为主角，张生莺莺转成配角，此亦情理所逼，有其不得不如此者。金圣叹列《西厢记》于六才子书中，重才轻德，亦非文学史上一识途之老马矣。
其他中国小说与剧本中，凡属男女自由恋爱，乃归之伎院狎邪之游，而主角则多在女方。苏三即其一也。苏三虽已嫁人，然其情之所钟，起解途中之哀怨，会审堂上之倾诉，闻之心酸，观之泪下，获得后世永久之同情。而贞节一观念，乃无损于苏三之身价。此亦见中国人言情义别有深处，守贞守节亦一本于女方之真情，而岂外加之牢锁乎？
又如李亚仙，亦可谓女性自由恋爱一无上之楷模矣。离弃其酒食丰足之生活，衣锦多宠之身份，而甘与一沦为乞丐、又饱受其严父箠挞至死之旧情郎相守。将来之荣华富贵，岂不渺茫。而眼前之穷困潦倒，则日夕身受。剧中表演勉励其夫专意向学之情节，真堪感人。幸获如愿以偿，妻以夫贵，皇天不负有心人，此乃中国人对人生之一种鼓励，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者有如此。而近代国人，则以团圆为传统一俗见，则岂以不得好结果乃始为人生之最高理想乎？
以上可见中国人亦知男女恋爱，并亦知恋爱之有自由，但多以归之女伎一流。此因人生中除恋爱自由外，尚尽多其他自由。最可贵者，在能结合此众多自由成一生命大自由，中国人谓之德性自由，此始是人生理想所在。如过分提倡了恋爱自由，一旦结为夫妇，不能便把此一分自由放弃，则为妇守节，岂不在女方为一更高操守。此亦女方一生命自由也。又乌得谓之不自由。
中国剧本中提倡节妇者特多，最著者如薛三娘。其夫娶三室，此在今日国人心中，则一夫多妻乃中国前人一大污德，此层余别有详论。其夫讹传在外身死，大娘二娘各搜家财改嫁。三娘独念家中尚留一幼子，抚养长大，亦使薛家有后。乃不遽去，留养此子。但此子乃二娘所生，听人言，母非生母，拒不受教。遂有三娘教子之一幕，声泪俱下，真足感人。幸尚有一老家人，亦留不去，从旁婉劝，此儿终得成人，应科举得第归来。而其父亦终得高官归家，夫荣子贵，三娘得享晚福。此又是一团圆剧。中国历史已经五千年，至今达十亿人口，岂不亦是一团圆剧。则中国民间文学以团圆鼓励人，此非中国文学之精义所在乎？
中国夫妇亦尽有不团圆者，剧本中则多归罪于为夫之一方。最著者如陈世美与秦香莲一剧，陈世美状元及第，皇太后选配公主，贵为附马。其前妻秦香莲，携两幼儿赴京相寻，世美不认，并使其门下武士杀之灭口。武士得悉内情，不忍杀，促香莲上诉。陈世美既受讯，坚不认。皇太后公主亦来为世美乞情，而世美卒受刀铡之刑。近代国人又常诟厉旧俗，谓是重男轻女。然陈世美亦可谓极人世之尊荣富贵，而香莲则以一乡下女，与陈世美天壤有别，赐金使归；则亦可矣。陈世美已贵在天上，重认前妇，平添麻烦，不认亦属人情。乃如相国，如开封府尹，皆为香莲抱不平。至如皇太后与公主，既知世美有前妻，肯心平气和作一安排，亦无大失，而世美亦可免铡身之祸。乃恃贵不悟，致造成此悲剧。今国人又群责中国传统政治乃帝皇专制，观于此剧，其所感想，又当如何。然而悲剧在中国人心目中，则终非一好事。可以不成一悲剧，又何必定使成一悲剧。因此秦香莲一剧，不得为中国戏剧之上乘。
至于樊梨花之对薛丁山阵前谈爱，马上议婚，刀枪相对，即畅快吐露其恋爱之私情，此乃草寇山盗，本在礼法之外，犹非女妓之比。故中国文学中，非无男女恋爱。惟其爱，乃在规矩绳尺之外。非对此无同情，但同情中尤多谨戒。至如《白蛇传》中之白蛇，其夫妇之爱真可感人肺腑，动人神魂。果使忘其为一蛇精，则人世中又何从去觅得这样一贤妻。及其幽禁塔里，亲子来晤，人世无此哀情，梦里难此喜遇。法海以吾佛慈悲，施其法力，然终不能抹去善男信女对白蛇之同情。
中国人知常亦知变，有变始有常，有常必有变。惟常曰大常，变曰小变。积变成常，斯亦可矣。变而失常，则为中国人所不喜。男女之爱必多变，夫妇之爱乃有常。然夫妇之爱亦不能无变，如春秋时楚灭息，楚子强纳息夫人为后，息夫人不能拒，而夫妇间三年不言，古今贤之。又如王昭君，以一荆楚乡女进人汉宫，未蒙知宠，愤而请嫁匈奴，一跃而为一国之后。然而离乡去国，昭君心下如何？宋代欧阳修王安石相继为诗哀之，清代乃有《昭君出塞》一剧。欧王深具民族感，清代人亦同具此感，故诗与剧中之表达昭君哀怨，实具深教。苟仅以中国文学为一种艺术，亦复失之。三国初，蔡文姬归汉，有《胡茄十八拍》，昭君当年心情，亦约略可想。要之，中国诗文小说剧本，主要皆在传一心此心。虽亦一人一时之心，而必为万世大众正常之心。其中纵有变，而不失一常。中国文学之可贵乃在此。若如《水浒传》，潘金莲西门庆之事，此乃描述武松兄弟之爱，侠义之行，而以此丑事为烘托。潘金莲既不足道，西门庆亦为人所不齿，岂有意写此传世。《金瓶梅》之不成中国文学，亦不烦多言，而早有其定论矣。
蒲留仙《聊斋志异》，男女私情，缠绵悱恻，则多归之于狐狸精。其情足贵，其事则非人世所有。要言之，中国人非不懂男女之爱，亦非无情于此种爱，而忧深虑远，乃觉人生大事尚有远超于此以上者。果使过分重视此等事，则终不免为人世多造悲剧。试看曹雪芹《红楼梦》，贾宝玉林黛玉十二金钗，大观园之一幕，岂不昭然若揭。惟待西化东渐，人心变而高捧此红楼一梦，认为如此境界，始是人生。而中国文化之传统理想，则尽抛脑后，亦惜更无高文妙笔以挽转此厄运。然而红楼故事之制为剧本，演之舞台，则尤二姐尤三姐之刺激感动，乃更有胜于黛玉之葬花晴雯之撕扇补裘之上。可见人心终难骤变，此中消息，宜可深省矣。
夫妇转为父母，于是父母子女转生另一种爱。此乃人类爱情一极自然之转进。人生有男女，有长幼，此为人类群居最大两差别。中国人极重家，把此男女长幼两差别结成为夫妇父子两伦。而人类群居之道，于异中得同，于同中得异，亦即于一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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