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国小说戏剧中之中国心情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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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家中可加体会，可加推扩，而深得其情趣之大本大源之所在矣。

    中国父子之爱，曰慈曰孝。其故事流传，心声呼唱，散见于诗骚辞赋，文词剧曲，乃及史传笔记，传奇小说中者，更难于缕述。如孟郊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此三十字，当余幼年，即曾诵读。今则认为是古典文言，读者渐少。又如韩愈《祭十二郎文》，此亦余幼时即曾诵读之一文。韩愈由其兄养大，兄弟之情亦自父子之爱转来。兄卒，孤嫂续加抚养，兄俨如父，嫂则俨如母。十二郎则其寡嫂之亲生子，自愈视之，亦如同父母之兄弟。不幸而卒，愈为文哭吊，情见乎辞，一字一滴血，一行一寸肠，使人百读不厌。此亦人间之一爱。夫妇父子兄弟之爱，推而及于叔侄，自小家庭推至于大家庭，而有家族之爱。继此无穷无尽之爱，一脉而相承，百世而无尽，此乃中国古人之所追求而向往。今人则又称之曰封建思想，而无堪存怀矣。

    余又爱观《四郎探母》及《王宝钏》两剧。《探母》剧中杨四郎有夫妇之爱，有母子之爱，有兄弟姊妹之爱，有叔侄之爱。凡所接触，人与人之间，又莫不有一分爱，而情形则错综复杂。又加以异民族两国军事之争。杨四郎之处此剧变，其言行得失，不可以一概论。要之，全剧以一爱字贯彻，观剧者可自得之。《王宝钏》一剧亦然。同在异国异民族间，同有军事斗争，同是一夫两妻，有家庭纠纷，同样涉及前一代后一代之种种复杂情况，处身其间，是非得失亦难详论。然而亦同有一爱字贯彻。人生岂不亦可以一爱字尽之。实则全中国，全社会，全部历史，全部文学，莫不以一爱字贯彻其间。惟不专于一男女之爱，此则吾今日国人所叹以为不如西方之一要端矣。

    中国人之爱不求其专限于男女，亦不求其专限于一家一族之内，而贵能推扩及于全国、全社会、全天下、全人群。于是于夫妇父子兄弟三伦外，又有君臣朋友两伦。一言蔽之，皆以爱心为重。此即孔子之所谓仁道也。

    中国剧本最初流入西方，已在近代，有《搜孤救孤》一剧，为德国第一流大文学家哥德所重视。谓当中国有此剧本时，德国人尚在树林中以掷石捕鸟为生。其实《搜孤救孤》一剧，虽成于元代，其历史故事则远起两千五六百年以前之春秋时，记载于司马迁之《史记》。此故事之主人翁为程婴与公孙杵臼，两人相友，同事晋国赵氏为陪臣，则赵氏亦属其君。杵臼牺牲其尚在婴孩之独生子并自陷于杀身之祸，以救赵氏之孤儿。程婴则抚养孤儿成立，以重振赵氏之宗祠，而卒成此下之赵国。两人一死一生，同属一心。其心则同属一爱。爱其君，及其孤儿，而自身一切则置于不顾。类此故事，中国历代史籍及其他杂记小说中不绝书。今姑举其尤著者，如罗贯中《三国演义》中之关羽。

    依史迹言，刘先主三顾草庐，诸葛亮即告以东联吴北拒魏，为西蜀立国大计。而关羽守荆州，不善处理，启衅东吴。刘先主白帝城托孤，羽当有憾。而《演义》中描写关羽忠义恳切，乃成为此下六七百年来，中国社会最受崇拜之第一武圣人。中国小说在中国文化中之影响力量，据此可见，以关圣之故事言之，桃园三结义，以朋友之爱化为兄弟之爱，君臣之爱。后天之人伦，更深过先天之天伦。先斩颜良文丑，已可报封侯赠金之恩。而犹有华容道放行一节，其对曹操之仁至义尽，此在处朋友君臣两伦上，更可谓曲尽其谊。只此一颗心，而千古人生大道主要即已在此。其事虽由伪造，而人心则尽收笔下。此六七百年来，谁不读《三国演义》，又谁不崇拜武圣关公。中国文化中文学小说所占地位有如此，而今人又加鄙弃，谓此等乃是旧小说，已属过去。今则当提倡现代化之新文学。则不知新旧判分究当据何标准。

    小说中，除武圣关羽外，又在戏剧中，有力求加以特殊表演者，为宋代之包拯。此两人之家属私情，夫妇父子兄弟三伦，皆少涉及，而皆特有所宣扬。

    中国剧本有一绝大杰出点，则贵在能超脱写实一束缚。不仅空荡荡一舞台无布景，而衣着则几乎古今一律，两三千年来无大分别。又有脸谱，文武忠奸，一望即知。要言之，今人犹古人，不显出此时此地此人此事之区别。在西方，则惟求显出此区别。惟有在此时此地乃有此人此事之演出。一若亦惟有此一人此一事，乃可在此一时此一地演出。旷古今，穷宇宙，可一而不可二，务使人各相异，乃始见其为真实之人生。中国则重一共相，轻其别相，可以不问时代，不问地域，为其人即有其事，为其事即得其人。凡所同然，则在一心。而其心则又归纳在脸谱上，显露在扮相上，更兼及于一举手一动足之台步上。然而此一心之精微奥妙处，则终难表达，乃必表达之于歌唱上。若用言语，一句两句可尽。必用歌唱，回肠荡气，惊心动魄，使此心融入观众心，长存梦寐中，长留天壤间，以与世无极。中国文学之深入艺术境界，超出艺术境界者，乃如此。

    又中国戏剧中，尤于关公包公求有特殊之演出，故两人之脸谱与其扮相与其嗓音，皆务求有特殊处。即如诸葛亮之八卦衣及纶巾羽扇，虽亦使人一见即知其为诸葛孔明，有其超然绝群处，而仍不能与关包两人相拟。何以此两人乃独于舞台上求特出，此亦见中国一时社会之心情。盖因《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实同出于元末明初，中国社会受蒙古异族统治，梁山泊忠义堂乃极富社会下层反抗政治上层之一种团结精神。明代既兴，此种精神，则事过境迁。惟林冲武松鲁智深花荣诸人之私行义，犹深受社会崇敬。而晁盖宋江卢俊义辈之为之领袖者，则已大减其价值与地位。而刘关张之桃园三结义，论其内情，却与梁山泊结义无大相殊，仍是一种江湖相山林相，而与朝廷廊庙臣对君之忠义有不同。满清入关，而《三国演义》一书乃益见盛行。关羽之为武圣，其要端实在此。

    清代文字狱大兴，乃有《吕四娘》等故事之盛行。而《包公案》《施公案》等小说，乃层出不穷。上不畏帝王朝廷之压迫，下惟为民间村野伸冤屈。故关包两公之特加渲染，创造成下层社会万众一致之崇拜，此亦时代使然。虽关羽包拯，确有其人，确有其历史地位，远在晁盖宋江之上。而其同有捏造，同有夸张，则相去无几。一般读书人智识分子，亦不加分辨，同样从信。此无他，人心同，则风气同，乃可历数百年而不渝。而亦得成为民族文化传统一支派，一脉络，而有其未可忽视之意义价值之存在。此皆中国人心内蕴深情大义流露于不自觉之一种表现也。

    今人则于民族文化传统排弃不遗余力，尧舜孔孟首当其冲，轻加抨击。而远自诗骚以来，三千年文学尤所厌鄙，藏之高阁，下再玩诵。即不施全面攻击，亦必正其名曰古典文学，以示区别。文学则必为现代的、通俗的、白话的、创造的。古典性的则必为贵族的、官僚的、封建的，陈腔滥调，守旧不变。即如《三国演义》《包公案》诸书，亦属白话通俗的一种创造，一如今人所提倡，而亦仍加区别，一概不登大雅之堂。其所提倡，则惟曹雪芹之《红楼梦》。论其白话通俗，亦未必驾《三国演义》与《包公案》之上。而特加重视，则无他，以其描写男女之爱，更似西方耳。今日国人提倡新文学，主要意义亦在创造人心，惟求传入西方心，替代中国心。于中国旧传统则诟厉惟恐其不至。近代最先以白话新文学擅盛名，应推鲁迅，为《阿Q正传》，驰名全国。阿Q二字，不胫而走，当时国人无不知。事不几年，今日国人已不再提。阿Q一词，鲁迅本欲为三四千年来中国人心作写照。但试问今天，阿Q之影响，何能与关公包公相比。则无怪我们要对我民族求变求新之理想前途，仍抱悲观了。要言之，中国人三四千年来传统心情变换不易，至今仍只有中国人旧心情之一种新变态，不伦不类。求其能为西方心情之嫡传，则未有其几兆。两不着岸，常在波澜汹涌之横流急湍中，则亦一殊堪隐忧之现象矣。言念及此，岂胜长叹。